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上证50etf|《华夏上古神系》读后感精选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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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上古神系》是一本由朱大可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6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华夏上古神系》读后感(一)：谁承想“西王母”是个男的？

　　中国古时，特别是上古很多传说好似无从考证，但历史总有蛛丝马迹；有一次在飞机的航空杂志上看到被转载的朱先生的短文，立时被吸引了！谁承想“西王母”竟是个长的有波斯外表的男的，而且瑶池会面的地方正是土耳其那里。恰巧最新的考古发现在土耳其那时确实已经成熟的农耕历史...万年以前，没有文字，我们有着怎样的过去？人类对此总是那么好奇，直立人、猿人、智人如何走出非洲，中东的农耕如何稳定了人类的根基，向东方发展的这一支需要什么样的机遇？人种是如何演变的？河西走廊的遗迹真的会印证那些远古的传说吗？我们知道不一定能够马上解开这些谜团，但这些故事会让思路更加开拓高远，脉络更加静朗清晰......

　　《华夏上古神系》读后感(二)：“华夏上古扯淡集”——朱大可新政治正确的臆想

　　朱大可教授上下两册887页的《华夏上古神系》有着极大的野心，所以刚一出版，我就急不可待地买了。但到手之后，看了几分钟，就判定本书价值不高。

　　在人类出走自非洲的基因证据成为新共识之后，必然各个传统人文学科都要因此修改。朱大可作为一个有正常国际观的教授，自然受到启发，认定华夏文化必然是人类在向东亚迁移中逐步形成的，所以就成了出版这本书的动机。方向是对的，这的确是人文学界的新政治正确。

　　问题是朱教授的语言学的学术训练为零，在这本东拼西测的书中，最显而易见的是他对语言学、特别是上古语言学的无知。这和大量引用所谓语言学证据证明华夏民族北方起源的朱学渊形成了对比，但同样产生了荒唐的理论。

　　我举几个朱教授不懂语言学的例子。他为了要证明周是外来民族（这本身没问题），竟然宣称，“20世纪以来的上古语音学成果，证实了这一推论——周语是一字多音节的典范，一个汉字，往往有2-5个音节，如“舜”的发音，先秦的拟音为“赫尔君斯”（hljuns）。他装模作样地指明出处“郑张尚芳《上古音系》”。

　　不但郑张尚芳教授要被气疯，任何一个在读语言学方向的本科大学生都知道这里面有多层胡说。第一，持复辅音拟音派的郑张教授这里的拟音，是国际音标，冠音h不读赫，垫音l不读尔，j更不是英文的j而是y，而韵尾S更是不发出来，读起来更像“绿运”连读成一个单字，朱大可竟然全部按照英文来读成“赫尔君斯”！

　　第二，朱大可英文也不过关吧？即便是英文读法，hljuns到底是几个音节？难道不也是单音节吗？

　　语言学是理解古代人类文化非常重要的知识工具，但既然朱大可教授丝毫没有把这个工具当成什么东西，所以就没有办法阻碍他的胡思乱想，比如他证明墨子其实是犹太教的分支，证据就来得非常直接粗暴：他发现墨子的生卒年代（468-376 AD）“恰好”是波斯人对犹太人实行统治的时期，就判断墨子的先祖（几代）“可能就是大流散初期离开耶路撒冷的智者，属于人们暂时还无法知晓的派系”。闪族人群移民到东亚，几代之内不但彻底放弃自我的文化和语言，还在中原宋国成为汉语哲学的中坚力量，同时这竟然还成为墨子学派其实是犹太教分支的证据，你这是写书，还是在写段子？

　　他在第一页就展现了他想象的功夫，为了演绎脚注中这段“陈文松认为，《山海经》为战国初年楚人综合鼎图、庙画和传说著作而成”，他在正文中表达为“2000年前的战国晚期，它的作者——一群年迈的祭司，面对青铜灯盏，借助昏暗的光线，翻译、抄写和拼缀那些来自巴比伦、天竺、安息、大秦和本土的书卷。”看到学术的结论和他的演绎差在哪里？明明陈文松说的是图、画和口头传说，朱大可在他的想象中，竟然认为中原战国祭祀会翻译古代巴比伦文字！

　　这是随便翻了几页就看到的显而易见的错误，因此让我觉得这70多元钱花得非常冤枉，也不是很懂这么著名的文化学者，怎么在最基本的文化知识都不过关的情况下，就妄想构建上古神话体系。虽然日后的学生会越来越理解中国的文化一定是混合的产物，但学术毕竟不是政治表态，而且在这个电子出版时代，拼凑887页的胡说巨著确实也挺辛苦的。

　　人类的非洲起源这一基因学结论，加上由此形成的进化心理学，的确会长久地引发语言学、人类学、中国古代文化等等学科的“范式转移”，会最终解释上古汉语的拟音和形成等难题，帮助中国人理解我们文化的起源。但是不是先从学好国际音标开始呢，各位野心勃勃的学者？

　　《华夏上古神系》读后感(三)：你总不能让一个人已经哼哧哼哧研究了20多年，熬了一碗香喷喷的粥，然后还要一勺一勺喂到你嘴里

　　我就觉得很好。文笔和文献的丰富程度都是上乘，时间跨度200多万年，横跨五大主要大陆。包含人类学，文字学，古代文化和贸易。很多论断都具有颠覆性。

　　说实话，一开始看序言我是很反感的，因为你竟然说我大中华的上古神话都是后人捏造的，都是外部杂糅的。而且中华民族的祖先来自非洲，朱教授，你放学别走！

　　可是当我放下民族主义没来由的天朝大国的自豪感，仔细去看的时候，却是刷新了我的历史观，感觉学了十几年的假历史。

　　看了下楼上诟病的，多集中在论证的严密性上了。这个我就不客气的说一句，人家朱老所有的参考资料都给你列得满满当当，要下结论的地方也标了脚注，你自己不去看，不去动手查阅，难道还要人喂到你嘴里？

