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为什么叫中国】《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读后感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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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一本由德隆·阿西莫格鲁 / 詹姆斯·罗宾逊著作，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75.00，页数：42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读后感(一)：包容制度才能促使国家长期发展

　　因为早孕反应过于严重，这本书断断续续看了近两个月。

　　本书为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合著。前者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2005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后者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现任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为世界著名的拉美和非洲问题专家。

　　这不是单纯的一部理论著作，而是通过全球部分国家的不同历史不同遭遇去阐述一个事实：支持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政治制度是持续繁荣的关键。

　　本书将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用包容性和汲取性来刻画，认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够持续。

　　同时，两位作者还分析了原因。

　　包容性制度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是因为一是生产者之间的激励、二是避免攫取者任职期限约束下的掠夺性攫取、三是避免了攫取者之间的非生产性活动，并促进了生产性活动的发展。而汲取性制度下的增长不可持续原因如下：一是攫取者的任职期限、二是生产者的激励不足、三是攫取者之间的竞争或者冲突。

　　这种说法可能过于专业和理论，个人认为，简言之，汲取性制度就是把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如此势必会造成大部分人的反抗；而包容性制度是让大家共享财富与权力，征求民主的意见。

　　遗憾的是由于此书是两位美国学者所著，对于我国涉及的很少，也或者是由于引进的缘故有些删减。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读后感(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现在国家失败是因为他们的汲取性经济制度没有给人们创造储蓄丶投资和创新所需要的激励。汲取性制度通过固化那些汲取性制度中获益者的权利，来汲取性经济制度。可是相似制度并不能保证所有国家都能成功，这涉及多方面原因。这些差别起初不明显，但是它们会积累起来，创造出一种“制度漂移”的过程。而这过程会直接导致社会在关键节点对经济或者政治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往往这一反映结果会导致政治丶经济重新洗牌。

　　历史充满了这样的先例，在一场革命或激进运动之后，结果只不过是一个暴君另一个暴君。德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密歇尔斯把这一现象称为〝寡头定律〞，是一种特别有害的恶性循环。不仅破坏了法律和制度，甚至破坏了最基本的经济激励。结果经济停滞，民众生活贫困，社会矛盾加剧，导致政府垮台。

　　不同社会之间现存的制度差异是过去制度变化的结果。 现在国家和政治失败的解决方案是把他们的汲取性制度转变包容性制度。而民众希望这种包容制度是建立以权利公平丶机会公平丶规则公平丶分配公平为基础上的社会共识。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读后感(三)：危险的游戏：财富与权力集中于少数精英

　　老百姓生活很好的国家有一些普遍的特点：医疗、教育等社会基本福利很好、贫富差距能得到很好的修正、公民因具有私有财产而创造十足等，如瑞士、挪威；而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国家也有一些普遍的特点：经济生产停滞、人身保障很差、财富与权力向少数人集中等，如朝鲜、哥伦比亚。

　　这里，我想就一点来说：为什么财富与权力集中于少数精英的国家会有失败的危险？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书中给出了一个说法：财富与权力集中于少数精英会容易产生内讧。试想，如果一个集团能打败这些少数权力精英而控制国家，那么它就会成为享受这种财富和权力的集团。而且，为了控制权力进行的斗争通常是察觉不到的，它有时候会造成内战，有时候会造成国家的政体垮台，就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国家一样。

　　而且，财富与权力集中于少数精英会形成一种汲取性制度。这种制度会使得穷国一直贫穷，阻止它们走上经济增长的道路，如津巴布韦。世界上凡是采用了汲取性制度的地方经济上都失败了，可能他们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但这些制度的设计基本都是精英阶层，他们为了使得自己致富并保持权力长久不变，不惜牺牲社会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

　　这些少数精英攫取财富与权力的方式各有不同，朝鲜攫取的工具是私有权的废除；埃及是一场政变从中央命令转向裙带资本主义作为攫取的方法。这些不同的国家，攫取的程度明显不同，这对繁荣具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在阿根廷，宪法和民主选举对推进多元主义起不到很好的作用，但是它们比在哥伦比亚能发挥更好的作用。至少，阿根廷政府能够声称本国存在暴力垄断。与津巴布韦相比，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能够更好地限制精英，结果，津巴布韦就比阿根廷和哥伦比亚要穷得多。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读后感(四)：采取攫取性制度的国家都会失败

　　这个书是看到任志强提起过，后来翻看了一下英文版，里面讲到挺多有关制度的问题，诸如这些观点：一个国家只要采取了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那么注定会失败，发达的国家都是采取了包容性的制度。我想这个书出版简体版本怕是遥遥无期，没想到时隔两年就有引进大陆来出版了，真是感到有点意外啊。

　　看这个书其中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同一个地理与环境基本相同的两个城市，贫富差距却有天壤之别。如书中所提到的诺加利斯城，它由一道栅栏分割成了两部分，其中一个城市是属于美国，另一个城市则属于墨西哥。属于美国的这个城市绝大多数十多岁的孩子在学校读书，这里的人们都很健康，许多居民的年龄都在65岁以上，都可以得到医疗服务。这只是绝大多数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之一，这些公共服务还包括:供电、电话、供排水、公共卫生，以及把该地区和全国其他城市联系起来的公路网，此外还有法律和秩序。

　　而属于墨西哥的这个城市情况却完全不同，很多十多岁的孩子辍学在家。母亲们为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担心。落后的公共卫生条件意味着居民的平均寿命毫不奇怪地低于他们北面的邻居。他们也没有公共娱乐设施，道路条件很差，法律状况也很差，犯罪率很高；开公司属于高危活动，不但要冒被抢劫的风险，而且为开业获得所有的许可盖章也要历尽艰辛。

　　从根本上说，这两个地方本来是同一个城市的两个部分，可是它们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这就不得不让人想起是制度差异造成的问题，如果我们简单地将制度分为包容性制度与攫取性制度，那么贫穷的国家无疑是采取了攫取性的经济制度。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两种制度会造成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状况呢？

　　这是因为包容性制度能够克服攫取性制度下阻碍增长的条件或因素，并且能够为长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远的不说，就说我们近邻，韩国和朝鲜，历史与地区博弈我暂且不去多做分析，单就他们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就注定了他们国家贫富差距的天壤之别。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读后感(五)：当我谈失败的国家，其实谈论的是

　　当我看到《国家为什么失败》这个标题，第一感觉应该是比较“愤怒”的一本书。但是一气呵成，读完后，发现自己一点也不愤怒，反而有些不安：成功的国家都是相似的，失败的国家各有各的失败。

