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一代一路论文]形势与政策关于一带一路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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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可以缀之为时代的大战略，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产业结构的升级又被诸多利益集团所困的境况下，同时又在举国体制的豪迈中推进，场面轰鸣壮烈、蔚为大观。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形势与政策关于一带一路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形势与政策关于一带一路的论文篇一

《全球治理视野下的“一带一路”》

摘 要：“一带一路”的参与主体多元，面对问题多样，建设过程开放，符合全球治理的逻辑。浅层次上，“一带一路”面临着诸多研究报告所称的大国博弈、政权更迭、地区安全、腐败等风险，其实深层次面对的仍旧是如何建立有效、公正、秩序的问题，从国际到田间、从精英到常人、从金钱到心灵，即如何在全球各种主体中树立治理理念，妥善安置不同的力量和动机。而中国的“一带一路”也必将是全球治理的探索过程，并与全球治理的进步同行，与全球治理相辅相成;而全球治理的理念也对“一带一路”建设有诸多的启发。

关键词：“一带一路”;全球治理;秩序;主体多元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6.02.02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张鑫.全球治理视野下的“一带一路”[J].克拉玛依学刊，2016(2)10-16.

“一带一路”是可以缀之为时代的大战略，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产业结构的升级又被诸多利益集团所困的境况下，同时又在举国体制的豪迈中推进，场面轰鸣壮烈、蔚为大观。“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一个时代，自然是在世界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之下，产业结构转移造就的中国崛起的溢出和再转移是全球化逻辑的复制过程;也是现代世界新兴国家――中国，带着另一种有些争议的所谓模式的崛起，造化全球的基于理性、情怀和机遇的演化过程，甚或是中国文明同亚欧各种文明冲突、沟通、理解、互鉴、协调、交融的或浅或深的共同体形成过程。

“一带一路”时代的开始可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2015年3月28日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作为标志，而“一带一路”时代的成功必是以有效的全球治理的建立作为标志的。“一带一路”是发展的中国给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是中国主动参与和承担全球治理的义务和责任。对于世界而言，“一带一路”必将探索和推动着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及能力的提升;对于中国而言，这样的项目或者战略必须用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思路去建设和实施。“一带一路”的成功有赖于有效的全球治理。

一、“一带一路”是一项全球治理的项目

全球化并不单单是资本劳动以及商品的全球化，不单是经济的全球化，也是政治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和问题的全球化。全球治理是全球化的要求，是在人类的活动超出了一定区域后，为更好地同更多人相处和生活，在更大范围内的互动和协调，在更广阔的视野里建立秩序和制度，寻求确定性和把握不确定性，甚至如哈贝马斯所说是要“按照协调一致的世界内政模式来对全球系统施加影响”[2]。

全球治理是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在概念上的自然延展，也是人们看到了国家治理有效后的期许。全球治理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治理，是治理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全球治理的首要特点便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相应的是权力的变迁，表现为社交网络放大曾经微弱的声音、业缘趣缘、互联互通创造出超国家组织和倡议网络以及现存国家体综合国力的起伏涨落所徘徊的中心和边缘;其次，经常伴随着“霸权治下”的后缀词“和平”也要改变，治理客体变得多样化，全球治理不单要面对经济、安全、环境等问题，也要面对人权、宗教、大国关系、国际权力秩序变迁等问题，甚至要考虑一个国家的民族情怀和心理预期;最后，在于治理过程的开放性，基于主体的多元和问题的多样，原有的封闭的决策和实施过程势必不能满足各方参与的需求和利益的要求，也不能实现知识和资源分散状况下的最优配置。只有通过治理才可以有效地容纳更多、更深的参与和博弈，运用更广、更专的知识和智慧，创造更公正、更有效的体制和机制，使国际社会的活力得到释放，使各方参与者得到尊重。

(一)“一带一路”参与主体多元

“一带一路”横跨欧亚非大陆，囊括65个国家(含中国)，涵盖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为2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人口和经济总量的63%和29%。[1]“一带一路”连接两个最为活跃的经济圈――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但沿途多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程度较低，普遍处于国家转型过程中，其间各种利益纠合、权力纷争、教派族群冲突，都在撕扯着国家的治理结构，使得国家的治理能力低下，国家显得脆弱不堪。更严重的是：因为地缘利益、意识形态、油气资源等因素，大国环伺，局面复杂，争斗不止。所以，这里的主体依据力量范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际组织、倡议网络等超国家联结体;第二层次是主权国家;第三层次是党派、族群、教派和地域等组织。

在第一层次，截至目前，全球共有大约68 000个国际组织，并以每年大概1 200个的速度递增。[3]依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显示，全球较有影响力的国际和地区间政府组织共有101个，[4] 涉及“一带一路”的相关国际组织有84个。84个组织是84种不同的力量，会需要84种的角力和应对，能够排列组合出无数种状态。