　　比起掉书袋，直接把论据硬性插在原文中，我更欣赏这种已经化论据于无形的作者，因为自己已经完全打通了文本的任督二脉，所以汪洋恣肆周布全身。读起来很爽啊。

　　这样更加有利于作者进行顺畅精确的表达，而不会因为外来的论据割裂内在的气脉。我觉得正是因为作者足够自信才不会可以一个结论一个论据，搞得那么密不透风，而是直接下结论，然后把论据完全融入自己的表达体系，再作为附注形式附在文后。就是要全身体自我地表达。

　　总之，我觉得很好看，是我看过的最好看的史类书籍。强烈推荐。

　　《华夏上古神系》读后感(四)：为神话“寻根”

　　少年时读中国神话，曾想那五彩斑斓的故事，究竟是谁创造？问老师，答案无外乎“劳动人民”这类官方的言辞。许多年过去，整日疲于生活，少了许多盘根究底的精神。读到朱大可先生的《华夏上古神系》，关于“神从何处来”的疑问，终得化解。

　　袁珂先生所著《中国神话传说》，将中国神话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早已名扬海内。在拿到朱著《华夏上古神系》之前，我曾想他该如何去超越。只读了几十页，便发现这完全是两部不同类型的书。《华夏上古神系》结合了当前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通过神名音素及史料、文物、传说进行多元的比较、考据，详细分析了上古神的前身后世。在叙述上偏重于理论阐述和体系构架，观点新奇，让人眼界大开。

　　在过去的认知体系中，中华神话与历史有不可分割的一面。比如黄帝，被尊为华夏民族的始祖，甚至修建有“黄帝陵”。而周朝的尧、舜、禹，虽然未得完全证实，但几乎已是家喻户晓的中华第一王朝。在《华夏上古神系》中，朱大可先生穿越历史的重重迷雾，通过与世界其它地区的神话进行对比，将神话人物的身世追述至2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之时，不仅让我们看到神话人物的初始面貌，还间接找到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其它文明的血脉渊源。

　　如果没有详尽的阐述、辩证及分析，有人告诉我禹的前身来自古埃及，老子曾留学印度，我会觉得这纯属无稽之谈。朱大可先生撰写《华夏上古神系》，不知花了多大的功夫，带领读者走出华夏中心论的藩篱，让我们看到，即便在华夏文明起源时期，自身文明与外界文明已经有了广泛的交流与融合。异乡神不远千里而来，随着国内政治格局的不断变迁，被统治者利用和曲解，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谓的“祖先”。那些言必称“祖师”、“传统”的国学家们，大概对这些“无稽之谈”是不屑一顾的吧。然而今天的世界，更需要我们打破“传统”，融入世界，这才是真正的传统。

　　通过神名音素的对比，发现世界神系源自同一神系（书中称为“巴别神系”），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也是立论之本。书中用了大量图表进行说明，但像我这样对音韵学不甚了解的读者，是很难深入辨析的。不过这样一本图文并茂的著作，即便是普通的读者，如果对神话感兴趣，也不会觉得枯燥的。

　　《华夏上古神系》读后感(五)：中国文化报采访朱大可教授

　　二．民族移迁和民族融合

　　记者：关于民族移迁，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比较薄弱，上古的民族移迁，更是一个学术空白。不知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研究心得？

　　朱大可：依据人类学对种群迁徙的描述，似乎存在着这样几种移民/迁徙模式：第一是摩西模式：移民只有单一的预设目标，它由领袖提出并受到绝对的拥护，而到达目的地之后，全体“下车”并且永远驻留。这一模式在希伯来人和印第安人的迁徙中被经常使用，尤以摩西率领犹太人离开埃及，越过红海抵达巴勒斯坦，是其中的样本事件，而在东亚地区，殷王盘庚西迁也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面对某种危险的外力（种族战争），这种计划严密的模式，对保障种群整体生命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是巴士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种群的迁徙者结群到达某个预设地点，其中一部分人（移民A群）“下车”，着手开辟新的生活营地，但还有一部分人（移民B群）继续前行，奔赴向下一个站点，而这种运行路线及其站点是可以无限延伸的。该模式是建立在种群分裂的基础上的，并跟背叛与忠诚、正义与阴谋的传说密切相关。

　　第三是侨居模式：移民全体下车，安营扎寨，经过一个实验性的居住期，其中一部分人（移民A群）选择长期居住，而另一部分人（移民B群）因对新家园不满而重新上路，寻找新的家园。这种情形，也许能够解释中美洲印第安文明跟殷商文明之间的相似点。

　　记者：在国际人类学领域里，关于中国人和其他民族的关联，存在着很大争议。印度学者就声称，中国人起源于印度，而中国学者则宣称玛雅人是中国人的后代。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朱大可：通常的争议在于，移民A群的后裔会自认为移民B群的祖先。尽管印度学者就曾指称中国人是印度人的后裔，但巴士模式的逻辑完全不支持这种论断；中国人比较热衷于称殷人是玛雅人的唯一祖先，但侨居模式也不能赞同这种说法，因为移民A群和B群之间可能会有血缘的交织，但却不能简单地判定B群是A群的后裔。毫无疑问，移民模式的细分，有助于厘清上古移民状态的基本逻辑。