　　这里我们首先要定义何为成功的国家，何为失败的国家。注意这里是国家而不是政府，意味着无论成功与失败都有一种延续性，一定时期内不会随着政府换届而改变性质。按照作者的意思，成功的国家是发展可持续、经济繁荣、国民生活安康、保障程度高、政治稳定、经济富有活力，这类国家以英美日等国家为代表。相对而言，失败的国家则是发展陷入困境，政局混乱、政治腐败、经济赤贫、国民没有保障，目前绝大部分非洲国家、拉美、朝鲜可以归于失败的国家。

　　作者的核心观点是：失败的国家源于失败的制度。不是人种、不是地理位置、不是殖民更不是什么国民性与文化优劣。如果说，田园牧歌的前工业时代，资源禀赋占主导地位；那么摧枯拉朽的工业时代和日新月异的后工业时代，则是制度占主导地位。

　　作者把国家制度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包容性制度：法治、民主、适当的集权同时权力受到约束，市场经济，鼓励创新。在这种制度下，人人都有发财致富的机会。另一类是汲取性制度：国家权力掌握在独裁者或少数精英手中、专制，一切政治经济决策以少数掌权者利益为导向。在这种制度下，只有攫取权力才能掌握经济资源。由此，作者把国家分为四种形态：1.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2.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3.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4.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其中第二种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包容性政治制度，意味着多元化利益诉求，不可能产生少数寡头汲取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

　　因此，作者主要探讨了第一、第三和第四种国家形态。书中历史资料非常丰富，视野跨越亚非拉，可以说本书更像一本当代时政新闻框架下的世界历史。因为作者探讨的问题都是新闻热点：为什么非洲战乱频繁、积贫积弱？为什么朝鲜韩国一线只差，如此天壤之别？为什么都在美洲、都有殖民历史，北美发达而南美贫弱？为什么国际援助难以凑效？阿拉伯之春后的埃及能够走向稳健富足的发展之路么？近年来中国的强悍发展令世界瞩目，那么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些疑问，均可以在本书找到一种解释。

　　一、相同的禀赋不同的命运

　　作者给出了大量例子：近似的地理位置、近似的自然资源、近似的文化但是由于制度不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美国VS墨西哥；韩国VS朝鲜；博茨瓦纳VS索马里……全书基本上是这样一对对鲜明对比的国家发展历史。看起来非常过瘾，绝对是茶余饭后吹牛皮的好谈资。那么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些国家会选择汲取性制度或者包容性制度呢？

　　1.初始条件。作者似乎暗示，制度具有自我反馈-循环的机制。偶然建立的包容性制度如果形成良性循环，那么在关键时点，更容易选择包容性制度。而汲取性制度具有更强大的循环机制。一但社会建立起少数攫取大多数人利益的机制，就具有很大惯性，即使暴力革命推翻某一专制政府，但与其说革命，不如说是权力更迭，下一任依然会建立起专制制度，甚至更甚。这种循环的动力也好理解，归根结底在于制度产生的激励效果：包容性制度下，权力由多元化利益体形成的联盟掌握，政府民选，各阶层力量相互牵制，要想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必须脱颖而出，而公正地法律体系保证了创新和产权。简言之，这种制度激励人们发明创造、奇思妙想，一个发明、一个好点子都可以带来滚滚财富。难怪爱迪生有1000多项发明专利，仅仅专利就积累的巨额财富（似乎他经营才能不及发明才能）。与此相对，汲取性制度下，少数人掌控的权力没有约束，权力成为撬动资源的利器，这种制度激励人们攫取权力而不是想法设法开拓市场，因为产权无保障，创新不被鼓励。真正的创新是破坏性的，会导致优胜劣汰，会损害现有利益格局，所以真正的创新会被压制。这样一来，人们发财致富唯有靠权力了。即使这种专制政府被推翻，下一届政府权力不受约束，还是老路。你想想，如果签字盖章就能带来滚滚钱财，谁还会费神劳力地发明创造办企业咧，而且搞不好自己辛苦养大的孩子又被狼叼走了。

　　2.偶然性与制度漂移

　　这个想法是作者借鉴了生物演化的观点么？作者认为，国家走向包容性还是汲取性发展道路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而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初始条件某些细微的差异，随着时间推移，在关键事件上，国家就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其实我觉得倒也不尽然，或许文化可以解释这种不同。

　　3.关键事件的冲击

　　作者给出了几个关键事件：

　　欧洲的黑死病瘟疫爆发，西欧农奴制瓦解，农民取得了更多权力，封建制使得权力开始分散；与此同时，东欧俄罗斯却强化了农奴制度。

　　大西洋贸易的兴起，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英国建立了最早的君主立宪制，《大宪章》标志着一个广泛联盟的政权体系形成。与此同时，早期贸易先锋西班牙、威尼斯没落了。

　　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美国、日本先后崛起，成为顶尖的发达国家；与此同时，明清皇朝衰落、拉美非洲政治腐败、经济萎靡。

　　作者指出，罗马帝国时期，英国还是一个非常贫弱的国家，但正是英国建立了包容性政治制度，抓住了大西洋贸易的机遇，走上了现代化发展道路。可以说，英国不仅输出了经济制度，对人类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他的政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权利法案》第一次承认了平权。人不会再世世代代被出身、身份所束缚。随后的法国大革命则把《人权宣言》中的思想传播到欧洲大陆。当然这里，我认为英法建立起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14世纪以来的启蒙思想运动密不可分，可以说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提供了思想资源。当然，作者首先摒弃了文化决定论，所以也就没有讨论欧洲启蒙运动的重大意义。

　　4.适度的集权

　　适度的集权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基础。如果国家一盘散沙，也就无所谓分权了。这里主要以非洲为例。作者也承认，西方的殖民和奴隶贸易加剧了非洲制度的汲取性。而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导致非洲原本分散的部落被割裂地更深了。此后，每个部落都建立一个强权国家，高度汲取社会财富，这又导致矛盾激化，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冲突不断。虽然非洲各国比较贫弱，但是他们的当权者生活却极其奢华，在欧美国家购买豪宅、私人飞机，对当地人的福祉毫不关心，甚至暗中勾结殖民者进行贩奴贸易。

　　与此相对（书中很多例子都是一对对出现的），韩国朴正熙将军建立的开明军人专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秩序和改革的贯彻执行。随后致力于经济改革，为国家政治改革奠定了基础。

