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笔记】《中国文学史新著》经典读后感10篇

【www.cubkforchild.com--文学】

　　《中国文学史新著》是一本由章培恒，骆玉明　主编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8.00元，页数：15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学史新著》读后感(一)：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人性确实不断发展吗？

　　章培恒先生《增订本序》中说：“我们的基本写作原则——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形式的演进而体现出来的。”

　　人类文明发展几千年，科学技术发展迅猛无疑，但人性果然发展了吗？今人之人性果然高于孔孟老庄时的水平了吗？

　　欲得此答案，不知该向何处寻找，先贤可有论述？

　　《中国文学史新著》读后感(二)：文学老师的哲学修养太低

　　文学老师的哲学修养太低——克己复礼为仁：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就是人生正途；实证科学只是众多科学的一种，实证科学占主导地位，是因为实证科学有利于资本增值；学而时习之：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并在适当的时候印证练习.................................................

　　《中国文学史新著》读后感(三)：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读章培恒《中国文学史》序言

　　先秦之诗经，魏晋之玄言。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明清之小说与戏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最醒目的代表文学。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呢？我们有什么是可以载入后代文学史的吗？

　　是莫言书写丑恶的小说？北岛理想破灭的诗歌？韩寒抨击时事的杂文？郭敬明的物质主义迷梦？亦或是，那些泛滥在网络中的言情、玄幻、武侠、官场等一系列天马行空的无边幻想？

　　如果是后两者，或许会让当代以文学家自居的人们大跌眼镜吧。但谁能说它们必定不能代表我们的时代呢？

　　以下分析仅以本人对于章培恒先生文学史观的理解而论，既不代表本人立场，也不代表章先生观点。

　　文学的发展伴随着人性的发展。当我们的经济愈加的繁荣，我们的个体意识便也愈加鲜明。从先秦到当代，我们的人性之路就在曲折中，朝着个体性与独立性的方向不断延伸。文学由先秦的重群体轻个体，到魏晋的追寻内心之路，历经了波折与徘徊，达到了五四时期所谓的“人的解放”，而在近代，更是进一步发展出了更为个体化，甚至私人化的“私小说”。这是文学以人性为基础的发展。

　　而就文学本身而言，它在审美性和自发性上也在一代代的发展中表现出更为浓郁的特色。到了元戏剧和明小说时期，古典文学发展到了巅峰，而其突出的标志就是虚构文学。

　　这是我对章先生序言的理解。

　　他认为文学的虚构性标志着文学在人性上、审美性上和自发性上的成熟，具体表现在文学内容从主观抒情到客观描摹，到借景抒情，再到虚构描写以抒情。

　　如果按照这样的观点看来，我以自己的浅薄之见认为，网络小说也许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文学。

　　网络小说从一开始就走的是纯虚构的路线，它发轫于言情和武侠，演变出了后来的穿越与玄幻，并吸收了官场小说，到现在发展出了多种倾向的大杂烩。虚构是其一直以来不变的特性，这也正充分说明了其自发性。

　　虽然是纯虚构，但网络小说却格外重视人物的塑造，可以说正是小说里特色鲜明的各类人物形象，让网络小说在虚构之中，却比正统文学带有更多的烟火气息。小说里的主角往往是不为世俗羁绊，任情而为，任意而行。放任个人的性情，追求自我的实现或享受是网络小说里一贯宣扬的处世之道。从这一点上看来，网络小说顺着文学个体性的发展之路走到现在，似乎到达了我们这个时代个人意识的高峰。这亦是符合文学在人性上的发展的。

　　而在审美性上，这却是网络小说的一大软肋，也是其备受诟病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在网络小说的发端——武侠、言情小说中，并不乏审美性的元素。不管是温瑞安的诗词武侠，还是琼瑶的（过度）唯美风格，都曾为网络小说的审美性埋下一粒颇有希望的种子。到了网络小说初期的沧月武侠世界，其审美特性比之传统武侠更甚。而网络小说发展到当下，它已形成了高度商业的运作模式，作者的写作多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这样的导向导致了网络小说的批量高产，使其质量不仅是鱼龙混杂，更可谓是整体滑坡。结构的散乱，辞藻的堆砌，甚至是逻辑混乱、含义不明……各种问题让网络小说越来越让人失望，并为正统文学所不齿。但它的问题并不能取代它的本质。

　　回顾古典文学时代，网络小说之于我们所谓的正统文学，不正像宋词之于宋诗，戏剧之于诗赋，古典小说之于所有其他文学体裁吗？它被文学家们不屑一顾，却赢得了广大的民众市场；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俗文学，但谁又能肯定在千百年后它不会成为21世纪的宋词和元曲呢？

　　但要在后世文学史里登上如此的地位，网络文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管是在审美性上，还是在形式的创新上，或是内容的合理化上，它都仍然处于一个粗制滥造的阶段。现在的网络小说，靠的是猎奇和麻醉来吸引读者，却少有佳作能给读者在真正意义上带来情感的触动与感悟。这需要网络小说写手们自身的不断学习，也需要正统文学作家们对于网络小说的承认与关注。

　　以否认其为“文学”来贬低网络小说的地位，已经毫无意义；面对一个拥有如此广阔读者市场的文学形式，我们与其去质疑其读者群的品位，不如试着去了解它们，学习它们，改造它们；借助它们如野草般的蓬勃生命力，使其成为另一颗璀璨明珠。

　　《中国文学史新著》读后感(四)：《中国文学史新著》：有思想的知识体系

　　《中国文学史新著》：有思想的知识体系

　　严家炎 等

　　十一年前，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问世，该书由于突破了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受到广泛欢迎。十一年间，主编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多方听取意见，几度深入思考，加以重新修订，于今将这部《中国文学史新著》呈现给学界和广大读者。

　　《中国文学史新著》延续了《中国文学史》重写文学史的思路，继承了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史发展线索的写作主张，又进一步贯通古今，使古典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在更宽广的视野和更现代的背景中得到凸现和聚焦。它的出版必将再一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为了更好地解读这部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联合举办了专题研讨会。以下为此次研讨会上有关专家的发言摘编（章培恒、骆玉明两位主编发言从略）。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

　　这部书当中，关于近世文学的部分我读的比较多，我感觉到这是一部很好很重要的书。就我读到的近代中国文学的书里面，这部书应该是代表着一种最新的水平和最新的成果，是最有代表性和重要性的书，对许多问题作了新的探讨。

　　这部书的近世部分写得非常有特点、有成就，把中国文学从金末元初开始的一直到20世纪以前的七百年间的近世文学考察的相当细致和深入。对作为近世文学的标志，比方说市民意识的兴起，个人本位观念的得到承认、在文学里面得到体现，这些问题都概括得很准确。对这个七百年年当中近世文学从萌芽到明初受到挫折，以及后来的复兴、发展、嬗变，这个轮廓勾划的很清楚。

　　这部新著有很多新材料发掘出来，有些平常文学史不大写到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作家，像王彦泓，就不但写到了，而且把国外学者的反应、评论，比如日本的永井荷风，美国的韩南他们的意见都介绍出来。这是我们不大注意的，而这些都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开拓。新著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每一编的概述都是一种专论，论述的相当深入。例如金末元初那一编的概述主要探讨了市民意识的兴起及其在文学里面的体现，论证得很有力量、很鲜明。所以我觉得读这个书确实学习到很多东西。

　　这部新著还特别突出指出中国文学自身内在的因素发展，会必然要走到新文学，走到现代文学来，我们的文学也必然走到现代化，这个论述很有力量。中国新文学当然是受到西方的影响，但即使没有西方的影响，它内在的因素也会起来，促成这种进化。《新著》把一直到五四后的新文学也尽量的对照起来，把近世文学跟五四以后的文学对照起来，从这里面互相关照，在关照当中找到发展的迹象、脉络，把它勾连起来，加以说明，这个都是治学的很好的方法。但所以这一切又都是从实际出发的，是从文学的史实出发的。因此，我觉得这是近年来出现的代表最高水平的一部文学史，尤其从近世文学这个角度来看。

　　邓绍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这部新著经过了两个阶段的写作实践，1996版对原有的文学史模式做了一个初步的突破，现在新著则对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有了进一步的突破。很清楚的一个特点是，除了基本着眼于在人性发展制约下的文学的美感的发展作为贯穿线索以外，这种贯穿线索本身就建构了它自己的体系。我认为这是文学史著作当中的重大进展。这部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可贵的文学史体系，这就奠定了它的历史地位。我不仅仅讲体系，我还注意到主编把王朝体系改为上古、中世、近世三个阶段，借鉴了前人的一些说法、做法，但从文学史的实际出发，在中世中分为发轫、拓展、分化三期，在近世中分五期，我觉得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从文学的实际情况出发打破王朝体系，提出的一种新论断。把三个阶段作为分期是经过了非常严格、非常认真的推敲研究，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从具体的论述来讲呢，也使我们耳目一新。比如说，在东汉的辞赋与散文当中，非常注重书信，这些东西是以往文学史不讲的；在谈杜甫的时候，对杜甫后期的作品特别重视，因为编者认为杜甫后期进入四川以后自我意识的强化特点非常明显；对元好问的词作和文学思想很重视，而且把元好问作为近世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家之一。这些具体的论述都很有新意。主编在书里讲，我们的目标是使此书真正的成一家之言。我想，一家之言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因为这部书自己建立了一个体系，而且确实进一步突破了原有文学史著作的模式，也就必然有助于促进文学史学科的更新。新时期以来学术界有一个共识，只有多元才能促使学术事业繁荣昌盛，文学史格局也要多元，正是从文学史格局多元来说，这部书虽然确实是一家之言，但它发生的影响必将是巨大的，也正是从多元着眼，在突破旧有的格式上，这部著作有着巨大的功绩，在积累新的模式上也有新的功绩。

　　另外我还想说一句，就是这部书的历史定位。这部书出来以后或迟或早会成为一个研究对象，因为中国文学史的构成本身是一个庞大的复合体。在这部书成为研究对象引起各种意见的过程中，也会促使研究者们对此作进一步的思考，作进一步的研究。

　　我很同意严家炎先生的评论，这部书是目前从框架到内容都呈现新的面貌的著作，是一部具有独特体系的著作，在中国文学史著作当中开创了新局面，有助于中国文学史学科的推进和发展，从我们希望的文学史多元化格局着眼的话，它表现了当前的高水平。

　　陈洪（南开大学教授）：

　　1999年教育部评重点推荐教材的时候，我就提出这部教材应该进入重点推荐的行列。为1996年版的《中国文学史》在学术领域内有很大的反响，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高校教学当中，都是受到极大关注的事情。有了新的修订和改写，很多地方比原来更明确或者是有了一个前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大家都很有期待的一部书。另外，我想最重要就是说，它无论是在体系上的探索还是深刻性在已有的同类书里都是非常突出的，对于教材建设多元化的总体想法是有着特殊意义的。我当时说了诸如此类这样一些理由，其他几位专家也都觉得确确实实应该把它列进去。这算是创了一个先例，因为当时这部书提交的只有上和中。由此也可以见出这个教材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

　　现在三卷全书出来了，我觉得比当初的确是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特别是在近世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衔接、嬗变的关系上。因为若干年以来，章先生一直在倡导这方面的研究，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内容是在一个长期研究的基础上然后结、灌注到教材的编写当中。这个特点是很突出、很鲜明的。

　　我很同意刚才两位先生的评价。这是很重要的一部教材，有特色的教材，在整个多元教材的框架中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邓先生说得很好，作为一部很重要的教材，它自己很快也会成为研究的对象。在拜读的过程中，我也思考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当中，描述和评判之间的关系。任何一种书写都必然有我们的一个框架和一个特定的角度，而这个角度和整个的史实描述之间，这个关系、这个度如何把握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文学史的评判突出了思想文化内涵的某个方面使其更具有现代意识，在操作的层面、文学的式样、形式上面的一些东西和思想文化内涵在处理上还是有研究的余地。另外，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近世篇中尤其是向现代文学嬗变部分，是不是还可以再多关注一下明代后期以来女性的写作，我认为女性的写作无论是庞大的群体还是在其中体现出来的人性的觉醒，可能还可以再多关注一点。

　　陈大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我很佩服章先生在这几年身体不太好的情况下坚持完成了这部巨作。而且章先生的写作思想非常明确，思想贯穿全书。

