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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亦作“ 充份 ”。指充足（多用于抽象事物）。见老舍 《骆驼祥子》十五：“她要充分的享受新婚的快乐。”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和斗争没有充分的思想认识锦集七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近年来，关于“虚无主义”的谈论日渐增多。价值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现象。理想信念的失落，道德滑坡，对崇高的躲避、怀疑甚至嘲讽，作为价值虚无主义的表现引起更多人的忧虑。对历史传统的反叛，对正统观点的颠覆，以戏说来解构经典，用荒诞来替代正说，消解严肃和正统，作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更引发了人们的热切关注。为什么现代化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却生发了这类消解崇高、严肃和正统的虚无主义？作为现代性麻烦问题的虚无主义是如何在中国产生，何时进入中国，它的表现形式如何？如何应对？这都是当前中国理论界必须加以重视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现代虚无主义的诞生：从德国到俄国
虚无主义，自古有之。现代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起始于因外部压力急迫追求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德国最早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虚无主义。面对英国、荷兰、法国现代化的成功，当时处于封建邦国林立状态的落后的德国，承受着尽快现代化的较大压力。新的启蒙文化的引进，现代化工程的行将启动，使传统社会秩序、文化、价值受到很大冲击，遭受质疑，引发坚守这种秩序、文化、价值的人们的深深忧虑。虚无主义就诞生在这种忧虑之中，是这种忧虑的思想表现。1799年，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哲学家、文学家雅各比，在致哲学家费希特的信中，第一次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虚无主义”（Nihilismus）一词。雅各比表达的是这样的担忧：像康德、费希特那样不遗余力地推崇启蒙，用理性精神来质疑一切，必然会把人们心目中那些崇高、神圣的价值消解掉，使人们的内心日益空虚，驱使传统的价值王国面临坍塌。就像恩格斯分析启蒙运动的社会效应时所说的：“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①
在19世纪40年代，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把宗教看作德国落后的主要根源，因而竞相比赛谁批判宗教更为彻底。他们发现，上帝、神灵不仅存在于教堂之中，还隐蔽地存在于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把隐蔽在这些领域之中的所有形态的上帝、神灵揭穿，是推动思想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施蒂纳自以为赢得了这场批判宗教比赛的胜利。在1844年出版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他批评了当时如日中天的费尔巴哈，认为费尔巴哈用以替代“上帝”的“人”仍然是一个神。他把一切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神灵”都视为阻碍人的自我实现的障碍；而革除所有这些障碍之后呈现出的、每个人可以自由创造和伸张自己的局面就是他所谓的“无”。把所有形态的神灵都虚无化的“无”被施蒂纳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虚无主义由此进入马克思的批判视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用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仔细批评施蒂纳。在他们看来，这个排斥任何社会基础、任凭想象自由驰骋的“无”是个虚弱无力的东西，是十足的虚无；它实际上正是德国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的思想表现。
施蒂纳这个否定一切神灵的“无”后来在尼采那里进一步浓缩为现代虚无主义的经典表达：上帝之死。尼采在1882年问世的《快乐的科学》一书第三卷中，首次喊出了“上帝已死”的警世之语。这个“上帝”不仅是指***的上帝，也指广义上的一切神灵。上帝已死意味着：通过传统方式塑造的“神”，都将在崇尚理性、科学、批判的现代启蒙文化中死去。这种传统方式就是，将一切现实的、感性的、经验的、形而下的存在视为非本质的、转瞬即逝的“现象”，而只有永恒的、躲避在现象背后的、形而上的存在才是真实的本质。崇高的、真善美的世界只能是形而上的本质世界。而且，随着现代哲学和科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一切神圣、崇高的被否定是一种连根拔起的彻底否定，是一种根基的彻底坍塌，不是整个体系出现了一个小漏洞修补一下就了事的问题。由此，虚无主义就是指传统价值体系的坍塌，是指以前被认为很崇高、很神圣、很庄严的那些价值，在现代化、世俗化、启蒙文化的背景下，逐渐被认为是虚假的、根基成问题的东西。用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话来说，这就是“反对超感性价值，否定它们的存在，取消它们的一切有效性”的虚无主义问题。这种反对和否定“不再是借更高价值的名义来贬低生命，而是对更高价值本身的贬低。这种贬抑不再指生命具有虚无的价值，而是指价值的虚无，指更高价值本身的虚无”。②
由于支撑传统价值体系的基础坍塌了，尼采提出了价值重估的口号。希望通过价值重估，建立一种新的、真正崇高、真正高贵和健康的价值。价值重估势必也会导致一种对过去的历史的激进否定，认为过去的历史是追求虚妄的价值的历史。价值重估也对应另一种历史重估：不断进步的观念是虚构的，必须被永恒轮回的观念所取代。价值虚无主义跟历史虚无主义是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
如果说最早思考虚无主义问题的德国思想家主要是以哲学理论的形式进行的，从雅各比、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施蒂纳、尼采到海德格尔，都是哲学家，那么，第二个长期思考虚无主义问题的国家（俄国）所采取的形式却主要是文学，并且经常诉诸政治实践。在俄国，有一个跟马克思同年生、同年卒、都曾怀有文学梦、都曾想做各自国家著名大学哲学教授的思想家，他就是屠格涅夫。马克思的文学梦破碎了，屠格涅夫的文学梦成功了。19世纪60年代初，当马克思在伦敦艰辛地探索资本的逻辑时，富裕的屠格涅夫却在离伦敦不远的怀特岛海边度假。海滩散步的屠格涅夫突然想要撰写一部小说（后来出版命名为《父与子》），来探讨他新发现的一种“新人”身上体现出来的、令人忧虑的现象：不同于《罗亭》中的罗亭有理想但缺乏行动能力，也区别于《贵族之家》主角的拉夫列茨基既无理想也无行动能力，《父与子》的主角巴扎罗夫行动能力超强。但巴扎罗夫绝不懈怠的行动精神却伴随着一种激进的唯科学主义特质。在一味地追求西欧现代化，激进地贯彻西方启蒙文化的道路上，巴扎罗夫要把一切俄罗斯传统价值、传统秩序都荡除掉，把艺术、宗教全都否定掉，并由此才被俄国贵族巴威尔斥之为虚无主义者。虽然屠格涅夫说，他在这里表达的只是一种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新出现的、令人担忧的现象，即否定传统、通过激进贯彻科学主义而否定艺术、宗教和一切非科学价值，而虚无主义也只是“把它当作表述历史上既成事实的一个准确适宜的用语”，不是后来成为的那种告密和定罪的工具，但在俄国，“虚无主义”的内涵发生了诸多的变化，具有了一系列复杂的意蕴。它超出了文学和思想的范围，介入政治领域，一度还与暗杀、革命等联系起来。
总起来看，按照德国、俄国虚无主义言说的基本逻辑，虚无主义不是个别国家、个别地区的现象，也不是仅仅发生在19世纪的现象，而是关涉整个西方历史的普遍现象。尼采认为，虚无主义自西方文化起始就已存在，至少是***和柏拉图主义的产生特别是两者的融合，直接导致了虚无主义的发生。只是一开始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麻烦问题。是到了现代社会，它才成为一个严重、麻烦的问题。随着欧洲文明的全球化拓展，虚无主义会随之走向全世界。按照这种解释，成为一种严重问题的虚无主义反倒是西方文化的一种完成、成熟的结果，是现代化彻底性的表现，只有在现代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现代性成为一个突出问题的时候，虚无主义才会明显地体现出来。
虚无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
经历了德、俄两国长时间的酝酿、发展和演变后，虚无主义话语在20世纪初进入中国。最初进入中国的虚无主义话语主要是俄国虚无主义，渠道却主要是从日本传入。
如上所述，“虚无主义”在俄国逐渐跟暴力反抗、革命联系起来，甚至成为革命、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俄国“虚无主义”一词的历史变化和多样意蕴，使得清末“虚无主义”这个词主要从俄国引入中国时，显得非常混乱。它常和民粹主义、民意党、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作为相近词甚至同义词使用。梁启超1903年在日本发表《论俄罗斯虚无党》一文，就没有区分把暗杀视为革命手段的无政府主义“虚无党”与“虚无主义”，认为“虚无党”始于19世纪初的文学革命，经过1864～1877年的“游说煽动时期”最后才发展到“暗杀恐怖时期”。《民报》从11号开始刊载有关虚无主义的文章，但大部分宣扬虚无主义的文章发表于该报15号至24号，时间是1907年7月5日至1908年10月10日。第一篇文章由廖仲恺译自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题名《虚无党小史》，连载于第11期和第17期。当时的廖仲恺认为，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是世界革命的“三大主义”，他非常有兴趣地研究它们的历史、派别和活动情况，但他肯定，这三大主义各不相同。
由于虚无党小说在1896～1916年期间翻译为汉语的外国小说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俄国虚无党人与当时的中国革命党人处境也极为相似，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虚无主义与虚无党，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没有严格区别的情况，引起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按照德里克的说法：“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直到1913～1914年才得到明确的区分，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是直到1920年代才得以区分的。”③至于虚无主义与虚无党的区别，则是周作人、郑振铎等首先强调的。周作人在1907年、1920年，郑振铎在1922年都多次明确虚无主义和虚无党的不同，这种不同基本上是从屠格涅夫《父与子》给虚无主义的界定出发作出的：虚无主义是指以唯科学主义态度激进地否定宗教、道德、传统价值、艺术，而虚无党是指以恐怖主义手段激进地反对国家、宗教甚至科学。经过这样的分辨和清理，“虚无主义”一词甚至在当时的中国获得了极少见的中性意义，甚至正面意义。这是在德国和俄国极少出现的情况。一般说来，虚无主义是一个批判性的语词，往往是对对手的批判，表达一种对言说者担忧的崇高价值面临被虚无化的深度忧虑，具有明显的批判性意义。但在当时的中国，朱谦之却把虚无主义视为思想深刻、追求境界更高、革命最为彻底的象征。在他看来，虚无革命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是继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无政府主义革命之后的最根本革命。政治革命的理论根据是庶民主义，目标是建设一个完美的国家；社会革命的理论根据是社会主义，目标是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无政府革命的理论根据是无政府主义，目标是建设一个没有任何压迫、每个人的个性与自由都获得完美实现的国度；而虚无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是宇宙中每个存在物的自由与解放（不仅仅是人），目标是“要求宇宙全体的解放”。④这可能跟中国道家和佛家传统对“无”“空”的推崇具有密切的联系。“无”“空”意味着对世界的更高觉解，对尘世的看破，对低层次价值的超越。这在章太炎1907年提出“五无论”（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主张以佛教的方式克服人类对现实的幻象中早就体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日本谈论虚无主义问题的京都学派哲学家西谷启治，也是用东方佛学和道家的思想资源来应对自西方世界传入的现代虚无主义。这跟朱谦之的做法极为类似。
另外，19、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的虚无主义思想，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线索，那就是经过托马斯·卡莱尔和辜鸿铭师生的交接传递这个渠道。辜鸿铭直接受业于卡莱尔，而卡莱尔直接受到德国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德国待过很多年。虽然跟大量引述的卡莱尔、马修·阿诺德一样，辜鸿铭没有使用“虚无主义”这个词，但他认为西方现代文明物质器物发达，却缺乏精神、灵魂，造成了精神、灵魂的沦落，跟德国虚无主义思想的调子颇为一致。在他看来，民主政治是靠枯燥的法律统治的官僚制度，不如靠情操、灵魂驾驭民众的贵族政治好。他反对现代文明中越来越明显的依靠外在的约束、制度来统治，而不是依靠内在的道德、道理来统治的传统，认为现代文明否定了贵族政治中最为关键的精神、灵魂、德性。这跟只在经济—技术层面接受现代文明，而在道德—价值层面不接受现代文明的德国虚无主义颇为类似，跟尼采从贵族立场批评现代资产阶级文明的虚无主义也多有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现代中国对虚无主义的初次应对是一种基于传统思想的应对，基本上是一种思想层面的应对，缺乏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层面的展开，因而，不但势必显得单薄无力，而且还不曾充分意识到虚无主义问题的严重性，以及遏制、克服之艰难。所以，才发生了把虚无主义当作最高境界，把虚无主义视为积极事件的现象。无论是朱谦之基于道家、佛家的思想超越，辜鸿铭基于中国传统文明批评现代文明的衰败，都是在中国社会现代化水平不高、虚无主义问题呈现很不充分的情景下发生的。随着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逐渐呈现，人们才逐渐把虚无主义看作一个严重的问题。只有随着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性问题发育日益成熟的背景下，对虚无主义问题的应对才是具有充分基础的。
第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对虚无主义持一种坚定的批判立场。在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陈独秀就指出，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流行虚无主义，是世界各种虚无、空无思想的大集中地：印度佛教的空观，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俄国的虚无主义和德国的形而上哲学，都汇聚在一起，造就了虚无主义思想的泛滥。而虚无主义者“不出两种结果：一是性格高尚的人出于发狂，自杀；一是性格卑劣的人出于堕落”。⑤在陈独秀看来，虚无主义意味着一种中国的病根，象征着中国的危机，希望积极有为的青年们超越这种态度，投入到积极的国家建设之中。