　　5.多元利益体的结盟

　　权力体系中，没有多元化的利益体结盟，就没有权力制衡。三个代表肯定是不够的，要有大企业家、小业主、知识分子、劳工、广大中产、弱势群体的广泛结盟，推动掌权者授权、分权，才能建立起包容的政治制度。而制度的维系需要法律的权威保障。作者分析了很多例子，权力者不会主动赋权，就连罗斯福总统都曾经谋求过更多权力，他曾经抱怨美国大法官“把私人契约下强征一磅鲜肉的权利比宪法建立持久国家的目标看地更加神圣”，罗斯福说这句话的背景是1937年的炉边谈话，大萧条阶段、二战前夕。大部分国家首脑在这种背景下，都会以公共利益为题要求更多的权力，但是罗斯福受到了阻碍。与此同时，民选的希特勒站到了权力的巅峰。

　　二、权威模式下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

　　作者承认汲取性政治制度下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不具有可持续性。在汲取性的政治制度下，经济发展早晚会遇到瓶颈。这源于经济发展、市场开拓本身就要求社会各层面成员广泛参与，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当然对政治诉求也就多元化。

　　1.增长的逻辑

　　无论什么制度，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对个人的激励程度与广泛度。即使建立汲取性政治制度的国家，掌权者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需要保障社会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以此建立统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只有经济增长，统治集团才能从社会汲取利益。因此，权威政府有可能主动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一定程度的市场化、一定程度的产权保护、一定程度的法治。但从根本上这种经济制度安排还是为统治集团服务的。这种国家的特征是盛行国家垄断、国家配置资源、国家意志分配做大的“蛋糕”。例如前苏联，苏联的迅速发展，曾经一度令西方经济学家、政治观察家都产生了内部分歧，“未来会很美好”这是美国某政治观察家对苏联的结论。

　　2.汲取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矛盾

　　正因为整个国家是建立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上的，权力运作处于黑箱状态，少数精英派控制权力，垄断市场，使得市场激励不足，产权保护不力，当经济发展到某个转折点时，社会转型动力不足。这个转折点包括几点：一是技术创新，比如工业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这些关键节点的突破性创新。突破性创新也是作者所说的破坏性创新，必然伴随着推陈出新，陈旧的必须被清出市场，新的技术和产业才能迅速发展。但是汲取性政治制度下，利益集团容易固化，权力精英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往往阻碍突破性创新的推广应用。书中举了大量国家的例子。其实我们身边清末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是这个逻辑。二是利益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由于权力处于垄断状态，随着经济蛋糕做大，权力集团内部分配也会产生矛盾，这种暗箱中的权力矛盾，会引起市场、社会的割裂，进而损害市场经济自由发展。

　　3.汲取性政治制度的结局

　　作者在书中分析了大量权威国家的发展历程。比如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苏联、巴西。这些国家有的从汲取性政治制度转向了包容性政治制度，比如巴西，成为南美最有经济活力的金砖国家之一；但大部分国家，政府、党派换了一届又一届，民选进行了一年又一年，不过是独裁的不同变奏，经济越来越汲取，社会越发衰弱。这也显示：制度变革比革命更难发生。

　　4.国家没有无知的错误

　　经济学者有种迷思：自由市场、民主选举是好制度，只要那些失败的国家采取正确的政策，就会走出泥潭，迈向成功。当今的世界现实已经表明，这是不可能的。作者分析了为什么国际援助成效微弱。很多独裁的国家，表面上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建议，建立独立央行、民主选举政府，但这些国家由于一直建立在汲取性制度上，所有的措施都变了味道，成了骗取援助的表面文章。民选变成贿选；央行变成印刷工厂。好吧，即使央行按照世行要求降低通胀，他们又利用融资攫取利益。

　　三、一点想法

　　1.关于自然演化的想法

　　书很厚，史料很丰富，但是观点非常简洁：只有建立法治、权力制衡，保护人权，市场经济才能惠及国家更多的人。垄断的权力无法实现统治的承诺，会越来越演变成黑洞，吸食掉所有市场上诚实劳动的经济果实、奇思妙想的创意。好制度是慢慢演化出来的。演化是需要动力的，否则制度不会演化只会循环。作者分析了很多国家，一旦建立起汲取行政治制度，有可能几个世纪都走不出来，一代代人的苦难在这种旋涡里连个水花都打不出一个，毫无意义，唯有受难。为什么循环下去，作者只是说制度稳定下来，有很强的循环动力，外界力量难以打破。

　　我个人想法是，如果站在个人角度，分析个人容易明白坏制度何以循环。好制度激发人的能动性；坏制度损害的是人性。因为看过一些心智研究方面的科普书籍，我觉得人的心智既是神奇的又是脆弱的。个人既能有发明创造的灵感，头脑、心灵又容易受到损害。权威的统治、填鸭式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时时被“老大哥”盯着，人很难心情舒畅，心情不舒畅，做事心不甘情不愿的，哪有什么灵感。更残酷的统治会剥夺人的自我感知能力，人一旦被无力感奴役，会放弃挣扎，为了活下来，会放弃能够感知痛苦的心智。行尸走肉是以为然。从我们身边例子看，强势的父母养育出无能的小孩，也是这种规律。人性不能被强力控制，否则会塌缩。从自然法则看，演化需要大样本、偶然性，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是靠政府制造繁荣，而更可能遵循演化逻辑。当普世的价值观、宽松的政治环境、适当的激励、富足的生活等这些因素惠及到社会大多数，随着社会发展，总会冒出来一些有利的变异个体，比如个人的发明创造、理论的突破，这些变异又需要良好的包容制度培育，逐步推进社会进步。从长远看，发展是无法规划出来的。好的制度，诉诸于偶然性，而偶然的种子需要包容的制度慢慢培育。我们的生命不也是一种偶然么？

　　2.关于中国历史的想法

　　作者虽然分析了欧亚非拉很多国家支撑自己的观点，但对中国历史分析其实比较单薄。但是我觉得，作者这种包容VS汲取二元框架分析中国历史，非常有趣。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拉美独裁的道路？中国历史上虽然一直是集权专制国家，但是在中华文明的初始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却已经分封诸侯、百家争鸣，可以说中华文明一开始就已经成熟。诸子百家对“修身、齐家、治国”各自进行了深入经典地探讨，后世国家走上集权，经济发展达到顶峰后逐渐衰落，或许在初始时期已经注定。但也正是春秋时期的文化资源，治理传统，在近代以前，中国的社会比较具有包容性，形成了自成一体的超稳定中华系统。

　　至于中国近代以来，这个超稳定系统已经被打破，近年来发展也十分迅猛。民间对国家有一种观点：GCD希望能够在权威统治下建立起包容的市场化经济体系。经过30年超常发展，国家进入了新常态，各种创业虽然热闹，互联网+、大数据异常沸腾，只是细微处，言路塞责，民间缺乏共识；民营企业依然抱怨国进民退，生存不易，创新成为山寨的包装……正如作者警告的，国家形态变更易，底层制度变更难。对于中国，又一个关键节点到来……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读后感(六)：开卷有益，尽信则不如无