　　古籍上提到的西戎、北狄、东夷和南蛮，都不只是东亚史上的匆匆过客

　　记者：先秦时期的民族问题，也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难题。古籍上提到的西戎、北狄、东夷和南蛮，其实都不只是一些东亚的匆匆过客。他们在华夏文明结构中，应该扮演重要角色，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朱大可：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大国，绝不是单一民族的“纯种”族群，而是典型的多元民族结晶体。王室和贵族多为“异族”分子，属于你说的戎狄之类，普通民众的种族成分则更为复杂，其中绝大部分为本地“土著”（较早定局居本地的移民），较少部分是异种和“土著”的杂交产物。这种纷繁而开放的血缘身份，以及广泛吸纳外部精华与能量的能力，不仅孕育了令人神往的先秦文化，更令华夏文明得以名列全球“四大文明”的荣誉榜。

　　记者：两千年以来，中国的大多数朝代都由所谓北方的“外族人”统治，而真正属于“汉人”的朝代，只有汉、宋、明等。这引发了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谁才是真正的“汉人”？

　　朱大可：大多数居住于中原地区的“土著”，也就是你说的“纯种”族群，其实是历史叙事的最大盲点。它们来自非洲，数万年前从越南进入中国，拥有最古老的殖民历史，并且保留了更多的非洲传统。但该族群最终却成为沉默的一代，极少在历史上发出自己的声响，抑或被主流史家以轻率的态度而忽略不计。这是因为，在不断更替的异族王室和权贵的统治下，他们的“祖国”不断被征服和吞并，有时他们会追随失败的国王逃迁，如东夷人被周人击败后，向南方逃离而形成瑶族、苗族与畲族，剩下的则大面积沦为奴隶，过着《诗经》中描绘的艰难生活，命运稍好一些的，也是面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平民。周人自称“国人”，而称当地土著为“野人”，对其实施种族隔离，专门划出城外的郊野“鄙地”令其居住。而只有眺望这种社会底层，才能观看到那些模糊而卑微的身影。

　　记者：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观点，最近被国内一些人复制和改写，而成为一个众声喧哗的议题。但联合国近年来一直在倡导民族谅解与和解。您的研究，对促进中国文化的输出，以及促进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有什么意义？

　　朱大可：研究“亚洲文化共同体”的动机，就是为了在文化层面寻找各国之间的共同价值，并建立文化学习对话的全新平台。无论如何，向西与印度、伊朗、阿富汗、亚拉克、中亚五国、俄罗斯、土耳其、叙利亚和以色列，向东与朝鲜、日本、中美洲和南美洲，都有深远的民族史和文化史渊源。按照贸易和移迁的路径，重建一条文化价值纽带，有助于各国在文化共识的基础上的谅解、和解与合作。

　　文化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制造偏见，第二是消除偏见。我是负责消除偏见的。文明也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制造冲突，据说美国人专门制造冲突，第二种是制造和解，据说中国是负责制造和解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在存有差异的文明之间，扮演积极的斡旋者的角色，促成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解与共赢。从世界范围看，亚洲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三千年以前本是一家，而现在终于到了团聚的时刻。当然，文明认同的前提，不仅需要共同的人类价值观，而且需要共同的文化基因。我的工作，就是找到这些基因，并且把它公示于众。

　　三．“文化基因”和神话的起源

　　记者：在您即将出版的著作里，“文化基因”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它跟生物基因有什么差异？在当下“文化大发展”的情形下，“文化基因”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朱大可：美国生物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一个重大假说，那就是现代智人全部起源于非洲。2011年，新西兰学者发现，人类语言也起源于非洲。我的最新研究则进一步发现，人类宗教/神话也起源于非洲。这三个发现足以表明，非洲是人类及其文明的终极策源地。这意味着，长相各异的各大文明，必然具有显著的共同性。我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地的神祇拥有共同的文化基因，这基因隐藏在神的名字里，并形成一个可资辨认的记号，我称为“神名音素标记”。这些可以清晰辨认的音素，分别代表不同的神格，由此形成以神格为轴心的神系。例如，水神系的标记是N，地神系的标记是D，日神系的标记是S/H，等等。水神系的华夏代言人，无疑就是女娲，地神系的代表，是鲧和大禹。禹的上古音以G开头。日神系的代表，是帝舜（G）和帝俊（上古音以H开头），这样的例子可以无限举下去。这些神系是跨地域和跨文明的，它们超越了种族的有限边界。

　　记者：按照您的观点，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目前中国各地每年都举行的各种傩祭，就是对N神系、也就是水神的祭奠呢？

　　朱大可：不错，正是如此。根据对N音素的辨认，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指认“傩”就是水神，而傩祭就是对水神的祭奠。但这个水神究竟是哪一位，目前还没有结论，也许她就是女娲，因为在华夏神话体系里，能够受到如此热烈而持续的祭拜的大神，只有女娲一个，“傩”，应该是她的别名。易中天说女娲的原型是青蛙，这是很轻率的说法。隐藏在神话背后的不应当是文学想象，而是神圣宗教。