现代虚无主义的类型区分
产生于德国和俄国的现代虚无主义思想，20世纪初主要从日本传入中国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还进一步传入美国，随着现代化的传播蔓延到全世界。在这个长达200多年的传播过程中，诞生了各种各样的虚无主义理论。它们各自对虚无主义的认定，对虚无主义所抱的态度，由此制定的应对虚无主义的方案，都各不相同。大体上，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区分。
质疑西方现代文明的虚无主义与断言价值崩溃、没有意义追求的消极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话语首先发生在西方现代文明沿着亚欧大陆自西向东传播过程中因外部因素被动实施现代化的大国。迫于外部压力实施现代化、而且传统殊为深厚的大国，往往产生影响较大的虚无主义思想。最先是德国，然后是俄国，而后还有中国。这种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是忧虑西方现代文明进入本国会消解本国传统的崇高和神圣价值，按市场经济和资本运行的逻辑重组一个社会秩序，而一切崇高和神圣价值在这种新的社会秩序中没有立足之地。这种忧虑进一步衍生了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质疑。质疑会从消解传统的崇高和神圣价值，推进到现代社会无法确立任何崇高和神圣价值，势必最终陷入“没有什么真实，一切皆可”的相对主义和“万事皆空，一切相同，一切俱往”的无信仰的虚无主义境地。由此，这种虚无主义不遗余力地探寻遏制、克服、有效扭转这种可怕局面的方案，而且经常是采用本国思想传统资源来纠正西方现代虚无主义。这在亚洲更为明显。比如中国的朱谦之和日本的西谷启治，都试图用本土的思想资源来克服和纠正西方传入的虚无主义。就像赖贤宗所指出的，这一脉络的思想家主张，“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建立在‘有’（实体、实有）之上，‘无’（空）被认为是东亚哲学和宗教的特色和基础，被认为可以对治西方近代文明的许多弊病”。⑥
这种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话语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它表达的是一种对现代性问题的担忧和纠正。不过在这种担忧和纠正中，可能也会造成渲染虚无思想，或者抬高、美化虚无的消极后果。
另外，也有一些虚无主义思想是在认可尼采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描述的现代人的如下样态与处境：现代人“是不断驳斥信仰，破坏一切思想的人”，自以为“我们是真真实实的人，没有信仰，也不会迷信”，相信“万事皆空，一切相同，一切俱往”，或者“万事皆同，什么也不值得，世界毫无意义，知识使我窒息”，以及“没有什么真实，一切皆可”。⑦这是一种颓废，是一种消极无为。它忘记了尼采对于有志者的积极倡导：“必须创造的人总有其真实之梦和星座——并且坚持信仰”。⑧如果陷入消极无为的、颓废的虚无主义，以哲学的批判来论证，以文学的描绘来渲染没有意义没有真实的颓废，那就使虚无主义成为消极颓废的代名词了。
阶级论的虚无主义与文明论的虚无主义。阶级论的虚无主义认为只有某个阶级才会陷入虚无，而另外的阶级不会；相反，不会陷入虚无的阶级还会作为历史主体推动现代文明走向更高的一个新阶段。马克思就认为，资本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会消解掉一切与自己不协调、不一致的崇高和神圣，会把一切价值存在还原成一定数量的货币。所以，资产阶级陷入虚无主义是必然的。对于资本来说，“没有任何绝对的价值，因为对货币来说，价值本身是相对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让渡的，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为换取货币而让渡。没有任何东西是高尚的、神圣的等等，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通过货币而占有。正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样，在货币面前也不存在‘不能估价、不能抵押或转让的’，‘处于人类商业之外的’，‘谁也不能占有的’，‘神圣的’和‘宗教的东西’。”⑨但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不会陷入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境地。这首先是因为无产阶级不会按照资本的逻辑行事，而是作为历史主体继续推动现代社会的发展；其次，无产阶级不会像施蒂纳那样把个性自由推至极端，从而陷入每个个体追求的合法价值都平等的相对主义，进而坠入消解崇高的虚无主义深渊，而是在一种个体与共同体的有机统一中成功地遏制和消除相对主义的发生。
尼采的观点不同于马克思。他认定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阶级都无法避免虚无主义的结局。因为在他看来，西方文明自苏格拉底开始，自柏拉图主义与***文化结合开始，一直通过形而上学在塑造和追求一种非真实的崇高价值。传统***文化所崇尚的道德价值内含着一种仇恨和恐惧，是基于怨恨和恐惧而臆想和虚构出来的、不健康和非崇高的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必然会逐渐显出原形。在这个意义上，虚无主义就是弱者发明的文化中内含着的东西。如果说，古代的***塑造的是一种底层弱者的文化，现代资产阶级则是体现了一种追求舒适、安全、恐惧、胆怯、按部就班、平庸、抹杀个性的中产阶级精神。它体现的仍然不是高贵，而是平庸。所以，从古代***产生到现代资产阶级文化，人们追求的都是不够崇高的价值，因而都需要进行价值重估和重建。他指望少数一些不断施展创造力的超人能够开辟新的文明——不同于现代文明的、能够确立真正高贵和崇高的价值追求的新文明。尼采所谓的虚无主义比马克思所说的更为激进，或极端。这是一种主张全面超越和拒斥现代文明的虚无主义理论，是文明论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比阶级论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更为尖锐。
价值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通常所谓的虚无主义是指价值虚无主义。它系指崇高、超越价值体系的坍塌，不再被人们信奉和追求。放弃了对崇高价值的信奉后，建立在原本价值体系之上的历史话语体系也面临被消解的命运。价值重估必定导致历史重估，价值虚无主义过渡到历史虚无主义极为容易。价值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虽然不同，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价值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不是根本不同的两种虚无主义，而是本质上同一种虚无主义在不同领域的表现。
看来，除了尼采和朱谦之赋予虚无主义以积极价值之外，虚无主义基本上是个贬义词，意味着一个麻烦、难解、令人忧虑的问题，因而也往往用于对令人质疑的对手的批判、拒斥和谴责。尼采断言被虚无化的价值本来就是不够高贵却冒充高贵、因而早该被否定的东西，所以虚无化这些东西的虚无主义是一种积极事件。而朱谦之断言虚无革命是比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无政府革命更高的一种宇宙革命，意味着最高的境界。不同于尼采和朱谦之，绝大多数谈论虚无主义的人，都是表达一种非常忧虑的东西。谈论、研究虚无主义问题的人，绝不等于宣扬颓废与空虚无聊，绝不能与颓废、呻吟和消极无聊划等号，相反，他们多是对历史有使命感的人，也就是严肃地对待历史、生活和人类前景的人。他们非常担心日益世俗化的现代世界陷入一个虚无主义的境地，迫切希望现代人不要陷入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不要陷入一切崇高和神圣都是虚妄的虚无主义境地。
当代表现：绝非纯粹的思想事件
虚无主义是一个伴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出现的现代性问题，尤其在传统深厚、后发现代化的大国更加引人注目。20世纪初期引入中国后相继得到一定的关注和讨论。它先是被当作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极端派别，后来得到更多人的思考和重视。虚无主义甚至被视为鲁迅先生思想的根本。我们知道，曹聚仁在他的《鲁迅评传》等著述中就持这样的观点。这观点还受到鲁迅乃弟周作人的肯定和认同，说这“正是十分正确”。如果我们认可这一看法，无疑就更凸显了虚无主义问题的重要性。从其发生和孕育来看，虚无主义绝不是纯粹的思想事件，而是伴随着现代性问题的凸显而逐渐呈现的一个麻烦问题，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随着中国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虚无主义作为严峻的现代性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些年学术界对虚无主义的持续关注，对虚无主义的探讨明显增多。就价值虚无主义而言，其主要表现是：
理想信念的失落。上个世纪末以来，理想主义的式微、功利主义的盛行，造就了理想信念的逐渐失落。人们对好坏对错抱着日益宽容和多样化的看法。从一个方面来看，这种宽容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宽容如果宽到是非、好坏、对错都无所谓的地步，那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据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就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在全国所作的一个抽样调查，对其中“你是否同意，人们的价值观各不相同没什么好坏对错之分”这个问题的回答，竟然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同意。这个惊人的数字，赤裸裸地折射出当今中国价值观的危机。
道德价值的陨落和相对主义化。道德在一个文明体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正如郑永年所说：“道德是任何一个文明的内核，其他方方面面的制度，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社会制度，都是这个道德内核的外延。中国现在面临传统道德解体而新道德建不起来的危机。”⑩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中，道德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建设中受到严重的冲击。一种经济与道德是两码事，甚至经济学不讲道德的言论受到很多人的认可和无视。经济学家樊纲在1989年第1期《读书》杂志发表“经济学不是道德说教”的文章，10年后又在该杂志1998年第6期上发表“不道德的经济学”的论文，力主经济不必讲道德，坚持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分离是时代发展的需要，经济摆脱伦理的藩篱而径自发展是一种解放和进步。这种较为典型的看法把道德视为只是道德学家的事，不该像传统经济学那样与经济发展捆绑在一起阻碍经济发展。经济跟伦理的分离，使得伦理道德日益边缘化，理性的算计、社会的冷漠、对崇高的躲避，对生命的漠视，在“小悦悦”等事件中凸显出来，早已受到各种有识之士的忧虑和重视。
一种对卓越、崇高、理想主义的躲避、冷漠，甚至嘲笑。伴随着对平庸、平均、随大流的认同，虽然20世纪80年代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风气不再流行，但追求的东西必须真切感受得到、实实在在似乎成了人们的基本要求。那些遥远、离自己的能力和目前位置有较大距离、需要艰苦努力才能达求、无法跟自己的感性生活发生直接联系的东西，往往被视为不真实的东西而遭受拒绝和冷落。卓越、崇高、理想主义常常被视为虚假、不真实、别有用意等而受到质疑，甚至从哲学上把它们视为以虚幻的形而上学为基础而加以彻底解构。
物化价值的流行，认定有形有状的物化财富才是唯一具有价值的存在，这种思想和价值的不断扩展，在弱化或消解着对无法直接感受到的崇高理想的追求，以至于认为无法变成感性、物质的东西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极端的后现代主义宣扬的一切皆可，一切皆是相对的，把一切总体性、本质主义、普遍主义、支配、同一性、崇高都视为绝对的坏的东西，而把差异、偶然、当下即是奉为神圣。在把一切有价值的存在物都看作无甚差别，没有本质差异的相对主义境遇中，在消解一切崇高的物化价值流行中，在对庸俗、低俗、媚俗的放任和屈从中，在对精神教化的背弃和疏远中，在对道德底线的不断突破中，不断生发着当代的虚无主义。
犬儒主义。古代犬儒主义主张摆脱外在物质的束缚，回归自然和德性的生活，摆脱社会习俗和偏见的羁绊，发扬理性追求真理，超越对世俗权力的恐惧，实现人的自主性和自由。但是，今天的犬儒主义却走向古代犬儒主义的反面，成了玩世不恭、消极无为的代名词，成了颓废主义的意识形态。犬儒主义的主要表现有：世故、圆滑，抹杀善恶、是非、对错，嘲笑希望、理想和崇高，认为那是简单和幼稚，是没有看透世界的表现。然而奉行这种立场的人，又没有彻底拒斥这个世界，不在乎一切的勇气和境界，反而很在乎自己的利益与好处。不但不会不计较、看不上利益和好处，而是很在意，只要有好处就可以去争、去做，即使自己很清楚其中的理由不一定站得住，也在所不辞。当他做完，不管是否得到想要的结果，他都可能嘲笑一下给他带来好处的这个世界，甚至自己的所作所为，以显示自己的某种“深度”和“超越”。他的“超越”“深度”和不一般都只是形式上的，不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认真地、实质性地追求深度、超越、崇高、理想的所作所为，不是他赞赏反而是他讥讽和嘲笑的对象。这虽然不能等同于虚无主义，却日益成为当代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跟当代虚无主义越来越接近和靠拢了。
总之，现代虚无主义从德国产生经俄国和日本传入中国，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具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类型，具体含义也复杂多样。它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代表人物身上也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不管形式、含义如何变化，它都表现为一个麻烦问题，尤其是随着现代性的成熟而显得更加重要，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批判，澄清其社会经济基础，揭示其政治文化根源，厘清其历史演变脉络，分析其当代表现，是严肃、认真地对待现代虚无主义的应有态度。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2页。
2［法］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7页。
3［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8页。
4参见《朱谦之文集》1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1页。
5参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0页。
6赖贤宗：《海德格尔与禅道的跨文化沟通》，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7［德］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9、232、392、444页。
8［德］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09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2页。