　　可能是自己天赋不足，书读至三分之一，只觉得本书所及只能算上开卷有益，并未能觉出书中格外的深意。作者尝试用一种统一的思维框架来解释当今世界显著而惊人的经济发展不平等（一种由工业革命开始的科学技术及与之匹配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地区间、不同人群间明显的不同的分布和传播）。在这一框架下，我们所见的世界由榨取式政治制度——>广纳式政治制度，榨取式经济制度——>广纳式经济制度两个坐标轴划分为四个象限，在相对较短的时间跨度内，榨取式政治制度与广纳式经济制度（或反之）是可以共存的，而长期来看，广纳式政治制度与广纳式经济制度的组合方是促进经济发展、一些国家优于另一些国家的根本原因。同时作者强调“关键时期”与“微小差异”的重要作用，亦即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偶然性推动的广纳性制度与榨取性制度间的转换，以及由此引致的社会由弱至强，自兴而衰的快速变化。

　　广纳式、榨取式制度的划分也许是对现代世界格局的一种基本吻合的观察，然而当作者将这种最终观察结果当作一种分析框架而用于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变迁时，窃以为是不合宜的。本书开篇即否定了地理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理论对人类发展至今的世界格局的解释，然而取而代之以另一种以单一的政治制度为根基的解释手段却也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对周遭环境进行抽离和归纳并得出简练的规律是我们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摒弃了世界的复杂性来构建纯粹的理论。这种对世界的简化导致了“榨取式——广纳式”分析框架在更长的时间维度和更广泛的地域范围中的解释效力是明显不足的。例如：作者以玛雅文明为例，指出榨取式政治制度在短时间内能够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然而榨取式制度所带来的发展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并最终带来玛雅文明发展的戛然而止。但读者不要忘了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国以榨取式政治制度维持了长达千年的高度文明，期间，政治权力的集中程度，对资源的控制及调度能力是不断变化的——从周朝确立封建制度到春秋战国封建礼制体系的逐渐分崩离析，从秦汉两朝皇权逐步确立到明清皇权到达顶峰。相较于玛雅古文明较短的时间跨度（公元前400年建立早期奴隶制国家，公元9世纪突然衰落），虽然同为榨取式制度，过程中复杂的力量变化导致文明发展出现数千年的时间差异，“榨取式——广纳式”分析框架实际上并未能给出更多的对社会发展动态过程的刻画和解析。实际上当作者尝试用单个国家或社会的兴衰来论证自己的理论时，也不得不还原当时的社会、文化、地理背景，从而刻画出个例的发展轨迹。将“榨取式——广纳式”框架所不能解释的变化轨迹归结于“关键时期”的“微小差异”，这一点上，若是借用统计学来类比，本书建立了一个只有两个变量（广纳式或榨取式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回归分析模型用以解释我们周遭的世界，两个变量所不能解释的部分即为回归方程的残差（“关键时期”的“微小差异”或称之为偶然性事件）。那么这个模型所做出的拟合实际上较为糟糕，有太多的outliner（可以同样定性为榨取式或广纳式的社会无论在持续时间、进步程度、权力集中程度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得千差万别），如果稍微掌握一些统计学知识，那么我们会自然的想到是否需要引入更多的变量、调整模型的表达式去更好完成对现实世界的拟合。

　　好像光线或声音在不同介质中传播时有不同的速度一样，当工业革命的浪潮出现时，科技进步（在这里或许将之定义为我们如何区别和对待已知事物和未知事物以及自身与它们关系的态度更为恰当）在不同地区的传播也呈现显著的差异。斗胆提出一个粗鄙的假设，如果认可科技的进步和传播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科技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之间其实也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比如：早期的科学家们（牛顿、莱布尼兹等等）都是涉足多个学科的全才，然而当今纵然再顶尖的科学家恐怕也未敢称自己在多个学科有很深的造诣——科学研究变成了一项高度分工的活计，科学研究活动也早已采用了团队化、组织化的运作方式。再进一步，一个社会的政治形态、经济活动是否也应当与其所面对的科技发展现状和发展潜力相一致。如果在”榨取式——广纳式“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x、y轴之上，再增加一条度量科技发展程度的z轴，也许能够增加些许解释力。比如，在工业革命之前，实际上榨取式制度的运作是基本有效的，产生了大量辉煌的人类文明；又比如当现代科学方式开始萌芽，中央集权程度较低的欧洲大陆为科学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并随着科学的发展，能够更容易的打破传统制度的桎梏，形成科学与政治、经济制度的互动，实现良性的发展循环。此外，科学发展程度与广纳式制度亦不是绝对的正向关系，例如：南北战争前的美国，由于机械制棉技术的引入，使得在全球范围内正逐步消退的奴隶制度在美国南部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愈发壮大。所以，每增加一个维度的分析或许能够更进一步逼近我们所处的现实。

　　我们所处世界的复杂总是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大概是我们尝试了解自身时的一个必然困境：若要尝试观察和分析周遭，总是应该多些还原历史的真实场景；然而过多的细节却又限制了理论的归纳和抽离，陷入无穷尽的细枝末节。这是内生的悖论，文末不禁想起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从逻辑学出发，哥德尔的证明实际可以引申至人类自身，它的结果可以用以论证：必然有一个问题的集合无法仅依靠人类自身的智慧来解决。所以在人生的路上总还是心怀些警惕和敬畏，多些思索和反省罢。

