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中国外交是谁_《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的读后感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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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是一本由唐启华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9.00，页数：39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读后感(一)：民国外交史权威学者唐启华教授的最新力作

　　本书是民国外交史权威学者唐启华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之际，奉献给读者的一本力作。作者利用大量第一手外交档案，尤其是从驻比利时使馆保存档案发现的《陆总长在和会专电》，即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收发电原件，重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历史，对“北京政府对和会有无准备”“山东交涉失利与亲日派之关联”“如何看待中国在和会外交的失败”等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

　　作者唐启华教授1955年出生于基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史系博士，现任东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著有《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等，是民国外交史方面研究的权威学者。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读后感(二)：中国外交的一段往事

　　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与解释，一方面有出自自身需要的缘故；另一方面，则来自新的史料、新的理解方法的出现。对我而言，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

　　唐启华的这本《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其重要性，来自第二个方面，也就是来自对新史料的掌握。根据新史料，作者更加令人信服地提出了：“在欧战停火之前北京政府已经长期筹备和会”的结论（P94），并且在“欧战停火后，北京政府在很仓促的时间内，完成了和会的预备工作”（P160）；并对后来和会的过程、国内种种反弹的原由等等，做出了令人信服地解释证明。可以预见，这部著作定会成为了解巴黎和会乃至五四运动这一段外交往事不可逾越的史学著作。

　　既然本书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巴黎和会的外交历史并非如我们所想象得那么儿戏，那么“为何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百年来被严重低估？”作者认为原因与“”五四运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之民族主义口号密切相关”（P379）作者继而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伟大的情操，在近代中国接踵而来的外患之中，每每能凝聚民心低于外侮，发挥救亡图存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情况下，“找卖国贼为失败苦难负责，至于是否符合事实，并不特别重要”（P379）。

　　但作者也认为，在当下中国“想要真正成为世界大国”，需要重新检讨民族主义，就这一段外交往事而言，要做的就是尊重历史事实，“突破当时的历史宣传，超越悲情民族主义”，能够以理性的态度面对历史，从而真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提到这一段外交往事，不能不提所谓中国有两个半外交家中的半个外交家——顾维钧。有一部电影叫《我的1911》，就是从顾维钧的视角展现这一段外交往事。电影与史事自然有诸多出入，但陈道明饰演的顾维钧，特别是在和会上与日本外交官的唇枪舌剑，的确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撼，这种外交努力，显然超越了国内党派冲突，值得所有华人共同敬仰。这部电影拍摄于二十多年前，可以说，从那个时候，我们便已经明白跳出五四仇情，尊重外交战场上中国外交官们的爱国热情与付出。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唐著给出的期许，显然并不是那么震耳欲聋。

　　在这里，我倒觉得真正值得关注的，倒是当年从北京政府，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乃至徐世昌，从外交参与者，无论顾维钧、陆徵祥乃至伍廷芳、梁启超以及诸多外籍外交顾问等等，对和会的期待，无不是以“公理战胜强权”为主旨，这一期待，可以说延续了整个民国，特别是到蒋介石时期的几次国际会议，概莫能外。

　　“公理战胜强权”不对么？当然对！但值得期待么？

　　唐著最终落脚在中国如何反思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可以说恰到好处，但反思民族主义，并非放弃民族主义，恰恰是要巩固民族主义，而绝非陷入“公理战胜强权”的外交期待上。对“公理”的热爱非但不能以牺牲“强权”为代价，恰恰需要以不断增强“强权”为前提，须知真正的“公理”恰恰需要“强权”之护卫。

　　我们耳熟能详克劳塞维茨氏所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何尝有人言“外交是政治的延续”？战争与外交，不过是一硬一软两种政治手段，为何有人称许战争而无人称许外交？百年前的一次大战，我们趁机派出工兵加入战争，成为战胜国，如果说这是一种战争行为，倒不如说是外交行为，乃是为了赢得和会席位的外交伎俩。而没有真正的战争实力，又如何能赢得真正的外交胜利呢？巴黎和会如此，雅尔塔会议何尝不是如此？且看雅尔塔会议后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如何丧失外蒙古。

　　真正的外交只能诞生于战场之上，历史把这个成就留给了抗美援朝、留给了真正具有大国实力的新中国。自古以来身为东方大国的中华，只有拥有与自身地位相称的硬实力，才是唯一可以超越民族主义的有效途径，硬实力的丧失必然导致列强的围猎，这也才是导致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读后感(三)：爱国牌：梁启超、林长民这样玩死曹汝霖

　　5年前，因参与《“五四运动”90周年》专题，翻了不少档案，读了10本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点”“爱国运动”之类标签，虽不以为然，但几个疑点，始终未找到答案：