10郑永年：《中国社会道德体系应如何重建》，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年10月4日，参阅《参考消息》2011年10月5日第14版。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毛泽东说：“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也说：“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认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要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必须正其本、清其源，从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
历史虚无主义之“根”在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在历史观上的集中反映；其“源”可追溯至五四时期，是中西冲突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另类表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对思想传统和历史文化主要有三种态度：一是“国粹派”，强调固守中国文化之本位，抵制西方文化的输入，力图从“国学”中寻找变革中国的根据；二是“调和派”，主张取西方文化之长，以补中国文化之短，实现中体西用式的折衷调和；三是“西化派”，要求不设任何限制，全盘输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借以促进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在新文化运动中，第三派的表现最为突出。它促进了中国文化“吐故纳新”，但同时也给中国新文化建设埋下了巨大隐患。这一派中的激进者对传统文化采“一概否定”之态度，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全盘西化”论的先河。这种态度及思潮在认识论上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相对立，因而在“文化”“传统”“历史”等问题上，就表现出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认知取向。
第一，关于中国文化“西方化”的观点。以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西方化”即为这场运动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在该杂志创刊号上，汪淑潜就明确指出：“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针对这种将“东西”根本对立的观点，李大钊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
第二，关于中国传统“现代化”的观点。“西化派”不仅认为“东西”根本对立，而且强调“古今”水火不容。毛子水说：“我们是我们——是现在时候的人，古人是古人——是古代的人。”因而主张将传统送进博物院，不允许其在新时代里延续。如同顾颉刚后来回忆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针对这种视“古今”水火不容的观点，李大钊指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
第三，关于中国历史“虚无化”的观点。“剿灭”文化，“弃绝”传统，必然走向对历史的“虚无”。比如，毛子水就断言：中华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如此极端言论，让支持“西化派”的顾颉刚也大为惊讶：“看着现在人对于历史的观念，真使人害怕”，“这种的民众心理，真要使得中国成为没有历史的国家”。针对这种将历史“虚无化”的观点，李大钊指出：“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历史“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
与李大钊不同，陈独秀的批评则更为直接。这或许是因为他发起新文化运动，创办《新青年》以宣传“西化派”观点这一特殊经历使然。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对虚无主义之危害有更深感受。陈独秀指出：“一切都否定了，自己的实际生活却不能否定，所以他们眼里的一切堕落行为都不算什么，因为一切都是虚无。我敢说虚无思想，是中国多年的病根，是现时思想界的危机。”陈独秀甚至认为：“我们中国学术文化不发达，就坏在老子以来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现在我们万万不可再提议这些来遗害青年了。因为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非把社会回转到原人时代不可实现。我们现在的至急需要，是在建立一个比较最适于救济现社会弊病的主义来努力改造社会；虚无主义及任自然主义，都是叫我们空想、颓唐、紊乱、堕落、反古。”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上述认识和判断，有效地纠正了虚无主义“割裂”历史、“虚无”历史之倾向，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它不能一劳永逸地根除历史虚无主义之危害和影响。因为要将虚无主义从历史的“避难所”中完全驱除，还必须牢固树立历史主义的鲜明观点。对此，瞿秋白1924年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也有过专门探讨。他指出：“社会科学中之历史主义”，“亦可以称为‘历史观’，因为一切现象不当做永久的看，而只是历史的过渡的形式，有生有灭的”；因此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社会，“这亦是互辩法的原理之一”。但瞿秋白的论述也仅停留在历史观和认识论上，在当时还未转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自觉行动。
二、延安时期中共以“历史主义”清算“历史虚无主义”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时期。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了贯彻历史主义的号召。他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在1942年3月《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毛泽东还用“古今中外法”概括历史主义的基本内涵。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
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毛泽东的号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在当时，“为着适应抗战的需要，或者为着准备投降的宣传以及作为侵略中国的根据。无论抗战营垒中那一学派或日寇御用学者以及汉奸、投降妥协分子，都注视到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规律或历史上可资借鉴的史迹”。这使得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它迫切要求党的理论工作者举起“历史主义”旗帜，对历史虚无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思想批判。
第一，清算“全盘西化”论。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同样也“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鉴于此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倾向和认识偏差，毛泽东提出一切“以中国做中心”的明确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自己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正是通过这种史学实践，何干之提出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侯外庐提出建立“特殊的民主制度”，胡绳提出采用“社会主义的不同方法”。这既有力批判了“全盘西化”论的错误观点，也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二，批驳“中华文明外来”说。关于中华文明的由来，西欧和日本的学者提出不少假说，“东来”“西来”“南来”“北来”各种说法都有。它们虽然观点各异，但中心议题只有一个，即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来自他处”。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为实现其侵略、奴役中国之野心，更是大肆鼓吹这一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在过去和现在都竭力搜集证据”，而“国内一部分醉心欧化的学者也曾盲目的附和了这种论调”，“在抗战的过程里，部分的准备投降妥协的顽固分子”，也“利用这样的论调一笔抹杀那悠久的中华民族的史迹”；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有必要“重新提出这样的问题，加以说明”，以“加强民族自信心”。
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大批论著对上述观点予以驳斥。其代表性成果有吕振羽的《中华民族人种的由来》、尹达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人种文化起源论》等。这些论著坚持历史主义原则，以翔实资料论证中华民族及文化的本源，指出“中国这块广大的地带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摇篮，中国的文化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荣滋长起来，这是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问题的结语”。
第三，批驳“侵略有利健康”论。为发动侵华战争找借口，日本还大肆宣传它的侵略，是给中国“补血”“增元气”，“犹如行荷尔蒙之注射”。持这一派言论的代表是日本法西斯文人秋泽修二。在《东方哲学史》和《中国社会构成》两书中，秋泽认定中国社会具有“亚细亚的停滞性”，鼓吹“皇军的武力”是打破中国社会“停滞性”的根本途径。其核心观点是“侵略有利健康”论。在抗战期间，这一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很快受到国内投降派和部分反动文人的追捧和响应。
对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撰文予以批判。其代表性成果有吕振羽的《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法”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邓拓的《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吴泽的《中国历史是停滞倒退的么》、华岗的《中国社会发展阻滞的基因》等。他们一致认为，秋泽“虽然还穿了一件历史唯物论的外衣，但已经走到玩弄现象与虚构图表的歧途”；“这种历史唯心论的谬说，并不能说明‘中国社会的性格’，只能说明法西斯理论的反动特性，也是一种笨拙的反动宣传”。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还通过上述思想批判，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真实规律，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观点。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和延安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合作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文章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分析中国自周秦以来封建社会的矛盾和特点，揭示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总结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阐明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确立了重要的指导思想，也为中国共产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主义”论争及中共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曾发生过两次关于“历史主义”的激烈论争。中国共产党本可借此宣传历史主义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抵制和克服新形势下历史研究中各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但由于受客观环境的影响，这两次论争均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第一次论争发生在新中国初期，由艾思奇、黎澎等人发起，主要针对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问题。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参与其中，并就各自史学著作中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比如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中，范文澜自我检讨说：“这本书里，有些地方的叙述就有这种非历史主义的缺点”；而对封建统治阶级、封建制度一律加以否定，也存在“片面反封建”的倾向。翦伯赞也指出：“我在解放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方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且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
为推进问题论争的深入开展，《学习》杂志1951年还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反对非历史主义观点》一文。这得到众多史学工作者的支持和响应，他们发表了许多批判非历史主义的论文。只是在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大背景下，一些学者急于获得新政权的政治认同，选择标语口号式的“急就章”，从而暴露出对历史的“过度解读”之弊。这些问题一直延续到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并终于引发一场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新论争。
这场新论争由翦伯赞、郭沫若等人发起，主要针对历史研究中“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等问题，认为阶级观点不能替代历史主义，“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对此，林甘泉等人表示反对，认为“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核心，它本身包含着深刻的历史主义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于是一场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大讨论由此展开。从1963年下半年到1965年初，一年多时间全国十多家报刊直接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文章达30多篇。
