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娇与偏见读后感|偏见的读后感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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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见》是一本由十三邀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35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偏见》读后感(一)：单刀直入的“偏见”

　　读《偏见：<十三邀>第一辑》

　　2007年春节刚过，我考研失败，一心想去北京找份有理想有追求的工作，想做出版传媒文化行业。大名鼎鼎的单向街书店发出公告，招店员若干名，我发了封挺长的邮件过去，没几天就收到了特别真诚的回复，回信也挺长，大意是店员这份工作待遇还是很一般的，年轻人估计吃不消，感谢我的热情，祝我好运，祝我能实现理想。这件事情被我父母发现之后，我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那大概是我从小到大最被父母怀疑、最令父母震怒的一次。他们觉得我实在不能再荒谬了，考研失败不可怕，居然想去当外地一家书店的店员，这完全是一个对不起自己人生、愧对列祖列宗的想法，让他们托人找关系帮我在老家找个工作难道不好吗，再不济，可以托北京上海广州的朋友帮我找个面试的机会啊。

　　我记得我那时也生了很大的气，你们怎么能说我想去单向街工作很荒谬呢。单向街书店的老板之一是许知远，我大学时候的第一个精神导师。我曾经在85%的课上都不听讲，在下面精读每一份《经济观察报》，看那一批记者的稿子，看当时最红的那批知识分子的评论。我按照许知远每篇文章中抛出来的动词大词、动辄四个字以上的人名去图书馆借书，什么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我读了几本他的书：《转折年代》、《醒来》……到底是没能成为单向街的人，但我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一年半，成了新闻业的人，到现在还没有改行。我不想改行。

　　年初我采访青年作曲家金承志，那之前不久，许知远和金承志对谈的那期《十三邀》刚播出。那是我在听身边的朋友们热议俞飞鸿那期的种种争议以后，第二次比较集中地面对人们对《十三邀》的看法。我问了金承志，那次节目中的交谈是否让他感到不适，他说也没有。他的意思，我大概理解，就还是觉得许知远希望从他的嘴里听到某种自己关心或符合期望的话，类似金句，这样可能比较符合新新人类应有的讲话风格。有朋友说，聊得有点尬是因为，许知远“自己信了”，这还是指他和时下最火的精神有所脱离。许知远信仰理想主义，而弄潮儿们都觉得现在还谈这个不合适。

　　看《偏见》重温了一下那些交谈，觉得文字是轻装上阵的，对读者来说，文字比视频显得要礼貌一些，某种程度上也真诚了一些。罗振宇说，读到大三才听说“尊重人”这个词，在小城市俗人的命运剧本上只能“爬行”。姚晨说到看黑泽明的《蛤蟆的油》，每每想起来过去的自己，就“惊出一身油”。蔡澜说，中国人从来不爱“学习怎么死”，而在墨西哥有人死了会放炮，很欢乐。实际上每个成为精英的人都还没完全把理想主义那一面给埋掉，只是都会有办法套路地说出个替代概念，甚至套路地表现一下“这个就没必要说了吧？”

　　有一天我在看足球比赛的时候忽然就想起了许知远在《十三邀》里的那些提问，想起以前他在各种各样的文章里的那些发问。就像在踢足球比赛的时候，每个队都会有些复杂的战术，但这个叫“许知远”的队，就坚持不懈地中路直塞，就想这手术刀般的攻势总有可以一下子打得对手土崩瓦解的时候。我的希望就是《十三邀》以后还能这样，生产大家眼里的“偏见”，华丽丽地单刀直入。

　　《偏见》读后感(二)：稻草人想知道世上有没有心脏

　　先说点别的。

　　去年读过的小说里，让我琢磨了很久，也经常会想起来的，是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小说里的少年杨麦，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大姨妈，大姨妈一直想要信点什么，也一直在找能让她信的东西，气功、传销、家庭教会，什么都行，不管这种东西是有阵仗，有信徒，还是有神秘感，只要能浇灭她心中不安的火焰就好。从年轻到年老，她到处追逐这种东西，最后死于非命。

　　杨麦一直想要把她拉回正途，却一次次失败。他后来大概也明白了，真要想把她拉回来，除非给她一点能信的东西，但他给不了，谁都给不了。何况大姨妈也并不真正想要信仰，她的信仰，不过是自毁欲和非理性的另一个名字，是披着羊皮的狼，是涂成绿色的毁灭按钮。

　　但那种对信念的渴望，那种沙漠里想水，火焰里想清风，稻草人想心脏的渴望，我懂，我很懂。

　　所以，在我看来，许知远的《十三邀》其实是一个和信念有关的节目。许知远找名人聊天，近距离观察他们，甚至像刑讯逼供一样，和他们相处四五个小时直到筋疲力尽，都是为了问出那个问题：你的信念什么，你靠近你的信念了吗？之所以选择名人，是因为他们久经磨砺，可能离信念更近一点。

　　单看视频，还看不太出来，因为现阶段观看视频，还是有种种麻烦，不能像读书一样一目十行，拖进度条，会导致长时间缓冲甚至死机，一刷新，就回到广告之前。更重要的，你还要受到皮囊传递的信息的干扰，例如许知远并不美的外形，还有每个人的坐姿、吃相、微表情，这些都会干扰人的判断，苛刻的人尤其在意这些细节，所以，微博上关于这个节目的讨论，有好多都是关于他们外表油腻不油腻，腰围到底有多少，穿衣是否得体，吃饭为什么要biaji嘴的，这很干扰判断。

