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延徐家大院|伯延往事——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原型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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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全国热映的主旋律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讲述了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时期的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到革命老区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县伯延村考察调研，在四天中调查了大食堂利弊后，实事求是地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提出解决方案，使得伯延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大食堂的地方。其反映的以周总理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走群众路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深深打动了观众……
　　五十二年过去了，历史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当年的亲历者对此事是否还记忆犹新呢？他们又会如何述说那时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呢？日前，笔者带着这些问题，与武安市档案局馆长张喜河等人驱车前往武安市伯延镇，在镇党委副书记张伟的安排下，走访了1961年周总理召集伯延社队干部、社员代表开会的旧址，查阅了尘封的档案，采访了亲历者徐天明、翟五元两位老人……
　　“你们工作很辛苦，吃这些粮食不行。”
　　据武安市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记载：解放战争时期，伯延曾经是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刘伯承、邓小平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后，伯延有1548户、5073口人，耕地12571亩，4个生产大队、30个小队。在“共产风”“浮夸风”中，这个原来富裕的村子，已是生产凋敝、人民生活举步维艰了。
　　1961年4月，毛泽东主席提出领导干部到农村人民公社蹲点调查，解决食堂、社队体制以及农业生产问题。周恩来蹲点的地方就在伯延村。
　　周恩来到邯郸之前，已经派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带一个工作组在伯延村工作了20天。
　　1961年5月3日上午10时许，周恩来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在中共邯郸市委第一书记庞均等人陪同下驱车悄悄来到武安县伯延村。这次来，他们住在附近部队的营房里，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就在伯延村就餐。
　　当年仅24岁，在伯延文化馆工作的徐天明回忆：“就是在这天上午，一辆吉普车停在了武安县伯延村。从车上走下来的是身穿灰色棉布中山装，脚踩一双半旧圆口布鞋的周总理，随行的有他的夫人邓颖超、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还有一名摄影记者。”
　　徐天明对接待情景记忆犹新——总理一到伯延村，看到路边地里棉花秸秆还没拔，他叫司机把车停下来，带着几名工作人员下地里拔起棉花秸秆。干完活后，总理又到了村拖拉机站。总理问，“谁是站长？”站在一旁的张久月上前一步回答：“我是站长。”总理嗔怪地问，“村里的几亩地你们的拖拉机犁过吗？”张久月脱口而出：“犁了。”总理又说：“犁了，地里怎么还有棉花秸秆？”张久月脸一红，无话可说。总理很善解人意，为了给他一个台阶下，马上换了一个话题。总理关切地询问：“你们司机每人一个月吃几斤粮？”张久月回答：“15斤粮，不到2斤油。”总理沉默片刻说：“你们工作很辛苦，吃这些粮食不行。”就是总理的这句话，过了不多久，司机每人每月的定量提高到了30斤粮。
　　“那好嘛，我与炊事员一块儿吃。”