翦伯赞等人意在表明，单纯的阶级观点会导致历史认识的片面性，历史主义有其单独存在的价值。而林甘泉等人则认为，历史主义可包含在阶级观点中，没有独立存在之必要。这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讨论本无可厚非，但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认识前提下，主张历史主义有独立存在价值的观点，便被认为是怀疑以至反对阶级观点了。这也成为后来“***史学”攻击的目标。
1965年戚本禹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认定翦伯赞等人的观点，“不过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号召“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这实际上揭开了“***史学”的序幕。它将历史主义从史学研究中驱逐，使得历史学不幸成为“***”政治阴谋家的宣传工具。
“***史学”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如“影射史学”、“阶级观点”绝对化、“以论带史”等，虽不可一概统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但它的确为这股错误思潮的发展和泛滥埋下了隐患，致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遭受严重摧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也在拨乱反正中不断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正本清源的探讨。这是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次深刻的“破”与“立”的过程。它的重要收获在于清算了“***史学”的研究范式，使历史学重新回归历史主义的正确轨道。但是必须认识到，要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绝非“一日之功”。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掀起三次大的波澜。
第一次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重点是通过“非毛化”，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非毛化”的提法本是西方学者的主观臆测，他们认定中国将走向“非毛化”或正在进行“非毛化”。这一观点很快被借题发挥，变成极力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人甚至公开表示，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态度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对毛泽东也应当“采取同样做法”，“如果我们不处理毛泽东主义的问题，我们将不能越过前面这堵墙，并且向前进”。其实质是妄图通过否定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领导时期党的历史，抹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根据。
对此，党中央坚决予以回击。1979年11月党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哪些内容”。决议起草小组还接受陈云意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框架。这既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也有效抵制了否定党的理论、丑化党史人物的错误观点。
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重点是借“理性思考”名义，重提“全盘西化”论和“侵略有功”论，鼓吹“告别革命”论。这一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兴起以1988年电视片《河殇》播出为起点，它认定中国黄土地“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国家出路在于融入西方的“蓝色文明”，无条件地接受“全盘西化”，主张从“现代化”的高度来思考殖民化问题，认为西方大炮也“一身兼二任”，正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
除此之外，它还鼓吹“告别革命”论，认为中国人患有“革命崇拜症”，以致近代史“变成了一部不断杀人、轮回地杀人的历史”，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革命的后遗症’”。
上述观点在东欧剧变的大背景下被广泛传播，给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极恶劣影响。对此，邓小平告诫说：“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针对“侵略有功”和“告别革命”论，江泽民明确指出：“一部中国近代、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斗争史、创业史。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这既批驳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论调，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观点，使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得以顺利推进。
第三次发生在新世纪以来，其重点是借“学术创新”名义，重提“中国文明外来”说，鼓吹“历史人物重评”说和“党史诟病”论。这一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重提早已破产的“中国文明外来”说，认为“人类只有一个‘文明子宫’”，中国文明实质上是古代中东“闪米特文化的遗泽”。它还大作“翻案”文章，认为以前历史评价“大多是传统的极左思潮的产物”，要“解构”这种叙事方式，于是在“价值中立”下宣传“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观点。鼓吹“党史诟病”论，用所谓案例分析法，或通过个案否定整体，或通过某种现象曲解附会所谓的“权力斗争”说，从而“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成是一部充满阴暗面的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的上述论调，不仅颠覆中华民族重新建立民族自信所依赖的历史观，也在解构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对此必须加以严肃批判。正如胡锦涛指出：“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宣言书。
四、中国共产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经验及启示
历史虚无主义总是以“虚无”的态度审视一切，怀疑历史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意义”，甚至怀疑自身的存在。对此，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也一以贯之，即以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在此过程中，党虽有过挫折和教训，但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分析和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开展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以“史实”取信于人。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相反地，如果抓不住事物的根本，不能把握历史的主题和主线，揭示不出历史的主流和本质，就无法取信于人。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把60多年的新中国史、90多年的中共党史与170多年的中国近代史、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衔接起来，深刻揭示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正确对待党史国史上的失误和曲折。如果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能客观地认识历史挫折，实际上就把一个又一个阅读历史、解释历史的机会拱手相让，给历史虚无主义者以话柄和空间。因此，既要实事求是地写出党史国史上失误和曲折的本然，又要实事求是地道出这些失误和曲折的所以然。对历史上的成就和经验能做到“写足”“写够”，对历史中的错误及其后果也能做到“写真”“写实”。比如，1949年前党史上的三次“左”倾错误，1949年后国史中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等，均要以严肃的态度书写，既不回避，也不渲染。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因为只有这种处理历史问题的方式，才能让人觉得历史真实可信，才能更有效地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以“史识”凝聚人心。坚持历史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还必须将书写“中国历史”与叙说“中国故事”结合起来，以“史识”凝聚人心、聚集力量。***总书记指出：“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一定要“讲好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如果不关注历史细节，不重视历史叙述的通俗化，只停留在背景、事件、结论这种三段论的模式上，结果只能使历史变得苍白无力，使历史作品不忍卒读。这也给虚无主义者“编造”“戏说”和“碎片化”历史提供了机会。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马克思学习。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发明一种讲故事的方法，即把历史事件千头万绪细致入微地描述出来，并用现象的寓言性的东西来把握历史。这种叙事方式让人耳目一新，以致在它发表33年以后，恩格斯仍感叹这一部“天才的著作”：“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
第三，做足“历史功课”，以“史学”教育人民。毛泽东说：“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否定一切的而否定一切，凡是这么做了的，结果统统毁灭了他们自己”，“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邓小平也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惯于以经济效益和实用价值评判一门学科的价值和地位，以至于出现取消或弱化历史教育的错误倾向。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则借此混淆视听、误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使历史学成为其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有鉴于此，***总书记明确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第四，批判“虚无主义”，以“史观”正本清源。历史虚无主义，其实质是历史唯心主义。它根本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和规律性，认为个人在历史“必然”的潮流中无可选择，也无可作为。这样一来，历史就只能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对此，马克思曾严厉批评说：“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
正是从人的实践出发，马克思揭示出人类社会“现实的联系”，创立了唯物史观，并形成其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用辩证、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将历史人物与事件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评判；尊重历史的内在联系，并通过这种内在联系发现其客观规律；尊重历史的连贯性和继承性，对历史遗产采取扬弃的态度。这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最有力的武器。只有运用好这个武器，并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的消极影响。2016年11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对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这应当成为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和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一项指导方针。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专题召开语文数学教学研讨会，其原因是近年来，虽然我们共同付出了艰辛，也共同收获着成果！但我校教育一直在低谷徘徊，毫无起色，愧对白云山的父老乡亲。如何直面现实，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教学质量，重视教育公平，促进学校和谐优质发展，是这次教学研讨会的主题。有些教师认为教研并不能反映教学的现实问题，更谈不上解决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教师认为教研不仅会挤占大量的时间，还会分散自己的精力，直接影响教学成绩。基于教师这种思想，我们多次召开全体教师会，强调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并通过每周的学习时间对教师进行思想教育，教育全体教师要把自身成长作为一种需要，作为一种事业来追求，让想当一名好教师成为内在的需要，激发其产生自主发展的动机，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层次推进，教学管理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已步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在教学观念上，我们走过了从单纯追求分数到依靠科学发展、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质量的艰难历程。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是课堂，进一步构建高效的合作——探究课堂教学模式，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是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听了大家的发言，深受启发，我感觉到了老师们的智慧和奉献精神。我在想，这样的交流，不是苹果与苹果的交换，是思想智慧的交流和碰撞。
