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案内容】陶铸大起大落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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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到京工作，江青寄予希望，认为是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选。可是陶铸“不识时务”，他没有使江青满意 　　1969年中秋的夜晚，安徽省合肥市西郊的解放军某部医院门卫戒备突然森严起来，严格检查进出的行人。全体病员（除重病不能下床者外）也被以看电影的名义集中到广场。与此同时，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被秘密喊到一个房间集中，听候调遣。7点钟左右，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他们接过电话后便匆忙朝着病区西头的“秘密病房”奔去。
　　不一会儿，一辆黑色轿车悄然驶来，停在了“秘密病房”的门口。车门打开，一个面戴口罩、身着呢大衣、手拄拐杖的人走下车。
　　他是什么人物？搞得这么神秘！
　　医护人员猛然认出来了，他不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吗？不错，他是陶铸，但此时的他已变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叛徒”。按照林彪的一号命令，他被“疏散”到安徽省。
　　由于陶铸的胰腺癌已到晚期，他的身体变得很虚弱，但他仍镇定自若，拄着手杖，一步一步地走进早已为他准备好的“秘密病房”里，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
　　这是1969年10月18日夜晚发生的事情，此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持续了三年之久……
　　1966年5月底，经邓小平推荐，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调往北京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取代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6月1日，陶铸从广州飞往北京，走马上任。
　　对于陶铸到京工作，江青曾寄予希望。因为陶铸长期搞地方工作，对中央内部的情况很不了解；与刘少奇、邓小平也仅仅为一般的工作关系；再加上陶铸敢于放炮，性情直率，因而被江青视为日后可用来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选。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经毛泽东安排，陶铸成为政治局常委中的“第四号”人物。全会充满着火药味，特别是毛泽东在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会。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主席先后主持召开了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内容是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要他在会上打头阵，向刘、邓放炮。没想到陶铸以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为由而加以拒绝。在这几次生活会上，陶铸从头至尾都没有发言，不肯给“中央文革”当炮弹，甚至连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谢富治的发言，陶铸都没准许印在会议简报上。陶铸的所作所为，引起江青等人的不快和不满。
　　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毛泽东主席以党的会议的形式，组织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全面围攻。尽管他们的职务仍然保留，但实际上已被“拉下马”了。可陶铸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战线，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在新华社将要发的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中，依然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照片，并且发排了邓小平的照片。
　　陶铸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江青等人的更大反感，一场风波随之而来。
　　1966年10月25日，知道十一中全会内情的中央组织部三百多名干部，要求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此举为陶铸阻止，他说“组织部组织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11月2日，陶铸在中央组织部讲话时再次重申：“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想而知，在刘少奇被“中央文革小组”紧追不舍，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陶铸说出这样的话会有怎样的后果！果然，一场厄运向他袭来。
　　在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陶铸与江青发生争执。江青等人想借助毛泽东打倒陶铸，没有成功，便煽动造反派围攻他
　　11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根据江青的授意给江青写信，指责陶铸。他在信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关锋还在信中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江青收到信后把信转送给毛泽东。
　　次日，在文艺界召开的动员大会上，江青发表讲话，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她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而且她明明知道她的讲话将要印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主席革命战线上的人，人们可以任意怀疑并进而打倒他。
　　如果说在对待刘、邓的问题上，陶铸已经陷入很深危机的话，那么在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又使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加大了分歧。当时的造反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宠儿，而陶铸则对造反派不赞成和看不惯。为此，江青不时与陶铸发生矛盾。