　　1、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为何毫无准备？

　　2、美国总统威尔逊干吗百般提携中国？

　　3、梁启超、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林觉民的哥哥)怎么偏跟曹陆章(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不对付？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中，给了个奇葩解释：林长民曾向他借几千元，曹没答应，林因此衔恨。

　　4、巴黎和会如此失败，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为什么中国又能如愿？

　　读了唐启华先生新作《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顿觉冷汗直冒，回想曾经的文章，在在皆错，好在《三联生活周刊》等一流媒体当年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在没读这本书之前，我们都不太知道“五四运动”，乃至巴黎和会。

　　北洋政府未必昏庸

　　本书第一章略显枯燥，作者罗列了“保和会准备会”百余次会议的研讨内容，对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会感到大开眼界。

　　首先，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早有预判，准备了近四年，成立了专门的“保和会准备会”，并非过去所说的愚昧颟顸。甚至后来对德宣战，也为了确保参加和会的资格。

　　第二，“准备会”遍请学界高人，研讨水平极高，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能做出那么精彩演讲，即为重要成果。

　　第三，注重细节，甚至考虑到中国离巴黎远，怕错过会期，先将驻美大使顾维钧等人派往欧洲等待。

　　可见，当局苦心孤诣，志在必得。

　　美国突然送来“秋天的菠菜”

　　1916年—1918年，中日关系有所缓和，寺内正毅内阁上台后，改变了大隈重信内阁(曾逼迫中国签《二十一条》)的霸道作风，以极优条件借给段祺瑞政府1.45亿日元，并通过密约攫取在中国东北筑铁路、采矿等权利。

　　在此氛围下，中日同意在巴黎和会上互相支持，步调一致。

　　恰在此时，美国也对中国频送秋波，美国总统威尔逊正拼命推销“民族自决论”，即“各民族有权按自己意愿处理自己的事物”，但列强反应冷淡，他们明白：美国作为新兴大国，想用唱高调来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这是欧洲早就玩剩下的把戏。

　　可对积弱的中国来说，很难抗拒这个诱惑，而中国的积极回应，又让威尔逊大为振奋。每个人都需要走狗，国家亦如此。为了让所有犹豫中的被压迫民族看到榜样，威尔逊决心全力扶持中国。

　　在赴巴黎前，中国的和会战略是“联美亲日”。

　　天皇被放了鸽子

　　但，就在外交总长陆徵祥动身前一周，美国突然提出：在美日之间，中国只能选择一个。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为了避免触怒英国，重点向太平洋扩张，先后得到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美日形成对峙。美国最担心中日间存在密约，美国不愿帮助一个对日本没牵制作用的中国。

　　这，迫使中方大幅度调整和会战略，改为“联美制日”。

　　按计划，陆徵祥先访日7天，再访美，然后去巴黎。驻日公使章宗祥全力斡旋，为陆徵祥争取到和日本天皇见面的机会，可一到日本，陆就“病”了，放了天皇的鸽子，日本首相来探口风，陆徵祥称中国态度不会改变。

　　日本人认为中国将与他们配合，但陆徵祥认为，双方没有文字确认，无需承担责任。

　　打了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

　　巴黎和会上，中国突然抛出“山东问题”。

　　一战爆发后，日本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界，在巴黎和会上，日方坚持以条约方式，迫使德国先将山东权益转给自己，然后再还给中国，只保留经济权益。

　　按原计划，中方不准备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因受制于《二十一条》，就算提出也收不回。可在美国的鼓励下，中国代表团决心一搏。顾维钧的演讲极为精彩，他援引《国际法》，提出《二十一条》是在武力胁迫下签订的，并无法律效力，得到列强赞同。

　　日方大为恼怒，认为是陆徵祥背叛诺言，采取了对立态度，并以退出巴黎和会相要挟。

　　威尔逊让中国放弃面子要里子

　　由于意大利已退出和会，如日本再退出，威尔逊力保的“国际联盟”有流产风险。此外，日本也唱起高调，提出国联应“遵守种族平等原则”，当时列强均有殖民地，无人能遵守这一原则，这让“民族自决论”失去了道义上的立足点。

　　为保住国联，威尔逊只好出卖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做了让步：相关条款虽不列入合约，但要求日本在美国总统、法国总理、英国首相前面口头承诺，把山东还给中国。

　　美国国务卿对顾维钧说：三个大国给中国做保证，你还怕什么？

　　这个结果大大好于中方预期，不签约，中国就无法取得战胜国地位，中德便仍在战争状态中，得不到战争赔款，还要继续支付德、奥两国的“庚子赔款”，显然弊大于利。北洋政府决定签约。

　　梁启超还是没玩过陆徵祥

　　就在此时，梁启超自法国发回电报，称：“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梁启超没把电报发给总统、总理，而是发给林长民、汪大燮。

