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麦]大汗之国的读后感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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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汗之国》是一本由(美)史景迁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汗之国》读后感(一)：听说“你”曾到过中国

　　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是既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持这种吸引力。

　　——史景迁

　　用欧洲语言写下讨论中国人专著的西方第一人是身负外交使命的修士威廉.鲁不鲁乞，而曾声称真正走进中国土地，并写下相关著作的西方第一人则是马可波罗，他的《寰宇记》构成了西方社会对神秘中国的初步认知，并形成了神秘国度对西方人几个世纪的持续吸引力。在马可笔下，当时统治中国的是蒙古可汗；与此同时，蒙古骑兵的铁蹄也驶向了欧洲大陆，这股强大的军事力量给当时及以后的欧洲人都烙下了历久弥新的深刻印象，即使在十五世纪末的探险家哥伦布心中，可汗也还是中国的统治者。于是，在西方人最直观的认识里，中国亦即大汗的国，那么，本书名曰《大汗之国》也就恰如其分了。

　　本书目的是呈现历代西方著作对古老中国的“观测”，通过罗列或写实或想象或议论的写作来窥探西方眼中的中国众生相。从马可波罗到卡夫卡，他们书写中国的受众人群无疑都是“土生”的欧洲人。然而，这些古中国的风俗人情于我这个“土生”的中国人而言又何偿不是一个新的国度。长久以来，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史其本质是一个又一个王朝的皇位更迭史，历代史家也基本侧重于制度史与事件史的记载。我们可以准确说出引以自豪的汉代的“文景之治”，太宗的“贞观之治”以及清朝的“康乾”所代表的太平盛世。然而，这究竟还是一个总括印象，所谓盛世下人民的具体生活情景，如民间的作息规律，商人们或约定俗成的商业规则，民众对于政府的整体心理状态，我们一概不明。

　　远到而来的西方人本身处于封建专制权力制度之外，他们不仅讴歌北京城楼的浮华，也关注到了民间的普通生活，在他们言语中，我体味到了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历史。如皮方济记录下的北京城：“夏天温度极高，风沙极大又极细。到处都是苍蝇，蚊子就更别提了。东西样样贵。街道什么都没铺，一旦下雨，就变成泥泞一片。由于规定高度不准超过宫墙，房舍都盖得很低，品质更是差劲，墙壁几乎都由泥巴或竹条盖成，窗外也没有景观。”又如贝尔笔下的：“政府在城郊规划了特定地区作为妓女接客之处，这些妓女各有套房，在房间门外，有以工整字体书写成的个人价码、容貌、特质，而价钱则由男客亲手付清。”尽管他们所记录的中国很多都是只言片语，从文字上看也和真实的中国有很深的文化隔阂，但这些细致入微的记载在古代中国正史里是基本见不到的，今日管中窥豹，读到一些就不免有耳目一新之感。

　　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西方眼中的中国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改变，整体来看，从马可波罗到马戛尔尼访华时期，他们从来都不曾吝啬对中国的溢美之词，中国不仅有巧夺天工的美景，更有知礼良善的中国人。这期间的代表者非法国的伏尔泰莫属了，他终生未踏足过中土，但是他毫不掩饰对中国“开明专制”的向往，他在书中表示，中国有着绵长而稳定的发展，更享有高度的繁荣。而在其后的西方作家眼里中国却几乎毫无生机，死气沉沉了。在和伏尔泰同属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言语里，中国是一个习惯于接受奴役的民族，同时，中国也是行使恐怖统治的极权国家。在英国小说家笛福和后来的美国作家马克.土温作品里，中国人不过是一堆贱骨头，一群愚民，他们没有诚信，充满狡诈。

　　不同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是大相径庭的，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我想除了作者本人的主观成见，还和作者的所处的具体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从元至清中期，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是被基督教神学所桎梏的西欧所不能比拟的，且当时西欧国家多处于分裂状态，远来的西方人被中华帝国所呈现的大一统局势深深折服。而后，中国的封建帝国开始表现出穷途末路的倾颓之势，西欧则经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再后来的自然科学大发展逐渐屹立于世界，此时，中国已经不再神秘，甚至蜕变为平庸。同时，任何时候漂洋过海到中国、或者书写中国传记的西方人其目的都不是纯粹的，例如伏尔泰，他是启蒙思想家的先驱，以赞美遥远中国的“开明”制度来抨击当时法国专制权力是其撰写中国的动力。其后的孟德斯鸠则一反常态，不仅是因为时代进步对中国专制社会的理解加深，也是由于开明专制已经不适于法国，他们追求的已经是没有君主的，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民主”社会。那么以以中国为代表的专制主义国家当然是他谴责的对象。