　　所以，我又读了《十三邀》第一季的节目内容整编成的书：《偏见》。

　　我原有的看法更清晰了，他讨论的，就是信念，就是稻草人的心脏，这个问题。

　　这一季，他的聊天对象，是罗振宇、姚晨、蔡澜、俞飞鸿、陈嘉映、白先勇、贾樟柯、李安、冯小刚、叶准、二次元（未末、董志凌、驰骋）、金承志、王小波（李银河、李静、姚勇），各行各业的精英，或者正处在波尖浪端，在他看来，这些人，是炼丹的好材料，悟道的好同道，所以，他向每个人，都会问出和信念有关的问题。

　　他问罗振宇：“你想过用什么方式来打破绝望吗？”“你有没有担心你对知识的再次表述和传达，把知识变得过分实用，变成某种俗称，但人生从来不会如此？”“你怎么看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

　　他问蔡澜：“您父亲那代人身上有中国文人的忧国忧民……这个东西怎么平衡呢？”“西方有强烈的自我分析的清教传统，自我分析可能不一定解决，但也会解决一部分。”

　　罗振宇回答他：“人生从来如此”。蔡澜回答他：“解决不了。这个是我跟你最大的分别。”

　　在他说“我记得是宋代那幅画里的：森林着火了，小鸟去衔一点点水交货，您怎么看中国文人的这种传统？”的时候，蔡澜的回答是：“吃吃吃，尤其是你。”

　　他还跟李安跟蔡澜聊到了“失败”的问题：“你对中国文人崇拜失败这事是什么感觉？”

　　后来，他用类似的问题，去问了马东、李诞、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

　　但他并没有向所有的人提这些问题，对那些聊天对象，他是区别对待的。

　　跟作家、学者、诗人、演员、科学家，以及李安这样的导演（对，我把他单独列出来）聊的时候，他就安定下来了，他没有问这些问题，他知道他们有信念，他甚至知道他们的信念是什么，他不用问，他的状态是安定的。

　　跟商人、名利场中人聊的时候，他的焦虑马上就起来了，他反而很愿意问这些问题，尤其是那些，让他怀有期待，但期待没有落实的人聊天的时候，他的焦虑会达到顶点，而且是本能的焦虑，他几乎是不依不饶地在问这些问题。他因此在对方那里收获了隐蔽的敌意，在网络上收获了海量的嘲讽。

　　他甚至会挂相。聊着聊着，神色变得冷峻了，聊着聊着，有了不满的表情，尤其是和华大基因的汪建的聊天，他的表情管理，几乎就在崩塌的边缘。要知道，对于公众人物来说，挂相是大忌，很多时候，人们在意的，不是你有没有坚持黑白是非，而是坚持的姿态，不管怎样，都要好看，要若无其事。但许知远就公然地挂相了。

　　但最有意思的，就是那些焦虑的、挂相的，甚至近乎撕破脸的聊天。和李银河、陈嘉映、姚晨、白先勇、金承志、西川的聊天，不意外，没有戏剧性，尽管他们很诚实。跟李安的聊天，几乎是所有聊天里最乏味的（但也是最让人安定的）。反而，是那些带着冒犯色彩的聊天，让我们涨了更多知识，通过他们的对话，通过播出后的讨论，我忽然知道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又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世道如何。

　　这些对话，表面上看起来，和赚钱有关，和专业有关，但背后的画外音是“信念”，你相信你做的东西吗，你做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你做的事情，对于让人更幸福，社会更文明，有没有帮助？在赚钱之外，你有更大的信念吗？

　　他是用“信念”去冒犯他们，也用“信念”去冒犯观众，好多人都经不起这样的冒犯。哪怕是那些久经磨砺的人。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就像《心灵外史》里的大姨妈，用信仰去冒犯众人，尽管她的冒犯简单、粗野、笨拙、没头没脑、混沌一片，尽管她完全没有理论指导，全靠一条命去拼，但就是这么简单的冒犯，也照射出许多看起来堂皇不可破的事物的原形，原来它们是气功、传销、残缺的宗教。

　　而许知远的冒犯，更熟练，蓄谋已久，也更有前因后果。这是我喜欢看《十三邀》和《偏见》的原因，就想看看他带着不太好看的外表，近身肉搏一样的姿态，和不满意就会挂相的镜头表现，去问问他们：你们有信念吗？就问这个就好。

　　怎么问的，问的结果如何，根本不重要。只要有人问就好。

　　信念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但我确实想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信念。甚至，说穿了，我也不想知道，罗振宇、蔡澜、李安、冯小刚、李银河有没有信念。我只是想知道，究竟有没有信念这件东西。

　　就像，稻草人不在乎自己有没有心脏，却很在乎，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心脏这件东西。