　　据武安市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记载：周恩来于1961年5月3日至6日在伯延作了4天视察，先后召开了基层干部、社员代表、拖拉机站和农具修配厂工人等7次座谈会。
　　周恩来一到伯延，片刻未息，就在村里的徐家庄园——伯延公社办公室召集12名社队干部开了座谈会。
　　徐天明说：“在汇报中，干部意见不太一致。周总理虽然了解了一些情况，但毕竟是听汇报，还没有掌握第一手的调查材料，不好随意下结论。”
　　散会后，公社和大队领导得知了总理要在社员食堂吃饭的消息，做了精心准备。社员们都提前把饭打走了，食堂里又端出了做好的面条、馒头、稀饭和红薯。这样一看，好像的确是像公社和大队领导向总理汇报的那样，食堂虽然吃得不好，但能够让社员吃饱。总理吃完饭，什么也没说，留下粮票和饭钱，就走了。
　　笔者问：“周总理后来又去过社员食堂吃饭了没有？他是否像电影里呈现的那样，尝到了老百姓日常吃的代食品？”
　　徐天明感慨地说：周总理吃到了社员日常吃的代食品（是把玉米轴、玉米秆、棉花壳、红薯秧、榆树皮等磨成粉，掺入少量的红薯面、玉米面、糠面等蒸熟后食用、充饥）。那是5月4日中午，总理突然提出，还要到另一个社员食堂去吃饭，公社和大队领导都慌了。他们以为总理昨天去社员食堂吃过一次饭后，就不会再去了，因此没有做任何准备。
　　周总理快步走进一个社员食堂。社员们已吃完饭回家了。炊事员和司务长见总理突然出现在眼前，他们赶忙把剩下的玉米糊糊和代食品盖上。跟随总理的公社领导说：“总理，食堂没有饭了，还是回公社去吃吧。”总理不说话，径直走向灶台，揭开锅盖，锅里还有些能照出人影的玉米糊糊。“这不是还有吗？”总理问。“这是炊事员们吃的。”有人回答说。“那好嘛，我与炊事员一块儿吃。”总理斩钉截铁地说。于是，炊事员赶紧拿来一个大碗，要给总理盛玉米糊糊。旁边有人把碗接了过去，要用干净毛巾先擦一擦碗。总理说：“没关系，不用了。”他接过碗，喝了一碗玉米糊糊，还掰了一块代食品放在嘴里咀嚼着。随行的许明等同志，也都吃了窝窝头。吃完后，他们照例交了钱。
　　“总理，再这样糊弄下去，过两年连您也会没吃的。”
　　5月4日下午，周恩来召开了由12名社队干部、社员代表参加的座谈会。
　　笔者随着徐天明老人穿过徐家庄同深邃的过道，来到最后一进院子，步入两层小楼的第一层。徐天明对笔者说：“这里就是当年伯延公社的办公室，这次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一开始大家不敢说话，敢说话的人也只说人民公社好、食堂好，大家都能吃饱饭；妇女还得到了解放，不用围着锅台转了，也可以跟男人一样下地参加劳动。周总理听后，他问，‘我看到村里树上的叶子怎么都没有了？’有人回答，‘是让羊和兔子吃了。’沉寂片刻，总理就问公社书记韩玉林，‘老韩，你说人民公社好不好，大办食堂好不好？’韩玉林说，‘好，它有几大优越性……’总理听着、听着，便爽朗地哈哈大笑，笑声不断，面对此情此景，大家有些不知所措。总理笑着对韩玉林说，‘你年纪还不大嘛，怎么头发都白了？你的担子不轻啊！你的思想负担太大了，还是讲真话吧！’总理接着说，‘我这次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此刻，会场里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到……” 　　笔者问：“难道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徐天明说：“有的。”
　　笔者追问：“第一个敢站出来讲真话的人是谁？”
　　徐天明脱口而出，他叫张二廷。现在回想起来，总理和二廷对话时的情景，就好像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
　　一个坐在周恩来身旁的社员低着头，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周恩来和蔼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说说看。”
　　“他叫张二廷。”旁边有人说。张二廷在鞋底上磕灭了烟，猛地站了起来说：“总理，您叫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当然是要说真话。”周恩来按捺不住兴奋地说。
　　“要说真话，树上的叶子不是羊和兔子吃的，都是人吃的。刚才说食堂好的那些话，都是假话。食堂不好，食堂吃不饱。”
　　“为什么吃不饱？”
　　“总理，我有四个孩子，5口人才能领到四个窝窝头，吃不饱。您算一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儿，干部再多吃一点儿，还能剩几两？最多剩三四两。这还能吃饱吗？要是自己做，糠糠菜菜、汤汤水水，也还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孩子又多，我还是愿意自己做着吃。”
　　周恩来神情专注地倾听张二廷的发言。