　　神系的华夏代言人，无疑就是女娲

　　记者：除了采用神话语音学的方法，我记得您还采用了一些图像比较学的方法，来考察古代神祇的来历。您能否跟我们读者介绍一下？

　　朱大可：前两周东方早报发过我一篇文章，说的是对良渚神徽的辨认。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能告诉我们，这个公元前3000年的神徽，究竟刻画的是哪一位大神？但经过图像比对就能发现，良渚神徽有两种图式，第一种是来自玉琮，它跟南美印加帝国日神维拉科查的黄金面具十分相似，第二种来自反山七号墓的玉梳背，跟玻利维亚境内印加帝国太阳门上的日神维拉科查浮雕完全一样。因此，我的结论只有一个：良渚神徽刻画的是一位日神。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羽状帽冠是太阳芒线和鸟羽的复合象征，而这跟史载东夷族群的日神崇拜和鸟神崇拜完全一致，所以大致可以推定，良渚神徽刻画的日神，应该就是少昊。

　　记者：大家感到费解的是，中国古代神话都是一些碎片，没有完整的故事，更没有描述民族起源的史，但少数民族却都有自己的宏大史诗，比如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赫哲族的“伊玛堪”、鄂伦春族的“摩苏昆”、纳西族的“黑白之战”等等。您如何解释这种古怪现象？

　　朱大可：你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是的，究竟是谁，制造了一场汉神话的浩劫，将它们全部消灭掉？这的确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语。此前的历史学家，都将先秦文化的毁损，简单归咎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后来又算上项羽焚烧咸阳的旧账。但实际上，早在战国时代，尚未经过秦帝国烈焰的洗礼，上古中国的宗教神话、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等文字记录，就已提前灰飞烟灭。而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些春秋战国的诸侯们。这个四分五裂的贵族阶层，为扩张权力、疆土、人口和财帛，努力创立“新制”，推行各种“革命”举措，却苦于孔子之类的守旧派人士的反对，因而焚毁了上古传下来的重要典章，以免被人拿来当作反对改革“新政”的武器 。而焚毁的文献，应包括整个夏、商、周三代的仪典、法规、诗歌和历史，当然也包括所有的宗教神话。这是发生在先秦的“文化革命”，即使再强悍的文化，也架不住连续三次的大规模焚毁。

　　四．华夏文明的“改革开放史”

　　记者：人们通常总是认为，“改革开放”是一个特指的政治概念，它被用来描述上世纪70-80年之交、由邓小平推动的政治开放和经济改革运动。对您而言，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是有过很多次的“改革开放”？它们的意义究竟何在？

　　朱大可：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甚至可以上推到五千年之前。卓越的先秦文化，就是当时“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各国诸侯摧毁了旧制度和旧文化，这是它的问题所在，但另一方面，要是没有政治改革，没有新兴知识分子对外开放和兼收并蓄，就不会有先秦时代的文化复兴。只有傻瓜才会相信，思想家可以在高度自闭的状态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地创造出如此丰富而伟大的思想体系。

　　记者：作为一个世界文明史的观察者，您能否用最简洁的语言，为我们的读者描述一下全球上古文明的形成特点？

　　朱大可：简单地说，亚洲各大上古文明的关系，可以由“一座山”和“一条路”加以描述。这座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几万年以来，就在非洲智人向全球移民的同时，喜山发生了最后阶段的多次隆起，这些隆起具有重大意义，它向东重塑了黄河和长江，推动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诞生，向南重塑了印度河和恒河，推动达罗毗荼文明和雅利安文明的崛起，向西重塑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推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崛起。喜山是亚洲文明之父。但喜山同时也制造了巨大的地理屏障，所以需要另一个事物来加以调节，那就是“丝玉之路”。路是用来解决山所制造的难题的。山是一个点，路是一条线，它们编织成一个生长、传播和的面，点、线、面都齐了，由此构成了人类早期文明的完整景观。

　　记者：如果按照您的思路，我们就不仅拥有因非洲同源而形成的人类文化共同体，更应该有一个亚洲文化共同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大可：不错。来自非洲的共同文化基因，加上“丝玉之路”推动的大规模交流，在上古时代促成了一个“亚洲文化共同体”的诞生。这个共同体的地域范围，东起太平洋西岸，西至地中海东岸，囊括华夏文明、印度/伊朗文明、中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叙利亚文明。这些文明之间的彼此沟通、学习和融合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平庸想象。

　　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严重的地理障碍，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上古时代，这种交流是极为罕见和不可思议的

　　记者：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严重的地理障碍，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上古时代，这种交流是极为罕见和不可思议的，因此，华夏文明只能是独立发育和生长的结果，您对此如何解释？

　　朱大可：上古时期的交通的确比较艰难，但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不堪。早在公元前五千年，家马的驯养已经实现，而此后的两千年内，单峰骆驼和双峰骆驼的驯化和使用也已普及，加上载物支架的发明，运输工具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在我看来，除了冬季的恶劣气候以及群山起伏的帕米尔高原（旧称葱岭），没有其他因素可以阻止人类贸易和移民的步伐。葱岭尽管地势险恶，但其中有若干相对平顺的山坡、山口和峡谷可以通行。成功的穿越，不仅需要谋略和胆识，更需要精确的地图、优秀的向导、以及能击退盗匪的武装力量。

　　记者：“丝玉之路”上的移民过程，是不是一个生物学上的自然淘汰过程呢？

　　朱大可：当然，长途移民本身就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缺乏体魄和智慧的，必然要被淘汰，而抵达东亚的少群族群，应该是其中最强悍的成员。他们带来了优质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通过杂交优势，令华夏民族得以不断优化。