　　梁、林同属“研究系”，与新“交通系”对立，后者把持国内铁路。研究系背后有美国大亨支持，欲引入美国资本，将路权收归国有，统一修造，因此被贴上“亲美”标签。而交通系则由留日生曹汝霖把持，被称为“亲日”。

　　铁路占压资金太多，谁掌控铁路，谁就掌控了权力，从当年李鸿章建北洋水师起，官员们便悟出此道。民国时，梁士诒因掌握铁路，被称为“二总统”。

　　巴黎和会时，梁启超以采访名义赴会，带着丁文江、蒋百里、张君劢、刘崇杰等人组成的超豪华顾问团，陆徵祥备感压力，甚至不辞而别，远遁瑞士20余天，在各方劝说下，才重回巴黎，继续参加和会。

　　这一以退为进的让贤，令梁启超失去了直接干预的空间。

　　林长民的大招多

　　梁启超发回电报的第二天，在研究系机关报《晨报》上，便刊出林长民雄文《外交警报敬告国民》，高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林长民的口号体取得了巨大成功，3天后，“五四运动”爆发，学生们打出“威大总统(威尔逊)万岁”的标语，他们不知道，正是威尔逊力劝中国签字。

　　全国各界电报如雪片般飞向巴黎，中国谈判代表怕担责，反复问政府意见，可政府也怕担责，拐弯抹角鼓励代表们自作主张。人人都不愿顶雷，只能拖下去，可就在学生们激情渐渐消退时，林长民又玩出大招：抬棺上街。于是，新一轮的激情再度燃烧。

　　人人都不肯踩刹车，必然是少数人绑架多数人。

　　时代把读书人逼成了小人

　　跳出本书内容，有太多疑问引人深思：梁启超、林长民时任总长，肯定有探听机密的渠道，可他们为什么不去问问呢？为什么听风就是雨？梁当年46岁，林43岁，他们真会幼稚到如此地步？

　　原因也许很简单：那一代知识人机会太少，境遇落差太明显，逼得人不得不投机。

　　民国教授工资较高，但也不过三四百元，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中说，袁世凯拉他入阁，许以月薪2000元，他却认为没他当律师时高。况且，教授工资常被拖欠，且一所大学中，教授职位无多，需使出种种手段，才能获得。教授如此，其他可知，连著名报人邵飘萍都在大搞有偿新闻，为了吃饭，读书人只有降低人格。

　　本书中有个细节很有趣，顾维钧在美国也收买记者，以刊发对中国有利的文章，他对上级解释说，找个人比找报社划算，费用更省。

　　在一个充满世俗精神的国家中，很难期望天使降临。要么呼风唤雨，要么生计艰难，梁启超、林长民肯定会算这个账。

　　学生们为何甘当工具

　　煽动民意来达成个人目的，本是自古就有的手段，而梁、林的幸运是，当时中国确实准备了一批傻人，供他们驱使。

　　中国传统学问以育人为主，而现代教育以传播知识为主。近代以降，中国知识人最大短板是知识不足，可吊诡的是，后人却总在批评他们道德有问题。

　　传统与现代各有所长，关键看怎样结合，直到今天，这个结合仍不完美，“五四”时更明显，那时读书人社会地位很高，可在校园里，他们却要忍受考试的压迫，巨大的落差造成人格扭曲，他们需要一个借口来反抗，而爱国主义最合用。

　　“五四运动”期间，不少学生不再读书上课，而是到处发名片，自封“学生领袖”，这既极大地满足了虚荣心，又不必付太多代价，还能骗取社会资源。而社会的鼓励，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激情，甚至不惜乱施暴力。

　　爱演戏的一代人

　　爱国主义能被大家接受，因为在西力东渐的大背景下，原有身份共识被打破，人们迫切需要一个代用品，以合理地发泄怨气，将个人不如意的责任，推给别人承担。

　　于是，我们匆匆建构起来了一个受伤的民族主义，只有在受欺负时，才会想起自己是中国人，高呼你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来帮我？可在平时，很少会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而对别人更好一些。

　　缺乏共同的认知，则共同的挫折感便成了代用品。它舔舐着我们的伤口，但也让我们沉浸在受害者的感觉中，敏感、冲动且悲情，由于和现实生活差距太大，只好用戏剧化来填充。比如陈独秀，因错过“五四运动”高潮，未能满足他对悲壮入狱的体验，所以他偏偏要在一个月后到街上发传单，得偿所愿。

　　当人人都有心病时，集体发作在所难免。

　　谁也别想赢

　　曹陆章的政治生涯，从此中断，他们的经验、学识失去了发挥的舞台，如果他们能早点高呼爱国，会不会先把梁、林拿下呢？其实，梁、林下场也不好，由于破坏了政治的潜规则，他们从此仕途艰难，梁启超转向做学问，林长民后来只好去投奔郭松龄，结果死于流弹。