　　有几个社员见张二廷这样直率的话，非但没有受到责备，而且颇受周恩来的赞赏，于是也就打开了话匣子，反映食堂吃不饱，社员饿得有浮肿病，劳动没有劲儿，牲畜瘦得能让风刮倒；干部不顾事实，穷浮夸、瞎糊弄。
　　“总理，再这样糊弄下去，过两年连您也会没吃的。”张二廷越说胆越大，直愣愣地就来了这么一句。
　　当时，周恩来听了张二廷的这句话后，仰着头，好久没说话。会场静得可以听见人的呼吸声。在场的干部瞪着张二廷干着急，社员也替张二廷捏着一把汗。
　　“二廷，你的话我愿意听，你往下说。为什么说再过两年，我也没饭吃？”周恩来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以赞赏、鼓励的口吻问张二廷。
　　“我们吃不饱，干活没有劲儿，地里不打粮食，长的那点粮食还不够俺在地里生啃着吃，哪有粮食交国家？一年不交，国库有；两年不交，国库有；二三年不交，国库也就没有了。国库没有了粮食，您还能不挨饿？”张二廷竹筒倒豆子，豁出去了。
　　周恩来动情地说：“二廷，你是我下来遇到的第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你们批评得很对，我很难过。上边不了解情况，下边乱指挥，搞得你们生活困难，我这个当总理的怎能不难过？”说着，周恩来激动地站起来，上前握住张二廷的手：“二廷，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说住我，今天你算是说住我了。好，二廷，咱们交个朋友吧！”
　　接着，周恩来又逐一询问社员代表对食堂的意见。结果，12名社员代表中，只有两人说愿意在食堂吃饭，10人说食堂不好，愿意回家做饭吃。
　　周恩来说：“食堂是上面叫办的，下面报告说好，我们没有调查，首先是我没有调查，就相信了。现在，我们专门下来调查，食堂不好，就可以不办。”
　　徐天明回忆说：“散会后，周恩来走了，干部们也离开了。社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人对二廷说，‘周总理在你没事，总理走了，他们还不把你抓起来’！二廷听了这些议论，心里也有些后怕。他一声不吭地，低着头走出了会场。”
　　笔者问：“电影里呈现的在这次会议的第二天，周总理亲自去张二廷家看望他和孩子们。为了减轻张二廷的生活负担，总理还主动提出要帮他抚养小女儿，而张二廷怕给总理添麻烦，就婉言谢绝了，真有这回事吗？”
　　徐天明动情地说：“是这样的。5月5日早饭后，周总理亲自到二廷家了解情况。为了不打扰还在熟睡的孩子们，总理没有进屋，就坐在门槛上与坐在屋里的二廷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总理说，‘二廷，你以后别叫我总理了，叫我老周就行了。你的孩子大的大、小的小，你又当爹又当妈，也真够累的。’二廷忙说，‘不累，不累。总理管国家大事才累呢。’总理关切地说，‘二廷，这样行不行，我给你把小女儿带走，养大了再把她送回来。’‘总理，哪能麻烦您呢，我养得过来。孩子他妈过世时，嘱咐我一定要把孩子拉扯大。’说着，二廷淌下了两行热泪。”
　　随笔者采访的武安市档案局馆长张喜河说：“当年，随行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抓拍了这一历史性的瞬间，现在这张老照片还保存在武安市档案馆里。”
　　徐天明接着说：“那天上午，二廷送走周总理后就下地干活去了。下午，总理召集干部和社员代表开会时，二廷到会晚了些。他是有顾虑的……”
　　“二廷，你来得晚，要好好唱。”伯延人管说话叫“唱”，周恩来入乡随俗。
　　“俺感冒带疲劳，让别人唱吧。”张二廷闷闷不乐地说。周恩来看出来了，笑着说：“二廷，今天怎么害怕了？我看你一不感冒，二不疲劳，恐怕是有了思想病。得先给你治思想病，不然，你不敢说话了。”
　　“总理您说对了。您光叫俺说话，过些日子您走了，他们还不给俺小鞋穿！闹不好，还不抓俺去推磨（当时，伯延人管劳改叫‘推磨’）！”
　　“那怎么行！”
　　“怎么不行！他们不抓俺现在说的这些话，抓别的事，也能整俺。”
　　回忆当时的情景，徐天明说：“周总理听了二廷的话，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总理郑重地对在场的公社书记韩玉林说，‘我以后每年都要派人来，要是看不到二廷，就找你要人。总理说话真是一诺千金。从总理离开伯延那天起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国务院或总理办公室每年都有人到伯延来看望二廷。”“小伙子，说话一定要实事求是，要讲真话。”
　　5月5日中午，在伯延中学读高二的翟五元刚在学校食堂吃过中午饭，听说周恩来总理中午在公社食堂就餐，他和另外三名同学结伴就朝着公社食堂方向走去，盼望能在路上遇到周总理。当他们一行走到大街上时，正赶上周总理同随行人员从食堂出来，朝他们走来。周总理见到这四名学生，就主动同他们打招呼。