　　我们就是带着对这颗心脏的期待活下去，所以需要有人时时证明它的存在。

　　《偏见》读后感(三)：偏见:在被标签定义的时代

　　1 “小说一开始也是很肤浅的，在十九世纪初的时候，慢慢才变得复杂起来。二次元我觉得也是这样。”在读完《偏见》后，我又看了一遍十三邀的视频，许知远焦虑的声音在陈述此段话时变得温和起来。他不只是在回答未末，更像是把心中的期许说给整个属于二次元的人们。 确切地说，我不太喜欢“二次元”这个词，它常常会和“宅”“控”“基腐”联系在一起。它们就像标签一样圈定着人们。我们要么在圈外，要么在圈内，好像这界线两边必定水火不容。所谓偏见，不正是站在线的一边以此处的视角去评判另一边的事物吗？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处处被定义的时代，固定的词汇使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变得狭隘了。就如同一提及《金瓶梅》必定有“淫秽”，一说起“同性恋”就是异类。人们究竟对他们所评价的事物有多少了解呢？布罗茨基说：“每逢你要使用某个贬义词，不妨设法把它应用到自己身上，以便充分体味那个词的分量。”我想，除了对词汇有充分的体会，我们还需对评判对象本身有清醒的认知。不然，一味追求个性化的“偏见”则很可能暴露自我的无知。 2 我的母亲总爱说“伟大的希特勒”。事实上，她并不知道希特勒是谁、做了什么。她只是常常听人说起“希特勒”这个名字，知道他是一个名人，既是名人那就肯定“伟大”。在她的观念里，打游戏就等于网瘾，看动漫就是幼稚不成熟，购买日货就是卖国贼。当我向她提起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写了日本战后的压抑——“他们活该！”她立刻打断我。我说：“小说表达了——”“他们活该！”她说话时很有一种爱国青年义愤填膺的胸襟。我知道话题无法进行下去了，“日本人活该”早已根深蒂固地生长在我母亲的脑海里，无论我说什么都不会有用。 我的母亲对日本文化一点也不了解，她所生活的语境使她说出了这样的言论。我常想，人们的观点究竟有多少是自己的呢？记得一位哲学家说：“自我是他者之自我。”（原书不在手边，大意是如此。）这使我陷入了悲伤，也使我觉得可怕。因为，现在的我说着这些平庸的话，对他人做出不痛不痒的评价，又有多少观点真的是出于我自己呢？我们讲述重复的故事，书写老套的词汇，不厌其烦地表达爱与憎恶；我们追求同一种正确的逻辑，向着同一个目的同一个远方前进。可一旦从这种“整齐和谐”的状态下脱身而出，孤独和痛苦就会袭来。那绝不是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高，而是陷入怀疑和虚无主义中并无法自拔。人类是群居的动物，一面想着保留自我的独特性，一面又不愿被孤立，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挣扎着，撕咬着脆弱的灵魂。 3 十三邀视频结尾的单向历上，许知远说：“每个人都是带着成见来看待世界的，如果你不带着成见，那你对世界根本就没有看待方式。”我在承认这句话的同时，也陷入了思考：这是否是在为自我的固执寻找托辞呢？偏见的两方，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彼此？标签把人固定起来，“等于号”是最肤浅最有震慑力的东西。一旦你被“等同于”某种成见，就难以从中脱身。 4 我对这个时代充满偏见。 我不喜欢“二次元”这个词，我只是一个喜欢动漫的人而已；我不喜欢“90后”“00后”，我只是刚好出生在某个年代；我不喜欢“女权主义”，它已经被滥用到失去了本身的意义；我不喜欢“土豪”“屌丝”，事实上，我从来都不知道这类词语的明确指向，即使它们消亡了，我也毫不惋惜。当然，我更不喜欢用“同性恋”和“gay”这样的标签来框定一类人。我记得网上有一句话写得很好：曾经由男人来决定女人能否受教育，白人决定黑人能否活下去。后来我们都认为这是荒诞的。但现在却由异性恋来决定同性恋能否相爱。 我想，偏见就在于此：以此岸的价值观讨论彼岸的事物。 5 记得一个炎热的夏天，比较文学课的老师问我们：“对世界文学的比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是去证明鲁迅和妥斯妥耶夫斯基谁写得更好，谁更伟大吗？” “是为了求得理解与和平。” 我觉得《偏见》也是如此。我看见书的封腰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判断可能偏见、浅薄和武断，但背后是我们对他人与时代真诚的理解欲望。我心里感到温暖，因为在这样一个被标签定义的时代，终于有一群人愿意撕去彼此陈旧的面罩了。

　　《偏见》读后感(四)：王小波：迷人的异端（《十三邀》番外篇实录）

　　借着车里昏暗的灯光，我（许知远）忍不住翻阅起手上这本《黄金时代》。黄色封面、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定价12.8元。在扉页上，王小波歪着头、双手插进裤兜。照片页旁还写着“文坛外高手——王小波力著问世”，字体颇为难看。该是1995年秋天，我在风入松见到这本书。书名缺乏吸引力，我也没听说过作者的名字，纯粹出于偶然，我拿起来翻阅，正看到王二说服陈清扬行伟大友谊一段，月光下的“小和尚”直直挺立的描述让我心跳加速。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包装精美的罗素的《幸福之路》，买下了它。

　　我是个糟糕的小说读者，这本超过400页的小说集，总停留在前55页。即使是这55页，我也常在几个段落间跳跃。时代之背景、边境的生活都消失了，只是一个好笑又性感的男欢女爱的故事。我着迷于作者直截了当又想象力十足的性爱描写。

　　很快地，我发现王小波也出现在一些杂志上，总是两三千字左右的文章，常以个人经验——插队、旅行、阅读——出发，批评蒙昧、偏狭，倡导思想多元、个人主义之重要性。对我而言，这些零散的文章构成了一个更富吸引力的世界。

　　在九十年代末的大学，也被一股短暂复苏的自由主义思潮冲击。但在那个性格各异的启蒙者当中，他是个例外的存在，也没人比他更富吸引力——他不是抽象观念与思想，而是活生生的个体，像朋友与你天南海北。在经常戏谑的语言之下，是一颗追逐智慧、自由的灵魂。他不仅倡导这些自由，他还亲身实践它，是率先脱离体制的“自由撰稿人”。

　　他的突然离去使这个形象不仅更鲜明，且凝固成一个神话。对于很多文艺青年，他成了cult式的存在，对他的态度流露出你对生活、世界的看法；他还催生了一个出版门类，他的各式文集、对他的纪念文章层出不穷。