　　这部书还吸纳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有些地方讲的很公平客观，比如大家都知道对于《西游记》的作者有争论，过去因为胡适、鲁迅讲是吴承恩，大家都讲吴承恩啦，但吴承恩的讲法呢我觉得在逻辑上有问题。但是不讲吴承恩呢，反对的力量非常大，我发现章先生写文学史讲到《西游记》的时候很客观，他并不因为自己是主编，自己觉得不是吴承恩就写不是吴承恩，而是很尊重其他学者的想法。再有就是关于分期的处理方法，我觉得比以前好很多，既有一个分期，同时朝代也要照应，双方结合的比较好。

　　章先生关于古今贯通的思想，在学术界影响非常。1996版的文学中就专门有一个结语：向新文学迈进，因为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往上追溯，就要解释五四是怎么发生的。96版的结语，把这个关系讲的很清楚。现在这部新著在讲完诗歌之后就结束了，我感到其实可以把96版的结语加以修订附在后面，告诉读者文学这个发展的脉络在五四以后是怎么跟上的。或者更干脆地说，中国文学史就应该写到当代，让大家知道在现当代文学的前面还有一个古代，我们的文学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现在的一些现当代作家放在这样一部文学史里，李白是一章，你可能只是一节，或者可能只是一段话，那么这样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位置就摆正了。

　　王水照（复旦大学教授）：

　　章先生在学术上有不断的追求，非常认真的追求，非常真诚的追求。对于文学史的问题，他一直坚持认真探索的立场，因此这部新著较之前部又有了很明显的提高。

　　我觉得这部书从考订和实证研究的角度有很大的价值。我非常欣赏书中的注解，它发挥了一个注解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我们的脚注一般是引用原文的出处，但是章先生的注解很多是考订，考订材料的辨别，考订材料的来源。

　　文学史在中国文学学科当中是重中之重，是学术内涵最深，对每个学生的成长，包括我们每个人的学术成长都很有意义的学科。但是中国文学史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多部了，大多数是低水平的重复。但章先生的新著很有新意，主要贯穿了三个思想，第一就是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是同步的，第二就是重视形式的发展，第三就是古今演变，这是三条非常清楚的线索。尤其是近世文学部分，贯穿了章先生古今演变的文学观念，最让我有耳目一新之感。

　　如果说有个不满足的地方，就是感到古今演变这个概念确实是贯穿全书的，但前面两卷贯彻古今演变相对显得弱了一点，只有一些点的比较，还没有延伸到线。那么这个问题能不能做呢，还是可以做的。中国古代文学与新文学怎么联系，我想有三种形式可以联系起来。

　　第一种联系是，新文学里具体的文学事例、具体的文学现象，与古代很明显有联系的，有一些比如像胡适搞新诗革命的时候明确说，自己主要是从宋诗里取得经验；还有譬如俞平伯先生说词，认为词长短句的形式，当它脱离歌唱后变成单纯的长短句的抒情诗的时候，可以给新诗以更大的作用。当然新诗这个问题章先生也说了，小说和散文跟古代的联系比较紧密，新诗的确吸收的比较少，是个特殊的问题，不过古代诗歌肯定是有影响的。第二种联系是，新文学里面的现象跟古代文学里面的现象可以相通，虽然我们不一定有证据表明后者是前者那边直接影响来的，但这种现象写出来也好，就是写出一些相通的意向、相通的构思，可以进一步发掘。第三种联系是，可以互释，就是古代的材料跟今人的材料可以互相来阐述，章先生文章里面已经提到，冰心晚年集龚定庵绝句来抒发自己的感受，当然我们还不清楚冰心的创作里面什么地方受到龚定庵的影响，但从她的做法可以肯定冰心和龚定庵之间有个心灵的共鸣，找到了共鸣点，这个共鸣点是可以研究的。龚定庵的诗句可以作为绝句的材料，反过来又能说明龚定庵的诗至少每个诗句有独立的意向可以供你大量的吸取。所以我想用这样一种方式，古今之间可以互相说明一些问题。

　　章先生说希望使这部书真正成为一家之言，一家之言这个话最早是太史公说的话，叫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倒是章先生这部书的特点了，章先生这部书继承了中国优秀的修史的传统。

　　罗宗强（南开大学教授）：

　　章先生这部书最大的贡献是他提出来用人性的发展来衡量中国文学史，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真不容易，章先生这个做法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对文学的认识，什么是文学，章先生充分展开来说，文学是表现人格价值、个体价值和作为群体的每一个个体的价值，他的自尊、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感情，对此做了充分的表达。我看这部书，凡是表达真情的，浓烈的真实的感情的，章先生都加以充分的肯定。而对于那些个受思想束缚的文学作品，比如唐代的古文运动啊，白居易的闲适诗啊，他就一笔带过啦，没有加以充分的肯定，这一点是跟过去文学史有所不一样的。

　　很多思想我非常同意章先生的观点，但我的一些思想呢，可能比较偏激，我对儒学的问题有很多想法，章先生讲的政治的压迫和思想的束缚往往使文学处于低潮，举的是明初的例子。儒学有它的优点，但它有很大的束缚，特别是后期儒学，宋明理学以后，三纲五常的束缚很厉害，中国文学史的生命是什么，它发展的主流是什么，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我非常同意章先生的看法，因为这个看法提出来使得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有一个全新的看法，不管这个看法将来是不是会为大家同意，但它是独树一帜的全新的看法。仅从这一点来看，在文学史编写的范围内，它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这部书有一个全新的视角，现在国内的学者像章先生这样贯通古今来讲的是少数，不容易。另外在描述的过程中，在人性之外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艺术的发展。我看章先生作品的举例中有很多新的东西，介绍了一些大家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作家，说明他对他所介绍的作家作品有系统的清理，有自己的选择。这个不容易。我们看其他文学史，举例大都一样，举李白就那几首诗，杜甫就那几首诗，章先生不一样。比如说，杜甫过去一举就是《秋兴八首》，这部书里面没有提《秋兴八首》，我想章先生为什么没有提《秋兴八首》可能是因为里面的忠君观念。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判断文学发展过程中，他是经过考虑的。当然这些考虑具体会有不同看法，这不要紧。从文学发展本身来分析，而不从朝代来分析，这可能有不同看法，这也不要紧。章先生是从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来分析，他有他自己的体系，前后互相照应的关系。文学史问题复杂得很，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有定论。章先生这套书的价值在于他提供了新的模式，给人很大的启发。

　　程章灿（南京大学教授）：

　　读完《中国文学史新著》之后，我觉得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这三句话，正好可以借用来概括这部新著的三大亮点。

　　所谓究天人之际，是指这部文学史中贯穿了人性的发展这条重要线索。探讨与文学演进同步的人性发展，也就是一种新的意义上的究天人之际。《新著》采取三段九编的分期法，三段包括上古、中世、近世，中世文学又分为发轫、拓展、分化三期，近世文学则细分为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期。这种对文学史分期与命名，着意以人性的发展为立足点，并着力彰显人性发展与文学发展的同步，可谓用心深微。中下卷各章标目中，亦时时透现着这样的用意，说明其思路是一以贯之的。与96年版文学史相比，《新著》对于人性的发展这一主题的理解显然更深刻，也更加融会贯通了。实质上，《新著》在追踪文学发展与人性发展同步的轨迹之时，已经展开了对文学以及文学性的重新定义、重新阐释--在我看来，这才是这部新著中最具革命性意义的实践，也是最应该强调指出的。

　　所谓通古今之变，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内涵。首先，它是指在古代文学史内部，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关系。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对这些关系的叙述随处可见，上下前后串连生发，使得文学史的脉络更加清晰条贯。其次，它是指在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亦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众所周知，这一概念是章培恒先生率先提出的，意在揭示一部中国文学史从古代发展到现代是合乎逻辑的演变，其间并不存在截然断裂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内部，蕴藏着决定中国现代文学走向的内因，而西方文化只是加快其朝着这一方向演变的外因而已。实质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说对中国文学的历史性作了重新定义。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不仅为文学史叙述设计了新的策略，而且为文学史思考开辟了新的方向。透过贯通古今的表面诉求，我们应该看到其有更远大的目标。

　　所谓成一家之言，当然是说这部新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其独到的特点。在内容方面，从作家作品的取舍轩轾、抑扬轻重，从文本例证的择定到具体的解析；在形式方面，从历史分期、章节分合到标题设计，乃至具见功力与匠心的文献注释，都有鲜明的特色。

　　因为这部新著的面世，曾经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也许会再度成为人们的话题。它所展示的文学史视野与对具体作品的剖析角度与解读方式，也将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并因而推动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从而使其自身成为中国文学史学上的一个里程碑。

　　曾华鹏（扬州大学教授）：

　　十多年前看到96版《中国文学史》，当时非常激动。章先生当时提出的这个基本观点有点冒险，但现在已经被比较多的人接受了。现在就可以更冷静、更理性、更深入地梳理他的基本观点如何深入地渗透到这部文学史写作的整个过程。《中国文学史新著》基本上达到了这个要求，把初版导言中的基本思想渗透到了全书当中。

　　1949年以后，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都在努力找一条贯穿中国文学史发展的线索，我们找了很多，但实际上是走不通的。现在章先生在这部书中很鲜明地提出，文学中的人性的发展以及艺术表现就是贯穿中国文学从古到今演变过程的基本线索，这就把我们过去摸索的找不到的线索找到了，这是本书很大的贡献。过去长期困惑的东西我们都不能解释，比如山水画、花鸟画，古典乐曲，这些怎么体现它的积极性，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的人都能够共同地欣赏，过去很难解释。这本书从文学史的写作中，从对中国文学全过程的梳理中论证了人性是贯穿文学艺术的最核心的东西，这是本书在理论上的贡献。

　　这本书最精彩、最有创建的还在于对文学嬗变过程的描述。第九编现代文学·嬗变期，把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结束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历史，作为文学的嬗变期，考查这个时期文学嬗变的种种新的因素、新的成分，理出了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嬗变的整个目录，处处与后面的新文学向呼应，对中国文学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作了一个整体地把握。在具体的描述当中，很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注意前后的思想联系，他提出从嬗变期到新文学期的许多作品里面，体现了对人性的尊崇、对礼教的批判，比如《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同时一些诗歌里表现了对人性的尊重，对自由的渴望，这与五四以后的人性是相通相连的。第二是注重形象的联系，这里就不多举例了。另外就是一些作品的相互映照，比如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与俞平伯的《花匠》有共同的东西，龚自珍的散文《尊隐》和鲁迅的散文《影的告别》在写法上有很多相通的东西。还有语言方面，叙事模式方面。这部文学史中都注意到了这些变化。从这些方面的内在联系来看，读了这一百五十年的文学史，就是出现了过去文学史中没有的一些新的因素嬗变期这一部分写得很好，分析得很细致。

　　黄霖（复旦大学教授）：

　　这部《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确是一部成功之作。它有明确的治史目的。这是真正能写好一部文学史的基础。章先生写这部文学史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即是要突破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成一家之言，以推动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当然，在这后面还是有更深层的对于现代文化发展的思考。他要突破现在文学史已有的一种模式。为此，这部书充分地体现了一种精益求精，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这也是复旦的一种可贵的传统。

　　第二，这部文学史有独立的文学史观。这是真正能写好一部文学史的灵魂。章先生这部文学史，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构建自己独立的文学史观。我理解它的核心精神是三条：人性的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与之相适应的艺术形式美的演变；古今演变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次的新著的确清晰地表现出用这样的文学史观统率了全书。比如在分析高启的人与诗时，就突出了他对个性的尊重，并将他对个性的尊重与庄子、嵇康、李白、杨维桢等作了比较，使人清楚地了解了时代在发展、尊重个性在不同人身上的不同特色。再如在讲《文心雕龙》时，并没有在讲它的整个体系如何构建，而是从雕龙出发，围绕着刘勰对美的认识为中心来加以阐发。再如在分析张岱小品文时，就指出了这样的审美情趣，与五四后的知识分子已有相通之处。