　　江青和陶铸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吴传启的事。吴传启是《哲学研究》杂志的总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在学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造反”甚早。对此事，陶铸夫人曾志有一个回忆：
　　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支持革命左派？”陶铸说：“有的革命左派确实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充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而这个革命左派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陶铸与江青争吵一事迅速传到了毛家湾。副统帅的夫人叶群发话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而这以后，林彪也不敢接近陶铸了。
　　陶铸与江青的尖锐对立，使“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必须除掉陶铸。
　　12月4日下午，林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借机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王力等人攻击陶铸用生产压革命。
　　陶铸迫不得已地作了“检查”。
　　新中国成立后陶铸长期在广东从事地方工作，对革命和生产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切身的体会。在经历过1957年至1959年期间的政治冲击生产的运动后，他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
　　12月24日，在“文化大革命”碰头会上，江青质问陶铸：“为什么不许批斗余秋里、谷牧（当时为国务院主管生产的负责人）？谁作梗？”陶铸说：“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订，是我不让斗。”江青、张春桥听后一起狂叫：“党内最大保皇派就是你陶铸！”陶铸凛然地宣布：“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是要保陶铸。12月29日，他找陶铸谈话，说道：“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看来，毛泽东无意打倒陶铸，而只是提醒他要注意。
　　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无法借助 “最高指示”打倒陶铸。但江青和陈伯达手中还有“法宝”，那就是煽动造反派。1967年1月4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东边会议室接见湖北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后，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化革命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陈伯达的这番话，为打倒陶铸定下了调子。
　　这时候的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竟毫无所知。
　　当天傍晚，北京的街头巷尾便出现了大量的传单、大字报、大标语，赫然印着醒目的新口号：“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上，首都数千名红卫兵和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等新口号。
　　晚9时，中南海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几乎同时，急电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也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据曾志回忆：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两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告诉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
　　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的“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
　　之后，江青和陈伯达又火上浇油，1月7日去新华社发表讲话，捅出了所谓“照片事件”。
　　关于“照片事件”，曾志这样说：那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家领导人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照片，就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志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的同志说可做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被“四人帮”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这“照片事件”见诸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一下子群情哗然，“打倒陶铸”的呼声甚嚣尘上。
　　事态的发展，使得毛泽东不得不表态了。
　　就这样，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的讨论，没有下发任何文件，党的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就靠边站了。
　　已经失去自由，被监禁在中南海的陶铸听到姚文元的文章，两眼发直，悲愤地说：“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1967年1月4日以后，陶铸失去了自由，被监禁在中南海原杨尚昆的住处。同月20日左右，陶铸失去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力，其住处被派驻了四名警卫。到了3月，陶铸遭受的迫害进一步升级。
