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城怎么读】咆哮彭城的读后感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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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咆哮彭城》是一本由卢建荣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29.00，页数：32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咆哮彭城》读后感(一)：唐末的藩镇:徐州的离心倾向？

　　通过追诉“庞勋之乱”的事件脉络以及事件被积压的背景，我们自然来到了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对于地方的重新规划治理上了。

　　在此之前，先从庞勋之乱到底意味着什么来讲：徐州等地的人们或者哪些群体支持庞勋的“造反”，书中针对底层和中层对于庞勋之乱的不同站队以及站队的变化，指出了投机性和官逼民反的特点；类如庞勋之乱的事件自此增多，而背后的革命造反理论甚至可以归于一处，本书称其为“跨地域性的革命宗教信仰”，那么这种观念和思想是怎样被传播开的，民众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去相信的呢；后庞勋时代的起事从庞勋之乱上学到了不少经验，最明显的便是流动性战略，十分考验帝国的机动性和协同作战能力；总之，庞勋事件为我们研究唐帝国在中晚唐的形象和能力转变提供了一块试金石，也牵涉到了唐帝国的矛盾到底在何处的大问题。从历史上看，唐朝的灭亡是很奇特的，不是直接在黄巢大起义打击下亡国，但黄巢起义恰又是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在这个层面如何看待藩镇的作用呢？

　　回到徐州问题的起点。徐府与中央的关系和河北三镇是相当不同的，但也并非如同其他河南地区的宣武等节度，但是徐州的地位在帝国中确实不容忽视的，从徐州的级别变化便能看出，帝国虽然也曾经希望在徐州不安分之时将其降级，但迫于形势依旧会保持它的节度地位，在唐中后期，汴河上的徐州和汴州是最重要的两个藩镇，江淮地区有着国家一半以上的财政和资源供应，汴河这条生命线是帝国无论如何也要牢固掌握的，但是徐府的地方主义倾向是相当大的，本书中比较简单地将其指向了地方军民不堪战争和劳役之苦，可能这个解读还是不够的，况且书中也是简要提到了中唐以来徐州地区的一些变迁，但复杂面向可能还是比较单一而不丰富。在不同节度使任内，徐州的态度也是不同的，期间的徐州有时是协助平叛的力量，有时是不安分的力量，对于后者，唐帝国的态度基本上是不容许的，这和河北有着根本性不同，而徐州也不会有河北那样独立的地位和力量，它的地位的获取大多依靠在帝国忙于对付河北无力插手徐州的特定时机上的行动。

　　参考文献的线索：

　　方积六:《河朔三镇的长期割据》、《唐代团结兵》、《魏博镇》

　　王赛时：《唐中后期的军乱》、《宣歙（she）地区经济初探》

　　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桂林戍卒之乱》

　　毛汉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略论稿》、《士族籍贯迁移看士族之中央化》、《关陇集团婚姻圈之研究》

　　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

　　牟发松：《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草市略论》

　　任育才：《德宗奉天定难及其史料之研究》

　　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

　　李孝聪：《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

　　李斌城：《庞勋起义》

　　李宗保、曾敏于：《唐末藩镇与昭宗政局》

　　周宝珠：《汴州与宣武军》

　　林立平：《城市税收的发展》、《私人雇佣关系》、《商人地位演变》

　　梁方仲：《统计》

　　黄清连：《高骈纵巢渡淮》、《宋威与王、黄之乱》、《王铎与晚唐政局》

　　曾贤熙：《唐代汴州》

　　齐勇锋：《中晚唐防秋制度》

　　郑学檬：《隋唐的屯田与营田》

　　卢建荣：《唐代财政专家之分析》、《唐代前期非常支出》、《彭城刘氏》、《藩镇幕僚职位的探讨》、《室女墓》、《地方军事化对淮北》、《飞燕惊龙记》

　　魏承思：《唐五代商人与藩镇势力的关系》

　　喻松青：《转天图经》

　　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

　　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杨炎两税法改革，最佳入门）

　　日夜开三郎：《唐代藩镇的支配体制》

　　曾我部静雄：《唐代的防秋兵与防东兵》

　　张国刚：《唐代健兵制》

　　大泽正昭：《唐末藩镇的军队构成》（社会成分的扛鼎之作）

　　2016·06·27

　　《咆哮彭城》读后感(二)：错误较多

　　48 从员元十六年（800）到十五年（820），应为从贞元十六年（800）到元和十五年（820）。

　　80P94P97 裴垍至少出现3次，垍字均未印。

　　163 戴可望为戴可师之误。

　　182P183 溵水至少出现4次，溵字均未印。

　　192 “泽州……在这年内有过战火，是朱温与河北霸王刘仁恭之间的战争，牵扯进朱温和河东李克用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朱温和刘仁恭交战是在魏州到沧州，和李克用交战在泽州和潞州，怀疑有缺文。