成绩与失败都已经属于过去，未来考试战鼓又已擂响。怎样才能提高教学质量，怎样才能创造辉煌，怎样才能实现梦想，答案只有一个：我们每位教师要上好每一节课。
不听别人的课，上不好自己的课；不听名师的课，上不出精彩的课。统考抽考成败，决战还在课堂。现在，课程标准难了，而且多了些不确定性；教材活了，而且多了些儿童生活世界里的质朴。不只是简单灌输达不了标，而且体验一番“众里寻她千百度”的探究功夫，还拿不准是否就是达了标。因此，就有人以旧思维驾驭新课程，把探究的、讨论的、开放的内容改造成确定的，把灵动的、生活的、游戏的内容改造成可灌输的，硬是把新课程纳入自己的旧经验，让孩子们的活力蜇优于自己的权威，这是换药不换汤，或者说是换了新内容的旧课程。为此，教学依然保守，教师依然劳苦，孩子们就依然“像被钉在桌子上的蝴蝶，无奈地伸展着获得了些无用知识的翅膀”。
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力图让大家从中寻得些思考，在摸索中前进。为了让大家对新一轮课改了解得更多一些，教学质量提高得更快一些，今天我就有关问题谈一谈看法。
我从***年参加工作到现在，从猛秋到白云山，从一名普通老师到教研组长，到现在的教科室工作，一直在农村小学滚滚爬爬，可以说是井底之蛙，眼光只限于农村我所在的学校，所以以下的看法也仅仅是立足我校现状的一些不成熟的肤浅的见解，一孔之见，一家之言，有道理的供大家商榷，不科学的望同行指正，若有一点能给大家以启示，那我就倍感荣幸了。
一、目前教师教学行为透视表现为如下四种状态
1、在教师的潜意识里，封闭教学的结果是基础的扎实，开放教学的结果是学生虽然思维活跃，但是成绩会下降。因此，教师意识到自己的教学是封闭的，但是为了确保考试的成绩，宁可采取封闭的教学。
2、教师的主观意愿是想开放，但在教学过程中，长期习惯的行为方式，使教师不知不觉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控制意识，硬把学生拉到教师行进的轨道中。
3、教师在教学中完全放开，因为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于是教学呈现出一种无序的状态，教师往往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只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学生则被一马放到天边。
4、新的秩序开始建立，由于教师对开放的目的性缺乏思考和认识，在教学中往往为开放而开放，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开放教学后，发现学生的成绩开始下降，便对开放教学产生怀疑，于是又回到从前的封闭。
在上述这些状态中，教师表现出要么就放要么就收的教学行为，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些教学行为的背后，是一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严重困扰着教师，成为阻碍教师从根本上转变教学行为的主要因素。
一点信念：相信农村教育是有出路的。
信念一词似乎有点儿“虚”，像是大话，实际在坐的都是对教育有信念的，正因为有这点儿信念我们才坚守着农村教育这块根据地，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走出低谷，哪怕心中仅有一点点也是我们坚持的动力，是教育希望的火种。有这点信念，就不会放过任何机遇，国家持续不断的大力扶持，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无所作为，用农民的话说就是看你如何过这日子。日子过起来了，学校是有了点儿起色，但难的是持续下去，也是因为这点信念，我们尝试着踩一条路。鲁迅先生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每所学校有每所学校的校情，谁都不可能踩着别人的脚印走，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个劲儿往前走。比如对特岗教师的任用，支持者说他们有干劲有闯劲，反对者说没经验不稳重，怎么办？用人之长，经验不足给补，一方面通过形式多样的教研，如听名师课堂，拜实验老师为师，校本培训等，引导他们成长，另一方面让有经验的中年教师指挥把握方向，并时常关注学生的反应。实践证明，这批特岗教师是能放在一线冲锋陷阵的。校长要有这点信念，教师才会有信心。校长是一所学校的家长，是这个家的脊梁，你不能背驼腰弯，如果校长都泄了气，那么教师就少了气，学校就没了气。所以说一个校长就是一所学校，无论何时何处，挺直我们的腰板直起我们的脊梁，让教师看到希望，信心十足。
一点辛苦：换取点点收获。
父辈指教我们经常说：庄户人的苦过数，就是说不要怕辛苦不要在乎吃苦不要吝啬那一点点汗水，汗水不会白流，有付出就有回报，就是靠这点儿苦，我校教学质量初见成效。也是靠这点儿苦，中层领导引领教师吃苦耐劳，要求教师做到的中层领导首先做到，特别在出勤上，如签到，行政执周领导提前30分钟签，放学后5：00方可下班。这样中层领导身先士卒，勇为表率，其他老师也就不迟到不早退，而且会利用空余时间给学生补课或看书学习。同样靠这点儿辛苦，普通教师甘愿加班加点辅导学生，老师们都在办公室，学生只要有问题就可以到办公室找老师。如果这种学习风气一但形成，那么其它一些坏风气就不易入侵了。
一点信任：相信自己的教师是优秀的。
信任首先从中层领导开始，相信教导能教能导，后勤能勤能干。既然让他抓，就给他充分的权力去抓，不要过多干涉、指责，更不能处处扯皮，而是要帮助他在教师中树立威信，给他施展手脚的天地，其次，相信教师能教能学，学校的生命在质量，质量的打造靠教师，教师的教学靠教研，所以教研是学校的根本出路，就是通过教研我们发现年青教师中的新秀，也是通过教研我们摸索出了适合我校操作的模式，并将通过教研逐步地完善、推广。冯骥才说过：信赖可以创造美好的境界，由于信任，在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上，抓教学的尽仁尽智，搞教学的尽心尽力，服务于教学的尽职尽责。
一点爱心：关怀每一个学生
爱自己的孩子的人是人，爱别人的孩子的人是神。我们不可能让每位老师成为神，但领导一定要带动他们向“神”接近、靠拢。关怀学生从关心他们的生活开始，大家知道，学校有许多留守儿童，这些学生有的没人管冷暖，有的不知饥饱，对他们生活老师要特别费心，不仅要嘘寒问暖还要兼顾饮食，做一个农村教师确实不容易，我们应感谢他们。关怀学生更要关怀他们的学习，因为学习是学生的主要职责，也是他之所以称之为学生的本质要素。关怀学生让他们想学，主动学，驱动他的潜力。亲其师信其道，学习信心足了，学习成绩好了。所以改变一个人从改变他的思想开始。
一点特色：用特色成就品牌
学校的特色照不来，搬不来，洋思的“先学后教”是王牌，可这张牌不适合我们，杜朗口的“三三六（三特点：立体式、大容量、快节奏；三模块：预习、展示、反馈；六环节：预习交流、明确目标、分组合作、展现提升、穿插巩固、达标测评）”自主学习也是王牌，我们也不能用，只能借鉴。学校的特色就在本校的土壤中萌芽，即使最终形成真正的特色，老师们也没感到惊讶，校长也没感到奇怪。学校管理者要善于发现这种幼芽，如课前预习指导，有的老师就在做，教导处发现后将这种方法提取出来在教研会上探讨，达成共识，形成了课前预习、课上导学、课后巩固的“导学稿”雏形，再通过校本培训在全校推广。所以，不要好高骛远，舍近求远，其实特色就在本校的土壤中，当然特色最忌变成口号，实实在在做好我们认定的事，将平凡的小事做成功就是伟大，“温故知新”说了两千年，我们真正落实了，抓严了吗？没有，可见，我们缺少的不是方法，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过程，真正抓成功了，我们就是靠近了圣人，至于它是不是特色，真无所谓。
二、具体措施与对策
（一）以务实的态度来落实常规
教学常规管理工作是基础性的工作，也是提高质量的根本。如果说教学质量是果实，那么，教学常规管理工作就是播种、浇水、除草、施肥……要想获得好的收成，常规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学校层面的教学常规管理工作，要注重“三抓”。一是抓制度的建设。对于学校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已有的，要规范；没有的，要充实；过时的，要修订，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校情、教情。在教学视导中，我也注意到，学校教学管理制度的建设严重滞后。有的不全面，有的是“十几年如一日”。二是抓计划的管理。包括科学地制定计划，切实地执行计划。要对照学年和学期初制定的计划，通过严格执行计划，来指导每一月、每一周的工作、评估每一阶段工作的绩效。三是抓制度的执行。制度的执行是非常关键的环节，也是规范教学常规管理决定性的环节。凡是制定了的制度，要不折不扣地予以执行，以强化制度的严肃性、教师行为的自觉性、教学管理的规范性。
教导处的工作，要凸现“四个加强”。一是加强业务培训。进一步抓好教学队伍建设，着手制定部门工作规范。加强教学业务培训，提高业务水平，提升服务能力。二是加强常规视导。加大对教学工作研究指导的力度，促进学校提高教学水平和管理水平。三是加强工作评价。进一步完善对发展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研究，不断强化评价对规范教学秩序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对各学段教学工作的评价办法，构建整体的评价机制。四是加强工作交流。分别组织召开教研工作现场会，不断总结教学工作经验，充分发挥教学管理先进学校的榜样示范和辐射作用。
（二）以科学的方法来改进工作
第一，要善于学习。通过不断学习，提高专业素养、丰富人文底蕴、提高管理水平。不仅要学习新课程理念，还要学习现代教学管理知识和学科专业知识，不仅要学习文本，还要学习网络和他人成功的经验。通过学习，使我们以专业的眼光来审视教学行为，以科学的态度来改进工作，以更高的视野来规划工作。
第二，要善于思考。春去秋来，我们的教学工作周而复始。在周期性往复的教学工作进程之中，我们每一位教学管理干部都要不断总结、不断反思：我们的教学管理工作是在重复地画着同心圆、每年都循着往年的足迹，还是在与时俱进、不断改进、螺旋式地上升？通过思考，来开阔我们的视野，不断超越自我。
第三，要善于行动。行动是将教育思想、教育理想转化为教育现实的中介。要通过行动，来夯实教学管理的基础。包括理性地分析学校教学管理的现状，理顺管理机制，使之更具生机、更富活力。包括教学人员的安排、管理机制的创新、工作流程的疏导、工作责任的强化等。也包括科学规划、精心设计校内教学活动。每学期的校内大型教学活动宜精不宜多，关键要创新形式、注重实效、点燃教师的激情，调动全体教师自主地、积极地参与。
总之，要提高课堂效率，我们就要改变教学内容的呈现形式和学习的学习方式，把适合教师讲解的内容变成适合学生探讨研究问题的内容，改变知识的“灌输”途径，不但使学生接受知识，更让学生自始至终参与到知识的生成过程中来。最终，上好每一节课，上出精彩的课，上出每个学生辉煌的人生。
说了几点，其实是我这两年的工作总结，没新东西新认识，希望同行们给予斧正。
一个时期以来，以肆意歪曲历史、抹杀历史真相为主要特征的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混淆视听。历史虚无主义具体有哪些表现和危害？它的理论根源是什么、为何在当下中国泛起？我们应该如何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本期思享者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于沛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郑师渠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军教授和我们一起揭开历史虚无主义的面纱。
思享者：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下有哪些表现？其泛滥会带来哪些危害？
郑师渠：
历史虚无主义最初是以学术研究形态登场的。一些人打着“理性反思”“重新评价”“还原真相”“范式转换”等幌子，大做翻案文章，他们歌颂改良，否定革命，吹捧袁世凯，贬抑孙中山，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向狼牙山五壮士等爱国英烈大泼脏水。
继所谓的学术研究之后，历史虚无主义逐渐渗入大众传媒，一些文学、影视作品为满足所谓的剧情需要和吸引眼球，不顾历史真实而随意编排杜撰。
究历史虚无主义之本质，是由否定历史入手达到否定现实的目的，即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于沛：
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一是丑化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歪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历史虚无主义污蔑中华民族是“愚昧”、充满“奴性”的民族；认为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只起到了“破坏”作用，因此应“告别革命”。
二是诋毁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篡改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史。历史虚无主义通常以所谓“口述”“回忆”“揭秘”“重评”等形式，全面否定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
三是诋毁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不仅对历史伟人抹黑贬损、造谣中伤，还对革命英雄肆意攻击谩骂。
四是“虚无”马克思主义学说。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遭到批判之后，反诬马克思主义是“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和政治诉求，它的泛滥将消解人们的民族意识、国家认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
杨军：
作为一种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有学术、文艺、舆论等多种表现形态。
学术形态是基本形态，主要表现为一部分研究者背离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根据一些史料重新解释、建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从而全面解构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结论。
文艺形态则是在文学、影视等作品中，通过对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历史事件情节的叙述等，把学术形态下的核心理论观点以感性的方式呈现出来，以鲜明的倾向性引导受众。
舆论形态则表现为多种形式，比如在大众传媒中炒作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相关话题，借势传播其核心理论观点。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蔓延已经在社会思想领域造成一定影响，不仅导致人们历史观和历史知识的混乱，而且破坏了当代中国发展所需要的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
思享者：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渊源是什么？为何会在当下中国的思想领域和学界泛起？
于沛：
历史虚无主义以主观方式怀疑客观历史，对历史进行否定或虚无化。作为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潮，它源起于19世纪的欧洲。当时，德国哲学家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不存在事实，只存在解释”，要“重估一切价值”。
历史虚无主义自近代传入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表现。本世纪初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更趋复杂，历史虚无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头换面，借“价值中立”“学术反思”“还原历史”“重新评价”“解放思想”之名不断传播错误观点。