　　记者：你如何看待目前流行的“国学热”和“国粹热”？

　　朱大可：“国粹”跟所谓“纯汉族血统”一样，是一个典型的伪概念，把国学简单地定义为“国粹”，在逻辑上很容易导致极端的排外性。“国粹说”无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任何优秀的民族文化，均非缘于自我封闭和自我纯化，而是对“外”开放、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不断自我更新的结果。“国粹说”的本质，是以自闭的方式，向狭隘民族主义后退。我已经说过，以排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通常是个人自卑情结投射在民族版图上的结果。

　　先秦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开放特征，是因为在汉代以前，国族叙事的原则尚未建立起来，东亚地区跟中亚、南亚和西亚，由此形成“亚洲文化共同体”。东亚文明不是孤立自足发生的事物，而是这种共同体的一部分，并由共同体中多种文化原型所塑造。先秦文化吸纳了当时全球文明的精华，并加以改造、深化和本土化，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而轴心时代以后，从两汉、魏晋、唐宋到明清，中国文化仍然置身于活跃的世界交换体系之中。

　　记者：为什么东亚地区是一个移民圣地。它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以致北方的蒙古人、西方的突厥人、还有雅利安人，持续地向这片土地进军？

　　朱大可：主要原因，恐怕在于东亚政治地理的特殊结构。五千多年以来，在整个亚洲版图上，基于频繁的战争，由西向东地形成逃迁式移民浪潮，这个浪潮推动了器物和文化的交流，尤其是推动了先进的西亚（西南亚、南亚）文化向东部的流动、传播和植入。这个前赴后继的移民浪潮，受到太平洋的严重阻拦，只能像泥沙一样减速、停止并沉淀下来，堆积在东亚地区，形成丰饶的文化堆层，刺激本土文明的发育和生长。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总是遭到本土文人和史学家的误导，在他们眼里，这是落后的游牧民族对先进的农耕民族的进犯与伤害。直到今天为止，人们还沉浸在这种文化自大的历史幻觉之中。

　　记者：其实中古的丝玉之路，在贸易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个移民过程，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唐朝首都长安，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而唐朝的中国，应该也算得上是移民国家。那么唐朝的兴盛，是否跟李唐王朝的移民政策有关？

　　朱大可：这是肯定的。盛唐的活力，源于其精英的混血性，比如唐太宗的祖母独孤氏是鲜卑人，而李白也有突厥人的血统，当然，还更源于文化上的高度开放。例如，中国民乐现有乐器体系的形成，主要跟北魏到盛唐之间的全盘引进有密切关系。所谓中国民族乐器的主体，大多数是北魏及唐宋以来从中亚、西亚和南亚引进的乐器，如琵琶、二胡、扬琴和唢呐等等，它们是支撑“国乐团”的核心乐器。没有这些外部输入的器物，就没有中国民族音乐的完整表达。

　　记者：您的专著《华夏上古神系》马上就要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我注意到您所采用的方法，是建立在跨文化思维的基础上的。这跟传统的研究方法大为不同。您能否告诉我们，这是否属于学术领域的“改革开放”呢？

　　朱大可：一般而言，文史哲领域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以“中西”为空间边界，又以古代近代和现代为时间边界的。谁都不愿跨界研究，更无法跨界思维。这当然有利于单一课题的深化，但却很容易限定思维，导致视域窄化和方法的偏狭。中国不仅需要政经领域的改革开放，也需要学术体系的“改革开放”。而在这方面，我们终止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它需要一次新的启动。

　　《华夏上古神系》读后感(六)：自信以后有诚实

　　《华夏上古神系》没有序言，没有后记，上下两册，上册总论，下册具体分析。我学问浅薄，不能作具体之分析评判，仅仅记录两点感想：

　　第一，看世界的时候，可以站得更高一点，不妨对自己诚实。

　　历史也好，考据也好，“守望”也好，“重构”也好，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对过于真实的一切的剪辑。但是，在判断自己作用和地位的问题上，还是选择上帝视角为宜，尽量秉持公允的态度。长久以来，有意无意的政治干涉，使民族国家的理念在历史研究中占了上风，我们是黄色人种（昨天正好看了音乐人张洪量先生的《黄书》），我们是元谋人和山顶洞人的后代，我们和别人没有关系，虽然我们给他们输送过四大发明。无论如何，这种自我视角是狭隘的。我想，在春秋战国，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一切研究出发点的观念想必是无法想象的。我们曾经共享一个神话体系，这个事实说明，即使我们在文明的童年，我们也并不孤独，我们处在一个动态、开放的体系里面，甚至我们的血统里很大的一部分根本就是从遥远的文明而来。我们也作为重要的一部分，参与了历史的进程，也必然参与将来的发展。我们应当有信心有勇气承认，即使在过去，不说我们吃的用的，不说辣椒和小麦，不说二胡和古筝，即使在我们的意识起源上，我们借用别人的东西这很多。我想，善于学习利用，也许是中国式实用主义的一部分。秉持开放的心态，学习利用别人的有价值的东西，这并不丢脸。

　　话又说回来，类似作者这样观点的出现，也反映了这块地方上的人经济发展以后在文化上的自信状态。可以想象，在一个物质和文化上比较自卑的年代，反而更加缺少直面事实的勇气。

　　第二，神话是文明的童话。缺少自己童话的民族，失去了了很超然的乐趣。

　　当我看这两本书的时候，感觉好像进入了梦境，回到了远古，回到了童年胡思乱想的状态。这对我这样一个习惯了规则和理性，过惯了都市生活的人来说是久违的轻松快感。梦很重要，我们释放了自己的欲望，逃避了乏味的现实，知道自己不只是一个运行在社会秩序齿轮上的零件，人生有别样的可能。正如作者一开头谈到《山海经》时所说的：“……上古人类观察世界的方式——好奇、天真，对所以异像和奇迹深信不疑，这正是21世纪中国人最短缺的事物。”