　　才疏学浅，不知所言，仅以为记。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读后感(七)：国家，国家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把书名叫why nations fail，我以为甚为不妥，因为这就暗含一种natinalism，把国家看作一个集体性“个体”，我以为这是有害的。Sandel赞成所谓的communitarianism，以为这样能够实现一种更合理的justice，甚至超越justice，来通过美德，实现一个community的福利。要是这样的话，就不应该把community仅仅局限在美国，或仅仅局限在一个国家，可以扩展到全世界，或者全地球；甚至，还可以推广到其他有生命体的星球，或说推广到全宇宙；甚至，还可以推广到别的宇宙。在这个意义上，假如说，把所有一切都纳入到同一个社区来，communitatiranism就失去了意义。这仅仅是理想的状况，以肉眼可见的情况，实际上是“人以群分”是一种非常自然而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人们在自己的群内对自己的群伙伴相比针对群外伙伴确实态度更加友善和支持。就是说，“我们”更亲密，“你们”更敌对。奥尔森和弗里德曼都批判了关税的存在对经济发展是一种阻碍，当然他们二人都是站在这些人为政策干扰了市场自由秩序而妨碍经济发展的视角上，如果我粗浅的理解没有错的话，这种现象也可以看作如同奥尔森在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中曾提到的，利益群体以牺牲整个community的发展为代价自肥，不同的国家实际上也是某种意义的国家利益群体，相互之间以整个人类群体能获得的经济成长为代价，来为自己获取利益——这种利益并非是说经济更快或更有效率发展，而仅是一种对收入或财富的更大份额占有。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出，是包容型政治制度下的包容型经济制度导致了经济的长期持续成长；在攫取型政治制度下经济要么不成长，要么成长也是有限的，到了极限就不成长了。那么什么是包容型制度呢？就是多个利益群体结成一个广泛的政治联盟的政治制度。理想化的情况，或许是弗里德曼在capitalism and freedom中提到的比例代表制，尤其是经济中的比例代表制，但是经济中的比例代表制无法在政治当中实现，因此政治实际上只能实现多个利益群体相互制衡的分权联盟，而这个联盟分权的结果会形成某种程度的rule of law，而防止因为权大于法，导致某些团体或个人攫取权力之后，为一己私利剥削其他团体或国民。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举出18世纪在Black Act下Huntridge被法律判无罪的例子，以及威尼斯12世纪总督必须服从地方法官、美国罗斯福总统对抗最高法院失败的例子。这个rule of law，我以为，就像弗里德曼的观点一样，可能是人类社会接下来要发展的政治核心形式。这就相当于设定一个最基本的游戏规则，然后任何人都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假如这个游戏规则足够合理，那么社会必然就能被限制在一个良好的秩序之内，甚至还能体现出一种道德。反过来看许多国家，之所以出现各种腐败、邪恶的状况，往往是因为没有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的结果，而更像是在顺应某种程度的the law of jungle，在这种规则之下，一切都被许可，个体或群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并且不受惩罚。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最坏的情况，一方面资源的最中心不是财富、名声，而是权力；另一方面，这种环境中热衷于攫取权力的人是那些擅长权谋或利欲熏心的人，而不是最有美德的人或最有知识的人。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到，历史上所有国家往往多是攫取型政治，“因为他们有一套强而有力的逻辑：它们可以创造有限度的财富，并能够被少数精英占有”。这个原因给得不好，我以为，人自身就是一种追逐利益的动物，权力作为一种资源，从一开始就为人所追逐，只不过有时候这个资源价值小一些，比如原始共产主义中的部落主席，有的时候这个资源价值巨大，就如中世纪的帝王和现代独裁或专制政权中的权力。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提到18、19世纪的英国改革时说，英国的权力阶层当时之所以接受改革，也是因为“抓着权力不放其实没有什么价值”。这就是一个权力有时候价值大有时候价值小的例子。对于古典时代来说，资源是有限的，比如土地和人力。所以，古典的政权总是要采用一种强制的暴力，来武力占有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这就引出两种结果，其一是古典政权总是倾向于攫取型政治，这是因为，首先，人的本能总是倾向于自我获利，真正的英雄式的人物有时候也会出现和引导历史进程，就如南非的首相哈玛和博茨瓦纳的卡玛和马西雷这样的人，但是总得来说，大部分其他领袖，都是受自身利益驱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等待出现多种团体不同的力量，而且这些力量相互抗衡能够达成一种政治均势，而且能够形成一种政治同盟时，才可能出现对权力的限制，以及权力的分散，这种力量抗衡的结果可能会引向一种rule of law。但是这种抗衡的局面也可能会被打破，重新回到一家独大的局面。所以说，包容型政治并非就一定是稳定的，就如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提到的屋大维之前的罗马和12世纪的威尼斯。当然，独裁或专制也不稳，原因有二，其一是权力是最大的资源，所以总是存在对权力虎视眈眈的人；其二在独裁或专制制度下，不仅有这样的机会，而且也进行了筛选，在权力群体内部，选出来的本身就是亲近权力的人。其二，古典时代资源的这种特性使得古典时代处于一种，借用福柯的说法，就是控制肉体的时代。经济形式简单到仅仅是剥削体力劳动，使得古典政权倾向于仅仅使用强力就能够控制广大民众。但是现代经济形式变得复杂化，对肉体的控制开始失败了，就如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提到的苏联将工人的工作表现同样加诸刑罚。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非常明确地说，弱者的反抗其实非常微弱。这是题外话。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说，你不能逼一个人想出好点子。这个意思就是，就像刚果人不肯买农具提到自己的农业产出和16世纪巴勒斯坦人从肥沃的土地搬往贫瘠的山区的问题一样，现代的政权对经济的剥夺其实变成了“对灵魂的控制”，必须给出incentives，给出胡萝卜，才能引诱人们积极主动提高生产。