杨军：
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是唯心史观，它吸收了西方史学理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后现代主义史学以解构主义为内核，强调要与传统史学“断裂”，主张历史研究“去中心化”，反对“宏大叙事”，否定历史的“连续性”，刻意追求历史的“破碎”，否认客观事实的存在。
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的泛起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
从国际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显示出一定的生命力和控制世界的能量，而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遭遇挫折，这些都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了理论挑战。
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一些主张“西化”的思潮日益发展，由此也促进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发展。在历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盲目追捧西方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缺乏辩证思维，也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提供了条件。
郑师渠：
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的确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密切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尼采为代表的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其核心主张便是尼采的名言“重估一切价值”。虽然它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省，有自身的合理性，却不免趋向反理性的误区。这在历史领域便是导向了历史虚无主义。
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继承并超过前者，在深刻影响现代文明进程的同时，其反理性的误区也在扩大，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更被推进到了愈加理论化、精致化的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后现代主义在国际学术界已呈颓势，但在今天的中国仍有很大影响。耐人寻味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将西方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传入中国的代表性人物梁启超、梁漱溟等，恰恰都是主张反省欧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极力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健将，即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同样，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诸人，也反其道而行之，借尼采“重估一切价值”说，倡言科学与民主。这反映出当时先贤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和可贵的鉴别力。
思享者：如何从思想方法层面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杨军：
历史虚无主义惯于为自己披上学术研究的外衣。它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结论，宣扬研究历史要抱持“超然的、中立的”态度，要坚持“客观标准”。但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取向恰恰非常鲜明，所谓“客观”“中立”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具体看，存在以下突出错误：
其一，简单化判断。历史虚无主义滥用史料分析法，以微观层次的证据解释宏观层次的历史过程。
其二，选择性观察。基于预设的目标，一些研究者往往对符合目标的事例、证据大书特书，而对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甚至冲突的信息则忽略、排斥。
其三，过度概括。历史虚无主义通常扩大证据的适用范围，以得出所需的结论。
其四，想象臆断。历史虚无主义或是扩大心理分析法的适用范围，或是根据孤证、伪证来推断得出某个结论，或是根据一些偶然性因素臆想历史发展的某种可能。
郑师渠：
一些研究者陷入历史虚无主义，除了在理论上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还有以下原因：
其一，对历史缺乏应有的敬畏。一些人一味抹黑新中国的历史，诬之为“苦难的岁月”，恰恰暴露出自己对历史缺乏应有的敬畏，“浅薄狂妄”和陷入了“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其次，陷入了历史相对主义。一些人为抹黑新中国，刻意将民国时期说成是“充满人情味”的“温柔之乡”、“真正的新中国”。事实上，只需翻开《申报》之类当时的报刊，其谎言便会不攻自破。因为每天报刊上充斥的无非是国衰民穷、令人心酸的信息，哪有什么“温柔之乡”？
其三，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某些人看问题，不是将其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作综合和长时段考察，而是以偏概全、以今况古，难免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
其四，囿于个人情感。某些人因个人或亲友在历史上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心中阴影犹在，不能超越个人恩怨客观看待历史。
于沛：
历史虚无主义虽有诸多表现形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正是在这个立场上，历史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有了共同语言，它们都否定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否定人类从野蛮、蒙昧走向进步的历史进程，否认客观存在的历史真理，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历史虚无主义仰承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鼻息，通过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解构、拆解“重新定位”和“彻底消解传统”；通过对历史过程“宏大叙事”的彻底否定，将历史碎片化，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孤立化、抽象化，其实质是企图“重写”历史、消解主流思想舆论。
思享者：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怎样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郑师渠：
***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于我们在构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就历史学科来说，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几点：
一是必须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志指出：“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主义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利器，我们必须大力建设唯物史观理论高地。
二是必须高度重视教材建设。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核心和人才培养的基础，教材不仅沉淀着学术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教材还体现史观，它从根本上规范着教与学，明确着整个学科的发展方向。
三是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史学发展道路。
于沛：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自己的贡献，为此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下，一些人妄自菲薄，无视中国史学的辉煌历史和令世人瞩目的成果，或以西方史家的好恶作为评价中国史学的唯一标准；或将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结论刻意用西方的概念和术语表现出来；或盲目崇拜、照抄照搬西方史学理论，扬言用西方史学理论改造中国史学。这种状况若不彻底改变，就不可能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当前，坚持中国史学的马克思主义方向，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切实解决学术评价机制、学术评价标准、学术评价导向中存在的问题。在学术评价上是非不分、良莠不分甚至颠倒黑白，客观上只会使历史虚无主义继续混淆视听、大行其道。
杨军：
面对历史虚无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严峻挑战，史学界要把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立”结合起来。
第一，要发扬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为人民书写历史的立场，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
第二，深化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中国史学研究实际结合起来，总结、概括出新的科学概念和学科范式，回应历史虚无主义在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上提出的问题，摆脱西方史学理论话语的操纵。
第三，深化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与批判。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历史虚无主义代表性文本的分析，对其核心理论观点抽丝剥茧，揭示其实质。
我们在对“网络经济与经济治理国际研讨会”进行总结时认为，策划好主题、重视资料的组织，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成功经验之一。
1、明确目标
任何活动都有其目标，有的放矢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研讨会都有着共同的特点：与联台国有关机构共同组织。研讨资料是国际上共同关心的课题，带有必须的超前性，而且目标都很明确。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设计了两个基本途径：
一是研讨会采用论坛方式，使参会者能够从来自全世界网络经济和经济治理的国际专家那里获得知识和技能，并且互相交流关于网络经济和经济治理的理念、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经验；
二是将研讨会转成一个交流园地，讨论和比较各参会者所在国关干发展网络经济，有效进行经济治理和建立新的经济治理体制的政策和策略。换句话说，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深人探讨和交流。
联合国提出上述目标后，中国方面给予了认同。一方面，这也是中方所需要的；另一方面，中国能够透过这样的话动，进一步了解世界．也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
2、选准主题
目标定下来以后．主题的选取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据联合国有关官员称，把网络经济与经济治理放在一齐研究，并组织大型的国际研讨会，在国际上还是第一次。实际上，这个题目也是联合国方面提出来的。“网络经济”一词出此刻互联网迅速发展之后，此刻已是人人耳熟能详了。但大家的理解和认识并没有到达统一。据报道本次研讨会现场网络报道的中国经济信息网的记者统计，会上专家们在使用“网络经济”一词时，前后共有近20种不同的解释。
经过认真的研究与思考。为实现既定的会议目标，决定以研究“网络经济与经济治理”为大会主题，并设立了五个相互关联的议题：
1）网络经济与经济全球化。
2）网络经济与发展。3
）网络经济与结构调整。
4）国家经济治理。
5）全球经济治理。
3、找好主角
组织好一个大型研讨会，同组织好一个大型演出一样，主要演员的确定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本次研讨会在确立“主要演员”时也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
从论坛的角度看，强调共同参与、互动式的交流与沟通，因此与会者既是演员又是观众．但毕竟有主次之分。大会指导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确立了两类主角：联合国方面负责为每个专题找到一位在国际上有影响和声望的专家做专题报告：中方以主办单位领导为主做大会主旨发言。
由于网络经济与经济治理是两个互有关联的世界性的前沿问题，要想请到适宜的主题报告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过联合国方面的努力，最终确定了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瑞士圣加林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院、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经济学院五个院校机构的五位资深专家。分别围绕五个议题做专题报告。
中方主要主角的确定相对较容易些。因为从大会创意时起就思考到了这一点——各主办单位主要领导出席会议并做主旨发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其它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从中国学习经验比从发达国家学习会更有效，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要同中国联合开这次会的主要原因。因此。从必须好处上说，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就是冲着学习中国的经验来的。
4、精心组织
确定主要发言人后，还有两个主要工作要做：一是组织参会者，二是落实发言资料。
由于这次会议的定位是高层论坛，讨论的又是超前性的理论前沿问题，开始时我们也担心组织参会者会遇到难题。但这样的会无论从国际还是从中国看，又十分重要，所以还非得这样不行。按照大会指导委员会的要求，会议的规模不宜太大，以200人以下为宜。这次会形式上看有浓厚的政府色彩，但在组织落实上并没有采用政府会议的办法；而完全采用了市场运作模式。因此，对能组织到多少人到会，心里真的没有底。整个会议的前期准备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大部分都用在了资料的组织设计和落实上了，等到组织参会人员时间已经不多了。