在目前84个利益和关注领域不同的组织中，与“一带一路”建设强相关的组织大约有十数个，包括20国集团、亚欧会议、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10+1)、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这些组织和论坛大多旨在通过平等对话和广泛交流，增进了解、加强互信、扩大共识、促进合作，同“一带一路”的倡导和目标多有交叉，如伊斯兰合作组织的一个最终目标是建立伊斯兰共同市场。84个组织中没有明显的目标对立和冲突，在国际组织语境下保持了良好的氛围，只有部分区域组织特别强调维护本区域利益，再如伊斯兰合作组织，其宗旨中亦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其民族权利和重返家园的斗争的条款。还有由中国直接为“一带一路”融资发起和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在业务上多有交叉，在政治影响上多有竞争。

在主权国家层面上，国家间恶性竞争。在国际上没有公正有效秩序的前提下，国家间的竞争是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各个国家都在无政府社会下的地缘政治思维中不可自拔或左右为难，运用各种正当的名义获取本国利益的最大化。美国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不含中国和印度，中国的“一带一路”也有被解读为对抗亚太再平衡;印度推出了“季风计划”和“香料之路”，中国就有学者呼吁在用经济手段拉拢印度的同时，不能放弃地缘政治上的有利地位。[9]在全球化相互依存的时代，当年中国的4万亿投资不能不说让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更加困难、以后的经济更加不稳定，但是4万亿投资却也刺激了世界经济，给了世界一个经济的减震器，保持了大宗商品的价格以及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使世界不致陷入通缩之中。可以说，中国为世界经济遮了风挡了雨。所以，只看相对收益，而不看绝对收益，无疑是短视的，恶性竞争也是应该杜绝的。尤其是，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排行世界第二，而作为现今世界第一的美国非常猜疑太平洋能容得下中美两国的发展，如果还是加剧紧张和扩散思维的地缘政治，而不去寻求共赢的秩序和可能性，那就是在自毁根基。

在国家内部，仍旧存在着秩序的缺失。姑且不谈法律秩序，在沿线的一些国家，连作为国家存在底线的暴力机器都不是国家垄断，国家内部还是一盘散沙的部落状态，国家权力仅仅通达首都等少数地方，这样的国家，还深陷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而“一带一路”即便是在最低层次的目标上，也是要在散沙上建通途，一堆堆、一粒粒去固定它、黏合它，所面对的风险和成本可见一斑。

在族群层面上，极端主义，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研究社会运动的赵鼎新说，当今世界只有两类大型群体会有着较为“天然的”强大认同感，那就是族群和宗教群体。而“一带一路”是否能穿过这些强大的群体，是否对于宗教群体有价值，或者哪方面有价值，这是“一带一路”所要面对的极大的问题。无论你是否相信(我知道大部分人不相信)，纵观历史长河，暴力呈现下降趋势;而今天，我们也许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代。[10]虽然暴力在下降，但是恐惧并未减少，风险在增加，个人在秩序内无法通达的地方会滥用自由，而极端组织在秩序之外欲重建秩序，大规模的非理性不存在了，但是个体的非理性却无处不在。

(三)“一带一路”建设过程开放

显然，在面对着无数主体而又动机繁多的情况下，保持开放的架构是一个实体能够长期存在和不断成长的基础策略。与同是号称“新丝绸之路”的美国“阿巴战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更得丝路精神的真传。“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无论真实的丝路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些建构的精神凸显实质的善，都是丝路绵延不绝的保证。“一带一路”借用此符号为倡议，是守成大国仅取其空名而不具有的魄力，当然也是后起之秀应有的姿态。

“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加强双边合作，强化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积极利用现有双、多边合作机制，同时继续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国际论坛、展会的力量。“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一带一路”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互利共赢。“一带一路”的相关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对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要建设途径，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弹性，以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浅层次上，“一带一路”面临着诸多研究报告所称的大国博弈、政权更迭、地区安全、腐败等风险，其实深层次面对的仍旧是如何建立有效、公正秩序的问题，从国际到田间、从精英到常人、从金钱到心灵，即如何在全球各种主体中树立治理理念，妥善安置不同的力量和动机。而中国的“一带一路”也必将是全球治理的探索过程，与全球治理的进步同行，与全球治理相辅相成。

二、全球治理对“一带一路”的意义和启示

在现实主义的语境下，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世界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在各种交织的国际体系中保持自己的主权，在诸多的政治交易中获得更高的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这就要求政治家掌舵的国家在不匀质的世界权力流中发现机巧、尔虞我诈、轻视信任、自私自利，最好能建立对自己国家有利、而对一些相竞争的国家有害的世界秩序。而“一带一路”很可能被这股洪流打得七零八落，被这些野心蒸腾得烟消云散。“一带一路”倡导的开放架构很好地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平台，而全球治理的视野和情怀则能提供解决问题的出路和可能。“一带一路”的成功有赖于有效的全球治理。