　　他们都是那个时代中国最优秀的读书人，可悲的是，他们互相消耗了彼此。

　　其实，那些参与者、旁观者、反对者们，谁又是胜利者呢？一次无操守的运作，带来了底线不断被突破，而一次次集体狂欢后，曾经的荒唐反而成了神迹，成了精神地标，激励着人们开启新一轮的悲剧。

　　激情从不会因更多的激情而停步，要打破这个循环，只能回归理性。

　　历史有太多的侧面，太多的不为人知，这就是为什么，在选择立场前，不如先去追求知识、追问真相。而这，也许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未经作者允许，请勿转载)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读后感(四)：被五四情怀遮蔽的和会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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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介绍】

　　弱国无外交？巴黎和会是中国外交的失败？和会外交，没有失败！为何和会外交百年来被严重低估？民族主义究竟用和会外交做了哪些文章？引发五四运动，导火索又在哪里？如何看待这场百年前的和会外交？2014年8月6日（周三），台湾历史学者唐启华和民国史学者汪朝光，联袂为您讲述：一战百年——被五四情怀遮蔽的和会外交。欢迎现场参加。

　　主 题： 一战百年——被五四情怀遮蔽的和会外交

　　主持人：汪朝光，著名民国史学家。

　　主讲人：唐启华，台湾历史学家，民国外交史研究权威。

　　时 间：2014年8月6号（周三），19：30——21：30

　　地 点 ：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东四大街口)，三联书店地下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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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读后感(五)：外交家的群星闪耀时

　　1923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评选“中国今日十二个大人物”，以高于梁启超、胡适、张謇等人的排名入围的，有两位外交家顾维钧和王正廷——前者因一部《顾维钧回忆录》尚为人所知，后者则几乎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同被遗忘的，还有1912-1928年北洋政府时期的一大批优秀外交家如颜惠庆、陆征祥、施肇基等。而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则由于五四那一把火，更是被贴上“卖国贼”的标签，至今不能翻身。

　　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近几年民国史研究蔚为显学，民国范儿一再被提起，但北洋政府研究一直遇冷，评价也颇为负面。究其原因，除了“北洋军阀”时期的战乱频仍，政权更迭的纷杂烦乱外，还在于北洋后继无人，不像国共两党至今掌握政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海峡两岸的民国史研究虽然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但在贬抑北洋，褒扬“北伐”上立场完全一致。于是一部北洋史便被写成了一部“被革命史”，在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的重重掩盖下，不到百年，就形成了某种顾颉刚式的“层累地造成的近代史”了。

　　台湾学者唐启华，是少数为北洋政府说话的人之一。在上一部著作《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中他指出，民国时期对于前清遗留的不平等条约，存在着两种解决办法：一是“修约”，即通过协商，依据法律改订之；二是“废约”，即走政治途径，诉诸革命及民意，直接单方废除。北洋主要是前者，南京政府则两手并用，一张一弛，“清末到北洋、南京政府之间，外交上的传承性远大于断裂性”。可是由于国共两党大革命时高倡“反帝废约”，“修约”的作用遂被全盘否定，被说成了专属北洋的卖国行径，“表现相当优异”的北洋外交史，也被连带着认为完全没有研究价值了。

　　北洋内政的无可称道与外交的专业高效吊诡地共存，原因在于军阀对外交不感兴趣，“北京外交部由一小群外交精英掌控，人事相对稳定”。这批外交家出身江浙开风气之先的沿海地区，受西化教育，“其成员熟谙国际法，掌握国际潮流发展”，他们善于从公理正义原则出发，利用列强之间的内部分歧，以夷制夷，“谋划对国家利益最有利的策略”。但当时中国毕竟孱弱，有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加上内部的派系恶斗，无意在1919年引起一场群众运动，声名毁于一旦。唐教授的新书《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便是重新审视那场被视为“五四运动导火索”的巴黎和会。

　　今人但知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之丧权辱国，却不知若无北洋政府持之以恒的努力，中国连参加议和的机会都没有。1914年7月爆发的一战，参战主体是欧洲列国，跟中国原无任何关系。但8月日英联军假道山东进攻青岛，由日本占领胶济铁路沿线，翌年进一步迫使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取得山东、蒙东、南满特权。但根据1898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青岛仅是德国租界而非殖民地，于是日本的行径，便衍生出一系列棘手的外交及国际法问题。此时北京政府意识到：“必须参与战后和会争取发言机会，将山东问题诉诸国际公论，才有可能争取到比较公允的解决方案。”

　　9月青岛战事刚结束，北京政府就着手筹备，争取进入和会，一直到1919年初会议召开，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波折不断。最初梁士诒内阁的计划，是代价最低的“以工代兵”，即不出动武装，即仅派劳工助战，但列强拒不接受。于是对德宣战，便成了列席和会的唯一选择。但关于这个问题，北洋内部存在巨大分歧，1917年大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还因此爆发“府院之争”，在张勋复辟的闹剧过后，段祺瑞重新执政，再造共和，当年8月14日，终于正式对德宣战。