　　第三，这部文学史有创新的精神。这是衡量一部文学史学术水平的重要标识。这部书的文学史观首先是新的。在这一指导下，分期也就是新的，很有创意。在这样的全新的大的框架下面，具体对每个时期的作家作品的取舍、详略及其分析、评价，都鲜明地显示了一种创新的特色。特别如关于《玉台新咏》、《妖红记》、王彦弘、《浮生六记》等过去不为重视、甚至根本否定的作家作品都上了目，作了较为详细与肯定的评价。还有不少过去一般文学史中没有提到的二三流的作家作品虽然没有上目，但都照顾到，增加了全书的新鲜感与丰富性。当然，更多的是对一系列的作家作品作了许多富有新意的分析，这里无法一一列举。

　　第四，主编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是真正能写好一部文学史的生命。严谨的学风首先表现在运用材料的正确性上，特别强调了确知其为已经改变了作品原貌的引文，即使在读者中已有很大的影响，仍不采用。严谨同时也表现在论辩中。全书在分析时，常常进行论辩，论辩时都言必有据。例如在辩析钱谦益诗莫教肠断李龟年时，引用了吴伟业的相关材料，有力地辩析了钱谦益怕自己与柳如是的婚事和那些艳体诗有损名誉的心态。这样的情况也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董乃斌（上海大学教授）：

　　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已经历了一百年的发展，文学史的著作已经超过一两千种。研究古典文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学史某些方面的某些问题。大家都认为这部书是文学史研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我非常赞同这样的提法。同时，我觉得这部书的价值也是划时代的。在这部书之后，文学史的研究方法、研究观念会有些根本性的变化。

　　在这部文学史中，章先生找到了一条线索，把人性的发展变化和文学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贯彻下来，写出来这部杰出的中国文学史。我理解，章先生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论概括，他首先是从文学史资料中寻找线索，是从具体到抽象，然后在写作的过程中又把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具体化，这是两个过程，首先是从具体到抽象，然后再从抽象到具体。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这个过程。文学史著作包含大量的史料，但如何来操作和运用这些史料，还要有选择的过程。中国文学史的史料浩如烟海，不同的文学史家可以发现不同的史料，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学史新著》引用的史料做一个索引的话，我们会发现这部书与前人编写的文学史在（运用）史料方面，有很大不同。

　　史料运用之所以不同，章先生为何选择这些史料，而不用那些史料，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的文学观的问题，一个是文学史观的问题，这两个观决定了史料的选择。做一个新的人名索引、资料索引，这样一部新的文学作品选就出来了，而且与过去的文学作品选不一样，因为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不一样。我认为，这部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思想，它为我们提供了有思想的知识体系。章先生通过很严密的论证，辨析了很多材料用到这部书中去，但关键还是要有思想，用思想把这些材料统率起来。我说这部书划时代，也在于它呈现出来的思想是划时代的。章先生的价值就在于起到一个示范作用，打破了文学史始终是在一种范式之下来写的模式，其他人可以用其他的思路来概括一下文学史，但实际做到，又是很不容易的。章先生这部书表明，多元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激励了后来者，一方面发现材料，一方面锻炼思想，这样的话，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就是不断在前进。

　　在以后有一段时间，在学术界和课堂上，可能大家会用章先生的这种理论来阐述文学史。大家都认为，这部书对研究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都有启发意义，我觉得，最有启发的应该是研究文艺理论的学者，因为章先生在什么是文学这方面，提出了完整的有力的看法，在什么是文学史方面，提出了完整的看法。

　　廖可斌（浙江大学教授）：

　　我认为，这部书是一部全新的文学史。本书以人性发展为脉络，以古今演变为特色，另外特别重视历史分期，和史料的考辨。我打个简单的比方，人性发展好比这部书的血脉，注重古今演变的非朝代划分是其骨架，特别注重艺术分析和史料考辨，可以看成皮肉。如果把这部书比喻成人的话，这是全新的一个人。这部书和当下的很多文学史的确是不一样的，给人面目一新的感觉。

　　章先生是一个学者，同时又是一个有很高的思想和文化追求的、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除了文学史以外，他又有对中国文化的历史的思考。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是借助文学史表达他的理想。章先生实际上有思想启蒙的意图在里面。启蒙看起来好像不新鲜，自五四以来讲了上百年了，但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远远没有解决。所以现在通过研究的非常专深的专门之学，使读者通过这些著作感悟到这种意图，启发人们的思想，它的意义就不仅限于文学史了。我感觉，章先生是有理想在这部书中的。这部书不仅是像刚才诸位提到的是文学史编纂的里程碑，是跨时代的著作，我觉得也是思想文化界发出的一种声音，或者说是标志性的一个著作。

　　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考查文学史的发展和演变是完全合理的，而且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文学或者现代文学会有新的思路，会开辟新的途径。对我的启发是，中国古人，特别是宋代以后的人，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主要是随着商业环境的发展，实现了自食其力，文化教育得到普及，这样一个时代，使人们不再迷信过去的权威，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过去人们是没有注意的，在君权专制时代，人们对这个变化没有达到充分自觉，或者有一定程度的自觉，但是不能明言，所以当时的人对此解释不够。近代以来的人又把它看成落后的东西，没有去理解它，我们现在如果换一个角度来重新审视古代特别是宋代以来人的心理的变化和思想的变化，也就是这部文学史中说的人性的变化，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可以重新来看。如果按章先生、骆先生的思路来梳理宋元明清文学，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我觉得章先生他们这一代学者是有承担的一代人，他们的学术是有承担的。这存在着三个方面的承担，一个就是对自我的生命的承担；一个是对学术、对学科的承担；另外一个就是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发展的承担。我觉得章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勇于承担的人。这部新著最引人注目的是写了十年，尤其放在当下的语境来看，用十年来写一部书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仔细想一下，实际上十年也是不准确的，他实际上是用一生在写作这部文学史。

　　很多先生提到这部书是有思想的知识体系，其实思想背后是有一种生命意识的，这是有生命的一部著作。其实它背后的东西也许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将这部书纯粹看成是一部学术著作，而应该关注它背后的一些东西，我读这部书感到感动也是因为这个背后的东西。他是总结了一生的生命的经验在做一个发言。

　　章先生为什么强调古今演变，实际上他是反对现代文学是对古代文学断裂的说法。我觉得作为一名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对断裂这样的思潮保持警惕非常难得，这对于研究现代文学是很大的精神支援。他讲确知被改变了原貌的文本，即使在读者中有很大影响，仍不采用。他举例说，作了删改的四库全书全不作为引文的根据，这表现出章先生严谨的学风。这部文学史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有独立的史实，其实也有独立的材料准备。鲁迅曾经讲他治史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对资料有独立的准备，章先生这部书就是有独立的材料准备的。

　　第二个方面，我认为任何一部有贡献的学术著作，它的贡献本身就可能是一种局限。常常在有所发现、有所突破的同时，可能会遮蔽一些东西。章先生强调的人性的解放，是个性的解放，他强调文学怎么从群体的转变成为个体的过程，他讲中世文学总趋势，说是从群体利益为中心向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转变的过程，这个叙述是历史的叙述，但背后却是有价值判断的。中国历史上存在长期对人性的压抑，本书特别强调个性的解放，这是正确的，事实上也构成我们文学史发展的一条线索。但能不能反过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强调不断地个性解放是一个传统，但强调忧国、忧民、忧时也是构成一个传统，虽然本书在叙述上并没有否定忧国忧民传统，但在具体叙述上是有一定偏向的，所以我不是很同意书中对白居易和元白诗的评价，我觉得评价偏低了。再比如，还有对杜甫和韩愈的评价，也有这么一个问题。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1985年提出20世纪文学史和重写文学史，是现当代的研究者提出来的，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看成是转型期的酝酿时期，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也不仅仅是针对现代文学，这个问题是提出了，但是却没有很好地落实。这部新著是文学史研究和写作进入转型期以来，真正有实际意义的唯一的一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部文学史是破天荒的。在未来的学术研究史上，它会有很高的地位。

　　这部文学史的写法是有源头的，不仅仅是1985年的源头，从上个世纪我们有中国文学史开始，就有它的源头。黄霖先生讲有两种文学史，肯定了其中黄人的文学史，我也是这样的想法。黄人的文学史，就是这本文学史的源头，为什么呢？黄人的文学史对文学的基本的评价标准是文学为言语、思想、自由之代表，黄人提出文学是演进的，虽然这个想法他没有完全做到。文学是演进的，正是这部文学史从头到尾贯穿的线索，不过梳理得更加明确了，有人性方面的演进，有审美形式方面的演进。所以如果为我们这部文学史找源头的话，黄人的文学史就是其源头。当然现在的文学史不知道要比黄人的文学史要进步多少。这部文学史特别重视鲁迅的文学史观。章先生把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文学史观作为非常重要的精神遗产，来撰写这部中国文学史，他引用的鲁迅的著作非常多，这都是非常高明的地方，也说明这部文学史是有源头的。

　　第二个方面，这部文学史对于我们现代文学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现在对五四的研究，的确是意见分歧，而这个研究又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来看，它应该是现代文学的核心问题。五四到底是不是一个断裂？这部文学史是反对五四断裂论的。它以整个的文学史来反对五四断裂论。章先生认为，整个的古代文学都准备着进入五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不同意五四断裂的。

　　第三个方面，我认为，这部文学史代表着建国后1955年以前进入学术界的先生们的顶峰之作。这代学人是有特点的，比如说第一，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第二，这代学人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全部的生命都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了。第三，考证细密、扎实。第四，文字生动，不艰涩，好读。第五，综合上述四点，这样的研究你不能说它不前卫。这五条显示了20世纪50年代进入学术界的学人的学术生命力没有停止，不但没有停止，可能还要进入巅峰，对后面的几代学人还会有启示，这个意义我们应该认识到。

　　吴承学（中山大学教授）：

　　《中国文学史新著》顾名思义，重点在一个新字。这个新字，按我的理解，是两重意义的，一重是对于已有文学史而言的，一重是对于主编者原有的《中国文学史》而言的。所以新著应该是对于已有文学史和章先生、骆先生主编的原版《中国文学史》的超越与出新。

　　那么，《新著》究竟新在哪里呢？全书明确具有一种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追求。

　　先说通古今之变。这确是本书的新特点。本书有一种综合的整体的观念：距离此书的开始写作已近十年，我们的基本写作原则--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形式的演进而体现出来的--固然一如既往，但也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尽可能显示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期所出现的与现代文学相通的成分及其历史渊源。我们不仅在近来新写的本书下卷第九编《近世文学嬗变期》中努力贯彻这种意图，而且还力图显示近世文学嬗变期的这些特征是怎样在中国文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可以看出这是编者的明确的学术追求。所以在文学史研究上，通古今之变应该是对于已有文学史和章先生、骆先生主编的96版《中国文学史》的超越与出新。

　　再说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贯通全书的写作原则--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形式的演进而体现出来的--固然一如既往，但也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尽可能显示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期所出现的与现代文学相通的成分及其历史渊源。

　　本书除了以古今演变的眼光考察文学与人性、文学形式的发展之外，还有许多值得注意之处，也是属于可成一家之言的地方。比如，按文学发展线索分为上古、中世、近世的分期；比如，该书非常重视审美感受；比如书中的脚注，我很喜欢这些脚注，这些脚注的学术含量是非常高的。

　　范伯群（苏州大学教授）：

　　文学有它自身的特点，我觉得总得有一天把文学还给文学，章、骆两位先生的文学史正是这样一部文学史，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黄人在编《小说林》的时候，提出文学是美的一种，美是文学的灵魂，没有美，文学就失魂落魄。章、骆两位先生的文学史阐述了人性发展制约下的文学的美感及其发展，自成体系。

　　第二点，我谈一下古今演变。原来的时候古今演变是放在最后一章的，现在分散在书中，而且有具体的例子，这非常好，很有说服力。谈及五四不是断裂的时候，说这是土壤和种子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文学有这个土壤，外国文学有一个种子下来，不是断裂而是促进。这一点我觉得讲得很到位。

　　第三点，看了书中的很多文字，我们会感觉到借古可以鉴今。实际上，除了章先生的学问之外，包括他的阅历。他讲古代，有时候使我们会心微笑。

　　第四点，通过这部文学史，我们要提倡做主编要像章先生这样做主编。我觉得章先生的确是用生命在写这部书，这部书体现了章先生严肃的科学态度和顽强的拼搏精神。

　　另外，我觉得章先生这部书给我们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出了一个难题，我常想，多年以后，别人怎么看我们编写的现当代文学史。这部书的近世文学部分七百六十年左右，划分为五段；我们现代文学是三十年分为三段，如果1900－1916年也算为一段，就是四段，半个世纪分成四段；后面当代文学又分成四段。一千年后，后人以此划分文学史的话，要化分出七八十段。我研究了多年现代文学，发现我们的学科是很不稳定的学科。章先生这部文学史影响到我们现代文学的研究，我们的现代文学史怎么写？这成了问题。需要我们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认真思考。