值得欣慰的是，正是由于在资料上下了大功夫，在组织参会人员时倒显得不怎样费力了。二轮通知下发后；报名参会人员很快到达既定目标，之后不得不做一些限制；但最后还是突破了300人。其中，在联合国和中方各主办、承办单位的共同努力下，邀请到了30多个国家的高级政府官员出席会议。其中部长级以上官员33人。
资料的组织一向到会议前几天才算初步完成，其标志就是论文集印出来。在两天的会议中，大会和分组会共安排有50多人作重点发言。由于会上时间有限。为使会议资料更加丰富，会前做了扎实的论文征集工作（包括发函、报刊广告、网络征集等），并成立了专门的专家组进行组织和筛选，最后从超多的征文中遴选出近70篇收入会议论文集，带给给每一个参会者。在这一过程中；有超多繁琐而重要的工作要做。
5、影响深远
由于重视资料组织，使整个会议显得扎实有效，体现了“三个结合”的特点。
一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相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切磋、交流，有利于把问题引向深人：
二是经济与信息相结合。反映出新经济条件下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特点；三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企业、国家、世界的经济与治理连在一齐研讨。与会代表认为，会议主题把握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向，有现实性和前瞻性；资料广泛、丰富，有启发性；到达了交流。状况和观点、共享经验和知识、促进相互了解和加强合作的目的。会议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很大反响。
武乡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是太行精神的主要发源地。抗日战争时期，武乡由于所处战略地位重要，有一定的物质资源，建党较早，人民有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光荣传统，所以是一块理想的游击战场。1937年就开辟为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心，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二九师司令部、太行第三军分区等党政军机关曾长期驻扎在武乡。因此，武乡成为指挥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心。八路军先后曾有8个旅（纵队）31个团在武乡驻扎。在这片热土上，留下了一代开国伟人的光辉足迹。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罗瑞卿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广大军民与敌浴血奋战，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开国将帅中5位元帅、5位大将、23位上将、51位中将、311位少将都曾长期在这里战斗、工作和生活过。
一、太行精神的孕育与铸就
八年抗战，在党的领导下，武乡人民“出兵”、“出粮”、“出干部”与军队并肩战斗，积极投入抗战热潮，组建自卫队、游击队，发展壮大地方武装，广大民兵撬铁路、炸公路、割电线、炸炮楼、捉汉奸、攻据点、夜袭敌军，粉碎敌人频繁的“扫荡”、“蚕食”、“围攻”，跟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并积极参加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著名军事家指挥的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长乐之战，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和白晋铁路破袭战等许多重大战役和战斗，八路军著名将领叶成焕（1938年4月长乐追击战牺牲）、凌则之（1940年10月温庄阻击战牺牲）、谢家庆（1940年10月关家垴攻坚战外围阻击战牺牲）、苏精诚（1941年1月韩北突围战牺牲）、郭国言（1942年2月大有阻击战牺牲）为抗击日寇英勇牺牲，血洒武乡大地。当时武乡仅有14万人口的小县，有9万人参加了工、青、妇和儿童等各种抗日团体，有1.4万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决死队。殷士敏、武夺旗、王尚元、马应元、程坦等3200名武乡儿女为国捐躯。八年抗日战争，武乡人民勒紧裤腰带，筹集军粮5亿斤，做军鞋50万双，做米袋、挎包10万余件，供应煤、木材等燃料30亿斤，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突出的贡献。期间，武乡涌现出边区杀敌英雄关二如，太行神枪手高贵堂，少年英雄李爱民，母子杀敌英雄李贵女、段满青，地雷大王王来法，抗战功臣韩国栋，劳动英雄李马保、石榴仙，女民兵队长冯凤英，拥军模范胡春花等。解放战争时期，武乡人民踊跃支前参战，参加上党战役、晋中战役、白晋战役，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动人景象，并选派干部5300名，支援南下、北上，开辟新区工作。武乡热血儿女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同时。也在为国家、民族不怕牺牲，勇于奉献、万众一心、敢于胜利的太行精神丰碑上刻下了深深的武乡印记。
1951年8月20日，以杨秀峰为团长的老区慰问团将毛***“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亲笔题词送到武乡；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馆名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在武乡县城落成；2001年8月，江泽民同志视察武乡，并题词“发扬老八路光荣传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2005年7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亲临武乡视察，给老区人民以巨大的鼓舞；2009年5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到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瞻仰并看望八路军老战士代表。2017年6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中央军委******在山西考察期间又深情地说：“2009年我调研考察来过山西，瞻仰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一定要发扬好太行精神，一定要把《在太行山上》再唱响。”
二、太行精神的的宣传与弘扬
在这方面我们武乡县首先是做大做强红色旅游。2005年，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进行改陈扩建。2009年12月7日，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通过国家AAAA级景区标准验收。2010年8月，投资3.1亿元的八路军文化园建成开园。2011年5月，投资1.9亿元游击战体验园投入运营。2011年8月，投资2亿元的大型实景剧《太行山》成功上演，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被列为山西省“八大文化品牌”和“三大精品演艺”工程之一。武乡县成为与井冈山、延安、西柏坡齐名的全国四大著名革命圣地之一。被赞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抗战圣地，红色武乡”。武乡县先后被授予“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县”、“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先进县”、“中国优秀旅游目的地”等荣誉称号。其次是建立党性教育基地——太行干部学院。2017年6月27日，太行干部学院揭牌仪式在武乡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吴汉圣为太行干部学院揭牌。该学院为正县级事业单位，占地面积194亩，建筑面积4.3万平方米。揭牌至今，在省内外产生较大反响，新疆、湖南、四川等外省党员干部都来太行干部学员培训，截至目前，一年多时间，就已经接纳培训班200余个，培训学员2万余名。再次是努力做好党史研究工作：1978年以来，县委党史研究室共出版发行党史书籍二十余本；主要有***宽主编的《武乡烽火（上、下）》《中共武乡简史》，赵三文主编的《抗日战争中的武乡》《中共武乡历史纪事》，魏春洲主编的《走进老区》《红色之旅》《太行丰碑》，王建华主编的《武乡革命斗争回忆录》，李树生主编的《战火纷飞的武乡》《抗战精华遍武乡》，郝雪廷、王照骞主编的《八路军的故乡》《追寻八路军总部》《八路军将领在武乡》《武乡敌后的文化中心》《国际友人与爱国华侨在武乡》等。
三、旗帜鲜明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是我们党史研究的死对头，我们说有，它偏说无。我们说真，他们立马说假。它的目的就是无中生有，化真为假，混淆视听，腐蚀、毒害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作为太行精神的孕育者和传承者，一定要站在战斗的最前线，牢记党史研究者以史铸魂的最高宗旨，让红色基因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例如发生在武乡的关家垴攻坚战，就被这些人阴险地虚无为两万八路干不过500日本兵，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主要是躲在山沟中游而不击。八年抗战期间，单次战役歼灭日寇最多的长乐之战，和单次战役我方牺牲最惨的关家垴攻坚战都发生在武乡。我们必须告诉下一代，关家垴攻坚战，是八路军1940年8月发动百团大战两个月后，损失惨重的日寇恼羞成怒，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于10月12日发布围歼129师命令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八路军方面是129师、决死队和八路军总部，而日寇方面是整整一个旅团（作战部队6000-8000名）。关家垴地形狭窄，直接在关家垴攻击530余名日寇（另外还有被日寇裹挟的300余民夫，在日寇威逼下参与挖战壕、搬运弹药）的只有5个团5000余人，剩余1万余八路军战士都在关家垴外围阻击从黎城、辽县、沁县方向增援的5000余日军。日军居高临下、占地势之险要，更主要的空中还有日军航空兵1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射击（航空炸弹、机炮的威力很大）。而我们八路军，装备落后，弹药不足，穿不暖，吃不饱，真正是用血肉之躯和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在做殊死搏斗，5000多战士中，牺牲逾千，负伤千余。1万余八路军对的是5000余名精锐日军还有天上的飞机。这就是真实的关家垴战役。何来八路军游而不击之说，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果我们放任自流就是我们党史人的犯罪。
最后，我向我们全体史志人倡议：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太行山！我们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叫太行精神!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叫捍卫红色阵地，传承红色基因，打败历史虚无主义!让我们携起手来，共享资源、共同战斗，打败我们共同的敌人——历史虚无主义者们！
这次研讨会是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会特别是曲青山主任的高度重视下召开的。为进一步推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工作，中央党史研究室把“举办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学术论坛”作为“加强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应对”列入20XX年工作要点。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同志参加研讨会并发表讲话，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树军同志出席会议。我们从收到的86篇论文中选取部分作者参加研讨会，并约请中央有关部门、地方党史部门、军队院校的部分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作发言。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次研讨会即将圆满结束。根据会议安排，我对研讨会情况作一简要总结。
一、关于研讨会取得的成果
这次研讨会上，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同志作了重要讲话，16位同志围绕研讨主题，作了精彩发言。大家奉献了智慧，交流了心得，认清了责任，增强了使命，形成了共识，凝聚了力量。总的说，这次研讨会研讨深入，富有成果，开得非常成功。与会专家学者对研讨会给予了高度评价。主要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总书记关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论述进行了交流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许多专家学者做了科学阐释和深入解读。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十九大报告中蕴含的历史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树立历史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区分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社会在矛盾运动中前进、在伟大斗争中发展的历史观。十九大报告关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容，进一步把反对和抵抗历史虚无主义纳入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之中。与会专家学者指出，旗帜鲜明地抵抗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总书记给全党做出了表率和示范。***总书记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方法，是评价历史人物的精准标尺，更是还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指导思想。
二是进一步深化了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和新动向的认识
历史虚无主义否认、曲解、抹黑中华文明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军队的历史，否认、曲解、抹黑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呈现出多种形式。有专家学者提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具有学术、思想政治、文艺、舆论等不同形态。对党史人物的虚无主要表现为攻击领袖、抹黑英雄、美化坏人三个方面。有专家学者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在络传播中呈现新特点，表现为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话题庸俗化、思想观点隐蔽化、政治问题学术化、传播受众年轻化；出现新动向，表现为攻击目标转向政策法规、外交政策、国企海外投资等辐射地带，实行境内境外联动。