　　此时一战早已接近尾声，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付出，便在法理上一跃成了战胜国。这番外交成功，是顾维钧、王广圻、胡惟德等外交家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后，反复敦促北洋政府的结果。此时英日同盟犹在，其他欧洲国家自顾不暇，唯有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与日本存在利益冲突，而且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又提出了颇具理想主义精神，有利于弱国的“十四条”。所以顾维钧认为：“有余力且素主门户开放等主义，足为我助者，阙惟美国。”

　　虽然已经确定联美制日的大方向，但北洋外交部在实际运作中，却灵活采取二手策略：一方面派顾维钧和美国秘密接洽，另一方面又让驻日大使章宗祥与日本政府积极接触。1918年12月，外交部部长陆征祥离京赴法。他先坐船到日本，到横滨后却装病不去东京，巧妙地拒绝觐见日本天皇，仅与内田康哉外相匆匆一晤，含混其辞地做了“中日提携”之类的承诺后即转赴美，商定中美和会期间，就山东问题一致行动。同时，还准备争取收回列强租界地，取消驻兵权、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等。在整个过程中，保密工作如此严密，以至于章宗祥后来处境非常尴尬，抱怨陆：“对于前此嘱另联络之人，初无一语相告，但漠视不理作为了事。”

　　由此可见，北洋外交官们不但不卖国，还殚精竭虑，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对于各种外交手法的运用，几乎臻于极致。但根本的隐忧还是国力不济，不得不依赖美国的协助与善意，然而“美国真正想做的是利用中国钳制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挑战它不承认的《民四条约》及日本在山东及整个中国的影响力；对于中国的希望条件，充其量只是同情，却又不允许中国脚踏两只船。”另一个隐患则是当时北洋与广州军政府的分立，南北各自提出了相异的和会代表名单。虽然北方代表团长陆征祥随机应变，通过把第二席位让给南方代表王正廷的方法暂时平息争议，但内部的裂隙仍然难以完全弥合。

　　对中国来说，1919年1月开幕的巴黎和会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4月份之前，形势一片大好。由于威尔逊的帮助，日本企图在中国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讨论胶澳问题的阴谋败露，中国代表果断还击，由顾维钧这位当年哥伦比亚大学辩论队领队，在28日英美法日意十人会上发表“可能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富传奇性的演说”。顾的发言根据国际法，内容精彩，层次分明，博得了各国代表的一致认同，日本代表则被中国的突然反水弄得阵脚大乱。消息传回国内，朝野一片欢腾，感觉胜利在望。

　　但山东问题毕竟只是巴黎和会中一个极其次要的子议题，其最终处理办法，还是取决于列强划分世界格局，确定战后国际秩序的大方向。在顾维钧慷慨陈词3个月后，和会面临困局——意大利觊觎地中海东岸的费姆（Fiume）港而不得，于4月22愤而退出和会，日本抓住机会，也威胁要退出。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遭遇当头一棒，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回归现实主义，准备妥协。

　　中国暂时成了这一大国角力的砝码。4月25日，英美法三国决定，日本可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经济特利及其他权利，但同时必须保证归还胶州主权给中国。平心而论，这个决定离中国的期望固然存在距离，但毕竟收回了部分主权，而且这还只是美国为挽救国际联盟的暂时让步，包括蓝辛（Robert Lansing）在内的代表还在继续努力，要求日本就归还山东的期限做书面说明。但此挫折，却猝然触发了中国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

　　早在1918年12月底，几乎与陆征祥同时，研究系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就在大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下，带领丁文江、张君劢等人离京，于次年2月抵达巴黎，“观察和会情形，并代表中国为舆论之鼓吹。”梁氏代表团身份暧昧，既非私人，又非公务，到处游历，发表言论，给巴黎和会中国代表造成了极大心理压力。陆征祥一度要请辞团长让位于梁启超，因北京外交部极力挽留方作罢。

　　4月底得知三国准备将山东“让与”日本后，梁启超发电回国：“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林长民、汪大燮等研究系人员立即行动，多少有点危言耸听地在《晨报》上宣布：“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同时发动学生，上街演讲，抨击交通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为“国贼”——但其实巴黎和会的外交挫折，和这三人几乎没有关系。五四爱国学生中很多人不知道，这场运动的目的，不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那么单纯，其背后同时也有北洋内部徐世昌、段祺瑞的权力斗争，有研究系和新交通系的积怨纠葛。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才能理解为何晚年胡适会认为，五四是新文化运动中“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4月30日，情况好转，在英美法三国的坚持下，日本对归还胶澳主权及山东经济利益的限度都做了书面保证，“中国月来力争之保留对德合约山东条款，担心会发生的种种问题，事实上早都已有相当足够的保证。”但此时五四运动愈演愈烈，民意已认定签合约等同于亲日卖国，代表团只能顺从民意，6月28日放弃了在对德合约上签字，同日，顾、陆、王、魏宸组四人集体“引咎辞职”。