　　弗里德曼说，在经济的市场秩序中的自由选择，其实也是一种自由。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和政治紧密相关。但是，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正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没有说清楚明白的地方。从这本书来看，他们是不可能说明白的，因为看上去，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他们选择了一些相对简单的典型来作为理论分析和例证，能够说明一些道理但是并不能让人完全信服。就如奥尔森在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中说，很多理论仅仅追溯到江河源头的小溪和湖泊，而没有研究雨水是怎么来的。对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问题，我猜想，问题可能是政治和经济仅仅是两个出于便利而起的名字，实际上是权力和财富，以及其他资源如名声、地位等相互作用的一个复杂过程。要是这样的话，其实是要打破政治和经济的界限来进行研究。这个现在超出了我的能力之外，只能留待以后再说。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看到了一些patterns，但是或许只是从一大堆杂乱的图案中看出来了一个pattern。奥尔森还引用William Whewell谈到的统一性，即一种理论能够解释差别很大的各种事实。“据我所知，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例子说明凡具有这种统一性的理论在以后被发现时虚伪的。”这个标准貌似很不完备，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中提到，弗洛伊德、马克思和阿德勒的理论往往能够解释一切。注意，是解释一切。这就涉及到所谓“预言”的问题和证伪的问题，暂且不谈。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理论遭到的一个批评就是，他们的观点显然符合那些他们提到的典型的例子，但是其他的例子看起来更为复杂。我觉得实际上，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只是没有说清楚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关系。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到，经济要长期持续发展，必然要提供诱因，就是个体市场能够获取财富。攫取型制度不会提供这个诱因，因为，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说，经济的发展会造成对当权者的威胁，因为包容型经济制度下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创造性破坏的出现，不仅会导致收入和财富的重新分配，还会导致权力的重新分配。所以，攫取型政权不会选择让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的包容型经济制度。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些问题，比如苏联这样的攫取型国家为什么经济也会成长？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说这是因为宏观调控集中资源或资本、劳动力，再加上教育和科技的因素，同样能够促进一定程度的成长，但是这种成长是有限的，到期就停止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说很多西方人，或者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自己也被骗到了，1977年还有英国经济学家宣称，苏联式的经济比资本主义优越。甚至诺贝尔获奖者萨缪尔森也再三预测苏联经济霸权的到来，在1961年版的书中预测这个事件式1984年或1997超越美国，1980年版预测式2002年或2012年。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说法，或许我国的经济发展不久也将遭遇到瓶颈。但是情况又不一样，因为不同于苏联或北韩的计划经济宏观调控，我国的经济从邓小平开始放开了一定程度的所谓包容型经济制度。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为何攫取型政治制度下，会允许市场经济或刺激出现？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说，这是因为经过30年的社会运动，党已经扫荡了所有可能威胁权力的势力，所以在确定不受威胁的情况下部分放开经济。我以为这个问题很可能是这样的，即存在一种企业家型权力占有者，和一种寄生式权力占有者。前者就意味着，这些权力占有者是一个群体的代表，这些群体有着自己的经济实体，他们通过经济实体来获得或攫取财富，而不是通过权力攫取财富。尽管，权力对他们来说能够提供很多便利，但是权力同时也可以是对他们的威胁。这种情况下，群体之间形成一种rule of law的博弈结果，这些群体愿意遵守规则，来通过规则赚取和积累财富。但是，对于寄生式权力占有者就不同，权力是他们的主要资源，也是主要的利益来源。他们并不进行经济活动，而主要是对社会上的民众的财富进行收割，或者说他们是对其他人经济活动的成果进行收割。在这种情况下，我推想，他们实际上就是一种新型权贵，不同于往日强占自然资源如土地的贵族和王室，他们实际上是要收割新型经济所带来的财富。但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又带来不同的结果，在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采用了一种“民主”的意识形态，但是权力群体并不按照规则来实现民主，于是就出现各种贿选、暴力逼迫投票的各种舞弊行为。就如前面所提到的，实现一种良好制度的途径或许就是需要设定一套规则，以前的时代的旧政权就是因为没有一套公正的规则而是一种弱肉强食的规则所致；但是同时，设定一套良好的规则还需要在实际中执行，这就需要有几种起来的权力要么强制、要么制衡、要么监督来实现。所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到，需要有一定程度的集权才能实现，但是集权往往会走向专制或独裁，造成攫取型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包容型政治相比攫取型更难实现。虽然如此，我认为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或许误解了Lipset的现代化理论，即认为所有的社会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会走向现代化，更开放和更文明，特别是会朝向民主发展。就像或许有人会误解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攫取型政治充满冲突不稳定的观点一样，二者误解Lipset的观点是说现代化程度和民主程度成一种简单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从几十年或百年视角上看Lipset的理论，可能就认为不对，因为就像苏联经济飞速发展了60年可是还是没有文明化（然而还是文明化了，即崩溃），但是脱离这种短期线性关系视角而从长远来看，Lipset的看法还是对的。话说回来，我还是以为，实际上只有真正实现rule of law，才是一种稳定形态的包容型政治制度。所以，虽然拉美和非洲国家实现了民主普选，但是国家依旧是野蛮而不道德的攫取型政治，这些国家不仅存在各种选举舞弊，而且处处权大于法，比如1990年代，秘鲁总统藤森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关闭不合作的国会，然后修改宪法，增大总统的权力。阿根廷梅内姆修改宪法，拿掉限制他竞争连任的条款。哥伦比亚总统乌里贝修宪，以便能够再度竞选连任。

　　等等。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读后感(八)：经济学帝国主义盛名之下难副其实

　　经济学帝国主义盛名之下难副其实。雄心勃勃的课题，开篇即抨击了发展研究的各大理论，粗暴地告诉读者无论环境资源等等差异，决定国家发展程度的唯有制度。然而在此推论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用有限的微观的例证来直接攻击或支持宏观理论，本就是偏颇的。随后作者定义了inclusive和extractive的两种制度，在没能给出它们明确定义的情况下就推论两者具有截然相反的影响并是互斥的。以此开始全书漫长的case study，多少都有些为了自圆其说而导致的双重标准、前后矛盾、选择偏误和因果混乱，都能看到一个经济学家在思考政治学话题上的局限。毛咕噜大神算是这个领域的神人了可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还是要学习一个啊。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读后感(九)：摘抄及整理

　　一、引言

　　本书探讨了世界上像美国、英国和德国这样的富国以及像撒哈拉以南非洲、中美和南亚这样的穷国之间收入和生活水平之巨大差距的原因。为什么埃及比美国穷的多呢？阻碍埃及致富的限制何在呢？埃及的贫困是不可改变或是不可消除的吗？为了回答国家兴衰、国富国穷、国家间不平等和经济发展差距等根源性问题，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对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是根本原因的观点，且进一步分析了制度为什么是重要的、制度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机理是什么、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差异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等基本问题，并结合大量的历史事实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提供了佐证和解释。

　　大多数学者和评论家解释像埃及这些国家为什么贫困时，强调如下这些因素。有人认为贫困国家和富裕国家的巨大差距是由地理差异造成的，比如埃及这个国家主要是沙漠，缺乏充足的降雨，其土地和气候不适合生产型农业。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的贫困与文化相关。例如埃及的文化特征是敌视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埃及人缺乏适合其他国家繁荣的那类工作伦理和文化特征，相反他们接受与经济成功不一致的伊斯兰信仰。第三种观点，在经济学家和政策批评家中占主导，即认为统治者不知道什么是他们国家繁荣所必需的，从而在过去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和战略。如果这些统治者从正确的建议者那里得到了正确的建议，并付诸实施，繁荣就会随之而来。然而埃及人认为，经济问题主要是缺乏政治权利造成的。他们面对的所有经济障碍都源于埃及少数精英实施并垄断政治权力的方式。

　　事实上，埃及贫困主要是因为狭隘精英进行统治，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组织社会而不惜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政治权利非常集中，并且通常是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为自己创造财富。像英国、美国这些国家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他们的人民推翻了控制权力的精英，并创造出了政治权力广泛分散的社会，在这些国家中，政府需要向其人民负责，大多数人民都可以利用经济机会。1688年，英国发生了转变政治进而转变经济的革命。人民为政治权力而战，并且赢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力，他们运用这些政治权力扩展了他们的经济机会。结果就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轨迹，并最终发生了产业革命。而埃及在过去没有发生改变这些的革命，因为领导革命者从被推翻者那里接管政权，然后又创造了同样的体制。事实上，对普通民众来说，真正困难的是获得真正的政治权利，并改革社会运行的方式。这些政治转换对穷国致富是必需的。如果我们理解了这种转型什么时候发生、为什么发生，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评价过去发生但失败了的运动，以及我们希望它们什么时候成功并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平。