　　在近代美国作家的小说里，中国人多是拿着大烟枪，拖着长辫子的萎靡形象。我不解鸦片为何如此深入中国人的血液里，以至在太平洋的另一岸也舍不得放下。我们比较熟知的是近代因为禁烟运动而爆发的“鸦片战争”，西方国家为打开中国市场大肆向内地输入鸦片，我们谴责他们的非人道行为。那么换个角度想，为何他们向我们输入鸦片，国人就一定要乖乖地去吸食呢，外国那些光怪陆离的商品无法讨得国人欢心，但偏偏毒害人的鸦片却能在走私销售的情况下取得暴利。我想这种怪异现象出现的原因绝不单单是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就能解释的，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国民性是趋于保守且自负的，保守决定了古人对新事物的求知欲是比较淡薄的，自负又决定了他们对外来品基本持敬而远之，或鄙夷的态度，加之政府的阻拦，外国商品在中国遭遇销售阻碍。在这种情况下，鸦片却能成为中外贸易的敲门砖，俘获国人欢兴，只能说明鸦片绝不是舶来品，而在中国古已有之，吸食鸦片对国人来说也已是比较司空见惯的事了，因此之后欣然接受了外来的“洋烟”，那么英国从印度大批运入中国的鸦片也只是投人所好了。

　　就远赴美国工作的华工来讲，他们的处境是比较艰难的，当时的中国本土正在蒙受几千年来从未经历过的变局，国家整体处于病态，自然西方国家的人也瞧不起去谋生的华人，就像曾经我们的祖宗对早先的西方人同样充满鄙夷。

　　史景迁从众多的西方人中挑选了四十八位作家的有关中国的文字，这些作家眼中的中国因时而变，也因人而异。当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也本该是见仁见智的，他们有他们“窥探”中国的角度，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发展方式，就如作者在书的末尾所写的：“中国从来都无需为了迎合西方而去改变自己。”

　　《大汗之国》读后感(二)：难以忘记的蒙古帝国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推荐书单中第一次看到《大汉之国》的名字。作者史景迁，只看到他这么有中国味道的名字很难想象作者是地道的美国历史学家。他的中文名字是中国史学家房兆楹为他取的，意为治史就要敬仰司马迁。

　　一直以来都对境外对的学者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籍很感兴趣。他们的书引导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思维观察研究对象，带给我们反思(即使有时有失客观，但仍有可资借鉴之处）。该书以一个西方史学家的眼光看中国史，内容客观公允，很值得一阅。

　　从书中所引故事看出作者查阅了浩瀚的资料，陈述了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以及不同视角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所引资料时间跨度之大（1253—1979）从马可波罗到尼克松访华，从利玛窦到卡夫卡，范围之广（史学、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女性视角、不同国家等）为我们呈现了一副多姿多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有横向上的对比，也有纵向上的延伸，无奇不有。该书并非简单地罗列不同时期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在本书的结尾处作者将问题升华，认为无论优劣，中国对西方都保持了强大的吸引力。而书中所有故事都证明，中国无需改变自己以迎合西方。显然作者在公允的天平上向中国的一边倾斜。

　　本书出现最多的中国历史是蒙古帝国忽必烈汗时期。这足以说明蒙古汗国对西方的征服阴影从未消除，它对西方强大的影响力经久不衰，超越了中国任何时期，本书命名为《大汗之国》即为明证。