　　我买了他所有的小说与文集。《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里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从未真的激起我的阅读热忱，倒是《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中那些片段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借由他，我接触到罗素、卡尔维诺、杜拉斯、王佐良这些名字。我还热衷于收集朋友们对他的描述，想知道他日常生活的样子。艾晓明所编的《浪漫骑士》被我一翻再翻，他的个性比他的写作更令我着迷。

　　随着大学时光的结束，这种“着迷”淡去。我很少再阅读他，偶尔还被仍在扩散的“王小波崇拜”惹恼——一个反对任何姿态的作家，成了展现某种姿态的标签。我还觉得他或许被高估了，我从未觉得他会身跻伟大作家之列，作品足以流传不朽，他是个启蒙者——或许过去三十年最迷人的启蒙者，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一代人的生活中，这个阶段迟早会结束。

　　他的生命力比我想象的更顽强，不仅没在公共生活中消失，影响力还顺利地传到了下一代人中。他的一些文字与观点再度跳入我的视野，中国社会的新现实似乎让他的魅力更为显现，他所倡导的一切变得更为稀缺。我重燃起阅读热忱，再度从书架上拿下《黄金时代》。这一次，我把它作为一篇完整的小说、而非荷尔蒙的片段读完，沉浸入王二与陈清扬的爱情之中。在王二扛起陈清扬，有力地拍她的屁股，让她安静下来时，爱情从泛黄的纸页中溢出来，它因荒诞的时代背景更显得有力。

　　它促成了这此采访。在烟台，我与李银河谈论王小波的个性与思考；在北京一间二室一厅旧居里，姚勇回忆起印象中的舅舅；旅居北京的导演老安则说起第一次拍摄王小波的场面——在那个时刻的北京，他就是一个异端。还有作家李静，这个他昔日的编辑，或许是最理解他的思想与情感的人。在一个雨后的傍晚，我还前往京郊佛山园的墓地，我看到被碎砖头压着的笔记本与《白银时代》，笔记本上写满一位扫墓者对死者的感激之情。他的书开启了她的生活，笔迹与语气年轻。我随便翻开一页《白银时代》，写到充满愤懑与挫败的知识分子舅舅。我感到强烈的亲近感，或许接近王小波离去的年纪，我开始理解他的心境。

　　最重要的则是这次云南之行。在景罕14队，我见到了他插队时的大队书记，甚至还拿了他的腊肉。老乡们发展出一套对他的说辞，他是个懒惰、却热爱读书的“野牛”，记忆与虚构混杂在一起。在一个宽阔的晒谷场我想，王小波就因此写出批斗破鞋的场面吗？我们还不无拙劣地模拟了一个王二扛起陈清扬的片段，那个机场偶遇的姑娘做了女主角（在市中心的排档宵夜时，我们又碰见了她），穿着从附近卫生站借来的白大褂。这纯粹的淘气，像是对青春记忆的某种确认。

　　很遗憾，这次对记忆、形象的追寻，它更有关我们自己，而非王小波。他的思想与创作世界，值得另一次更严肃、细微、也更雄心勃勃的探索。

　　许知远：你可以讲一下第一次见面吗？

　　李静（评论家，剧作家，王小波作品编辑）：第一次见面是在1995年的8月。那个时候正好搞世界妇女大会，我在读书报要做一个妇女研究的专题，有李银河的一本书，叫《生育与村落文化》，我一看那个书序言的后面，说感谢我的丈夫王小波在统计学上的造诣和他给我的帮助。我在1994年就看过王小波在《东方》发的文章，立刻就膜拜，说这人是此生一定要认识的人，感觉是罗素在世。所以1995年看到李银河这个序，我赶紧给她打电话，我说你说的王小波是在《东方》杂志发杂文的那个王小波吗？她说对。我说太好了，我要去采访你们俩。

　　其实是采李银河，李银河采完了我就跟她说，我特别喜欢王小波的文章，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文章给我这么强烈的冲击，我说我能不能见他一下？他正在里头接受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的采访，那时候他们夫妻俩已经在文化界很活跃了，也经常就各种话题接受记者采访、写文章，读书界还是知道他们两个人的。

　　许知远：1994年看的是哪篇文章？

　　李静：《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现在大家觉得那种话已经很普通了，但是那个时候看见，我会笑得不行。他里边说知识分子，那意思就是在当权者眼里，还是一种需要被教训的物种。他就说，以前柯老——柯庆施说过，知识分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然后说这个论调不久前有一个叫《针眼警官》的电视剧里又出现了。他说，我这个时候就坐在家里等这个警官出来道歉，到现在还没有等到。给我笑得前仰后合。我说这是谁？这么有意思。结尾说这是一个匹兹堡大学毕业的东亚研究硕士，自由撰稿人。

　　不用看很多，就是看他一个短文，就觉得这个人的精神气质是那种特别肯定性的，有一种知识者的自信，尊严和价值层面的那种自信。1995年、1994年那个时候是很虚无的，我在大学里边，周围这些教授给我的感受，读书的感受，虚无主义的氛围是很强烈的。就像我一直想站起来，但是好像得了软骨病，精神上有强烈的站不住的感觉，从身边的师长得不到支撑。看到这样一个文章，我立刻就感觉到，这个人的内心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他能够以他自身精神的能力，成为一个肯定的人，一个有尊严的人。好像这是一个特别有钙质的人，特别想扑上去多看他的东西。而且他又特别幽默。当时王朔还是那么如日中天，王朔式的幽默和他的幽默，完全是不一样的。