(一)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①，走出“修昔底德陷阱”②

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提供国际秩序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是不够的，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无数的组织和倡议，远不是给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虽然大国有大权力，能够支撑一片秩序，但是如果在无知之幕下形成的秩序，绝不应是垄断的秩序。建立在区域集团上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不行，即进行区域一体化之后的全球恶性竞争也不是世界秩序的长久之计。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要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就暗含着均势的要求。均势基于互相防范、维持独立，而现代要求互相促进、共同进步。就像现在，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是绝不会信任中国的，因为“威斯特伐利亚”这个均势体系就是一个无视道德准则、肆意玩弄权术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地缘政治永远有市场――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没有希望的市场、一个把武力称为高阶权力的权力市场。所以必须要走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走出自然状态，建立信任架构，节约交易成本。如果制度提供了确定的、公平的、有效的权力协调机制，国家之间就有了信任，也有了情理，就可以通过交易与权衡而达成合作，从而达到一种稳定的、合意的结果。这样自然也就走出了“修昔底德陷阱”。

无政府状态显然是在弱化，是在结束，这一过程因为联系的增多和加深在无可阻挡地推进。无论俾斯麦权术玩得如何高超，德国最后都战败入了盟，无论日本追随了多少强国，它也在寻求制度化的世界。最先建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欧洲，也最先摒弃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欧盟的建立应该视为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超越。治理既然是能够感知的，也看得到的，就应该去追求。“一带一路”要做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就要借鉴历史上共同体的形成，无疑，山川地理、天象人文、空间的开放性是显然的，但更关键的是人的推动。

(二)治理使国家雄心得到安放，使资本去政治化

稀缺带来竞争，竞争带来算计。如果依然在资源稀缺的背景下，那么就要有一个确定的路径使资源得到公平分配，不然各国都会争当“黑帮老大”，争着建立自己的金字塔秩序。如果“一带一路”成功实施，那么无疑会极大地推动中国的崛起、增强中国的力量，而如果没有一个可以让大家安放中国力量的体系，那么中国也是肯定无法顺畅地实施“一带一路”的。而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均势，走向全球治理，是对于身处利益纷争的各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国家雄心得到规制和安放。

国家争来争去，在这个资本在全球扩张的时代，实际上争的更多是资本的高利润、垄断利润。显然，现在的资本仍旧带着国家的符号，即便资本的股东已经可以无国界。资本可以细分，要求资本的对应物也必须细分，要求打破一切的整体并能自由组合以让资本捕获，所以资本也在冲击着国家这个整体、冲击着自身的政治色彩，但是没有治理带来的信任，这些色彩始终挥之不去。

全球治理对于多元主体的承认、对于多样问题的承认、对于开放过程的承认，都对国家和资本的欲望的普遍实现提供坚定的可能性。

(三)促使他国整合国内力量，共谱“一带一路”时代

“一带一路”面对的最主要的实体是各种发展倡议和组织(包括国家)，这些倡议和组织代表着整合过的力量，就像同一个问题要同很多组织部门打交道会带来效率的贬损一样，同一盘散沙打交道的成本显然也是更高的，所以也应当促使各国整合国内力量，提升国家能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广泛地与沿线所在国的权力对接，如果有现成的权力高速通路可以利用，那么互联互通会更加快捷、更有效率。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最终要依赖权力的共同体，需要对全球各种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形成公正有效的规约。所以，全球治理不能只停留在国际层面，在国家和族群层面也要实现深入地治理。国家和族群的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基础，也是建设“一带一路”的基础，所以他国国家治理的成功也是“一带一路”的成功。

“一带一路”时代的曲谱，必定饱含着主体间的理性互动、公共权力行使者的情怀和科技人文给予的机会，这是一场浩荡的大合唱，而不是中国的独唱。

注释：

①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所确定的国际体系，是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其最主要贡献在于确立了国家主权的平等原则。

②“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故称“修昔底德陷阱”。

参考文献：

[1]“一带一路”写春秋，“文轨车书”中国梦[EB/OL].

[2]Juergen Habermas.Why Europe Needs a Constitution[J].New Left Review，2001(11).

[3]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Th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EB/OL].

[4]国际和地区组织[EB/OL].

[5]陈宇.竞争还是合作：不应忽视的他国“丝路带”[J].世界知识，2015(9).

[6]钟飞腾，朴珠华等.对外投资新空间：“一带一路”国别投资价值排行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7]何帆.这个世界为什么越来越没有秩序[EB/OL].

[8]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N].人民日报，2015-3-29.

[9]高柏.在一带一路上如何打理中印关系?[EB/OL].

[10]吴海云.专访哈佛教授平克：人类正远离暴力，但媒体却在放大恐怖主义[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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