　　195 “徐军大败……又掉了沛、滕两座县城”，是“丢掉”吧？

　　202203 孟方立出现5次，均误为孟立方。

　　224 表1-1 第一行第二列、第一行第四列应为“辖县数”、“每县平均户口数”；第二行第三列、第二行第四列数字应为 130232 、11839

　　257 图片说明两处将白居易写为自居易。

　　285 河中府的温县，应为怀州温县或河内郡温县。

　　随便翻翻就发现很多错误，如果专业人士仔细看肯定错误多如牛毛。

　　《咆哮彭城》读后感(三)：帝国崩溃前夜的微观视角

　　宋祁在《新唐书·南诏传》中总结唐朝灭亡的教训，有一句评价：“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此处“桂林”二字，即指八百名远戍桂林的徐州远征军强行返乡所引发的“庞勋之乱”。故事发生在868年，唐廷动用了十几万军队、耗时一年才平定这场叛乱，其余党的身影却在此后的王仙芝和黄巢等人的叛乱中时时闪现，直至40年后帝国崩溃。崩溃只是呈现出来的结果，此前必然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卢建荣《咆哮彭城》一书，就是以“庞勋之乱”为切入点再往前追溯到一百年前，从徐州一地寻求地方自治与帝国中央集权所产生的种种矛盾这一微观视角入手，来呈现帝国溃败的过程；此外，他还意图从传统的史料中发现新的内涵，从而“替历史中被消音的弱势群体兼失败者发声”。本书内篇分为三部，每一部的叙事主体——徐州节帅王智兴（822—832在任），在教坊专司讲笑话的彭城伶人张渐（—845），以及亲眼见证唐朝灭亡的史家郑樵，实际上就是那些被掩埋在主流叙事之外的人。在作者笔下他们一一复活，从各自的角度讲述晚唐百余年中彭城与帝国的互动及各自的命运。

　　事实上，在此前百年的安史之乱（755—763）后，唐帝国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减弱。尤其是河北三镇几乎成为“国中之国”，不仅不向中央缴纳赋税，连节度使的任免权也由中央委任改为地方自行推举。中央虽有过几次收复失地的努力，均宣告失败。到了唐武宗会昌四年（845），在商讨对泽潞用兵的御前会议上，宰相权德舆已经明确表示：“自艰难以来，列圣皆许三镇嗣袭，已成故事。”这是在朝堂上毫不遮掩地承认河北三镇的特权，且君臣都习以为常。“庞勋之乱”发生的长程的时代背景就是如此，此时的唐帝国 “如同断了两腿的老人，只能坐在轮椅上管理丧失河北地区的残破国家”——寻求地方自治的现象，也只可能出现在中央集权衰落的时代，如唐末、民初。

　　自781年至868年，徐州处于中央委派官员与地方推举节帅轮番执政的状态，生存在帝国中央和河北三镇的夹缝之中。其间，徐州甚至有长达50年的时间未向中央缴纳贡赋，王智兴治下还自行征收高额的商业税——要知道徐州地处大运河必经的要冲，所得税款惊人。中央与河北三镇关系恶化时，徐州的自治空间就会变大，徐军军官团仿效河北三镇驱逐长官自行选帅，得到朝廷追认的可能性也更大；一旦中央与河北三镇和平共处，对徐州的管控就会迅速加强，面对类似事件朝廷会选择镇压。但是，一次次成功的先例，会成为后来者足资仿效的“传统”。以致868年庞勋起事，还向士卒宣称“遵王侍中（王智兴）传统”，徐地人也普遍认为朝廷追认的手续十天半月就能送达，完全没有考虑到此时唐廷相对稳定的局面，完全可以腾出手来收拾此乱局。这场叛乱有上述“传统”所造成的误判，也因征税后徐地民众税负加重而军官团待遇降低，超期服役而军中诉求上达不畅等种种合力所致。

　　抛弃传统的以政治史为主要面向的研究方法，以微观个案与边缘视角切入，力图在体察叙事对象当时当地情境的前提下，重新构建出一套解释历史的模式，这是很典型的“新文化史”的研究理路，这也是这本书成功的地方。作者使用了191种（篇）中、日、英语文献，对出土唐代墓志的运用尤见功底。这让我想起前几天在人民大学所听的主题为《历史史实、历史解构与历史反思》的讲座，主讲人是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他提到一种“木棍燃烧理论”：研究历史，事实固然重要，我们更要去观察木棍燃烧的细微的过程。