　　唐启华认为，和会最终决议其实对中国颇为实惠，而且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的主要条款与和会上日本的声明基本一致。所以从外交层面上看，五四运动的结果，就是外交家们努力后得到的果实，迟到三年后才收获。但是五四却开了以群众动员的方式处理外交问题的先例。群众性外交固然能最大程度地加强民族凝聚力，震慑外国，但它也有非理性、易被控制、反应迟滞的弊端，一旦发动，便难以遏制。这种力量会裹挟清醒、精明的声音向前流溢，很多时候反而不利于在正确的时间、用最佳的方法争取国家利益。

　　1920年1月，陆征祥归国时，被当成拒签合约的英雄，在上海、南京和北京一路受到热烈欢迎。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居功至伟的外交家，此后却拒绝继续担任北洋外交总长。近一年来政治的倾轧、列强的欺凌、群众的压力、弱国外交的心酸，已经让他受尽煎熬，心灰意冷，准备慢慢淡出政坛。1927年，他在比利时入圣安德修道院，成为一名本笃会修士，从此专心宗教事务。也是那一年，北伐胜利，革命价值席卷一切领域，精英外交家们的时代马上就要落幕了。

　　(已发表于2014年11月3日《经济观察报》，转载请注明出处。)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读后感(六)：弱国无外交下的外交努力

　　虽然弱国无外交，但借着民国新建与欧战正酣之际，民国外交部积极准备战后和会，早早成立了“和议筹备处”，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山东问题乃至废除不平等条约。可惜和议准备一方面受到国内政治局势影响，袁世凯称帝与去逝，府院之争，南北之争等经常中断和议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也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其和会外交方针从1918年前联日联美改为1918年10月联美制日，巴黎和会期间又改为修补中日关系。

　　经过多次外交努力后，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达成妥协，“日本承诺放弃山东之政治权益，只继承经济权利，但坚持不可写入对德和约”，这基本可理解为日本归还青岛主权。但国内对于巴黎和会的期望过高，因而也导致对这一“差强人意”的外交成果甚为不满，五四运动爆发后更是掀起拒绝签字的浪潮。

　　拒绝签字是捍卫了国人尊严，还是放弃了已取得的外交成果？这个问题值得思考。毕竟1922年中日在华盛顿签订的《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内容基本与巴黎和会达成的妥协基本一致，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

　　再谈谈本书的优缺点。优点在于重现了“驻比利时使馆保存档案”中的《陆总长在和会专电》，即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收发电原件，第一手资料难能可贵。同时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每章后都有小结，便于前后查找。

　　但缺点也比较明显。一是缺乏美国外交部档案的佐证，无法直接确认中美之间在巴黎和会前的合作或者“美国对于中国利益的保护”；另外史学文笔不强，诸多史料未加整理，大段引用了电报原文，虽对专业学者展开相关研究有利，但不适合一般兴趣者的阅读。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读后感(七)：唐启华：回归历史的本位：“北洋史”研究(笔谈)——北洋视角与近代史研究,为两党党奴污名下的北洋史正名

　　作者：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点击数： 310 更新时间：2014年09月23日

　　摘要：台海两岸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均深受革命党视角影响，近年来，有学者试图以“现代化范式”作为替代的可能选择，却因其浓厚的美国化色彩受到学界质疑。也许包容多种脉络、多元化的理解视角，更可让近代史研究丰富化。若从北洋的视角来考察近代史，从清末到抗战，北洋派都是重要的政治、军事、外交力量，甚至在实业、司法、教育等方面，都举足轻重，这期间许多历史脉络的连续性可能远超过断裂性。北洋时期实不宜只被视为无足轻重的过渡时期。若能打破过去南北隔绝对立，以北洋与革命相对立竞争的史观，改以南北统合的视角来重新考查民国历史，可能会对民国史有相当不同的体悟。北洋视角过去长期被革命史观遮蔽，当务之急，应是刊布北洋史料，保留北洋视角，为北洋研究奠定档案史料的基础。