　　栾梅建（复旦大学教授）：

　　以我的看法，这部文学史初步找到一条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文学史发展框架，具体而感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产品生产的艺术规律。简单地讲，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讲，上层建筑肯定是受制于当时的经济发展的，马克思曾经把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的依赖性的阶段，主要是指人类是在生产能力低下的状态之下，也就是奴隶社会当中，人性受到非常压抑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物的依赖的阶段，人逐步解放了，奴隶逐步解放了，逐步向物、向资本靠拢了，在金钱面前，人逐步享受到了自由，从人的依赖性阶段到物的依赖性阶段，人类社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对应的社会是从奴隶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虽然从人的依赖性阶段到物的依赖性阶段再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条基本规律，虽然中间会有曲折，我觉得这条规律在章、骆这部文学史当中得到了具体的展现。这部书最大的贡献就是，从20世纪初期黄人的文学史直到现在，找到了一条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和框架。

　　当然，这部书也有一定可以探讨的空间，作为开拓性的著作，它奠基了基本的框架，随着文学史研究的开展，可以不断地丰富、具体和完善。

　　另外，如果没有外来影响，到底有没有五四文学？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已经讲得很好了，这是外因和内因的关系，也是范先生讲的种子和土壤的问题，没有鸦片战争以后沿海的经济基础和工业化的程度，五四的起源和产生是难以想象的。五四之所以能够成为持续的广泛的运动，主要在于它发展的土壤已经有了，这个土壤不是从西方搬过来的，这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当然可以追溯到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就开始有了。从明代到五四，这是非常丰富的、有营养的土壤，西方文化进来以后，对于五四文学的产生，是一种内因和外因的结合的关系，这也是我们看待这部文学史的一个角度。

　　张新颖（复旦大学教授）：

　　章老师固然是一位主要精力用来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但是我觉得这部书是强烈地体现了现代文学精神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他为什么对人性和人性的发展的概念耿耿于怀呢？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20世纪的中国人、甚至几代人艰难挣扎的痕迹在里面。从这个角度讲，这部书不仅仅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著作，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他关于人性的看法，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在导论里面谈到《水浒传》，谈到石秀杀潘巧云，这在金圣叹批点《水浒传》第45回时，已经把武松杀潘金莲和石秀杀潘巧云作了一番对比，说武松杀潘金莲还有情可原，石秀杀潘巧云就不可理解了。金圣叹指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到了周作人那里，对此有一个激烈的批评。再到了施蛰存那里，他干脆重新写了一个石秀的故事，在这个新故事中，施蛰存先生把金圣叹说得不可理解的石秀的心理作了一个解剖，主要是从性心理扭曲变态的角度作了一番解剖。而在章先生这部著作里，他比金圣叹走得更远，也可能只有我们今天的人才会这样想，就是对女性的认识。换一个角度讲，我觉得这里面有人性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素，章先生的文学史已经加入了从金圣叹到周作人到施蛰存再到今天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部著作不仅是研究著作，而且也是成为后世研究的对象。

　　第二点，这部文学史的雏形，是课堂上的文学史教学。我是一个在复旦受教育的学生，我觉得特别幸运。复旦的文学史教学一直是非常个性化的文学史教学，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复旦大学出来的文学史著作是非常个性化的，我觉得它的雏形是在课堂教学上形成的。从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我有幸听骆玉明老师讲先秦文学，听王水照老师讲唐宋文学，读这部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非常会心，会发现许多段落都是在课堂上讲的。所以我觉得文学史著作追求平稳、稳妥，这个平稳、稳妥可能是个虚假的东西。我们现在的文学史教学，包括现当代文学史教学，我们会有意识地把最新的研究加入到课堂教学中去。我觉得这个有特色有个性的有自己想法的教学方式可能是复旦的一个传统，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诞生出现在我们大家都看到的这部文学史，我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以上纪要以座谈会发言次序为序，经录音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特此说明。）

　　原载：座谈会纪要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23785

　　《中国文学史新著》读后感(五)：笔记

　　中国文学史新著

　　导论

　　我们把以前的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第二阶段包括发轫、拓展、分化三个时期；第三阶段则有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个时期的区分。

　　文学的基本功能是将美感带给读者。为读者提供美的享受。

　　《诗经》的注重主观感受的特色表现在：

　　1、《诗经》都是抒情诗，也即都是抒发主观感受的诗；

　　2、《诗经》中的其他手法，如假想和对比、词语的选择和调配、复沓方式的使用、自然景色的描写等，都是用来强化和烘托其感情的。

　　《诗经》以后屈原和宋玉作品在这两个原则基础上的重要发展：

　　1、 屈原运用大量的比兴手法，不仅是加强了直观性，而且是为了强化其感情。

　　2、 屈原在表述其感受、追求直观性时，已经离开了以择取自然、现成的东西为主的方式，而进行再创造；其所凭借的，则是幻想和虚构。

　　3、 屈原和宋玉所写的虽然仍是抒发主观感受的作品，但在这前提下开始注意对景物的客观描写

　　汉代的文学在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把美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之一，并以描摹客观事物为主，打破了诗歌以抒发主观感受为限的格局。

　　第一编 上古文学

　　概说

　　第一章 文学的起源和中国早期神话

　　1、诗歌的产生既是由精力充沛的具有节奏感的身体动作所引起的，而劳动仅仅是这样的身体动作的一种。

　　2、如果没有“人的本性”所给予人类的“觉察节奏的音乐性和欣赏它的能力”，那么，虽有劳动或其他类似的身体动作，也仍然不能“引起”“诗歌的产生”。

　　3、“觉察节奏的音乐性和欣赏它的能力”乃是人的审美能力的一个方面。

　　现存中国古代神话主要保存在《山海经》、《楚辞》、《庄子》、《淮南子》等书中。

　　我国早期神话不同于希腊神话的特色：

　　1、 这些神话人物除极个别的以外，都是为民除害的英雄。

　　2、 中国神话对既存秩序持肯定态度。

　　我国民族文化很早就形成的特色：重实际而轻玄想。

　　第二章 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

　　《诗经》中所见的艺术特色：

　　1、《诗经》中大部分作品都写得颇为具体，很少抽象的表述，这大概跟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有关。

　　2、《诗经》在叙事述情时，十分重视该事物与其他事情的关系，有时甚至超过对该事物本身的重视。

　　3、象征手法开始形成，并出现了象征色彩浓厚的名篇。

　　4、通过语词的选择和调配来加强表现力。

　　5、运用假想和对比手法，以强化诗人的感情。

　　6、用景色的描写来烘托感情，增加感染力。

　　7、双声、叠韵字和叠字、叠章的大量运用。

　　《诗经》对后代的影响：

　　1、 从文学上说，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汇集了我国在诗歌创作上积聚了五百年之久的经验，对后代的诗歌创作具有重大意义。

　　2、 从汉代起，原称为《诗》的这部书就成了经，被奉为楷模。

　　第三章 历史散文

　　我国最早的史书是《尚书》、《春秋》；前者记言，后者记事

　　“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左传》值得注意的几点：

　　1、《左传》已能以简要的文字，为事件的过程勾勒出较具体而明晰的轮廓，使人看到事件发生、发展及结束的过程，有时也能点明其原因。

　　2、《左传》所载的外交辞令，不仅逻辑严密，而且表达相当精炼有力。

　　3、在《左传》的记事中，有时引入具体、细致的情节描写。

　　《左传》在叙事文上的成就，为《战国策》、《史记》等的出现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国语》所记为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的史事，以“国”为目。

　　在先秦历史散文中，《战国策》是文学成分最多的一部：

　　1、《战国策》比《左传》、《国语》更注意写人物。

　　2、《战国策》叙述事件的过程时，较《左传》、《国语》更注意细节的描写。

　　3、《战国策》善用夸张、排比、行文恣纵而明晰，因而比《左传》、《国语》更富文采。

　　第四章 诸子散文

　　诸子散文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学派——即所谓诸子百家——阐述自己的观点的著作。

　　在先秦诸子中，作为思想家而出现的，以老子、孔子、墨子为最早，他们分别为道家、儒家、墨家的创始人。

　　《论语》在驾驭语言文字方面的成绩，主要在于：

　　1、 它把孔子的原话删繁就简、压缩为提纲式的语言时，能够抓住其最主要之点，而且以很简明的方式传达给读者。

　　2、 它的记录虽绝大多数都是纲要式的，但有时也能把谈话的过程、某间的某些动作、神态作简要的叙述。

　　墨子名翟。

　　孟子名轲，字子舆。

　　《孟子》虽为语录体散文，但与《论语》的纲要式的记言不同，它不仅能较具体地记录谈话的过程，而且有不少段落能就某个问题为中心展开论证，逐步深入，已在向独立的论说文发展。

　　《孟子》是文学成分较多的一部，仅次于《庄子》。其文学成分表现在叙事和抒情两个方面。

　　就叙事方面说，它对谈话双方的记载，常有较为具体、灵动、引人入胜之处。

　　就抒情方面的文学成分说，主要在于《孟子》文章中有一部分颇具感情色彩。由于感情的激动，行文也就颇具气势。

　　《孟子》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在论述时所运用的寓言。

　　庄周的思想，以保全自己为第一义。

　　庄子散文的特点：

　　1、 庄周的散文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宏伟美丽的景象，而与这种景象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鄙弃尘俗的高远精神境界。

　　2、 文笔的灵动多变。

　　3、 他的行文虽然常有突兀而不符合通常所谓的规范之处，但却并不使人感到难以理解，反而有一种自由洒脱、变化多端的美感。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人，荀也作孙。

　　他的散文严谨而朴实；从文学成分来看，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赋篇》。以赋作为标题，实始于荀子

　　韩非的代表作《韩非子》

　　韩非的文章逻辑严密，笔锋犀利，围绕中心，层层推进，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他的文章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隐含感情的作品。《孤愤》是最突出的一篇。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收载屈原、宋玉作品的最早书籍是西汉后期刘向所编的《楚辞》。

　　屈、宋作品之所以在艺术上具有很高的造诣，一方面自然在于作家个人的杰出才能，另一方面也在于楚国深厚的艺术基础

　　屈原名平，与楚王同姓。屈原作品现存二十三篇

　　《招魂》写得最早，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规模较宏伟的结构严谨之作。

　　《怀沙》是屈原的绝命词。

　　《九歌》中涉及神（鬼）人之恋的作品，以《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和《山鬼》最为突出。

　　运用象征的手法，以集中地自然景象来制造强烈的刺激，形成令人震撼的气氛，从《山鬼》开始。

　　《离骚》所倾诉的，是屈原为坚持自己理想和人格而经受的种种不幸，他顽强的斗争、追求和由于眷恋故国而决意献出自己生命的悲愤。

　　《离骚》的主要特色，在于感情的强烈、想象的丰富、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和结构的宏伟。《离骚》感情的强烈主要表现在强烈的自信和自尊。丰富的想象和象征手法又都是与其强烈的感情相联系的。因为，只有采用象征的手法，才能把实际生活中的相当复杂的过程寓多于一地加以表现，从而把感情突出与强化；也才能创造出种种在实际生活中根本难以存在的过程，用以寄托其感情并使之深刻而鲜明。《离骚》的象征手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丰富的想象。作品里不但出现了大量的自然现象和神话传说中的材料，而且这一切都被组织在种种具体、细致的虚构过程之中，从而使作品里用象征手法表现出来的形象具有高度的魅力。上述这三点，决定了《离骚》的结构必须宏达，否则就容纳不了。