　　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核心观点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用包容性和汲取性、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对制度进行刻画，提出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等概念。所谓汲取性，从政治上说，人民或者说广大公众没有决策权或表决权，既没有选择当权者或者统治者的权利，也没有选择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的权利，当权者或者统治者要么是世袭的，要么是通过革命由军阀或军人担任的，精英人物或者既得利益者在制度的选择或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结果所选择的制度或制定出来的政策成为一部分人攫取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工具；从经济上说，所有的经济制度或者经济政策都是由当权者、统治者或者精英人物制定出来的，他们通过各种垄断权、专卖权、市场控制等掠夺生产者，使得生产者只能够得到所生产产品的一少部分甚至得不到所生产的产品，结果就是生产性激励的不足。所谓包容性，从政治上讲，强调人民或者说广大群众具有政治权利，能够参与政治活动，选举领导人或当权者，选举政策制定者，领导人或当权者是人民或者选民的代理人而不是统治者，任何人都有成为领导人、当权者或政策制定者的机会或可能性；从经济上讲，强调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人都没有通过垄断、专卖或者市场控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人们都可以获得生产性收益的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人们具有很高的生产性激励。

　　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是对应的，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采取汲取性政治制度，那么其很有可能建立起来的是汲取性经济制度。汲取性制度之所以分为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是因为汲取者通过政治手段或者经济手段进行汲取。通过政治手段的汲取，比如统治者或当权者征收高昂的赋税；通过经济手段的汲取，比如通过垄断、关税等途径控制市场价格以获得高昂的垄断利润。历史上大部分国家在大部分时期内采取的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在现代有些国家建立包容性制度之前，几乎所有国家采用的都是汲取性制度。许多国家通过革命建立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现在大多数发达的国家采取的就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无论是包容性制度还是汲取性制度，都能够产生经济增长，关键是经济增长能否持续，能否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只有包容性制度才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建立起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而其他国家没有呢？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建立起包容性制度并非必然，而是偶然的。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可能受到像灾害、战争这样的偶然性历史事件或者某个偶然的历史人物出现的影响。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虽然找到了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不发达的根源，但是没有能够找到摆脱困境的途径。因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分析只能是关于国家失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三、一些比较研究的佐证

　　1、殖民社会组织的持续影响以及这些社会的制度遗产所形成的差别——美国和墨西哥

　　如果你是一个墨西哥企业家，准入的壁垒在你职业中的每一步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壁垒包括你必须得到的高价许可证、你必须拿到的官样文件、给你挡道的政客和当权者以及从金融部门获得融资的困难，因为这些金融部门通常是跟你要与之竞争的当权者勾结在一起的。这些壁垒要么不可逾越，将你排除在盈利部门之外；要么就成为你的强大朋友，把你的竞争者排挤在外。两种境况的差异当然取决于你认识谁以及能够影响谁了。

　　2、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了贫困国家较低的教育水平

　　经济制度无法给父母创造教育孩子的激励，政治制度无法引导政府建立学校、给学校资金和支持，也无法给父母和孩子带来希望。国家为其人口较低的教育水平和包容性市场的缺乏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他们无法激发人们与生俱来的才能。他们有许多潜在的比尔•盖茨，甚至也有一两个潜在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但是他们现在还是贫困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被迫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或者被征招入伍，因为他们永远没有机会获得他们应有的职业。

　　3、对“创造性破坏”的担心通常成为反对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根源。

　　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通常伴随着伟大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他们用新的取代旧的。新部门会从旧部门吸引走资源。新企业从已有的稳定企业抢走业务。新技术会使已经存在的技术和机器过时。经济增长的过程及基于此建立的包容性制度在政治领域和经济市场上既创造赢家，也创造输家。

　　对创造性破坏的担心是造成新石器革命和工业革命之间生活水平没有持续提高的主要原因。技术创新使人类社会更加繁荣，但是也会造成新技术取代旧技术，会造成对特定人群经济特权和政治权力的破坏。对持续的经济增长来讲，我们需要新技术、新的工作方式，它们往往来自于像李这样的新进入者。它可能使社会繁荣，但是它造成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又会威胁依靠老技术工作的那些人的生活，就像发现自己会因为采用李的技术而失业的手织工那些人。更重要的是，像李的织袜机那样的主要创新也会威胁重构政治权力。

　　在罗马帝国时期，曾有人发明了一种装置，利用这种装置，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把立柱运输到罗马城堡的朱庇特神殿。这个发明被放弃了，不是因为其经济结果而是因为其对政治创造性破坏的担心。韦帕芗认为，除非他能让人民幸福并安于他的统治，否则这会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罗马平民必须一直很忙碌、很顺从，因此像搬运立柱这样的活动正好给他们提供工作。

　　图书会传播思想，使得国民更加难以控制。有些思想可能为提高经济增长提供极有价值的新方式，但是也可能具有颠覆性，对现有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状况构成挑战。图书也会损害那些口授知识掌握者的权力，因为识字的人会通过图书轻易地获得那些知识。精英控制知识的现状因此面临被打破的威胁。奥斯曼苏丹王和各宗教团体担心图书的创造性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于是他们选择的解决之道就是禁止印刷。

　　4、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国家对技术创新的反应

　　工业革命创造了几乎影响每个国家的关键节点。英格兰等国家不但允许，而且积极鼓励商业、工业化、企业家精神，所以它们迅速发展。有些国家，像奥斯曼帝国等专制国家，由于阻碍或者不鼓励工业扩张，发展就落后了。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国家对技术创新的反应，再一次创造了现存制度与导致制度和经济结果分化的关键事件之间相似的交互模式。

　　对创新的反对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弗朗西斯一世反对工业的发展。工业带来工厂，工厂会把贫困的工人集中到城市，特别是集中到首都维也纳。这些工人可能会成为反对专制主义的支持者。他的政策目标就是维持传统精英们的地位，维持政治和经济的现状。他想使社会保持在原始农业状态。弗朗西斯相信，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式就是从一开始就阻止建立工厂。他采取比较直接的措施，例如1802年，他禁止在维也纳建立新工厂。不仅不鼓励进口和使用作为工业化基础的新机器，还将禁建新工厂的禁令一直实施到1811年。

　　20世纪30年代，发红利的做法为技术改革带来了多种不利因素。如果产量水平达到了，就发给工人红利。一方面，创新需要用掉当前生产的资源，这就会出现生产目标不能实现、红利得不到支付的风险。另一方面，产量目标通常是建立在之前产量水平的基础上。这种激励就造成了工人不愿扩大产量，因为目标的不断提高将意味着以后要生产的越来越多。未能发挥潜能就成了实现目标、得到红利的最好方式。红利按月支付也使每个人局限于现在，而创新就是为了在明天得到更多而牺牲今天。