　　关键词：北洋史 北洋视角 北洋外交

　　台海两岸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受革命党视角影响很深，常以1911年辛亥革命、1925－1927年大革命及1949年作为重要分水岭，着重革命的原因及影响，强调历史发展中的断裂与变化。近年来“革命史观”或“革命史范式”遭到质疑，许多研究指出该史观基本上反映前苏联的世界观，在近代中国史事之诠释上常不能自圆其说，处处露出破绽。有些学者试图以“现代化范式”作为另一个替代的可能选择，着力于探讨近代中国现代化历程。然而，现代化理论常因其浓厚的美国化色彩受到学界质疑，并不一定是恰当的诠释架构。事实上，任何一种全面性的诠释架构，都会有不足之处，外来的理论，与本土的经验更常是圆凿方枘。也许包容多种脉络、多元化的理解视角，更可让近代史研究丰富化。

　　笔者多年来研究北洋外交，感觉到清末民初以来，洋务新政似乎是一条重要的脉络，而主导此方向的可能是所谓的“北洋派”，从北洋的视角来考察近代史，或许可以提供更合乎中国国情的历史诠释角度。至少，可以提供一个革命党和现代化观点之外的不同视角，丰富学界对近代史的认识与理解。

　　清末民初在政治、军事、外交领域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北洋派，在革命党视角之下，是被革命的物件，常被描绘为负面的形象。数十年来被贬抑、抹黑之后，北洋派早已声名狼藉，在一般人的历史记忆中，常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洪宪帝制、北洋军阀卖国、内战不断等刻板印象相联结。

　　笔者最近十多年做北洋外交研究，使用从清末总理衙门、外务部到北洋外交部档案，看到了与过去革命党宣传的北洋卖国无能之形象大不相同的北洋外交，反而与英国、日本等外国外交档案中所见的中国外交表现优异的印象更加接近。若能拨开革命宣传的迷雾，可见到大不相同的中国外交史。例如，对于革命党宣传其主导之“废除不平等条约”历程，至今许多学者研究国民政府之“革命外交”、“废约史”等，取得许多研究成果，然而笔者研究指出，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盖之北洋修约史十分丰富，“修约”而非“废约”可能是外交史的主调。至少“修约”与“废约”两者相辅相成，应一并考虑，才能较全面地理解近代外交史。

　　修约注重的国际法研究与国际环境的掌握，也应给予重视，不宜一味地攻击列强的侵略压迫，至今国人的世界观与历史观仍受到相当程度的扭曲。作为一个崛起中的世界大国，应以较平允开阔的视角看待国际事务。因此，外交史研究不宜太过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以受害者的悲情立场，谴责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北洋人士中有一批所谓的“亲日派”，在民族主义史学之下，被打成卖国贼，遗臭万年。今日平心静气思考他们的心态与主张，他们常对欧美及苏联抱持怀疑态度，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之下，选择与日本保持亲善提携，未必没有一定的道理，与卖国与否无甚关系。北洋时期中日关系相对缓和，除国际环境使然之外，与北洋派对日本的理解认识，也有一定的关系。然而因北洋派不擅长舆论宣传，更不会动员群众，其所作所为，常易遭国人误解。整体而言，北洋派的世界观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广大空间。

　　此外，笔者从外交史的研究，看到清末到北洋的传承性，远大于断裂性。清末、民初外交未受辛亥革命影响，1911年前后外交交涉衔接持续，没有太大的停顿。如笔者所做中俄修改《伊犁条约》交涉，就是跨越清末、民初之对俄交涉，同由陆征祥主持，同样维护国家利益。辛亥革命在北洋派看来并非革命，主要是国体之改变，由君主国体改变为共和国体的过程中，北洋派在逼诱清帝退位，顺利转变为共和国体，促成南北统一上，居功厥伟。北洋官僚继续执行政务，维持秩序。北洋时期，10月10日武昌起义日、1月1日开国纪念日与2月12日“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简称“共和纪念日”)互相竞争，北洋派特别注重纪念与自身关系密切的2月12日，贬抑与南京临时政府密切相关连的1月1日，并将10月10日与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联结，转换意义。民初北洋时期的国家纪念日多以“共和”为主线，反之国民政府之纪念日则特别注重“革命”，迨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后，2月12日“共和纪念日”就不再纪念，成了一个被遗忘的国家纪念日了。

　　从北洋到南京国民政府间的传承性也很强，国民政府从广州到武汉时期，受苏联影响很深，但到四一二之后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绝俄反共，许多方面与北洋趋于合流。以外交为例，王正廷在北洋末期担任外交总长，在到期修约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扮演重要角色，到南京政府又担任外交部长，继续执行到期修约，只是换了个革命外交的名字。如《中日商约》、《中比商约》等，就是在1926年底到期，从北洋延续到南京政府之修约交涉。关税自主更是从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一直到南京政府持续交涉，才得以达成的，不能完全归功于南京外交成功。九一八事变后，北洋外交官如颜惠庆、顾维钧、罗文干等，又纷纷出任外交要职，并在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取权益。由笔者对北洋外交史的研究初步成果看，清末到北洋再到南京政府，外交人事、政策等各方面的延续性相当强，断裂的常只是外表薄薄一层。