　　书草草翻完了，权且束之架了。等什么时候累了烦了，再到祖先的梦境里去躺一会儿。

　　附记：2014年9月21日青年路大悦城单向街书店听朱大可先生讲座，得到的收获如下（仅代表个人对朱先生谈话的理解）：

　　1、各民族语言对地神、水神、日神的发音基本相同。而人类共同的起源在非洲。东亚和其他文明曾经共享一个“巴别神系。”

　　2、东亚曾经有过自己的神系，同时，有过政教合一的文化。但这个文化在轴心时代，被彻底消灭了。这种消灭并非仅仅因为焚书坑儒，而是一个集体的系统的过程，从政教合一到法治。这是第一代神话。

　　3、汉朝以后，又根据其他文明的神话对自己的神话进行了不成功的重塑。

　　4、在古代，我们并不是孤立的文明。我们曾经是全球体系的受受惠者，也是贡献者。

　　5、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在全球化体系里的位置主要是受惠者，几乎没有贡献。

　　6、期待2019年，五四百年以后，有一个中华文化的真正复兴。但复兴不是复古。

　　《华夏上古神系》读后感(七)：寻找中国文化的历史坐标

　　读一本好书，可以让人的知识积累一层，即便这本书与你研究的领域比较远，即便这本书写的很博大很“高大上”。 《华夏上古神系》就是这样一套书，作者是我上学的时候就如雷贯耳的鼎鼎有名的朱大可，那时候老师会制定一些书目让我们看，对于这些学者的书，我每次都挠着脑袋硬啃下去，啃下一块儿就收获蛮多，如今早已不是在校园里沉下心来看书的时候了，但朱大可在“大文化”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是深深折服了我。

　　市面上有很多学者的书，这两年也炒出了一些剽窃学术成果的学者，然而真正的学者从来不会被淹没，朱大可就属于这一类。文化，这个词太宽泛，涉及的领域太大，对于我来说不敢触碰，所以当年写论文的时候是尽量找了个小的切口，不敢涉及太多，一多就显露出自己的肤浅来。朱大可的这本《华夏上古神系》真的是很庞大呀，不仅涉及到上古那个遥远的时代，资料查找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另外研究的又是神系领域，这个领域我是想也不敢想，作者不仅要有文学的博闻强识，更要有沉下心来梳理的勇气，光庞杂的众说纷纭的起源说就能让我们普通读者搞得头晕脑胀，更别说要从众多起源说中加以研究并独创出自己的研究成果。

　　朱大可在《华夏上古神系》中提出，全球文明和智人一起源自非洲，并通过大量的资料证明他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原创”，更可谓大胆，同时也是作者根据研究成果得出的“科学结论”，围绕这个结论生发出华夏种族、世界语言、世界神话均起源于非洲。作者更是在上卷中用尽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涉及氤氲、训诂、民族、宗教、统计等多学科知识，讲解了非洲的巴别神系以及它是如何移民、杂交，从而对东亚文明、华夏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下卷中，作者把视野放到了上古华夏，从黄河流域的多元神学、讲到了长江流域的神徽与权杖、殷商王朝的神庙、轴心时代的帝国神话……不论是在地域空间还是在神系范围上，都清晰地给读者设立了一个神学的“坐标”。

　　我们为中国五千年的文化而自豪，但我们不是盲目自大，我们需要知道从哪里来，从而更好地知道到哪里去，朱大可的这套《华夏上古神系》从跨文化的世界范围内，为中国上古神系寻求了一个“历史坐标”，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自己的“框架结构”，既不会妄自菲薄，也不会狂妄自大，正如作者所说，“高度开放和博采众长是华夏文化精神的伟大本性”，我们读这样一套书，读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眼界和气度。

　　《华夏上古神系》读后感(八)：牽強的推論，無與倫比的世界觀

　　這部著作， 作者花了20幾年， 收集整理了有關人類學， 語言學，人種學， 遺傳學等等有關學科知識，用了作者一貫的非正常語言表達方式， 諸如“堅硬的共同體” 等等。表達了作者強烈的認同感 - 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份子， 而卻是外來輸入，並消滅了當地土著而發展起來的。中國的先賢們都有外國人的影子和傳承。

　　爲了證明中國的上古神話和非洲智人和其神話的相關性。作者也虛構了幾條所謂的絲玉之路，喜馬拉雅山祕密通道等現在無法證明的文明、文化傳播通道。

　　人類的遷移包括文化和文明的遷移一直是目前研究的熱點。但大部分對遷移的根本原因都陷入“因果到因” 的論證怪圈，因爲發現中國目前的人羣基因有和非洲智人相關的部分，所以假設“人類一定要向東遷移是嚮往日出”成立。

　　該文還大膽指出遷移的非洲智人後代消滅了東亞土著人， 並創造了更先進的文明。

　　神話的某些一致性，根本就不可能說明神話發源於一地。地球上只有非洲有氣候變暖和發洪水？生殖崇拜只有非洲智人有？

　　該書收集論據的跨度和時間令人欽佩， 做出的結論令人不能信服。不客氣的講，就是無病呻吟式的，病態的結論。

　　《华夏上古神系》读后感(九)：朱大可：从文明和解到文化复兴

　　一．从“丝绸之路”到“丝玉之路”