　　四、打破贫困循环的重要基础

　　为北美、19世纪英国的包容性制度和渐进制度的变迁成功开辟道路的政治革命的共同点在于，它们成功地赋予社会成员相当广泛的权力。多元主义，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基础，要求构成社会政治权力的多元化，并且从权力赋予狭隘精英的汲取性制度开始改革，需要一个权力赋予的过程。怎样才能迅速启动或促进授权过程及发展包容性政治制度呢？有一些明显的因素使授权的过程更可能开始。其一就是某种程度的集权秩序，还有多元主义的政治制度以及能够协调人们需求的公民社会机构；另一个因素是媒体。只有社会广泛获得当权者滥用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信息后，社会才能获得权力，并且在很大范围协调及维持。但是，自由媒体和新的通信技术只在边缘起作用，只有当广泛的社会成员为影响政治变革而动员组织起来的时候，并且这样做不是为了宗派原因或控制汲取性制度，而是为了把汲取性制度转变为包容性制度的时候，他们提供信息或者协调需求和行动的帮助才会转变为有意义的变化。能否开始这个过程、是否为进一步的授权打开大门并最终成为持久的政治改革，将依赖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依赖于许多起作用的微小差别，依赖于非常偶然的历史路径。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读后感(十)：评论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我对此书整体上是认同的，至于作者谈到的“无知假说”，我认为倒不如利益集团理论对政府失败的解释力度之强。正如书中所说“穷国并不是领导人无知，不知道采取最好的经济政策，而是因为它们可以牺牲他人来为自己吐图利并逃过制裁，而富国的总统们在选择政策时就受到制度限制。”当国家打破贫穷带给它们的制度模式，努力踏上经济成长的道路时，那不是因为它们的领导人突然变得有知识或不顾私利，也不是因为它们获得更高明的经济学家的建议，而是利益集团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主动实施的改革。

　　下面就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一下中国的政治权力是怎么自然集中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论断，我并无异议，但这句话是站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上给出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其中阶级斗争和内部改革起到重要作用。阶级斗争涉及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在现代社会中让位于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作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继承和发展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只分为民主的对象——人民，和专制的对象——敌人， 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取代阶级斗争。所以，改革成为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主要途径。

　　那么问题就来了，促进生产力发展人民幸福的手段只有改革，而且在当下进入深水区警戒线的时候已经不太可能出现自下而上的农民改革，这样就只能依靠国家自上而下的改革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只能依靠国家自上而下改革，那么国家改革的决策权又在谁的手上呢？人民？人大代表？恐怕都不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第九条规定： 全国人大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各专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7大主体，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属于全国人大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交各代表团审议，或者并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交大会表决。 第十条规定：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可以向全国人大会提出属于全国人大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 。

　　这看似是赋予了人大代表和以上团体平等的地位，可事实上，关注时事新闻的大家都应该知道，能够提交大会表决的议案都是第九条所列七大主体提出的，至于代表们自己提出的议案，几乎全部消失。两会期间的新闻联播里，代表们天天审议七大主体塞给他们的各种议案，但很少有代表团会审议自己的议案，更别说要不要提交给主席团这种问题。这就是全国人大有权提出议案的7加2主体。七大主体的议案，一般都直接交给代表团审议，进入议程；人大代表自己的议案，则几乎全部被主席团扔给专门委员会，消失无踪，这已经是不成文的惯例了。另外，人大常委会也承担极大比例的立法职权，但有权向常委会提出议案的主体也是所谓的5加1，即7大主体当中去除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加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两者地位类似于前面所说的7加2模式。

　　这就造成了相当诡异的局面：人大代表审议的都不是自己的议案。虽然存在人大代表的专业知识不足、提出的议案不符合标准等问题，但七大主体的议案不需要再经过专门委员会显然是不合理的。全国人大作为我国最高权力机关，拥有立法、决定、任免和监督等四项大权，这样的决策机制是人大权力不受重视的体现。

　　如此一来，我们不仅只剩下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条道路，而且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机制中也没有个体或者说群众可以插手的地方——一切都掌控在国家领导集团手中。

　　权力集中必然会形成政治利益集团，特别是政治经济一体化利益集团。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渐进式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培育了一批利益集团，一个半行政半市场化的市场，阻挠进一步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急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体性的利益结构，开始走向利益多元化的时期。利益源泉多样化、利益单元个体化、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利益冲突明显化， 需要组织各自的团体，来代表和表达各自的利益， 从而导致利益组织化程度提高，集团性利益意识萌发 。虽然目前中国社会各种组织化的利益团体还只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利益集团，但是行政性、结构性的利益集团是大大存在的。在中国当前的国企改革、房地产业改革、股市改革、医疗事业改革等热点改革过程中，无不涉及政府利益集团，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已经走到了前台，社会利益冲突越来越激烈。中国未来的改革，真可谓是长路漫漫，荆棘密布啊！

　　总之，达成富裕取决于解决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利益集团问题。

　　不过，话虽如此，至少我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不是太悲观的。作者在讲榨取式与广纳式制度的差异及它们带来的不同结果时并没有给出一个足够明确的定义。作者一直在用例子告诉我们哪些是榨取式的，哪些是广纳式的，而且认为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简单的存在榨取式与广纳式之分，但实际上，有不少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处于这两个极端，而处于它们之间。榨取式制度下也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广纳式，国家的制度并不是非此即彼，也是可以处于两者之间的。

　　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已经向广纳式经济制度迈开了一大步，实际上正处于榨取式制度和广纳式制度之间的过渡期。而且很难说中国目前已经进入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负向反馈和恶性循环，因为，第一，政府，至少中央政府在决策方面的首要导向是国家经济利益而非某阶层和集团的利益。第二，中国存在更激烈的区域竞争，省与省之间的竞争、市与市之间的竞争、县与县之间的竞争，甚至村与村之间的竞争，使中小企业在行政竞争中可以寻找最佳成长土壤，即产生社会活力的县域竞争依然存在，各级地方政府领导仍将本地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因此仍致力于招商，扶植本地企业，这有利于竞争活力的保持。

　　只要国家敢于打破窠臼，积极探索解决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争利、保护民营企业的创新意识、处理好产权保护与制度转轨中权贵结合的关系、治理腐败和保障行政效率等问题，我们不会一直踩着刀锋前进，并且面临跌入深渊的威胁。

　　文明的持续存在并不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华文明唯一幸存，目前却并不富裕。不过，既然能长存于世，就说明它有高度的适应性和稳定性，经得起一番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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