　　许知远：怎么不一样？

　　李静：王朔的幽默是解构性的，他的确可以把那种意识形态可笑的东西，给你付之一笑，但是他没有更多的营养，他也是让你觉得很百无聊赖的、虚无的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可以的，但是那个的时代除了去寻求好的文学，还需要一种内心的力量，超越文学层面的，精神价值层面的东西。我觉得王朔给不了，但是王小波是可以的。他的幽默是一种对虚无力量的战胜性的感觉，他是高于虚无的。你会感觉到，他赢了，而且我很喜欢他赢。王朔还是不想站起来，有点儿站不住的感觉。

　　许知远：见到他的时候是个什么感觉？

　　李静：和我想像的还挺像的，就是觉得他应该很低调，有点儿貌不惊人，有那么一点儿不好意思——他总是一幅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说话声音很低沉，声音很好听，很羞涩，好像也不是太拿自己的东西当回事儿。

　　当时我说，看过一个研讨会对他小说的评论，但没看过他的小说。我说好像您有一本小说《黄金时代》，也没在别的地方看到，挺想看看的。他就从书柜最底下打开一个柜门，里头乱七八糟放了一些书，掏出他那本。我觉得他挺不拿自己的东西当回事儿。

　　许知远：健谈吗他？

　　李静：要看聊什么话题，他要聊自己的生活就不太健谈。第一次为了李银河去他家，第二次就是去采访他。因为那阵探讨什么是人文精神，反正挺好笑的，请各种知识分子来谈一谈人文精神这个话题，去采他。我说你都干过一些什么？他很简单地说当过知青、工人、老师，然后他说谈我自己好像没什么可谈的。后来又谈一谈卡尔维诺，谈谈莎士比亚，他就很愿意聊，他会说如果聊聊莎士比亚和卡尔维诺，还是值得的，我自己没有什么可谈的。我就想这个人一点儿都不自恋，对那种伟大的事物，他有足够的敬意，而且考虑自己不太多。

　　许知远：见到他之后，然后就认识了？

　　李静：是这样，回来就把他那本小说看了，看完就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1996年，我研究生毕业，到《北京文学》去工作，那么我就想，可以让他成为我的作者了。我表达对他文章的那种喜爱，我觉得他还是能得到一些宽慰，他可能对于读者的那种真正的感应，还是很在意的。

　　我去了《北京文学》，跟他约稿就非常顺利。我告诉他，我就要去做编辑了，你成为我的作者吧，把你最好的作品给我。他说反正是有一堆作品发不出来，你来挑吧。

　　第三次见他就是在西单，教育部那个家属大楼。他就把《红拂夜奔》给我。《红拂夜奔》是我更兴奋的一个东西。我那时候看书还是比较追新奇，但这样写一个所谓的古代，让我大跌眼镜。说李卫公发明开平方根机，说什么有的死在根号2下，有的死在根号5下，全是无理数之类的，我说这也太好玩儿了。还有各种他对生殖器的细致入微的描写，我觉得太有趣了。

　　他说，好几个杂志，转了一圈也没发出来，他说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你就看吧。我就给他提上去了。那时候我们主编说，只要你觉得好，你就给我。我就把这个给上去，看了说挺好的，但是太长了，要他删，从十八万字压缩到三万字。我都说不出口。我就还是跟他讲了，他居然说试试吧，就这样，最后压缩完了。

　　许知远：我们回到小说，你一开始看《黄金时代》，后来更多了，《青铜时代》《白银时代》，你进入这个世界是什么感觉？

　　李静：看他的东西是这样的感觉，先是被他的幽默打动，然后被他稀奇古怪的想像力打动，先被他文本背后的人所吸引。看完了就发现，好像他有很多意味深长的东西，但是又抓不住。后来我想到一个词，就是“点彩派”，尤其是他《黄金时代》那本书里的几篇，尤其是《革命时期的爱情》，每次看好像都感觉不一样。今年因为要改编《革命时期的爱情》做话剧，我就又看了一遍，又不一样，发现一些无关紧要的闲笔本身也是意味深长的。

　　他非常酣畅淋漓地写主人公的每一点感受，一个点一个点，你会迷失在这些漂亮的点里，但是你再跳出来一看，其实人家有一幅完整的画。这幅画恐怕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在什么认识水平就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革命时期的爱情》最后一句话是说，一切好像全部结束了，一切又像刚刚开始。他1982年又见到了他“文革”时候一块儿混过的几个人，发现大家对往事都哈哈一笑，就很荒唐很荒唐，死了那么多的人，包括这个王二（《革命时期的爱情》主人公）本身他是发明投石器的，那个器械打死好多人，但是大家被愚弄之后，好像也没啥，还是过得挺好。我觉得他就像一个预言家一样，他已经从当时人对待自己历史的轻率的、没心没肺的态度里，预感到这一切循环还会回来。

　　他写到我们好像是一些泥娃娃，被一个孩子排列成阵，不一会儿又把它呼啦到地下，残胳膊断腿。说我们都是泥娃娃这件事情，我感到无法释怀，但是我又不能拿这个当真，因为当真不当真的权力不在我手里。我一想到这个，我从出生下来就注定如此，我就觉得很悲观。

　　他在给艾晓明的信里说，做一个好的小说家，必须要有绝对的疯狂，又要有超凡的理性，他说非常非常难。其实他就是。看起来，他的每一个细节真是非常疯狂，但是他最后表达的东西是极其理性的，他会把内在的那种感受写到极致，他要撒出去写，同时又要往回收。内外交煎的那种力，对人的内心有那么大的张力，也会有很大的伤害。