　　遗憾的是，文中几条线索并没有交代得很明晰，以文学标准来衡量他这本以叙事史学结构的“历史小说”，语言过于啰嗦。他的长处还是在历史叙事，这也使得以史学手法写就的外篇可读性，反而要强过以文学写法写就的内篇。相较美国的史景迁、欧阳泰以及国内的茅海建、骆宝善，他明显欠缺叙事上的天赋和才能。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把彭城和中央的矛盾简化为自治与集权的对立，可能存在简化历史的危险。若以此为准绳，该何以解释781年李洧脱离相较独立的淄青镇，倒向朝廷的历史事实？

　　《咆哮彭城》读后感(四)：小虾米力搏大鲸鱼如何成为可能？——读卢建荣《咆哮彭城》

　　小虾米力搏大鲸鱼如何成为可能？——读卢建荣《咆哮彭城》

　　作者：庄胜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研究生 ）

　　矢志以唐史专业暨文化史手法，写作唐代五部曲的卢建荣，本书是他在这系列缴出的第四张成绩单，次序上则名列五部曲中的第二部，至於上一本著作《飞燕惊龙记：大唐帝国文化工程师与没有历史的人（763-873）》则属第五部，述说唐廷里拥有文化主导权的两京士大夫，如何塑造与丑化身为帝国反抗者的河北人之形象，以期激发内部同仇敌慨的心理。另外两部著作，一本为谈论6至8世纪间，中国法律文化在变迁过程中，少数司法战士如何挣得些许司法独立空间的一页悲壮历史，其名为《铁面急先锋：中国司法独立血泪史（514-755）》；另一书《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则揭露北魏至北宋约六个世纪的光景间，中国士人阶级面对死亡一事所展露的心态与文化想像，及其行动背後是受到如宗教观念渲染的深层脉络。尚未出版的尾声著作，目前仅知内容为谈论技术官僚雏形的出现与文化政治，至於作者将此议题发挥至何等程度，只有来日才见分晓了。

　　卢氏除了展露过人的企图心与创作力之外，在操作上采行突破传统的历史书写方式藩篱之举更令人惊艳。上述四书除了《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较接近一般历史专书的写作风格外，其余三部皆沾染小说的叙事风格，不仅以章回体例呈现於读者面前，在时序上更屡屡可见倒叙与插叙的风格，与过往史家皆采顺序方式评介历史进程的写法大相迳庭，此即作者力倡的「叙述史学」展演手法，其目的不仅在於以多元向度取代单一视野来彰显历史事件的复杂性，更要增进与普罗读者之间的亲缘性。以本书为例，本书开头先以869年在彭城近郊的圣明寺里，寺庙方丈向江南人士陆龟蒙诉说的故事带出本书的高潮，即868年由庞勋率领八百名徐州兵由桂林溜回彭城，所引发的一场历时年余的彭城乱事。

　　这场在唐末诸多动乱中既微不足道又看似偶发的乱事，原因实其来有自，百余年来徐州与唐廷间诸多不稳定的因素参杂其中，蓄积的反动能量恰好在这年爆发开来，前後非得唐廷调派近二十万的军力才得以荡平。

　　徐、唐两造百余年来权力间的交涉过程，作者藉由曾任徐帅的王智兴（场景设计於835年与三位掌书记间的交谈）、移入彭城的张家第四代，於京城教坊里讲笑话为职的张渐（场景设计於845年的新年时节与前往探病的堂弟张元孙间的对话经过）、彭城地方文史工作者兼教书匠郑樵（场景设计於899年的课堂上），这三人之口接力道出安史乱後的彭城抗争史，他们的说法或因背景不同有其自身见解，或因共同的历史经验而有重叠之处，都在作者的捕捉之列。法国处理感觉史的名家Alain Corbin认为要了解过去的人们，没有比藉由古人的眼睛看世界，和用他们的情绪感受更好的方法，卢氏於书中凭藉虚拟却尽量与史实接轨的场景，由三人皆身处时代洪流中的经历来表述这段历史，可说是此诠释的明证，这是属於本书的内篇章节。