　　1967年9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彻底将陶铸抛了出来。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将陶铸的《太阳的光辉》一文中的“太阳本身有黑点”几个字单独抽出来，大做文章。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都赞颂毛泽东为“红太阳”。姚文元说：“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他还把陶铸讲的精神生活要“做到大家心情舒畅”，诬为“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陶铸在书中谈到文艺创作时讲：“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坏的方面……要允许作品中写缺点……不要给人家一个印象，似乎要歌颂人民公社，就要把人民公社说得一下子好得很了。”姚文元则栽赃说 “这是所谓写光明与黑暗‘并重’‘对半’反动理论的翻版”，是“暴露黑暗”论，如此等等。姚文元的广播文章对陶铸的精神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两眼发直，悲愤地自言自语说：“姚文元这是置我于死地啊！”这一夜，陶铸没合眼，在屋里徘徊着。第二天，他恢复了平静，就是在这一夜，他为自己在政治上做了最后的选择：斗争到底，绝不屈服！
　　1968年3月底，陶铸受到了更严密的监管，警卫人员增加了，并在屋子里设了三个岗位。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像影子似的紧跟在陶铸身边。然而，陶铸对这种精神折磨却处之泰然，为明心志，他用毛笔写了一纸，端端正正地摆在桌上：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批斗大会上，几个打手按住陶铸的脑袋，要他低头认罪。他不屈地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
　　1968年夏，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
　　8月，江青一伙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群众参加的“批斗刘、邓、陶大会”。几乎同时，在中南海内，一群彪形大汉闯进了陶铸的房内，二话没讲就把他押去开批斗会。在批斗现场，江青一伙架起摄影机，准备录好将来在全国放映。批斗大会上，几个打手按住陶铸的脑袋，要他低头认罪。他不屈地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这场批斗会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自此以后，陶铸更显得虚弱不堪，但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一定要力争活下去！
　　1968年国庆节前后，陶铸头晕、眼花、想呕吐，但无人过问他的病情。拖到1969年元旦，陶铸病情继续发展，胃部不适和恶心呕吐，全身酸胀，毫无食欲。医生看后，也只是随便给点胃药和去痛片了事。直到3月中旬，才来了位医生，在检查陶铸腹部时发现他的右上腹有一个馒头大的包块，才将陶铸送进三○二传染病院。入院后检查，发现他患的是胆囊癌，需要立即动手术。
　　陶铸又被从三○二医院转送到三○一医院外科。但他住的不是病房，而是牢笼：病房的窗户用木条钉死，下面的两块玻璃用报纸糊上，四个警卫轮流在门口监视着。
　　手术以后，陶铸身体虽有好转，但时隔不久，病情再度恶化。进入9月下旬，癌细胞在陶铸的体内扩散，医生诊断后说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只有用止痛剂和麻醉药来减轻痛苦。肉体上的疼痛使陶铸在床上东倒西歪，大汗淋漓。此时的他，与其说凭肉体活着不如说是凭信念活着。
　　对陶铸悲惨命运的最后一击，终于降临了。1969年10月15日，中办主任汪东兴把陶铸夫人曾志叫去，对她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信，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一百元生活费，生活自理。汪东兴还规定陶铸离开北京的时间为18号。
　　当曾志回去将汪东兴的话如实相告后，陶铸沉思良久，然后毅然决定不要曾志陪同，自己去合肥。16日，中直政治部主任王良恩来与陶铸谈话，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问题。”陶铸冷冷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作出说明。”陶铸表示同意离开北京去合肥。
　　陶铸临行前，满怀深情地要曾志转告女儿陶斯亮：“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说完他又把自己写的《赠曾志》七律二首赠给了与他共同生活四十余年的夫人：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在合肥解放军某部医院，陶铸走完了人生最痛苦的四十三天。火葬场火化遗体时，他成了一个叫“王河”的烈性传染病人
　　在陶铸到达合肥之前，合肥西郊解放军某部医院的“秘密病房”已作了精心改装：一张病床的床腿被截去了一段，显得特别矮；电灯吊得几乎贴到天花板上，重新单独装了变压器，电压很低；北边墙的窗子外面钉上了几根木杆，把窗口挡死；窗子上拉了厚实的窗帘；病房门口走廊的一头被堵死，一直堵到天花板；走廊外只有一道门进出，平常是封闭的，不轻易开，非监护人员一律不准进入。这样精心安排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安全”和“保密”，为防止病人“逃跑”“自杀”“行凶破坏”和“被打死”。
　　陶铸进入“秘密病房”后，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看守严密地注视着他的活动，进行“特级护理”……
　　陶铸到达合肥的那天夜里，专案人员召集医护人员警告说：“现在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凶恶的敌人，对他监护，只要不出问题，就是完成任务！”
　　不是囚犯，却连囚犯都不如。囚犯还有放风的时候，陶铸是不能出来放风的。“病房”里不见一丝阳光，大白天小屋里也是一片灰暗。
　　“铁屋如灰”。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就是在这间见不到阳光的小屋中度过的。
　　11月30日22时15分，受尽冤屈和侮辱的陶铸告别了人世！
　　陶铸逝世的当天夜里，医护小组立即把电话打到了北京。第二天，专案人员带着“六条意见”从北京飞到合肥。
　　12月1日，陶铸的遗体用一床白布床单裹盖着被抬上救护车，奔向火葬场。
　　火葬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叫“王河”的烈性传染病死者要火化。
　　根据专案人员的“意见”，陶铸的骨灰被收进一个质量最差的骨灰盒。火化单上签上了“斯亮”二字。这是他们盗用陶铸女儿的名义，来掩饰其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
　　这个写着“王河”的骨灰盒，被弃在那无数普通的亡灵中间，一过就是九年。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陶铸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注：该文已收录顾保孜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南海人物春秋》一书）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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