　　除了外交，南京国民政府其他方面也有很深的北洋渊源。在人事上，蒋介石与北方国民党关系密切，这批人如张继、李石曾、王宠惠、王正廷、许世英、黄郛、孔祥熙等，皆长期在北洋政府服务，与北洋关系密切。蒋介石本身出身于保定军校，黄埔军校及桂系中有许多系出保定者，如何应钦及桂系之白崇禧、李宗仁等，黄埔与保定有相当程度的渊源。南京时期所谓“党军北伐，政客南伐”之说，似有所本，还可以做更深入的研究。

　　国民政府时期的华北，北洋势力仍大，第二阶段北伐，基本上是冯玉祥与张作霖的北洋内战。北伐之后，黄河以北依旧是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等派系力量在掌控与竞争。甚至于到抗战时期，华北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多是北洋旧人，继续挂五色旗。即使到汪伪政权建立，临时政府取消，改设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改挂青天白日旗，实际上仍悬五色旗。而汪伪政权中，也有许多北洋旧人担任要职。

　　若从北洋视角考察，从清末到抗战，北洋派都是重要的政治、军事、外交力量，甚至在实业、司法、教育等方面(其实就是洋务的基本内容)，都举足轻重，这段期间许多历史脉络的连续性可能远超过断裂性。北洋时期实不宜只被视为无足轻重的过渡时期。若能打破过去南北隔绝对立，以北洋与革命相对立竞争的史观，改以南北统合的视角来重新考查民国历史，可能会对民国史有相当不同的体悟。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北洋视角可提供革命派与立宪派以外，另一个务实的连续性视角。对政治、军事、外交、实业等方面，给予北洋派较正面的思考，可对民国史有较宽广的理解可能。

　　北洋视角过去长期被革命史观遮蔽，革命党观点的史料大量刊布流传，而与北洋派相关的档案史料则隐而不彰，在图书馆中两种观点的史料与书刊数量，完全不成比例，很容易让年轻学生及下一代的研究者，丧失全面平衡感。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应是刊布北洋史料，保留北洋视角，为北洋研究奠定档案史料的基础。近年出版之《北洋政府档案》、《袁世凯全集》，以及南港近史所藏之《外交档案》、《经济档》等之公开供网络查询，对北洋研究就有很大的帮助。

　　笔者认为，今日近代史学界的当务之急，应是开发更多的史料，提供更多的研究视角，依据史料好好做实证研究，更全面平衡地理解近代中国的历程。过去南港学派许多成果，就是借由这些史料突破革命史观，建构出来的。外交史研究注重多国档案对照研究，但是也不能忽略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力，档案研究与文化史研究可相辅相成。然而，近年来学界受限于档案史料及政治环境，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之实证研究成果减少，文化史研究大幅度成长。事实上近代史中许多史事尚欠缺较可靠的实证基础，当年之政治宣传至今仍广为流传。笔者以为现阶段学界应多致力于基本史实的重建，待实证研究基本完成后，再去探讨文化史注重的想象、记忆、意义等课题，庶不致本末倒置。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读后感(八)：重新发现五四

　　唐启华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利用新的档案史料重新梳理，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来龙去脉，其中许多的研究与观点刷新了我已有的认知。中国参与一战并不是被胁迫的，而是主动的参与，并试图利用参与和会进而一并使山东问题修订不平等条约问题得到解决。中国积极参与巴黎和会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美国试图在东亚地区推行门罗主义避免日本独霸东亚，而中国积极响应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这意味着中国此时的外交开始走向联美制日的路线。 五四运动背后其实有着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将山东问题悬而未决归结于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对日外交，进而一举扳倒政敌。巴黎和会中国的外交真的失败了吗？山东问题悬而未决最终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成功收回，公布与日本的密约，成功将山东问题国际化，令日本在国际上名誉扫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成功。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读后感(九)：理解一战百年却对中国影响至今的书

　　中国人对一战的印象，主要就是凡尔登英法军队与德军在马克沁机枪下沦为绞肉了。发生在一百年前的一战，中国卷入的远为有限，影视资料保存至今的比二战远为稀少（那时电影刚刚问世不久，不像二战时期，已经有了彩色胶卷，让我们容易从大量的记录影片中看到当时的战况），因此相比二战，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人关注的热点——除了巴黎和会。

　　每个上过历史课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个基本逻辑：巴黎和会是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国家彻底失望了，由此发起的五四运动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输送了第一批热血青年。可以说，没有巴黎和会，就没有五四运动，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纵横捭阖和20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发生的悲喜离合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战对中国的意义，远比二战对照中国的影响更为深远。所以，当本书在台北近史所档案馆发现的“错置”于驻比利时使馆档案的和会重要文献的基础上，对巴黎和会还原的历史本相，不是值得我们泡上一杯龙井，细细品读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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