　　外篇则另辟空间处理为何╱何以百余年来徐州人士不断向唐廷争取自治的因素，当中的原因包括牵涉甚广的政治「权力」因素，不仅来自中央集权的力量大小，更有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人口与社会变迁、水路交通及经济要素、财税负担的类别与轻重多寡、甚至与彭城刘氏宗族在安史之乱前後，在地方权势的掌控力上强弱悬殊致使权力真空相关。内、外篇的内容虽相互关联，然却作法迥异，内篇说故事者乃是三位当事人，却因缺乏史家後见之明的缘故，相关的历史诠释还端赖串场的作者之口才得以使读者有完备的了解；外篇则是卢氏以第三人称全知观点进行解说，这部分卢氏已自行点破，读者可从本书〈自序〉得知其中梗概，无庸在此费事多言。

　　《咆哮彭城》在某种程度上可说与《飞燕惊龙记》互为表里，彭城人士在追求自治的过程中，除了能在帝国中央集权势弱之际获取相对的空间之外，亦与唐廷与河北间的紧张程度相关。帝国若势压河北，徐府的自治空间则相对减少；反之，若唐廷对於河北的压制力有限甚至战争失败，无力兼及徐州之时，则变相获得自治空间，王智兴便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崛起。有趣的是，徐州乃是唐廷用以看紧河北反抗势力的所在地之一，令徐宿道控有大运河汴水的南半部，但这样一来不仅使得经济获利可转变为自治行动的资本，更时常出现监守自盗的情形，使得唐廷头痛不已。此外，徐府与河北同样受到帝国的文化宰制，由於徐军时常与唐廷作对，因此同样与河北三镇被视为是麻烦制造者，文士官僚集团同样将徐军塑造成蛮不讲理的异文化者。然这也使得优秀的文官视入仕徐幕为畏途，吸引不到优秀人才的後果，反使徐幕应付不了徐军军官团。这些一体两面的事例使得唐廷、河北和徐府间存在诸多微妙的关系，值得读者细细去体察。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本书在作法上尚有以下特色可供研究者参考：

　　其一，本书若照史学领域的分类，可界定为区域史或地方史的研究作品。然而传统区域史研究流於枝节琐碎之讥已久，亦难脱缺乏研究观点的窠臼。本书摆脱处理支配、顺从关系的旧戏码，改自地方出发的角度来处理权力关系，提点读者即使居於非权力核心的弱势之处，仍有力量以小博大与权力核心抗衡，而非一味乞怜或听从於中央。只是这页历史的纪录者往往是站在权力核心一方，需有足够的情怀与视野才得以重构弱势者的身影及其抗争筹码。

　　其二，这并非意味只消再现地方观点即可，卢氏本书处理的不仅止於该区本身的区域发展与特色，他更进一步与权力中枢和全国性的议题做出联结，因此唐廷的中央集权与两税法推行全国後对徐府的影响、唐代经济结构之特色；以及唐廷如何处置河北、南诏的边患问题等，适当提升议题的层次，并为某件看似单纯的历史事件之爆发，提供多样而深层的缘由。

　　其三，既要为失声者喉舌，又要展现权力边陲与核心的价值观差异，以及通盘处理复杂的政、经及社会文化议题，则非采多重叙事的作法不为功，如此尚得以体现针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多元声音，特别是来自弱势的声音。卢氏所为，实为日渐衰颓的区域史研究走闯出一条新的取径。

　　综览卢氏著作，可知本书他从彭城的地方势力对抗唐廷中央追求自治的过程中，不断描摹弱势者身影的作法已非先例。在《铁面急先锋》中，以徐有功为首的几位司法战士亦不断在皇权与法律专业的夹缝中，取得司法独立并陈雪冤情的契机；在《飞燕惊龙记》中，除了两京士大夫的论述外，卢氏亦争取篇幅撰写来自河北的声音。卢氏写作小虾米力搏大鲸鱼的历史故事不仅传神，在现实的操作上亦有如是的几分味道，无论是本书所代表的区域史研究，或是卢氏力倡的叙述史学，在历史研究领域里皆属未受重视的小虾米，如何在传统史学主流的大鲸鱼口中求得翻身或成长的契机，端看其作品的影响力到达何等程度了。