　　许知远：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王小波是怎么形成的？

　　李静：我自己概括，他的小说还是经过了一个从生命驱动到思想驱动的创作过程。他一开始那些小说，像《地久天长》之前的短篇，七十年代写的那些，其实都是从他自己生命经历里边来的，只不过他接受的文化遗产和大多数中国作家不一样。

　　你看过《绿毛水怪》吗？他不是写男主人公和那个小女孩老去中国书店看小说，说哪些小说好，哪些小说不好。你看他是非常心明眼亮的，会说《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多么好，会说高尔基的《在人间》多么好，他喜欢奥维德的《变形记》，其实他最喜欢的就是马克·吐温、奥维德，还有萧伯纳。他那个时候的文学根基已经是那种英美派的了，就是自由主义的文学传统。然后他会谈到，杨朔什么多么差，《南方来信》多么恶心，会说《牛虻》这本书起初我们觉得多么了不得，后来发现太微不足道了。就是大家奉若圣经的书，在他那儿什么都不是。他可能是1973年、1974年写的《绿毛水怪》，那时候也就二十岁，那是他完全独立的判断，不是看任何文学史看来的，也不是听人讲的，他文学的感受力和判断力没有被遮蔽。实际上他的文学营养就是这样一些。那么他就从自己的经历里边，还有自己的遐想里边，写一些短篇，比如《猫》那几篇，一直到《绿毛水怪》和《地久天长》，都是他生命本然的那个状态，还有一些变形的，明显是受到奥维德《变形记》影响的。

　　后来到了《黄金时代》这个阶段，我觉得是他一个中间点，就是既是从生命经历里来的，同时他这时候的思维能力也在成熟。《黄金时代》和《革命时期的爱情》，他的生命体验很饱满，同时对现实的思考也非常强有力。这个时候的作品就是介于感性、理性的那个平衡点上。包括唐人故事，那个也是很好的。在他完全靠生命本能写作的时期，东西是特别活泼好看的，像水晶一样的感觉。

　　到了《青铜时代》，其实他已经在摆脱现实中得到的材料。他有一个雄心，他要依靠纯虚构的力量来构筑他的小说世界。所以他的《青铜时代》和《白银时代》完全是靠假想来写的。那么《青铜时代》，因为他用了那个唐人传奇里的故事，所以他的想像力是有着落的，只不过他完全把它重写了，但是人物形象它是有母体的，也是很活泼的。到了《白银时代》，包括那里边的《未来世界》《白银时代》《2015》什么的，那个就是纯想像了。到这个阶段，我觉得一方面是他的发表出现了问题，还有他理性的成分在加重，完全是靠着思维衍生的想像力来写了。这个时候，他理性的成分比感性的成份更重。我觉得这个时期《白银时代》的作品，反正要我偏爱的话，就不是太偏爱这个时期的东西。

　　许知远：有点干了？

　　李静：对。好多人倒还是看了《白银时代》被他打动的，这个也真是各有不同。

　　许知远：把王小波放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传统里，你怎么看他的位置？

　　李静：我觉得他的艺术性和他的启示性，他思想的能量，我觉得起码是可以和鲁迅相提并论的，就是他的小说，包括他的杂文。有一些是一脉相传的，有一些不是一回事。他和鲁迅的相似之处就在于，比如鲁迅的小说也不多，甚至比王小波要少很多，但是我们会看到，鲁迅有一种原型能力，就是我们到现在还会指认某些人是阿Q，某些人是九斤老太。他的这些人物，你会感到有一种极强的概括力，这种概括力是穿透古今的，是对一些灵魂类型的勾勒，这种灵魂一直活着，像雕刻家一样，他那个刻度极深极深的。王小波也是这样，这个穿透力是一个思想型的文学家才有的。其他好的小说家不是这样子，不是思想型的，他们是故事型或者是美学的。

　　许知远：他们最不一样的是什么？

　　李静：最不相似的，其实还是在个体自由价值的看待上。王小波虽然不说，但他是一个标准的自由主义者，就是个人优先。而且个人的创造力在他来说，是他判断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考量指标。那么鲁迅不是的，鲁迅最后，他会明确地说，自由要比平等不重要，平等要比自由更重要。在鲁迅那儿，个人的自由不是说必须要保障的。所以在个体自由这个概念上，鲁迅还没有太自觉，尤其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觉得自己有牺牲的义务，他会由此推己及人，要求精英阶层牺牲掉自己，去为大众，去为更苦难的人去做。

　　许知远：写完鲁迅的剧本，是不是反而让你对王小波更理解了？

　　李静：对，会理解王小波为什么有时候会对鲁迅不以为然，虽然王小波好多语言方式都是从鲁迅那儿来的，什么“拿肉麻当有趣”了，这都是鲁迅的话。

　　包括王小波在杂文里说，古代文人还是有些肉麻，会想象在雪天由丫鬟扶着，咳着血，站在雪中看梅花。然后说文人如果要求没那么高，不需要雪天、梅花、丫鬟等等，我倒可以帮他一下，其实就是他可以把他揍出血来。那个就是从鲁迅杂文里来的。鲁迅《病后杂谈》里就叙述了这个场景，鲁迅其实也在揶揄这个文人的趣味，但是王小波就那样表达。其实包括《青铜时代》也是和《故事新编》一脉相承的。