　　《大汗之国》读后感(三)：当西方人谈论中国时，他们在谈什么——评史景迁《大汗之国》

　　当西方人谈论中国时，他们在谈什么——评史景迁《大汗之国》

　　文/陈雪（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独家专稿，如无授权，请勿转载。

　　《大汗之国——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一书，有着史景迁一贯的温度，在学术著作和通俗阅读之间把握着微妙的平衡。熟悉这位美国汉学大师的读者可能都知道，从紫禁城到天安门，从曹寅到无名妇人王氏，从利玛窦到毛泽东，都在他的字里行间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影像。正如郑培凯先生所言，史景迁成功地把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以“说故事”的方法娓娓道来，让西方读者对中国历史有了“感觉”。

　　为什么是中国？史景迁选择这样一个研究课题作为毕生志愿的原因，《大汗之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解释的线索。如同书中所描述的魏复古一样，其人一边遍读群书，从马可波罗、孟德斯鸠、马克思及其韦伯笔下熟知古今中国，一边密切关注着当时中国政治的走向，陆续写出了《觉醒中国》和《东方专制主义》。或许史景迁本人，也走过类似的一段心路历程，使他在耶鲁求学时，投入美国中国史研究大家芮玛丽门下，从此便“义无反顾”。

　　简而言之，《大汗之国》讲述的是作为“他者”的中国，被西方社会不断被形塑的历史过程。这段历史从圣方济修会的修士威廉·鲁不鲁乞描述中国的专著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仍未曾终止；这段历史以意大利文、法文、拉丁文、英语等等西方文字为媒介，从手稿发展成印刷品，从报告发展到书信、小说、诗歌乃至戏剧。史景迁试图重现的，就是这样一段西方人如何一步步认知东方的中国——“大汗的伟大国度”的历史。

　　在导论部分，史景迁把书中的内容，称为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观测”。史氏明言，“观测”是从航海者和探险家那里借来的专有名词。在他们所处环境下进行的观测，是“短暂而断断续续的，只要逮着机会就要确定自己的位置，观察者借观看预期的目的地而发现自己”。通过这一“借用”，史景迁希望读者们明白，观测的目的，在于更好的发现自己。

　　《大汗之国》中充满了各式各样对中国的“观测”。其中既有马戛尔尼审慎的报告，也有简·艾德金斯书信中的异国生活，也包括绿蒂笔下绮丽飘渺的中国风情。那么，当这些不同时代的西方人在谈论中国时，他们在谈论什么？

　　书中随处可见且格外引人注意的，首先便是许多让人不由会心一笑的历史细节。例如，经过1659至1644年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多明我会修士闵明我这样告诉他的西方读者：“中国人善于模仿”，“所有的欧洲货物，他们只要见过，都可以模仿的惟妙惟肖。他们在广东省复制了好几样东西，因为毫无瑕疵，就以从欧洲进口的名义卖到内地去了”。这种细腻的笔调和复述方式，贯穿全书始终。

　　尽管没有试图包罗这一主题的“万象”，史景迁还是梳理出了一条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史”的演进脉络。在马可波罗和传教士时代便定好的基调上，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逐渐从充满异域风情和异教色彩，代表着精致与奢侈、危险与刺激和不可捉摸的国度，渐而成为道德体系的异类、极权体制乃至激进政治风潮的代表，从颇富浪漫主义的口吻走向批判甚或同情。这样的转变，不仅与双方大量的直接接触的增多和频繁交流密切相关，也暗合西方思想界的历史转向。

　　在精心描述这些五花八门“观测”的同时，史景迁常常或明或暗的告诉读者，追寻这一历史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我们需要明白，西方人之所以关注中国、研究中国、想象中国，采用各种不同的论调来谈论中国，其实都与发言者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密不可分。而这个时代和社会，并不是中国，而是西方。中国可以作为一面镜子，让西方知识分子们反观自身，也可以作为一把武器，任他们抨击社会现状。早期的传教士盛赞中国人美好的道德品质，则是出于对本国社会与宗教的忡忡忧心。因此，不言而喻的是，当形形色色的西方人谈论中国时，更多的是在谈论他们自身。