　　提起当年与周总理难忘的会面，71岁的翟五元老人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他眼含着泪花对笔者说：“我见到周总理了！当时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总理就站在我们的面前，他像慈父一样端详着我们，说话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总理问，‘你们还在上学吧？’站在前面的我鼓足勇气说，‘上高中了。’在我后面的同学激动地抢过话说，‘我们读高三了’。总理马上纠正说，‘伯延现在还没有高三，只有高二，对吧！小伙子，说话一定要实事求是，要讲真话。’就是总理的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我把‘实事求是、讲真话’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并且要求我的孩子也要这样做。” 　　“周大老人，我给您请安了……”
　　5月6日，是周恩来在伯延的最后一天。临走时，他又召集社队干部、社员代表25人开了一个大会。最后这次座谈会因为人多，改在供销社院内的大屋里。周恩来亲口告诉大家一个决定——伯延公社解散食堂，并通知食堂做好给社员发口粮的准备，到10日要基本将农民生活安顿妥当。
　　站在伯延镇元宝坑广场上，翟五元指着当年周恩来最后一次召集社队干部、社员代表开会的旧址激动地对笔者说：“先锋街元宝坑是伯延村的中心广场。当天下午，群众得知周总理正在位于这里的房家庄园——伯延供销社召集社队干部、社员代表开会，于是乡亲们奔走相告、扶老携幼，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汇集，上千人把这小广场围个水泄不通，一眼望去人山人海啊！‘周总理出来了’，群众呼啦啦地往总理跟前挤，争着和他握手。总理的车子停住村北口，可沸腾的群众却簇拥着总理往南走。总理就索性绕着元宝坑走了一个大圈儿。当总理走到村东头时，就在我当时站的位置前方，突然，从人群里挤出一个老汉，冲着总理‘扑通’双膝着地，磕，一个响头，‘周大老人，我给您请安了……’周同的人都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错了，只见总理急忙上前一把将泪流满面的老汉搀扶起来说，‘老乡，有话好好说……’边说边弯下腰要替老汉掸膝盖上的土。老汉拽住总理的衣袖，竟自责地说，‘我失礼了，失礼了。’这位老汉名叫马三运。随后，老汉撩开裤腿，让总理看他因营养不良而浮肿的腿，总理上前俯下身去用手指轻轻压了压老人浮肿的腿，随口就问身边的公社书记韩玉林，‘村里有没有卫生所？’韩玉林马上回答，‘有。’总理说，‘快把老人送去医治。’此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提醒总理说，‘现在已是下午5点多了，我们还要赶路呢。’于是，总理嘱咐韩玉林一定要好好照顾这位老人，不能让他受委屈。”
　　周恩来上车后，还觉得不安，就叫身边的秘书留下来，并嘱咐说：“查一下老人为什么磕头？如果有特殊情况，我明天再来伯延。”
　　原来，这个老汉是另一个村的单身汉，因吃不饱饭，身体浮肿无力，有人撺掇他找周恩来反映情况，不吃食堂。等他奔到伯延时，没想到周恩来正好在宣布解散食堂，那他还有什么苦好诉呢？他挤了半天，才挤到周恩来跟前，将一肚子的苦水和委屈化为两行热泪和一个跪拜……
　　周恩来的秘书找到老汉，还没问几句，老汉就动气了：“总理就是宰相，宰相你懂不懂？”
　　“懂！”周恩来秘书回答。
　　“那就对了。”老汉理直气壮地说：“过去宰相下来，要黄土铺街，清水洒路。现在也没这个礼了……不像话！我见了总理磕头，只是想讲究个礼节，你们还来问我为什么？咱农民有这么好的总理，磕个头有啥？好像社会主义就不讲究礼节似的？越来越没有规矩，不像话！”
　　秘书回来后，周恩来听对方绘声绘色的描述，也忍不住仰面大笑起来。他慢慢收住笑容后，脸上却浮现出愧疚的神色。
　　回到寝室已是深夜，周恩来却无法入眠。
　　“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
　　5月7日凌晨3时，周恩来打电话向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他这几天在伯延调查的情况，根据档案记载，主要内容如下：
　　我到邯郸之后，听了三天汇报，就到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有五天了。五天中，我找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现在有下面四个主要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并发展为：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提高群众生产积极性。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无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当天凌晨，毛泽东就在周恩来的电话记录上批示：“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随后，中共中央将周恩来的调查报告转发各地。