　　记者：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展开“丝路外交”，借助“丝绸之路”的概念，加强与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商业、文化和政治交往。陕西电视台正在策划组织新的丝路之行，以纪录片和现场直播的方式，展现丝绸之路的自然和文化风情。您曾经在西北师范大学的演讲中提出过一个新的概念——“丝玉之路”，不知您提出这个概念，是基于一种怎样的文化研判？

　　朱大可：“丝绸之路”概念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的。这个概念虽然很好，但有其观察和表述的局限性，需要加以改造，才能实现跟历史真相和中国现实的无缝对接。丝绸是中国对外输出的主打商品，但除了朱棣式的朝贡贸易以外，所有正常的跨国贸易，都必须是双向的，否则根本无法维持下去。在“丝绸之路”的概念里，你会发现它只有输出意向，而无输入意向，这是明显的表述缺陷。

　　记者：您提的这个问题，许多人都没有思考过，它看来的确需要调整一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提升这种学术表述呢？

　　朱大可：我为此提出一个修正性概念——“丝玉之路”，或许有助于“丝绸之路”概念的升级换代。古代中国人把丝绸贩卖出去，又把中亚和西亚的玉石、青金石、黑曜石以及各种珠宝输入本土，制造“丝”和“玉”的远程对流，由此形成漫长的“玉石之路”。在殷商和周，玉器是国王跟众神交流的重要媒介，维系着政教合一的体制，正是这种需求，推动了苦硬的国家跨界贸易。当时，中亚草原上到处是职业盗匪集团，为了防止掠抢，玉商把玉块和珠宝缝在腋下的肉里进行“走私”。但还是有大批商人被迫面对劫财取命的命运。“丝玉之路”不是康庄大道，而是用无数生命铺设的悲剧性道路。 　　

　　记者：关于丝玉之路的商品贩运模式，许多学者到今天好像也没能说得很清楚。这些贸易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如果它是一种高危行为，那么它又如何得以延续这么长的岁月？

　　朱大可：在整条丝玉之路上，中国人通常只能把物流做到新疆东部一带，而更遥远的地方，包括帕米尔高原在内，则需要吐火罗人（以后变成突厥人）来接力，由他们把货物转卖给印度人和波斯人，后者又贩给斯基泰人（以后变为阿拉伯人），最终到达希腊/罗马人或埃及人手里。没有哪类人能伴随货物从起点一直走到终点。由于贸易路线过长，而被故意分切成多个有限的短线。这种接力棒策略延长了贸易周期，提升了贸易成本，引发贸易终端的大规模涨价，例如，一件中国丝绸的价格会在罗马帝国上涨数百倍之多。但这种模式拥有一个无法比拟的优势：每一路段的贩运者，都是其地盘上的枭雄，他们通常会组成势力强大的帮派，有效摆平守卫关隘的官员，制止强盗的致命袭击，以及防止地方疾病对贩夫和牲畜的侵扰，等等。随着货物安全系数增大，它们被运达的概率也大幅提升。货物和贩运者的安全，总是超过价格指数，成为贸易法则中的第一要义。

　　记者：“丝绸之路”也好，“丝玉之路”也好，都是器物层面的交换，大家的谈论，好像也只限于贸易领域。事实真的如此吗？难道就不会有别的交流？比如说，有没有出现大规模移民现象？有没有出现过精神文化层面的交流呢？

　　朱大可：正如你所说的，“丝玉之路”的交流，不仅仅是双向的，而且是多层面的。它的第一层面当然是物质性的，也就是以“丝”和“玉”为代表的高端器物及其技术。第二个就是人种层面，也就是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尤其是由西向东的移民运动，这导致东亚地区成为国际移民的重要聚居区。古史里对此有大量记载，古人称他们为“戎狄”，分属印欧系的斯基泰人和雅利安人，印伊系的吐火罗人，印欧系蒙古系混血之突厥人，蒙古系西亚种的埃兰人等。这些上古移民进入东亚地区之后，形成民族多元并存和杂交的优化态势；第三就是文化层面了，随着商业贸易和移民的步伐，中亚、南亚、西亚甚至里海和地中海沿岸的文化，包括政治制度、宗教思想、神话文学传说、美术和音乐等“精神产品”，大量进入华夏地区，跟本地的意识形态发生碰撞、冲突、渗透和融合，形成开放性和创造性的互动格局。后人形容它是“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奇怪的是，许多人只愿意承认物质层面的贸易和交流，却拒绝承认人种和精神文化的交流，我不知道这属于什么逻辑。但正是这种奇怪的偏见，支配了许多人的天真头脑。

　　记者：有一本叫做《穆天子传》的古书，记载了周穆王西征的故事，其中关于跟西王母见面的段落，是脍炙人口的浪漫篇章。这本书发现于西晋，过去许多人认为这是一部假托战国古籍的伪书，毫无学术价值，但也有学者认为它虽然有夸张之处，但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历史地理文献，对了解上古中国有重要意义。不知您如何看待它在表述移民、旅游和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朱大可：我同意《穆天子传》是一部经过后人加工和夸饰的真经。它迫使我们追问，为什么周穆王要耗费巨大的资源去游玩蛮荒之地？这完全不符合欲望的基本逻辑。研究表明，穆王西行可能基于下列几个重要目标：第一，寻找传说中的周人的西亚祖地，第二，开辟一条玉石采购和输入的道路，也就是“丝玉之路”，第三，寻找传说中的女神西王母；第四才是满足猎奇式旅游的狂热癖好，而这可能缘于其祖先的游牧习性。在以上四点里，第一和第二点是至关重要的，它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上古时代跨文化交流的事实。