　　史氏关于马克·吐温和哈特的描述，可以作为很好的例子。十九世纪下半期，由于美国的淘金潮和大规模的铁路修筑，数以万计的华工来到美国，随即美国各处都开始出现华人的身影。中国人从马可波罗和马戛尔尼等人的书中，真实的走进了美国社会，而美国白人对这些移民的态度，则从宽容渐变为抵触，“黄祸”言论甚嚣尘上。马克·吐温便曾针对中国城做过详细的报道。在史景迁的笔下，我们看到吐温借着描述海阿松在美国所遭受到的种种歧视，而抨击当时美国存在的违反人道主义的种族歧视和种种社会不公。至此可知，吐温关心的，仍旧是美国社会的人道与进步与否。因此，我们多少能够理解一些，为什么虽然抱持对中国人的同情，吐温依然用尖刻的笔调，描述中国人阿兴“掺了老鼠肉的香肠”。哈特亦是如此，虽然他雄辩的攻击美国白人对中国人的偏执，但他笔下的中国人依旧是“异教徒”、“麻木无知者”和“鸦片鬼”。

　　在“中国人在美国”一章的末尾，史景迁温情脉脉的写道：“无论中国人在侨居地所受的歧视为何，他们对未来的盼望，对故乡的思念，一直都是牵动他们生活的重心。”这段意味深长的话语表明，史景迁及其所代表的新一代西方的“观测者”们，早已试图从中国人内部来讨论中国人，从中国出发来讨论中国的问题。仅就这一意义而言，他们这一视角的转化，则已远超前人。在书的末尾，史景迁这样为全书画上句点：关键在于耳朵，只听想听内容的耳朵。而书中的故事似乎证明，中国完全无须改变自己，以迎合西方。

　　《读药》书评人介绍：

　　陈雪，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大汗之国》读后感(四)：异邦一梦八百年

　　作为最知名的海外汉学家之一，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先生以他极为出色的讲故事能力和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理解，在中国赢得了大量的忠实读者。在他的诸多著作中，中西文化交流一直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利玛窦的记忆之宫》《胡若望的疑问》和《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都是其有关这一主题的力作。今年7月份，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其“理想国”系列中推出了史景迁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代表作《大汗之国》。由于该书全面介绍了近八百年时间里，西方各界名人对于中国的种种看法，史料详尽，写法独特，很快就得到了媒体和读者的积极回应，成为今年社科类的热门书籍之一。

　　探究西方在这八百年历史长河中对于中国印象和看法的演化历程，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正如书中所说，西方跟中国的直接接触起源于13世纪中期。当年的蒙古帝国征服了东到太平洋，西到中欧的广阔土地，从而使得欧洲跟中国的直接交流成为可能。最早来到中国的是诸如鲁不鲁乞、马可波罗这样的传教士。由于在此之前，中西方之间缺乏沟通和了解，因此这批传教士对于中国的记述，还存在种种偏差和谬误，很多时候甚至充斥着想象和虚构。史景迁在书中引用了马可波罗对于中国女性的一段评价：“契丹（此处指‘中国’）妇女极为纯洁，极为谦虚。她们不会蹦跳奔跑，不会胡闹嬉戏，不会贴着窗户盯着过路行人，更不会抛头露面。”正如书中的西方学者所说，上述这段描述与其说是在讲中国女性，不如说是在表达对威尼斯人浪荡不羁的生活态度的反讽。

　　到了明末清初时期，到过中国的西方人除了传教士外，还出现了商人。而这一时期，西方人对中国的关注方面开始明显丰富，并且逐渐深入。比如葡萄牙贸易商佩雷拉就关注到中国独特的庭审仪式，并将此与西方的司法制度做了有趣的对比。他这样写道：“由于听证大堂总是挤满了人，想要聆听证人的说词，因此只有实话才能过得了关。这么一来，审判过程就不像我们这里，有时候会出现造假，因为证人只需面对检察官和公证人，而金钱的影响又极大。”而类似闵明我和利玛窦这样的传教士则深入学习了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并对中国人的道德观和文明生活做出了极大的肯定。无论是商人还是传教士，此时的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与本国文化、历史完全不同的实体。这样一个地域辽阔，而又文明灿烂的国度，对他们自然充满了吸引力。