　　《离骚》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结构完整、严密的长诗。

　　中国文学史上写道国破家亡情况的，以《哀郢》为最早。

　　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由于其对以前的诗歌传统做了重大发展：

　　1、《诗经》中的作品在抒情方面是内敛的，特别在写及纯属个人的感情时，一般相当克制。与此相对，屈原的作品则感情丰富而热烈。

　　2、屈原一面继承了《诗经》的不少优点，如象征手法、比喻、假想和对比等，但又作了发展，在象征和想象方面尤为突出。

　　3、屈原的作品已开始对生活中美的事物进行较集中地铺叙，包括官室、音乐、自然景色、美丽的女性等，这在《招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4、屈原作品的句式虽然源自楚国原已存在的民间歌曲，但显然已发展得远为丰富多彩。

　　宋玉的作品只有《九辩》一篇

　　第二编 中世文学 发轫期

　　概说

　　中国的中世文学分为三期：从秦汉开始的发轫期，从魏晋开始的拓展期，从中唐开始的分化期。

　　发轫期文学的新特点：

　　1、《诗经》中“变风”、“变雅”那种从群体出发的批评精神消失了，类似屈原作品的抗争之音也听不见了。

　　2、对于文学的政治、道德功能有了基本统一的规范。

　　3、在文学的抒情功能受到上述严重限制的同时，适应统治集团——特别是其上层——享乐的需要，文学的娱乐功能却发展了，而且在社会上还逐渐普及。

　　4、尽管文学的发展不得不手这种专制独裁政体和思想统制的束缚，但“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某些人在遭到这样的社会的压制、迫害时总会产生不满甚至反抗，有的就见诸文学，因此在秦汉的文学中仍存在着与专制独裁政体及思想统制不一致的因素，并艰难地成长。

　　第一章 秦与西汉的辞赋

　　赋分为抒情小赋和体物大赋两类。抒情小赋颇多继承屈原、宋玉之处，体物大赋则是汉代文学的新创造。

　　汉赋的主要内容是描摹统治阶级物质生活的种种宏伟景观，以显示出一种磅礴的气势，并将事实与想象熔为一炉，更增其巨丽，为我国文学开辟一新境界。

　　汉赋在文学史上的划时代的贡献在于：从汉赋起，我国文学开始了对于美的有意识地追求，从而使我国文学的自发阶段进到了由自发向自觉过渡的阶段。

　　文学散文从东方朔的《答客难》开始。

　　汉代文学在诗歌上的进展最重要的是五言诗的兴起和叙事诗的产生、发展。五言诗较四言诗大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能力。《古诗十九首》是其中的代表。

　　现存汉代最早的抒情赋是贾谊的《吊屈原赋》，较突出的有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

　　“体物”的“物”，既与“情”相对，又与“事”有区别，所以体物跟叙事不一样，“叙事”是叙述事件进展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演变，体物的作品有时虽也牵涉到事件，但其重点不在叙述事件的过程，而在夸张过程中的种种具体的景象。

　　枚乘的《七发》为最早的体物大赋。

　　司马相如是汉代体物大赋最重要的作家，《子虚赋》。

　　《洞箫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专写音乐的作品，从制箫所用的竹写起，一直写到乐声感动万物的作用。

　　在辞赋的创作上，西汉后期时体物大赋已不能保持原先的旺盛势头，而抒情小赋却有了新的发展趋势。体物大赋的作家代表是杨雄，抒情小赋的代表作家则是班倢伃、刘韵与班彪。

　　班倢伃的抒情小赋《自悼赋》是第一篇由女子所写的伤悼自己命运的赋。

　　第二章 西汉的散文和《史记》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文学性散文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当时的文学性散文分为抒情文和叙事文两类。抒情文中既有纯以抒发自己感情为目的的文章，也有虽具实用性、但以抒发自己感情为主的书信，包括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李陵的《答苏武书》等。叙事文则主要是《史记》中的人物传记。

　　西汉前期的政论文作家，最有代表性的是贾谊和晃错。

　　贾谊的代表作是《过秦论》和《论治安策》。

　　在汉代的散文作家中，成就最高的是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

　　《史记》中最重要的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因为这些绝大部分都是人物传记。《史记》的指导思想是黄老思想。

　　《史记》的文学成就：

　　1、《史记》中的不少篇章已以文学的手段来塑造人物形象。

　　2、这些作品里不仅作为传主的人物形象是文学形象，并且非传主的人物也常有生动细致的描写。

　　3、《史记》在写人物时，已能调动多种文学手段，通过人物的形貌、神态、动作、话语、行动的场面、气氛、人物的相互关系等方面，来写人物的特征。而且，不但写他们在重要事件中的表现，也写他们的若干生活细节，因而能展示其较完整的面貌。

　　《史记》在文学史的地位和影响：

　　1、 从《史记》开始，中国才有了散文的叙事文学，而且使叙事性的文学在汉代取得了重要的发展。

　　2、 《史记》是最早为我国文学散文的发展开辟道路的作品。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非常坦率、深刻地表现其内心激动和冲突的散文，它虽然是写给朋友的信，但同时也是能在感情上打动读者的文学散文。

　　王褒的《僮约》是一篇游戏文章

　　《僮约》文学史意义：

　　1、 它意味着文学的虚构性与娱乐性的加强。

　　2、 它意味着通俗性文学受到了上层文人的关注。

　　3、 这意味着创作中的游戏态度的形成。

　　第三章 建安以前的汉代诗歌

　　在西汉以前，诗歌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楚歌体诗的兴起和四言诗的衰落。

　　现所知的最早五言诗，为虞美人所作。

　　汉乐府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推动了叙事诗的形成。我国文学从原来没有叙事诗进到出现《陌上桑》、《羽林郎》这样的作品，是一种重要的进步，也是汉代乐府诗对我国文学发展的贡献。

　　第四章 建安以前的东汉辞赋与散文

　　东汉前期与中期的体物大赋作家：班固和张衡。

　　东汉前期最有影响的辞赋作家是班固，班固字孟坚，《汉书》、《两都赋》。

　　张衡字平子，《二京赋》，《二京赋》的批判性较强、

　　班固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史记》是私家著作，《汉书》则是官修的史书。《汉书》的材料比《史记》丰富。

　　第三编 中世文学 拓展期

　　概说

　　自东汉后期开始，儒家学说的神圣地位受到来自内外双方的冲击。

　　文学地位提高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个人意识的初步觉醒使个人的思想感情急剧丰富、细腻和深入，并迅速增加表现和交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文学的自觉使文学能更好地表现这些感情，更具魅力。

　　当时的文学处于空前繁荣状态表现在：

　　1、 文学在内容上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

　　2、 本时期的文学繁荣同时体现在形式的创新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上。

　　（1） 文学的表现手段有了极大地提高

　　（2） 在诗歌领域内开始形成了特殊的文学语言。

　　3、 当时的文学繁荣还体现在文学门类的拓展和内部演变上。

　　（1） 至迟在晋宋之际，诗成了文学的主要门类，赋则退居次要地位，而且赋这一门类内部也有了较大变化。

　　（2） 在散文领域内，以抒情、叙事为目的的文学之文日益增多，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

　　（3） 小说成为新的文学门类。

　　4、 这一时期的文学繁荣还可从文学批评——以文学为本体的批评——的成立中获得印证。

　　第一章 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史我国文学自觉阶段的开始，一方面是个人意识的初步觉醒，另一方面是对艺术的自觉追求，由此导致了文学的长足进展。

　　曹操，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曹操的性格特点，前人以“通脱”二字标示，所谓“通脱”就是行为举止无所拘束而不偏执。

　　曹操在文学上历来被人推崇的，是他的诗。《短歌行》

　　曹操的《观沧海》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山水诗。

　　建安七子：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应玚，徐干。

　　“建安七子”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是建安文学从发端到成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

　　“三曹”：曹操、曹丕、曹植。

　　曹丕，字子桓。《魏文帝集》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一篇文学理论与批评专论。提出了“文气说”

　　曹植，字自建。是建安至魏初最有成就的诗人，也善辞赋。《曹子建集》

　　曹植在诗歌中开辟出一种新的境界，新境界包括新的人生理想、关怀、欢乐、痛苦的歌咏和由此形成的新的美。新境界主要有一下四项：对新的人生理想的讴歌；对属于享乐性质的、同时洋溢着高昂生命力的生活场景的赞美；对人生痛苦的新的感受和表现；对女性生活及其悲惨遭遇的深刻关心。

　　1、 曹植的诗歌展示和歌颂了新的人生理想——这植基于一种已对传统的人生理念有所超越的价值观，从而在诗中显示出鼓舞人的强大力量。（《白马篇》）

　　2、 曹植诗歌高度赞美了属于享乐性质的、热情奔放、洋溢着高昂的生命力的生活场景；这其实是其理想人格的另一侧面。

　　3、 曹植的诗歌中出现了对于人生痛苦的新的感受和表现，从而显示了较之以前的诗歌中所已见的远为丰富、复杂、敏锐的心灵活动的内容与样相。（《赠王粲诗》）

　　4、 同样是作为个人意识的初步觉醒在建安文学中的体现，曹植的诗歌中表现出对女性的生活及其悲惨遭遇多方面的深刻关怀、理解和同情，不但在其以前的作者中所未见，在其同时代的诗人中也最为突出。（《美女篇》、《浮萍篇》）

　　曹植诗的艺术特色：

　　1、 细腻的描写与强烈的感情的和谐结合。

　　2、 重视意象的营构。

　　3、 重视结构。

　　钟嵘的《诗品》曾以“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来概括曹植诗的特色。曹植的这些艺术手段都是与其“词采华茂”的特点结合在一起的。他的诗总体都有华美精致的特点，比前此的建安七子更讲究文辞的工整精炼。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已经注意到讲究炼字。

　　《洛神赋》对于表现完美事物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体验确有很好的效果，并以前所未有的细致笔法，生动地描写了神女的容貌、神态。《洛神赋》是一种唯美性的文学，是曹植现存赋作中全篇完整的作品之一。

　　在建安文学中，最突出地体现叙事诗的成就的，是蔡琰的《悲愤诗》。

　　第二章 魏晋文学

　　建安诗歌所追求的美偏向于华美，魏晋诗歌则在吸收其长处之外，又发展出了深沉、自然之美。

　　正始文学中两个最杰出的作家嵇康、阮籍分别声称：“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但愿适中情”

　　魏之三祖：曹操、曹丕、曹叡。

　　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

　　阮籍，字嗣宗，有《阮嗣宗集》。

　　阮籍在诗歌方面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多以象征的手法喻写诗人内心的复杂情感，理寓意中，辞随情转，十分出色。《咏怀诗》在创作时在诗歌意象中比较自然地引入了哲学的思考，使诗歌的内涵更为深邃，并具有一种曲折婉转、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阮籍的《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也值得重视。

　　嵇康，字叔夜，《嵇康集》（一称《嵇中散集》）。沈约《七贤论》说他“言理吐论，一时所莫能参”。

　　嵇康在文学史上有意义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

　　西晋作家中，著名的是“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其中文学成就较高的是潘岳、陆机和左思。潘、陆往往并称，因为他们的作品都继承了建安、正始文学中注重表现人与自然契合，以及抒发人生感慨的特征，风格接近。

　　潘岳，字安仁。《潘黄门集》，在文学史上，潘岳以“辞藻绝丽，尤善哀诔之文”而闻名，叙写悲情方面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

　　陆机，字士衡，有《陆士衡集》。陆机是西晋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陆机诗代表了西晋诗歌的唯美倾向。

　　陆机辞赋中的《文赋》是一篇从创作角度讨论文章艺术的文学批评名作。

　　左思，字太冲，《左太冲集》，左思最具独特风格的创作时《咏史诗》八首。

　　东晋士族文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对玄学清淡和山水自然的爱好。

　　郭璞，字景纯，在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成就是南渡后创作了一组《游仙诗》。

　　玄言诗的代表作家是孙绰，孙绰字兴公，有《孙廷尉集》，孙绰的诗如诗品所言“平典似《道德论》”

　　王羲之字逸少，文学代表作诗散文《兰亭诗序》。文中突出反映了东晋士人从山水自然中感悟人生的意趣，表现了对生命的深深眷恋和对自然的敏锐感受力。

　　生活于晋宋之际而习惯上归入东晋的陶渊明，被后人推举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最为杰出的文学家。陶渊明字元亮，后更名潜，有《陶渊明集》。

　　陶渊明的诗能把哲理相当圆满地结合在对自然事物或者乡村景色的动人描绘之中，并因此创造出了一种富于诗意的玄言诗和前人未曾涉及的田园诗。陶渊明诗歌语言的成就，不在于意象的密集，而在于意象内涵的丰富。