　　延伸阅读：

　　卢建荣（2004）。铁面急先锋：中国司法独立血泪史（514-755）。台北市：麦田。

　　卢建荣（2005）。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台北市：麦田。

　　卢建荣（2007）。飞燕惊龙记：大唐帝国文化工程师与没有历史的人（763-873）。台北市：时英。

　　《咆哮彭城》读后感(五)：【咆哮彭城年表】历史叙事的八个复杂面向

　　百余年来，彭城地方与中央的角力，取决于中央政府与河北三镇的关系，局势较为安定时，中央政府更倾向于扑灭地方势力的挑战；否则，则会选择暂时性容忍。因此，彭城的历史呈现出地方推举和中央委任轮番执政的状态。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中央委派者可能有离心倾向，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言人，例如张建封；地方推举者一旦地位稳固，反而可能有意/形势所迫成为中央利益的代理人，最终被驱逐，例如王智兴就是因为役使民力过度而丧失地方军官团的支持。我们选取了书中八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希望以此来呈现历史史实背后的复杂性。

　　（788年）现实：相对的极权与分权

　　徐帅张建封虽在名义上统有泗州，但终其任内，他并未对泗洲有任何人事任免的动作张伾久任泗州至少二十年，可说根深蒂固，麾下部众于伾病死之后原拟拥戴张伾子的，但为张伾妻、子严拒。唐廷于805年为此重赏张伾妻和子。所以，严格说来张建封对于张伾刺泗一事，完全不去动它，可说是尊重皇权的表示。

　　（822年）自治：夹缝中才能生存

　　(王智兴逼走主帅崔群，夺权成功）王智兴在徐地搞自治，比起河北三镇所搞的大号自治，只是小巫见大巫。王智兴是利用唐廷讨伐河北三镇无功的夹缝中才有在徐州玩自治的政治游戏的本钱。唐廷之所以含容徐府，只因一时无力大举对付徐州罢了。

　　（826年）主帅：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走钢丝

　　（王智兴响应朝廷号召出征，使得徐师境外作战过久致使地方利益受损）当王智兴抗唐时，其他派系的军官与他采取同一立场，这时内部凝聚力强。王智兴处此情况自然与部众之间表现一副恩庇—扈从的关系。如今王智兴一面倒地倒向唐廷，他的部众酝酿弃他而去，正是恩庇—扈从关系的结束。

　　出征：求的是发财而不是送死

　　（837年）赋税：基于历史所感受到的赋税加重

　　（徐州曾有50年未向中央缴纳赋税，且有巨额的商业税为地方所用）自行统治的徐府其军队的给养靠的是商税，与徐地人民无涉，如今朝廷领有徐地，为推行朝廷集权政策，全面催促农民缴税，其中的三分之一用以供养徐军。在徐府，自行统治时期的税收与朝廷派官治理时期的税收，一轻一重之间，徐地人民完全感受得出。

　　（862年）募兵：选取顽劣分子强行派遣

　　谁该上安南战场，一直是王式的后继徐府主人头痛的问题。募兵为的是充军边关，是无人应募的。徐府主人只能玩强行派遣的把戏。徐帅安抚军眷的手法，大约是说，谁叫你们丈夫不学乖、喜欢闹事，今天给他们一个赎罪的机会，只要去安南战场服役且三年不死，过去的黑资料可一笔勾销。

　　（868年）超期：财政问题导致的超期戍守

　　在桂林有八百人，是上一梯次三千部众的一部分，老是向徐府表示代还。有幕僚向藩帅崔彦曾说，要是再征下一梯次兵前赴岭南，非有一笔大开销（按：主要是兵员的粮料费和安家费）不可，而此时府衙收入拮据，乃建议府主不调返岭南戍军为宜。在此，更可以看出新的财税划分制使得徐府收入减少，跟之前王智兴时代依商税养徐军，既不伤农户收入，又不用上缴朝廷税物，徐府其前后情形有着天壤之分。

　　（868年）误读：朝廷内部安定，则有余力扑灭地方挑战

　　（八百戍卒千里奔袭，攻下彭城活捉主官，并谋求自行选帅）徐地人的看法是朝廷的旌节应该不出十天半个月就会到达。这完全错估形势，所犯的错与当年银刀军赶走温璋相仿佛。咸通三年（862）和咸通九年（868）唐廷内部可说相当安定，绝对腾得出手去对付徐府乱事。

　　（907年） 终局：使用暴力镇压者死于暴力

　　（唐朝耗时一年，动用十几万军队扑灭暴乱）乱后这场叛乱分子的余孽依旧在借机生事，可见对唐廷的怨恨并不因受到镇压而屈服，乃至化解于无形；相反地，他们在伺机反扑。若干年后，濮州王仙芝起事，869年历劫余生的叛乱分子相继投入新的叛乱洪流中去。屡屡以惨绝人寰的骇客计划去屠灭叛乱分子的唐廷，这次可是在这场叛乱洪流中灭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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