　　许知远：他的作品里面，哪些片段让你印象特别深？

　　李静：我告诉你，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王小波一定爱过一个女孩，那个女孩死了，在李银河之前。这个感觉来源于《绿毛水怪》和《地久天长》，这两个小说都写到男主人公爱的女孩死了。我就问李银河，我说他是不是在您之前，爱过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很早就去世了。她说还真是，她说是谁她也不太清楚，好像是在“文革”的时候那个女孩就去世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他刺激非常大。我后来看康拉德有一篇小说叫《罗曼公爵》，我觉得那个心理移情的机制跟王小波很像。罗曼公爵和他妻子感情甚笃，没多久他妻子就病死了，于是乎这个人就骑着马在庄园里徘徊了几天。那时候波兰不是反抗俄罗斯吗？罗曼公爵是波兰贵族，但是这个贵族本来是很受俄罗斯皇帝宠幸的。他这个时候就决定，他要去前线去反抗俄罗斯，而且他以普通士兵的身份，谁也不知道他是谁的身份，就去了。这个心理活动我觉得一定和王小波死了他爱恋的女孩有关系，这个女孩的去世可能会使他更加鲜明地看到一个是爱情的本质，一个是社会的本质，就是那个历史荒诞性的本质，产生和它战斗到底的决心，这个亡灵在他身上会让他变得更纯粹和更强烈，一定是的。

　　许知远：你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是什么情况？

　　李静：正好那两天我生病没上班，一上班同事就告诉我他去世了。我想到陈清扬，他说她要不停地哭，希望能够把自己哭醒，前面就是一场梦。我当时是这种感觉，就希望这是个梦里的消息。

　　同事说怎么不可能？你看《北京青年报》有报道，我一看好像是真的了。第一反应是给他家打电话，李银河接的，李银河就在电话那边哭。我就好像要找一个救命稻草一样，一定要见到一个跟他有关系的人，然后中午就去他家了。

　　因为那个时候很年轻，二十五六岁，的确有一种精神支柱倒塌的感觉，好像充满了美好事物的世界，因为这个人不在，我没有办法爱这个世界了，当时的确是这种感觉，对。

　　他去世之后有过一个追思会，都是他的朋友给他开的。其中有一个女的，也是他的老朋友，她说他们都知道她心脏不好，但是他们搬家，他就骑着三轮替他们搬家具，特别热心。后来我在小波去世八周年的时候去采访他的大姐，他大姐说他去世之后才知道，他的那些男同学是怎么看他，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义气的人，有一个人说他知青的时候，离小波大概有一百多里地，隔着一座山还隔着一个原始森林，他听说这个哥们儿生病了，二话不说就穿过森林去看他，说回来差点儿被老虎给吃了。他去世之后那个哥们儿给他姐姐讲的，说小波太重感情了，我一生病他立马去看我，一个人去，说差点儿被老虎吃了。给我笑的，我说，对，他就是心肠特别热。

　　最后一次见他，我还记得是1997年的4月1号，还是2号。他给我打电话说《红拂夜奔》在《小说界》发表了，你要不要一本。我说要要。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去到那儿聊了聊，拿着那个杂志就出来了，他就送我一段，他说那再见，我说我去打水，就最后一面。

　　我还回头看了看他，他一直都是头发蓬乱，穿得就像个工人大哥似的，穿一个夹克，穿个……不知道，忘了什么样的裤子，反正就是走路踢踢踏踏的。我当时还挺高兴，我想，认识这样一个人，生活还蛮美好的。

　　许知远：前后你们认识了两年左右？

　　李静：对，也就两年，见面也不太多。可能因为我特别看重那种精神上的拯救，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像是具有拯救意味的人，因为我很长时间非常抑郁，不太善于表达自己，情绪低沉，好像分外不自由，所以非常渴望和珍惜能够让我找到自由的源泉。我觉得二十多岁遇到他是这样一个作用，他好像现身说法地告诉我，自由是什么。

　　许知远：你觉得他自己自由吗？像他文字中这么自由吗？

　　李静：那就看自由的含义是什么。如果说自由是随便，是各种风流韵事什么的，他肯定不是那样的。但是要说自由是运用自己的意志和理性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他是自由的。他能够做他认为值得做的事儿，而且他用最彻底的方式去做。

　　《偏见》读后感(五)：不断探索自我的边界

　　前段时间有篇文章在朋友圈疯转，标题博眼球得很，叫《调戏俞飞鸿初夜，满嘴“性、情爱、潜规则”，许知远这代中国老男人们有多丑陋》，我之前只是听说过单向街书店，因为这篇文章开始关注许知远和《十三邀》。

　　我找来这期节目看，看的过程中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两个人正常地交谈。许知远心中有一个预期的俞飞鸿的形象，跟现实中真实的她出入很大，而许知远比较不识好歹，总觉得俞飞鸿表现出来的不是真实的她，通过各种方式试探，结果随着谈话的深入，偏差越来越大。正因为此，谈话中会出现尴尬、沉默，但也正是由于许知远的偏见、执拗，俞飞鸿性格里的许多平时不为人知的面向被激发出来，甚至说出“感谢上帝赐我平庸”、“生命本身也没有什么意义”这样的话。

　　前前后后看了几期节目，并没有看全，有的嘉宾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就像许知远在序言里说的那样，我们总是渴望另一种人生，像博尔赫斯不止一次谈到他厌倦了做他自己，而采访便是满足这种渴望的便捷方式。在访谈中，我们试图遗忘自我，但同时自我又会变得更加清晰，这是非常奇妙的一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样在探索自己的边界。

　　这节目有这么几个特点让我印象很深，首先它的嘉宾都是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主要集中在商界、文化界、娱乐界，其次主持人许知远的个人风格非常显著，从他偏见的视角出发，往往会和嘉宾产生激烈的碰撞，提升了谈话的深度，最后是它提供完整无剪辑版的访谈视频，电视是剪辑的艺术，就像上面提到的那篇博眼球的文章似的，我们看到的往往是编导希望我们看到的，而通过完整版的节目我们能克服这一问题。