　　陶渊明的辞赋与散文最出名的是《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

　　第三章 南朝的美文学

　　南朝的文学，以追求“新变”为主要特征。这种努力追求“新变”的意识有力地促进了文学题材、形式、风格的丰富与变化。这一时期的文学对艺术形式的追求也格外强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诗歌的格律化和骈文的盛行。

　　到了谢灵运，山水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流派，才真正确立。

　　谢灵运最为突出的优点，是他常能写出深于刻炼的佳句，显示出对于自然地敏感和语言的创造力。与陶渊明的诗相比，谢灵运的诗又显示出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清明之姿。

　　对谢灵运山水诗的注意点：

　　1、 谢诗显然更富于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个人色彩也更为强烈

　　2、 在艺术技巧方面，它也为后人提供了可以学习、效仿的宝贵经验。

　　谢灵运的辞赋，与其诗歌一样，善写山水清明之姿，而对景致的刻画之工，又比诗更进一步。

　　谢惠连是谢灵运的族弟，在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是《雪赋》

　　颜延之，字延年，钟嵘《诗品》谓颜诗“其源出于陆机，故尙巧似，体裁绮密”

　　鲍照，字远明，有《鲍参军集》，《舞鹤赋》、《芜城赋》和《登大雷岸与妹书》

　　“永明体”或“新体”标志了古体诗向近体诗演变的一次关键性转折。

　　“永明体”的倡导者和关键人物是沈约。

　　沈约字休文，《沈隐侯集》、《宋书》和《四声谱》

　　沈约的文学观念，是强调发展和变化。

　　“八体”在唐代文献中通称为“八病”，故沈氏声律论又被简称为“四声八病”说。

　　声律论的提出和运用，根本上是由于诗歌与乐曲的脱离。

　　沈约是声律论和永明体新诗的提倡者，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实践者。沈约非乐府类的新体诗，以五言最为出色。从诗歌题材方面说，沈约还是南朝艳体诗写作的带头人。

　　“竟陵八友”： 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

　　谢灵运为“大谢”，谢朓为“小谢”。

　　在永明新体诗人中，谢朓的诗成就最高。谢朓字玄晖，有《谢宣城集》。

　　对谢朓诗，后代诗评家关注最为集中的，是其渐启唐风。

　　对谢朓诗风的评语，用的最多的是“清绮”、“清丽”一类。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伟的文学批评著作，它不仅把美作为文章的本质，而且就创作的若干具体问题对美的实现进行了探讨。作者刘勰字彦和。

　　《文心雕龙》的所谓“文”，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包括文学作品和非文学性的文章两类。“文心雕龙”乃是“文心”在于“雕龙”之意。

　　刘勰提倡“风骨”与文采的结合。“风骨”这一范畴的提出是一种创造性发现。

　　《诗品》的作者钟嵘字仲伟。《诗品》主要是对建安以来的诗歌发展的回顾和总结，他肯定了在这一历程中所呈现的基本倾向，并对今后的道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诗品》很重视诗人的源流：

　　1、 钟嵘的诗歌批评已树立了史的观念，这是一种重要的进步。

　　2、 其源流实是以作品的风格为依据的，这与《文心雕龙》之有“体性”篇一样，都说明当时对诗歌的风格已引起重视，这同样是一种进步。

　　以萧纲、萧绎作品为代表的“宫体诗”以轻艳柔曼为特征，没有深刻的思想，但在客观而细腻描写事物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萧统，字德施。“东宫十学士”，《昭明太子集》

　　萧统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为人称道的业绩，是主持编纂了《文选》一书。《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对于具体作品的选择，《文选》明显偏重典雅华美一路。

　　《文选》的价值不仅在于汇集了历史上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起到保存和流布的作用，而且它还通过所选录的具体作品，显示其文学的范畴，提供了文学的范本。

　　萧绎的文学见解，主要见于所著《金楼子•立言》一文中。该文将“古人之学”分为“儒”、“文”两类。

　　王褒《入若邪溪》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最早见于《玉台新咏》卷一。

　　这是一首以虚构为基础、含量十分丰富的叙事长诗。诗人对刘兰芝与这一爱情悲剧的描写，不但体现出激情，也显示了高度的技巧，不但把我国的叙事诗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也意味这我国文学在虚构上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民间乐府

　　《木兰诗》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首著名的叙事诗。北朝民歌。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小说中原属于史部杂志、杂传类怪异之作的，前人称为志怪小说；原属于小说类记事之作的，则被称作志人小说。

　　志怪小说首推收入丰富、年代早而影响大的，战国时期形成的《山海经》

　　魏晋南北朝是志怪小说兴盛的时代。

　　在现存的志怪小说中，时代较早，又较可靠，而且保存较多的，为东晋干宝作的《搜神记》。《搜神记》所载故事，内容甚广。其最值得重视的，乃是叙述男女情爱之篇。《华山僟》所歌唱的更是青年男女为爱情而献出生命的美丽而悲惨的事件。

　　《世说新语》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与志怪小说所述大抵为人间不可能发生的异事相反，志人小说所记皆为实事，仅略有加工；虽偶或失真，也系传讹，并非有意造作。

　　《世说新语》署刘义庆撰。

　　《世说新语》的长处：

　　1、 作者的胸襟较为开阔，思想并不拘执。

　　2、 作者在写人物的言行时，较能注意他们的感情，因而记载虽简短，却颇有以情动人之处。

　　《世说新语》的以上长处，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作者的写作技巧，另一方面也是时代使然。

　　第六章 南北文学的融合与初唐的诗风

　　郦道元的《水经注》与杨炫的《洛阳伽蓝记》是北朝的两部地理书，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两部文章的汇编。

　　“北地三才”：温子昇、邢绍、魏收。

　　齐、梁、陈经常被批评为“轻艳”；轻艳固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大量的作品缺乏强烈的感情和力度，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

　　徐陵，字孝穆，《徐孝穆集》。《玉台新咏序》

　　徐陵的诗，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梁陈时期流行的宫体诗，而在艺术上颇有超越同时诸家之作处。另一类型的诗作，是以边塞题材为主而风格比较刚健的一批作品，这部分“颇变旧体”、“多有新意”，且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倾向，即已经注意到将南北二朝的文学特长加以融贯，使诗的语辞更凝练，结构进一步完善，而所表现的情感更具有力度。

　　徐陵是南朝著名作家中较早以实际创作推进南北文学交融的人物。

　　庾信，字子山，《庾子山集》。“徐庾体”

　　庾信对自我失落的追问，对内心羞愧与屈辱的披露，毕竟表现了正视人生的勇气，和对于人生根本环境的关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魏晋文学的某些重要传统，从而改变了南北朝文学由于部分作品回避人生的尖锐矛盾而呈现缺乏深度的余憾。

　　庾信是运用在南北朝文学中孕育起来的各种艺术技巧来表现深重的人生感受，从而证明了华丽、精致的语言，并不总是意味着缺乏力度和风格，而这对于唐代文学的进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王褒，字子渊，《王司空集》，“忘其羁旅焉”，《燕歌行》

　　唐初的诗歌，沿着隋的道路而继续发展：律体的完成和诗歌的注意华美，是南朝文学传统的继续和发展。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四杰”作为一个整体，其诗作又有一个共同的趋向，那便是继承了隋诗融贯南北两朝明丽爽健诗风的特点，并初步创造出一些属于唐诗本身的独特面貌。

　　初唐四杰中名声最大的是王勃，王勃字子安，《王子安集》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沈宋”：沈佺期、宋之问。

　　沈、宋两个人在文学史上最为人称道的业绩，是以大量的严守格律的创作实践，使律诗在唐初得以进入成熟的阶段。两位诗人致力于诗歌体制的进一步格律化，为律诗的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律诗的形成除了声律、对偶等方面规定确立，其他的注意点：

　　1、 如同沈、宋律诗所显示的，近体诗虽则篇幅较短，但其意象更为密集，内容的含量相当丰富。

　　2、 由于内容含量的丰富和篇幅的短小，作品的意象不但必须密集，其表达也要尽量精炼。

　　3、 由于律诗的中间两联必须对偶，意象的对立统一已经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环节。

　　近体诗——特别是律诗——的正式形成，乃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创举。

　　“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

　　第六章 唐诗的新气象与李白

　　盛唐时期唐诗发展的盛况，一方面表现为名家辈出，佳作迭现，诞生了像李白那样杰出的诗人，出现了王孟诗派、高岑诗派那样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学流派；另一方面又体现为这一阶段的诗有一共同的风貌，那便是气度恢弘，意境深远，文辞优美。

　　陈子昂，字伯玉，《陈伯玉集》，《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诗歌具有独特性的一面，是其中变现出的对自我的关注及其随之而来的孤独感。

　　刘希夷，字庭芝，《代悲白头翁》

　　张若虚《春花江月夜》

　　“吴中四士”：贺知章、张旭、包融、张若虚。

　　张九龄，字子寿，“张曲江”，《曲江集》，《望月怀远》

　　王翰，《凉州词》

　　王之涣，字季陵，《凉州词》，《登鹳雀楼》

　　崔颢，《黄鹤楼》

　　王昌龄，字伯少，《王昌龄集》，《出塞》、《芙蓉楼送辛渐》

　　唐诗史上最早具有较鲜明的特征的流派，一般认为是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

　　“王孟”

　　孟浩然，《孟襄阳》，《孟浩然集》，《春晓》。唐代大量写作山水诗的第一人。他在唐代前期诗坛上是一个身虽在野，而名闻当世的重要诗人。

　　王维，字摩诘，王右丞，《王右丞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使至塞上》，《山居秋暝》，“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天下文宗”

　　中唐诗人或重视意象铸造，或点燃个人情愫，或引禅入诗，或描摹山水，都不同程度地从王维作品中获取了灵感与养料

　　在李白以前，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没有哪一个诗人曾那样地热情讴歌生活，显示强大的生命力，也没有哪一个作家向往过他所憧憬的那种自由。

　　李白，字太白，贺知章谓之“谪仙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李白与屈原常被相提并论，但屈原的作品充满激愤，李白的诗主要是讴歌——对生命的讴歌，其愤激也与这种讴歌相联系。

　　在内容上，李白的以讴歌生命为主的诗可概括为：对生活的热情，对人的关心，对自然——自我的外化——的热爱。

　　李白对人群的关心，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人群被大量地投入死亡所产生的悲愤。

　　《蜀道难》不仅成为李白诗中写自然景色最为优秀、最具代表性的一篇，而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无可比拟的杰构。

　　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这是因为，他的诗歌独一无二的内容是通过与此相配的完美形式而表现出来的，从而具有高度的美感。

　　感情的强烈和想象的丰富是他作品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李白由于感情丰富，兴趣广泛，他的诗歌也就风格多样，各体兼备。

　　李白文学史上地位取得出了个人天才因素外的注意点：

　　1、 自我意识的昂扬。李白诗歌对生活的热情，对人的关心和对自然——自我外化——的热爱，洋溢在诗中强烈的感情，无不是自我意识昂扬的结果。

　　2、 对于其长期累积的创作经验的继承和发展。

　　李白代表作：《月下独酌》、《梁甫吟》、《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赠汪伦》、《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久别离》、《寄东鲁二稚子》、《长干行》。

　　后世评价：李商隐“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韩愈“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白居易“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

　　高适，字达夫，《高常侍集》，《别董大》，《燕歌行》“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岑参，“岑嘉州”，《岑嘉州集》

　　在文学上，岑参与高适被并称为“高岑”，因其皆为玄宗后期边塞诗的代表性作家。

　　第四编 中世文学 分化期

　　概说

　　唐、宋的俗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是虚构性的通俗叙事作品。

　　唐代的这种虚构性的通俗叙事作品，就是宋代“说话”本身。

　　在虚构性的通俗叙事作品之后出现的另一类型的俗文学，是唐、五代的民间词。

　　继唐、宋词而出现的宋代（包括金代）另一种俗文学体制为曲，在南方的为南曲，北方的为北曲，它大抵渊源于唐、宋大曲、词和当时当地的民间曲调。曲和词的体式相近，但在字数定格上较为自由。