　　《华夏上古神系》读后感(十)：史观与神话——《华夏上古神系》读书笔记（一）

　　如果把朱大可老师的《华夏上古神系》，看作一部人类文化/神话的变迁史，无疑，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阵容又得到了充实和更新。与斯式的全球史观不同，朱大可的“神话体系”挑战了他“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的论断，并把荣格和列维•施特劳斯的“集体无意识”完全消解。在以前的史学家，特别是遵循“施派”学术观点的学者看来，神话的某些相似性归结于人类无意识的一种自发的世界建构，是巧合的结果。但在朱大可看来，这无疑是一种传播的结果。世界神话的起源在非洲，而经过一系列名义的人类迁徙运动使得这种神话不断传播和修改，一种被称为“巴别神系”和“大迁徙史”的确切之物在书中被不断提及和证实，给予了我们修正传统史观的某种契机。

　　在某一种确切的东西存在之前，从神话来谈变迁，或者从变迁来谈神话，都是不能被想象的。因为我们站在现代高度发达的科技的角度，总是在鄙夷古人的各种成就。我们把那些成就叫做“奇迹”，是在反证我们当前所取得的一切的合法性。我们史观存在着一种自诩的“进步意识”，自然而然设定了古人的落后性，然而正是这种史观的猥琐和狭隘，使得我们从来无法想象“神话—变迁”的结构关系。仇富、反智、排外与其说是中国人的精神通性，倒不如说是我们落后史观的特征，这种落后史观影响着一代代人看待历史的意识和态度。民族主义和庸俗主义治下的历史，叫嚣着“泱泱大国”的可怕逻辑。我们在自卑的精神状态下才会制造出一种伪自强的精神副本，宣扬着自己的伪独立。在斯塔夫里阿诺斯之前，中国的发明只存在于那“四大”的论调中，我们被教育得再一次坚信，是中国改变了世界，而不是世界塑造了中国。而在朱大可之前，甚至可能之后，还会有很多人坚守着落后的史观，而制造落后的爱国自慰主义。

　　书中绪论第四节“中国神话研究”的学术轮廓谈及了这种落后史观的部分学术原因，是很好的例证：

　　19世纪之前，华夏上古始终是历史学家难以涉足的领域。其原因首先在于，传统核心价值以儒家学说为基本依托，上古历史始终以儒家的“三代圣王”说以及“尚书”、“史记”之类典籍为基本依托。其次，由于中国近代政治的自我封闭，令西方现代史学理念和方法，直到晚清才进入中国人的精神视野，本土学者开始质疑儒家叙事中的古史……

　　第五节“庸俗历史主义的神话解读”再一次用批判的话语，直指落后史观的症结所在：

　　自从战国以来，历史学家从未停止过把神话改造成历史的努力，也从未终止过清算神话和神祗的话语实践……春秋战国时期，原本是利用外部原型重组神话体系的最佳契机，却因儒道墨三家的合力而被引入歧途，所有既有的神话材料，都被转换为历史血缘叙事，据此构筑了全球最大的祖先崇拜体系，而非成为重组民族神话的坚硬基石。

　　神话材料向历史血缘转换的逻辑的确充斥在现在仅存的神话碎片中，比如“炎黄之战”。我们的史书和神话碎片读物想借助上古大神，证明后世帝王政权的合理性，并赋予他们某种独家的神秘色彩。然而这种描述却在现代发生了诡异的偏离，既然我们否认神的存在，又怎么能自洽神话置于历史语境中的逻辑呢？我认为，《华夏上古神系》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即炎黄之战是指信奉炎神的部落与信奉黄神的部落展开的战争，而被神话化记载为了这样一场神的战事。既然是部落之战，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探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战争，这些部落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部落信奉的神是谁等等问题。这样，进行一系列的合理考据，才建立起了一种运用全球史观来看待神话问题的思维模式，使之前提及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第二章提及的“巴别神系”是全书中的第一个重点和亮点。事实上，《圣经•旧约》中的“巴别塔”本身就隐藏着的全球观密码：人类的分化是神发怒的结果——“上帝不允许人类怀疑自己的誓言，就像我们不喜欢别人怀疑自己那样，上帝决定惩罚这些忘记约定的人们”（创世纪•11章），而人类修建通天高塔，不停想见到的，并与之辩论的那个“上帝”（或上帝们），是所有人类共同的主神。这个密码被朱大可利用语言学手段破译后（“神名因素标记”），找到了全球神话诞生于非洲的合理可能。“巴别神系”由创世神、主元素神（水、地、日）、次元素神（风、木、冥）、始祖神、妖灵和巫师构成，是为也的确是为全世界神系中普遍的存在。

　　而至于神的改变，朱大可的“主神音素递增效应”是一个全新而有趣的概念。各民族神话系统中的神都按类别有着相同的元音素，例如创世神是A/E/O，水神是N，地神是G等。随着氏族和部落的大迁徙（躲避灾难的被动迁徙和崇拜太阳的主动迁徙），神的名字在迁徙过程中不断被呼喊（祈祷或赎罪），神名也被逐渐赋予新的发音方式，音素自然增加。朱大可强调，神话研究不应该是一种共时性的，它的一切都在反复向我们讲述，只有把它至于历时性的大迁徙语境中，才能重新幻影上古之神的本来面貌。这种全球史观下的神话研究，一来摒弃了狭隘，为中国上古神话碎片整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资源，二来与西来文化，特别是迁徙路径上的文化顺利接洽，为不同语境下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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