　　5月8日，周恩来离开邯郸，回到北京。
　　半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修改后的条例取消了供给制；对食堂，则规定办或不办“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
　　会上，周恩来在谈到思想方法问题时说：“要按毛主席的三句话办事。一是从实际出发，一是为六亿五千万人民着想，一是群众路线。要实现这三句话，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实事求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党内民主。”
　　回首往事，那一次伯延之行触痛了忧国忧民的周总理。我们要感谢伯延人的实话实说和伟人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国家最艰难的日子里，周总理身体力行，来到百姓身边，说出掏心窝子的话，办了实实在在的事。他尝出了玉米糊糊、窝窝头的特殊味道，及时纠正了政策上的偏差。
　　笔者即将离开伯延时，站在元宝坑广场上放眼望去，鳞次栉比的二层小楼映入眼帘，曾见证过周总理与乡亲们在这里依依惜别的百年槐树依然枝繁叶茂、生机盎然。站在树下的镇党委副书记张伟自豪地告诉笔者：“伯延今非昔比了，全镇有7000余户、2.6万余人，去年人均纯收入是5704元。伯延镇目前是河北省历史文化名镇，伯延村2012年12月被国家正式命名为全国第一批古村落。”翟五元老人也兴奋地对笔者说：“2008年10月1日伯延镇成立了‘武安市伯延乡土文化苑’。2011年5月5日，在伯延镇党委、镇政府的支持下，我们举办了纪念周总理视察伯延50周年文艺活动，当时参加活动的群众近2000人。2012年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在伯延开机时，我们还做了群众演员……”
　　（文中所示老照片、档案资料现存河北省武安市档案馆）相关背景：
　　1958年底，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县办起2134个食堂，参加食堂94692户，占总户数的95%。食堂被称为“社会主义阵地”，不入食堂被批判为“社会主义绊脚石”，不允许社员家庭存粮、冒烟（做饭），干部亲自到农户家清查。发现有存粮食全部没收。小村一个食堂，大村分若干食堂，到开饭时，排队吃饭，后来改为用桶往家领饭。以人定量，来了客人预先报饭。
　　1960年。粮食减产，征购增加，按当时政策社员口粮八两不起征，但由于虚报高产的“浮夸风”带来了村村几乎都征粮过了头。社队完成征购后，社员口粮每天只留到半斤左右，有的甚至只有二三两。口粮本来就少，食堂炊管人员及社队干部再多吃一点，到社员口中就更少，再加上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回专家，偿还苏联外债等原因。社员生活更加困难，不得不食用野菜、树皮和代食品充饥。当时提出：“低指标、瓜菜代”度荒。瓜菜代，但实际瓜菜极少。主要靠代食品。最普通的代食品是玉米轴、棉花壳、红薯秧、榆树皮等。用这样的代食品，用开水煮，火炒、火碱渍、石灰水泡或适当加工粉碎，掺少量的薯面、玉米面、糠面、树皮面食用、充饥。代食品在当时也不能满足供应，要获取较好玉米轴的代食，也得走“后门”。还有不少社员为了充饥，将“干的土”（一种土）碾碎，烙饼食用。由于长期饥饿，浮肿病普遍发生，有的病饿而死。
　　1961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关于各地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让全国人民惊奇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一年并没有聚集在一起过，而是分散在各地同当地群众在一起：毛泽东在上海，刘少奇在长沙，周恩来在邯郸。朱德在成都，他们心系着全国人民，与民同乐，也与民共苦，更要与民共渡难关。
　　5月3日至6日，周恩来总理视察武安县伯延村，通过走访入户、干部座谈、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了农村第一手材料后。当即向毛主席作了全面汇报，随后，中央对农村工作采取了解散食堂等果断措施，出台了一系列有利恢复农业生产的政策，1962年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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