　　无论诸宫调还是金元杂剧、明代传奇，都是虚构性的叙事文学，从而都自唐代俗文学的虚构性叙事作品、唐传奇和宋、元“说话”中吸收了养料：同时，它们又都是以曲子来为作品中的人物抒情的，但这方面，自唐、五代直至宋代的词在述事抒情上的高度成就又为其提供了充分的借鉴。

　　由于唐代的俗文学的兴起，一方面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为宋代以后的通俗小说和戏曲的发达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条件。

　　中国近世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乃是通俗小说和戏曲。

　　安史之乱以前的唐代诗歌的重视自我，主要是赞美自我的价值、尊严，勇敢地抒写自己在现实中的感受，歌唱自己所认为的美，倾诉个体生命流逝的悲哀等等；而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代诗歌的重视自我，却有了一种新的倾向：显示个体与群体的疏离。

　　中、晚唐的优秀诗人的个人特色更为鲜明，李贺、李商隐等式尤为突出的代表。另一方面，由于与群体的疏离，纯粹个人的东西的重要性就越来越突出，爱情——个人的情欲——在诗歌中越来越显赫。

　　第一章 文学分化的开始与中唐诗文

　　我国文学在中唐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大致说来，一方面是在传统的诗文中两种倾向并峙：注重自我、追求形式的美和注重群体而抑制自我、有时并否定形式的美；另一方面是在传统诗文之外的新的文学样式——通俗性的叙事作品和传奇——的兴盛、

　　杜甫，字子美，《杜工部集》（又名《杜少陵集》）“诗圣”“情圣”“中国文学界笃情圣手”

　　代表作：《自京赴奉先县永怀五百字》、《春望》、《垂老别》、《登高》、《登岳阳楼》、《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唐人重门第，重诗名，追求仕途事业和诗歌成就也就成为杜甫一生的两大目标。

　　就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而言，其强烈的感情是第一位的，其艺术技巧是第二位的。但杜甫在艺术技巧方面的经验仍然必须重视，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 杜甫诗歌在结构上随着情感的波动而跳跃。

　　2、 杜甫在诗歌语言的运用上也有独特的成就。杜甫的语言尽力向两端——精丽巧致和粗拙鄙俗——伸展，在中间形成非常广阔的空间。

　　3、 杜甫在意象构造上的独创性。杜诗的意象特征也是向两端——壮阔浑浩与纤巧细微——伸展的。

　　杜甫对后代的影响：

　　1、 加强了诗歌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和重视。

　　2、 其对诗歌形式的追求在宋代及其以后的诗歌创作中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总结来说，杜甫是一位善于汲取前人经验而又富于创造力的诗人。他在诗史上最大的贡献，是打破了很多陈规惯例，开拓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丰富了诗歌的语言和表现手法，对诗的形式进行了更深细的探究，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发展余地。

　　元结，字次山，《元次山集》。

　　韦应物，《韦苏州集》

　　孟郊，字东野，“贞曜先生”，《孟东野诗集》，《游子吟》，孟郊诗歌中最有特色的是体现其孤独、悲哀及其与环境冲突的诗篇。孟郊实是韩愈诗的前驱。

　　中世文学发展到唐代的贞元、元和年间，分化的趋势明显起来了。其代表，是四位著名作家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的理论和作品，韩、柳重在提倡“文以明道”，而元、白强调诗歌的应时与为政治服务。

　　古文运动首先是一个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文学领域——加强儒家统治的运动。

　　韩愈，字退之，韩昌黎，韩吏部，《昌黎先生集》，《祭十二郎文》、《送穷文》

　　柳宗元，字子厚，柳河东，《柳河东集》，《江雪》

　　古文理论的中心是“文以明道”，处于该中心两翼的，则是对追求艺术之美的文学之文的排斥和对一些适用于更为宽泛场合的一般性文章做法的解说。韩愈认为：“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也。”在韩、柳看来，“道”是凌驾于“文”之上的超特之物，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道”的统摄人心的力量。至于如何才能“明道”，他们提出的最便捷的方法，是向儒家经典学习，以经书为范本，去体会其中的“圣人之志”。

　　韩、柳古文理论的另一重要主张，便是贬低以表现美为宗旨的文学性文章的独立存在价值，尤其是骈文的价值。

　　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从其提出的一套理论看，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实在没有审美积极地贡献，相反地倒是大大贬低了以追求美为宗旨的文学之文的价值，将绝大多数纯粹的文学之文驱逐出了文章领域。而这种理论的影响，随着后来程朱理学的兴起，又逐渐扩大，强化，对以后的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有明显的负面作用。

　　韩愈诗的特点：

　　1、 他将他所观照的这个世界，表现得前所未有的阴狞险怪、酷烈异常。

　　2、 韩诗中显示出一种特有的刚大奇绝、乖张冲荡的力量感，有人形容为“山立霆碎”。

　　3、 韩愈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奇特的想象具有极为强烈的主观性。

　　柳宗元的诗的特征是平和中有峻峭，闲淡中有惆怅，静谧中有落寞。

　　以白居易《与元九书》为代表的元、白诗歌理论，倡导一种“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带有强烈功利色彩的文学主张。，其诗歌作品的一部分因此也具有明确的教化目的，而不注重感情的真挚与艺术的精致。但同样是元、白的诗，也有不少作品完全背离其诗歌理论，而在抒情、状物等诸多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元、白诗创作中呈现出的两重性，反映了中世文学进入分化期以来，作家面对现实和艺术的矛盾，不得不以同样充满矛盾、题旨游移不定的作品区应付的无奈。

　　元稹，字微之，“元才子”，《元氏长庆集》，《离思五首》之四，《连昌宫词》，《莺莺传》

　　《连昌宫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贡献便是推动了虚构的叙事文学在传统诗歌领域中的展开。

　　白居易，字乐天，香山居士，《白氏长庆集》，《赋得古原草送别》，《长恨歌》，《新乐府》、《琵琶行》，“闲适诗”，白居易是一位声明仅次于李白与杜甫的重要诗人，白诗传世约三千首，在唐代诸位大诗人中首屈一指。

　　李贺，字长吉，《李长吉歌诗》。

　　在压抑感处于优势的情况下，李贺的诗呈现出一种凄绝的、有时甚或凄厉的美，这是中国以前的文学所没有出现过的，也是李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从艺术上来，李贺诗歌的内容都以极富个性色彩的形式呈现出来。具体来说，李贺的诗较之前人更注重个人内心情绪的表达，以至于往往超越事物的客观特征和理性的思维逻辑，形成瑰奇古怪、变幻多端的艺术风格。

　　刘禹锡，字梦得，《刘梦得文集》

　　刘禹锡的诗歌创作体现着大历以来诗风中的主要特点，即由盛唐的高昂关注时代的入世热情，转化为对个人生活命运的观照，更侧重于主体内在情思的刻画。

　　张籍，字文昌，《张司业集》，《节妇吟》，韩愈的学生，“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

　　贾岛，字阆仙，一作浪仙，《长江集》

　　贾岛创作的两个重要特征：

　　1、 他的诗，不管是那些风格上被韩愈成为“往往造平淡”的，还是相对而言比较尖新奇巧的，都不是不经意之作，而是屡经锤炼的成果，即使是“平淡”，也是细心遣词、着意安排的“平淡”。

　　2、 “苦吟”是其达到所赋诗歌具有孤寂意味的形式中介，是他在实践中追求一种诗风的“清冷”——所谓“朝来重汲取，依旧得清泠”——的手段。

　　苏轼曾用一个“瘦”字评价贾岛，以“寒”字来评价孟郊，故“郊寒岛瘦”常被视为定评。

　　唐代女诗人：李冶、薛涛、鱼玄机。

　　第二章 体现新倾向的唐代俗文学与传奇

　　在敦煌发现的唐代俗文学作品中，历史最久的为俗赋，俗赋形成于汉代，现知最早的作品为《神乌傅（赋）》

　　唐代的寺院中存在一种称为“俗讲”的宣扬佛教的方式；具体地说，就是对佛经的通俗讲解。

　　变文必须与图相配合，这是变文最基本特征。

　　讲经文史寺院“俗讲”专门用来讲解佛经经义的一种文本。

　　“说话”在宋、元时期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文学所起重要作用。

　　传奇是主要以“文采与意象”为目的、我国小说史上最早出现的有意识的文学创作。

　　一般认为传奇出现于唐代前期，代表作是《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与《游仙窟》。

　　第三章 晚唐诗歌的演进与诗文分化的缓解

　　晚唐时代，作为诗歌的主要特色是抑郁、感伤、哀愁、痛苦、连愤怒也似乎减少了。但抒写诗人自身由男女爱恋所生发的感情诗篇却取得了长足进展，并在文学史上取得了重要地位。

　　杜牧，字牧之，《樊川文集》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李义山诗集》，《锦瑟》“于李、杜、韩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惟李义山一人”

　　抒写内心深处对人生种种哀痛的体验，成为李商隐诗歌的一个基本主题。对个人身世的感伤是其基本主题的一个主要方面。除感伤身世外，李商隐也有不少诗展现了诗人内心更为丰富复杂的人生体验，它们既同个人的遭际有一定的联系，又不限于具体的身世境遇，而是较为广阔意义上的个体心灵对沉重人生的内向观照。

　　“温李”：温庭筠与李商隐

　　温庭筠，字飞卿，温庭筠比杜牧、李商隐更不关心政治。

　　韦庄，字端己，《沅花集》，《秦妇吟》

　　《秦妇吟》是唐代最长的叙事诗。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1、 规模之宏伟为以前所无。这不仅指篇幅，更在于内容的广阔。

　　2、 叙事的格式十分明晰。

　　3、 设定了一个叙述人，并且全诗都没有背离她的视角。

　　晚唐后期的诗人中写男女恋情最著名的是韩偓，他的《香奁集》是我国第一部个人所写的艳诗集。

　　韩偓，字致光，《韩内翰别集》，《香奁集》

　　《香奁集》最能打动人的，是其对爱情的执着和在爱情中感受到的欢乐与痛苦的真诚诉说。

　　司空图，字表圣，《一鸣集》、《诗品》（二十四诗品），他论诗标举“味外之旨”

　　第四章 词的兴起及其任情唯美的倾向

　　宋代以后，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体裁之一。

　　词在开始时是配合一种特定的音乐而歌唱的曲词。

　　李白《菩萨蛮》、《忆秦娥》

　　张志和《渔父》

　　白居易《忆江南》

　　温庭筠《菩萨蛮》

　　《花间集》汇集了西蜀词人之作。《花间词》的总倾向是秾艳，而且多以女性为题材，其中不乏以女性的形貌、体态作为观赏对象的；但也有感情深厚、颇具特色，甚至在选材上超越上述范围的，对后者应予充分重视。

　　在南唐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冯延巳、李璟和李煜

　　冯延巳，字正中，“学问渊博，文章颖发，辩说纵横”

　　冯延巳词的最大特色，在于擅写惆怅之情。就冯延巳词的艺术特色来说，最值得注意的是意象的选择与结构的配置。在意象的选择上，偏向于清、轻。所谓“清”是一种脱俗的美。所谓“轻”是在涉及艳丽景象时，尽量减轻其色彩，而不致给人秾丽感。

　　第五章 词在北宋的繁荣

　　李煜，字重光。“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仃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李煜后期作品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从那时开始，词才进入卓越的纯文学领域，成为作家融入了自己生命和心灵的真诚歌唱。李煜词的魅力，就在于他那强烈的感情，以及他在前期就开始培养起来的选择、配置意象使之与感情密切配合的能力，与这种意象相称的自然而清新的语言。

　　柳永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更名永，字耆卿，“柳屯田”，《乐章集》

　　柳永是北宋皇朝建立后出生的作家中，最早一位以词为主业，大量写词，而且作品结集流传下来的著名作家。他的词，是最早在较大程度上脱离了南唐五代词的官僚士大夫的崇雅趣味而表现了具有北宋面貌的新市民情趣的成功实践。

　　柳永词给读者以鲜明印象的是世俗化的格调。

　　柳永也擅长写用士大夫所接受的比较风雅的形式，表现现实人生中的情感机遇。与前辈词人的词作相比，柳永的词更具有现实的具象性，描写更细致具体，从而抒情与叙事紧密结合。柳永还从一己的感受出发创作了不少带有或深邃或旷大的词境的作品，给以后宋词的创作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意境与题目。