　　第一季中印象最深刻的嘉宾是罗振宇，几年前听说《罗辑思维》，也看过几期，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很厉害，但《罗辑思维》的理念是替观众读书，我并不喜欢，所以后来也就没再关注。谈话中他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点是他不是特别把自己做的东西当回事，他没有所谓精英的优越感，他认为他们做知识服务的和哪些画指甲的、餐厅端盘子的没什么差别。他嘲笑唱挽歌的知识精英，嘲笑他们在浪费时间。他认为这是一个跑反的时代，大家谁都别管谁，顾着自己就行。

　　书中称罗振宇为胶囊贩卖者，这个比喻还是非常形象的，他将各种知识浓缩为胶囊，批发给他的追随者。他非常自信，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度实用性和功利性，但是当他提到大学时老师赞叹《离骚》引得他硬着头皮读完、提到贵州一位修理工人因为他的节目买了一本《经济学原理》是他莫大的成就时，他的另一面，启蒙者、理想主义的一面，便流露出来。

　　这一点我还是蛮欣赏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从来不是冲突的（讲到这句话不禁想到罗振宇说的“人生从来如此”，仿佛我也已经受到他的影响哈哈），现实是理想的基础，离开了现实理想只能称其为幻想，而理想也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轻盈，否则整个世界、整个生活会变得像块石头似的叫人难以忍受。

　　罗振宇提到当时在体制内工作，当制片人、当主持人，那段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他当《对话》制片人，讨论的都是国家层面、全球化层面的议题，他有一种获得上帝之眼、“代圣人立言”的感觉。他们经费花不完，他就到处请专家来开策划会，《对话》三年他觉得他给自己又上了一次大学。他提到他当节目主持人，最后要讲一段话做总结，电视台认为主持人说两三句就行，他一定要说几分钟，而且说得非常连贯，不给编辑剪辑的空间，只能全部播出，后来观众反馈不错，他身边的同事就认可了。他还特别提到一件事，《对话》有一期节目请李开复做节目，李开复当时从微软跳到谷歌，微软要告李开复和谷歌，他们本来请他就想听这件事，但因为这个案件还在执行过程中他不能说，后来罗振宇就想了个主意，他让主持人说有个朋友跳槽，但原来公司要告他，问李开复的建议，然后李开复就心领神会，配合他们把节目做完了。罗振宇说他通过这件事发现人和人的对话没有那么困难，通过技巧可以打开任何谈话局面；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博弈不是零和博弈，是可以妥善解决的。

　　他后来离开体制开始做罗辑思维，成为商业大潮中的弄潮儿，如今他的目标是把罗辑思维上市。他的目标其实也是随着实际情况在不断变化提升的，他不断地寻求新挑战，探索着罗辑思维和自己的边界。这让我想到柴静对周星驰的访谈，星爷说他拍电影会不断地给自己设定新目标，一个接一个。柴静问他这样何时是个头，他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不断地探索自己的边界，不仅是现实世界的边界，还有精神世界的边界，通过方方面面的养分。看《十三邀》中好几位嘉宾的谈话都有这样的感受，反反复复地出现。许知远对俞飞鸿去拍比较庸俗的剧表示不理解，认为不会带来“精神边界的扩张和新的理解”，俞飞鸿却认为演戏之外有太多地方可以提供养分；贾樟柯不再沉迷捕捉时代印记，他转向历史来寻求答案，想拍晚晴、拍蒋经国，他对人工智能、VR的世界充满热忱，要写天体物理的论文；结集中并未收录的张楚，唱了那么长时间的摇滚，现在的兴趣转向911、转向外星生命，对待众多阴谋论的观点表现出动人的天真；姚晨从舞蹈转向演员，出任联合国难民署中国亲善大使，变得更宽容、更温厚。

　　最后不得不提到王小波。我对王小波充满欣赏和感激，我在文学方面的阅读是由他领入门的。高中时读他的杂文，他的文字自由酣畅、神采飞扬，非常动人。后来读他的小说，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大约能明白他要说讲什么、他的追求是什么。他对自由和有趣的追求，他的人文主义，他引述罗素的“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都对我影响很大。

　　《十三邀》访谈中，许知远通过和李银河、李静、姚勇的对话追求关于王小波的记忆、形象。现实中的王小波和他的文字一样很有趣，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李银河提出分手把他气得够呛，后来给他送去两张电影票说去看电影，王小波就把电影票给寄回来，写了一封信，说从这个信上可以闻到什么二锅头、五粮液的味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看到这段觉着这个人实在太有意思了，要是身边有这样一个朋友肯定不用担心会无聊。

　　看过访谈，才知道姚勇竟然是王小波的侄子，他的杂文里曾经提到去给侄子做思想工作，让他一定要拿到毕业证。他的文章里还提到一位老师，他们经常海阔天空地聊天，竟然是许倬云。这样再读他的杂文，里面的侄子、老师便不是起作用的角色，而是活生生的我们都熟悉的人，这点也蛮有意思的。

　　想起王小波的小说《寻找无双》里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主题，像王仙客是寻找无双，王小波是写小说，李安是拍电影，罗振宇是做知识服务…这么说好像就是职业似的，但我觉得主题是更高、更远的一个概念，它包括志向、才华、激情等等。也许有的人生活中有许多主题，没有突出的那个，但做出卓越成绩的那部分人，他们的主题必定是统一的。在追寻这一主题的过程中，他们不断探索自我的边界，两者最终的指向是同一处，那便是自我的完成。有句话我觉得描述这点非常形象，我们从各个方向向金字塔尖攀登，最终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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