三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严重危害有了进一步认识
历史虚无主义打着“解放思想”“反思历史”“复原真相”的旗号，抓住某些大事件中的个别事例，主观臆断，凭猜测搞“逻辑推理”，从歪曲某段历史过程入手，否认党史国史军史，以到达取消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社会的罪恶目的。有专家学者用丰富鲜活的实例说明，正是由于苏共还击历史虚无主义不力，弱化和放弃了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放弃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有专家学者提出，历史虚无主义是坚定“四个自信”的“绊脚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严重危害在于消解社会主义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扰乱人们思想观念与文化价值的历史认知，抹煞中华优秀文化与理想信念的价值认同，帮助敌对势力实现西化和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要高度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否认党的优良传统的不良用心，否认党的优良传统的要害在于否认党的领导。
四是对如何还击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探讨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必须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旗帜鲜明地坚决予以抵抗和批判。对于如何还击历史虚无主义，与会专家学者从多角度、多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有专家学者指出，历史虚无主义问题是一种历史观问题，反对和抵抗历史虚无主义要以历史事实和史料为根据，但更为根本的是培育、坚持和发展正确的历史观。评价和宣传党史人物，既要在思想认识上站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武装头脑，又要在方法路径上运用扎实的研究成果筑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根基，以防历史虚无主义趁虚而入。有专家学者提出，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更加深入地学习好研究好党史国史军史，运用好党史国史军史研究成果，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坚决抵抗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有专家学者强调，要加强党史研究，重视对党的历史进行整体性研究，重视对中华民族历史与党史之间的研究。要强化史学研究、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强化监督管理、形成抵抗合力等应对措施。要重视新技术新应用，强化传播手段建设创新；推进络空间法治化建设，净化络舆论环境；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近年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这需要党的理论工作者、党史工作者加倍努力，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作出更大奉献
二、加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能力建设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党史工作部门和党史工作者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既要在战略上藐视，充满斗争的底气和勇气，同时又要在战术上重视，始终高度警惕，牢牢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及时应对，做到久久为功。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能力建设上下功夫，不断提高各种工作本领。
下面，我就落实青山主任提出的“切实提高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和水平”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只有在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才能坚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定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总书记关于坚定不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为反对历史虚主义提供了思想理论、根本遵循和科学方法。***总书记强调，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是稳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抵抗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必然要求，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总书记关于坚定不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真理、保卫真理的理论品格，对于做好党史工作尤其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政治上坚定。当前，党史工作者要把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不断增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自觉。要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不断增强政治定力，守好党史舆论阵地，不搞“爱惜羽毛”、装扮“开明绅士”那一套，以踏石留印的决心反对和抵抗一切歪曲丑化否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和党的领袖、英雄模范人物的言行，积极主动打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
***总书记强调，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面对历史虚无主义伪造、篡改、歪曲甚至“恶搞”历史等种种行为，党史工作者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观点明朗，敢于亮剑，敢于说“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能含含糊糊、语焉不详、闪烁其词。历史虚无主义常常以意识形态工作上的薄弱环节为突破口，我们对此要时刻保持政治警惕性，并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强硬的手段，“该出手就出手”，对心怀叵测、毫无根据的错误论调，坚决给予最严厉的还击。
〔二〕只有在深刻认识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下功夫，才能不断增强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鉴别力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现象，其产生有深刻而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思想政治原因和历史文化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现象是事物的外在表现，本质是事物的内在方面，只有透过现象才能抓住本质。历史虚无主义包括民族虚无主义或者文化虚无主义，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形态或形式，但基本倾向具有共同性，表现为不加分析地盲目全盘否认人类文化遗产，否认民族文化，甚至坚持否认一切的态度和思想倾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意图比以往更加明显。针对历史虚无主义一度盛行的现象，***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总书记的论述深刻阐明和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和哲学基础。
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点，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就是前车之鉴。
历史虚无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这表达在其具有的几个特点上。一是虚假性。“虚”和“假”是历史虚无主义最普遍、最常见的特征。历史虚无主义为了到达某种政治目的，故意伪造或编造历史；打着所谓“反思历史”“复原历史真相”“重新审视”等旗号，为历史翻案；无视历史的内在逻辑，对历史进行假设。二是片面性。历史虚无主义以偏概全，不讲历史发展的整体过程，片面肢解历史本来面目；任意夸大某些枝节，夸大偶然事件的历史作用；否认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孤立地看待历史问题，或是用过去否认现在，或是以现在否认过去；用主观代替客观，不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凭借主观经验甚至个人主观臆断对严肃历史问题作出简单甚至不负责任的结论。三是欺骗性。历史虚无主义由于在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党的历史问题上的虚假性、片面性，加上手段巧妙，其言论和观点必然带有欺骗性，蒙骗了一些对历史了解不多的人。四是破坏性。历史虚无主义以攻击、丑化、污蔑为目的，惯用的手法是抹黑英模人物，丑化党的领袖，歪曲党的历史，对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破坏。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造成以假乱真，混淆视听，甚至以讹传讹的不良效果。在青少年和国民教育中，对受教育者的心灵产生误导，影响了他们对人类历史和社会的认知，影响了青少年理想信念的形成。如果任历史虚无主义自由发展，必然干扰和动摇“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
党史工作者要善于洞察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动向，坚决反对及时制止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我们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围绕党的历史上重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和学术研究。对党史国史军史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进行深入重点研究，准确判断和科学区分不同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善于分析其表象，挖掘其本质。
〔三〕只有在提高自身素质上下功夫，才能不断提高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战斗力
***总书记指出，历史就是历史，谎话说一万遍，仍然是谎话，要善于运用思想的武器、真理的武器，保卫历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能只讲大道理、空喊口号，必须提高实际工作本领，依靠扎实的研究成果说话，用真理的力量征服人、教育人、启迪人、打动人。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着力提高从政治上看待问题、区分是非的能力和水平。要努力提高研究和运用党史的能力，掌握党史研究的主动权，占领制高点，坚持实事求是，多出有历史依据、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深刻揭示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正面应对为主，科学把握实时、适度、适当、精准的原则，不断提高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实际成效。
〔四〕只有在提高综合运用舆论工具本领上下功夫，才能不断提高反对虚无主义的政策把控能力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抗各种错误观点。”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多种复杂的原因，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采取切实管用的方法，不能温水煮青蛙，软弱无力。同时要注意区分政策，善于区分各种虚无主义的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以及深刻的政治背景，对策上不搞简单化、一刀切，善于用事实讲话，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理论教育人、说服人、武装人。伴随着互联、微信等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历史虚无主义也以更加多样的表现形式出现。党史工作者要用广阔党员干部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党的曲折而辉煌、生动而鲜活的历史，让真理走进人们的心田，不断放射出革命理想的光辉，照耀前进的方向。
回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不懈奋斗的历史，一路走来十分不易，其间发生的历史事件不计其数,为了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生活英勇献身的先烈不计其数。***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根本手段就是坚决保卫历史，以神圣的态度对待历史，对待民族的文化，旗帜鲜明反对和抵抗一切歪曲、丑化、否认党的历史的言行。历史和现实都说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于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优良传统，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基础工程，必须常抓不懈。
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全体党员的职责所在、使命所在。党的十九大为全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希望同志们在新时代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一定要清醒认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艰巨性长期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不断夺取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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