　　晏殊，字同叔，“晏元献”，《珠玉词》

　　与同一时期的柳永相比。晏殊在词的写作上表现出明显的趋雅倾向，这与南唐词有较多的关联，而与柳永所擅长的俗词取径完全不同。

　　张先，字子野，《安陆词》

　　张先词作中，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一部分融合了柳、晏两家词之长，而又发挥了张先个人艺术才情的作品。所谓融合两家之长，指的是既有柳词重视真情抒发的一面，又有晏词婉丽工巧的一面。

　　在宋词的发展过程中，张先所起的作用，是将柳永的新变之词与晏殊的传统之词加以初步整合，为以后的宋词指示了若干新的方向。“古今一大转移”

　　范仲淹。字希文，《苏幕遮》

　　欧阳修首先是作为诗文“宋调”的提倡者与主要实践者而名载史册的。其词以其别号命名为“六一词”

　　亦深亦潜的“六一词”，从总体上看，是运用这一特殊的文学体裁，把对人的感情的丰富性的艺术表现，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修得其深”

　　晏畿道，字叔原，号小山，《小山词》

　　词史上常将晏畿道与乃父晏殊并称为“大小晏”、“二晏”

　　“小山词”从另一个角度看，与大晏词有精神实质上的差异，那就是其中少了晏殊作品中的那份矜持与节制，而多了一些洒脱乃至狂放；词中表现感情的程度，更为激烈。“小山词”的洒脱乃至狂放，其背后的意识根源，乃是一种追去身心自由的天性。

　　从宋词发展的历史看，由于“小山词”的出现，打破了仁宗朝以后词坛的短暂沉寂，并使自柳永以来即已形成的宋词重视个人真实情感抒发的传统，得以在一个更新的层面上延续。

　　苏轼以散文和诗歌著称于时，其有关作品，历来被认为是宋文和宋诗的“正宗”

　　苏轼词的特点，可以说一是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将原来仅限于儿女情长的抒情，扩展到人生的众多方面，将历来不认为是词的题材内容，广泛地引入到词来；二是繁荣了词的风格，特别是以他的“豪放”词作，打破了过去人们对于词的“低吟浅唱”的固定观念。三是跟其散文和诗一样，苏轼词背后隐含着一种宏观的视角，在观照人生的悲哀不幸时常能加以超越，从而不同于晚唐五代词的一味沉湎于感伤。

　　苏轼以诗词为词语，用作诗的方法来作词，从而增加了词的表现力。

　　“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

　　黄庭坚的词，后人习惯以其号名之“山谷词”

　　“山谷词”的特征是全部词作可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承传统词的面貌而延伸之，述写男女之情，有时比柳永词更为通俗化；另一部分则显然遵循了苏轼开辟的新路径，将词作为表现更为广阔的现实世界诸象的工具。

　　作为一位在诗坛提倡“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理论的著名作家，黄庭坚在词中亦不时运用其诗论以尝试使旧作富有新意，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事。

　　秦观，字少游，又字太虚，号淮海居士，《淮海集》，《满庭芳》，淮海词。

　　贺铸，字方回，庆湖遗老，《庆湖遗老集》、《东山词》，东山词。

　　贺铸给予词体衍化以影响的另一面，是他比前辈更多地采用袭取、借用、转化前人诗句的形式，试铸新词。

　　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清真集》，《兰陵王》，《苏幕遮》，清真词。

　　“清真词”善于巧借自然万物，来深入细致地描摹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尽管从整体上看没有达到北宋词所能达到的高峰，却以其独具特色的对词的形式探索，成为宋词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其在艺术上的特色，是描绘细致，多用隐喻与暗示，一词一语往往有多重意义，但不明白说出，是以内涵丰富，感人至深，而又有扑朔迷离之致。

　　词发展到北宋末叶，从形式上看，已经完全成熟。代表这种成熟的最高水准的，便是“清真词”。

　　第六章 北宋诗文的重道抑情倾向

　　宋文在发展之初便蒙上了崇道抑文的阴影。

　　欧阳修以其理论、创作兼长的突出才能，为“宋调”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开创“宋调”的诗人：梅尧臣、苏舜钦。

　　苏舜钦在文学史上往往被于梅尧臣并提，成为“梅苏”，这主要是由于他现存的诗中，与梅尧臣同样不乏关注现实政治和力图用诗的形式表达个人政治见解的作品。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主持《唐书》的编纂工作，《欧阳文忠公集》，《醉翁亭记》、《秋声赋》“今之韩愈”

　　《醉翁亭记》的特点：

　　1、 结构完整，层层推进，环环相扣，看得出作者结撰时花了相当的功夫，努力使文章显现出“巧”的一面

　　2、 记文整体上虽然是散文，内部句式却采用了不少骈文的对句体，并且由于注意到用优美的辞藻文饰所描绘的场景人物，因此使文章总体上有一种韵律感。

　　《秋声赋》最成功的地方，是整体上突破了传统赋必用骈体写作的樊篱，而代之以一种吸收了骈文句式特长的新的散文体，从而使中唐以来改变文体的运动，进一步拓展到赋得领域，形成了文赋这一新形式。

　　曾巩，字子固，南丰先生，《元丰类稿》

　　曾巩诗值得重视的两点：一是诗中有真性情流露——尽管有时仍不免有道与理的言说，二是不少作品写得风致婉然，有一种宋代中期诗少见的美感。

　　曾巩作品总体上一个明显的倾向，是诗与文也有所分化。

　　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临川集》，《泊船瓜洲》

　　王安石的诗，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风格上与当时北宋诗的主流趋向一致的，重在以诗表达对社会及政治的看法，而不重在抒情。另一类则与上一类有较大不同，它们不再关心现实政治，而更注意表达个人内心的真实感受，描绘自然和谐优美的景致，虽然总体上看仍有抑制情感宣泄的现象存在，但诗味显然要较上一类作品浓得多。现存的王诗中，可以归入后一类的，大多数都是围绕自然胜景落笔的作品。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题西林壁》

　　在北宋的诗人中间，苏轼的诗歌以规模宏大著称。

　　黄庭坚率先从理论上对流行已久的诗歌“宋调”加以修正，强调诗的艺术特征，并尝试写一种句法奇异、镜象具有陌生感的诗。稍后陈师道继承了黄氏的诗风，作诗提倡“拙朴”。后人因黄庭坚籍贯江西，遂将这一诗歌流派称为“江西诗派”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豫章黄先生文集》

　　黄庭坚作为北宋时期的著名诗人，其贡献给后人的，主要是其对于诗歌形式的不懈探索。

　　秦观的诗普遍写得比较精致，比较重视对美得形态的摹画，比较重视感情的表露。

　　第七章 南宋诗词的衍化

　　这一时期最为后世称道的作家作品，是李清照的词和陈与义的诗。

　　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漱玉词》、《李清照集》、《如梦令》之二、《一剪梅》、《声声慢》

　　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强调词与诗的界限，认为词的最高境界，是在遵守音律基础上的精致与典雅并重。

　　陈与义，字去非，号简斋，《简斋诗集》

　　陈与义北宋时期诗里显现出的“奇”，是一种清奇之姿。

　　“中兴四大诗人”或“南宋四大家”： 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

　　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诚斋集》，“诚斋体”

　　杨万里是一位用自己高产的作品转移一代风气的人物

　　南宋四大家中，成就最高的，是陆游。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剑南诗稿》、《渭南文集》、《老学庵笔记》、《放翁逸稿》

　　从感情充沛这一点上说，两宋诗家中前此未曾有人达到过他的高度，后来也无人力追其后，并超过他的成就。

　　陆游的出现，使宋诗的面貌获得了很大改观，感情在诗里的重要地位得以重新确立。而在词坛上，使词成为富有激情和反抗性文学样式、在文学创作中走得比陆游更远的重要人物，是辛弃疾。

　　辛弃疾，本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居士。

　　稼轩词的艺术成就：

　　1、 稼轩词洋溢着一种在前此词作中少见的、与陆游诗作相近的激情；而郁结于其中的深沉的悲愤则是陆游诗也没有的。

　　2、 因为时时为个人内心的激情所驱使，所以辛弃疾往往不太顾及词体固有形态的限制，而使稼轩词在突破陈规方面显现了相当大的自由度。

　　3、 稼轩词由于作者个人才学的广博，而多用典故，但大多数作品的用典，均能与词人所表现的当下景致或感受相契合，因此词在整体上往往带有一重比字面意义更深切的意蕴。

　　“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白石道人歌曲》、《白石道人诗集》、《白石道人诗说》、《扬州慢》

　　“白石词”里虽常呈现种种清雅深窅之美，细细品味，则总也抹不去一重由生活漂泊而铸就的幽冷劲峭的格调。

　　从宋代词史的角度看，“白石词”中相对而言写得最成功的，是一些著名的自度曲。所谓自度曲，也成“自制曲”，就是不依照已有的词调填写，而先撰文辞，再为该特定文辞另谱新曲的词作。

　　姜夔的出现，预示了南宋诗词已开始进入一个从风格到意境均发生明显变化的阶段。姜白石这一名字，从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方面领受着许多评论者出乎寻常的高规格的褒扬，同时也经常受到不应有的轻视，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大奇观。

　　江湖诗派，叶绍翁，字嗣宗，一字靖逸，《游园不值》

　　严羽，字仪卿，一字丹丘，号沧浪逋客，《沧浪吟卷》，《沧浪诗话》

　　《沧浪诗话》的主旨，是要批驳前此盛行的江西诗派及永嘉四灵的创作理论与方法，为同时人及后学做诗评诗指示一条正确门径。《沧浪诗话》全书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篇。五篇中在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辩》篇里提出的“以禅喻诗”的文学批评方式和崇尚“妙语”的诗歌理论。

　　文天祥，字履善，一字宋瑞，号文山，《文山先生全集》，《正气歌》，《过零丁洋》

　　“二窗”：周密，吴文英

　　吴文英（梦窗词）、周密（草窗词）、王沂孙（碧山词）、张炎（玉田词）

　　张炎，《词源》

　　第八章 宋代的俗文学及志怪、传奇的俗话

　　第一、 宋杂剧实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嘲讽性的滑稽戏，另一类是歌舞剧。

　　第二、 宋杂剧的这两种均以打诨为主。“唱”是杂剧的首要特色。

　　第三、 宋杂剧上演的脚色是：“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具体分工为：“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

　　“说话”就是讲故事，但常引述诗词和骈文，因而当与吟诵相配合。从事这项民间艺术的人成为“说话人”。

　　第五编 近世文学 萌生期

　　概说

　　中国的近世文学始于金末元初，近世文学分为五个阶段：萌生期、受挫期、复兴期、徘徊期、嬗变期。

　　假如说西方文艺复兴的基本是人文主义，是从以神为中心转向了以人为中心，那么中国的人文主义则是从以群体为中心转向以个体为中心。

　　近世文学萌生期的特征：

　　1、 市民意识在文学中的增长。

　　2、 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特性、人与环境的矛盾冲突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

　　3、 文学语言的开始变化

　　4、 有别于传统文人的作家群的逐步形成，从而导致某些异端性作品的出现。

　　第一章 作为近世文学发端的金末文学

　　现存最早的辽诗为耶律倍的《海上诗》。

　　道宗的妻子萧观音，即懿德皇后，是用汉语写作的辽代诗人中最杰出的一个。

　　辽代以契丹文所写的作品经过汉译保存下来的，只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金代最杰出的诗人。而他被认为是近世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家之一，则尤由于其文学思想和词的创作。

　　在元好问的词中，存在着对于爱情的热烈讴歌。这与我国近世文学中赞扬爱情的诸宫调和杂剧显然属于同一范畴。

　　元好问的七律，写得最好的是倾诉自己在这动乱时代里的悲愤之作。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解元是当时对读书人的尊称。

　　目前保存下来的诸宫调作品，以金代的为最早，但只有两种。一种是《西厢记诸宫调》，另一种是《刘之远诸宫调》

　　《西厢记诸宫调》在元稹的《莺莺传》情节上做了如下的改动：

　　1、 张生对莺莺的爱情是坚贞的，他们两心如一，但却受到了第三者的破坏。

　　2、 在热心人的帮助下，他们终于结合了。

　　《西厢记诸宫调》的着重点及其成就，首

本文来源：http://www.cubkforchild.com/jcjf/696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