　　而到了欧洲的启蒙时代，中国的这种吸引力到达了顶峰。在当时的欧洲，民族主义意识尚未完全形成，后来的主要大国诸如德国、意大利仍然处于分崩离析、列强并起的封建割据之中，而法国虽然已经统一，但无论是在语言的同一性，还是在中央政权的统治能力上，都非常有限。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皇权统治的最后一个高峰——康雍乾盛世，中国中央政府强大的集权能力，儒家文明对整个国家的巨大辐射力和影响力，以及中国各民族对于政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种种这些都对致力于文明复兴和国家强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力。而在政治影响力之外，中国精美的丝绸和陶瓷工艺品，中国独特的美食和茶饮品，以及中国的琴棋书画和戏曲等艺术，都让欧洲的上流阶层找到了另一种体验自己地位和情趣的方式。

　　好景不长，英使马噶尔尼访问中国的失败而归，既让欧洲通过和平方式跟中国实现自由贸易的设想成为泡影，也让欧洲看到了中国的种种虚弱和落后。随着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战败，这个天朝上国政治制度上的光环便一下子丧失殆尽。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到海外生活，这当中以赴美华人数量最多。大批中国人在自己国家的出现，进一步打碎了西方对于中国的种种幻想。缠足、留辫子、抽鸦片、喧闹、随地吐痰……这些之前几百年里被西方忽视、甚至赞美的中国人生活习俗开始被不断揭露、批判和仇视。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似乎又一下子从天堂落入地狱。虽然中国文明在西方上层人士中的魅力依旧，但是对于普通西方人来说，中国人似乎成为了丑陋、古怪和肮脏的代名词。从这个角度来看，19世纪末期美国推出的排华法案，是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的。

　　义和团运动则让西方对于中国的负面评价到达了极致。而在随后的20世纪，中国一跃成为了革命的大本营。那些对于革命有着浪漫想象的左派知识分子很快就把中国视为一块革命圣地。这些知识分子的作品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西行漫记》中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宗教般虔诚的信仰、朴素的生活作风和远大的革命理想的种种描写，帮助这些当时还能弱小的革命者在全球赢得了同情和赞誉，而斯诺本人后来也成为中美两国沟通交流中的重要使者。到了20世纪后半期，尽管文革对于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毛的这种彻底革命的乌托邦思想还是在西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获得了巨大的支持。1968年欧美各国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中国文革的影响。以至于自由主义背景的美国国务亲基辛格在跟随尼克松访华时，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位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难得地有着很多温和和正面的评价。他这样写道：“没有任何外物，能够堆砌出毛泽东所散发的权威感。我的孩子们谈到过流行歌手所散发出来的‘震撼力’，我必须承认，对此我一窍不通。但是毛泽东浑身却散发着由力量、权势、意志组合成的震撼力。”

　　从西方对于中国评价的演化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们这种评价的转变，是跟自己国家的国力、文明在世界上的力量和位置变化直接相呼应的。当西方国力还不够强盛、文明还不够辉煌、民族自信还不够充足的前工业革命时期，他们对于这个庞大的东方国度，更多地是投以赞誉、欣赏和学习的态度；而当西方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尤其是在中国成为他们的手下败将之后，中国则迅速地沦为嘲笑、讽刺和鄙夷的对象；再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文明发展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中国人悠然自处的生活态度，以及后来中国这片土地上爆发的极大的革命热情，又重新成为西方参考、学习和向往的对象。在这八百年的时间里，无论是亲近，还是远离，中国对于西方来说始终是一个与自身差异极大的“异邦”。与这个“异邦”的互动关系史，正是西方自身发展史的鲜明写照。

　　史景迁在书中的最后一章，还引用了卡夫卡、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这三位西方现代著名作家有关中国的记述。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使到了现代，在西方的视野里，中国仍然只是一种象征着古老的东方、让人新鲜的异族风情的代名词，无论是卡夫卡的“中国长城”，还是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他们引用的似乎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地名和人名，而讲述的则是与这个国家无甚关联，由作家自身重新构筑的一个意象。这足以表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陌生和隔膜，并没有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和中西交流的日益密切而消除。史景迁在书的结尾中写道：西方的听众“总是按捺不住，老想着‘穿过薄雾’，进入‘干燥、透明’的空气里”去了解中国，然而这种“干燥”和“透明”绝非易事。除了需要继续加强沟通与交流之外，一种对于与自身不同文化的尊重、敬畏和欣赏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史景迁所言：“中国完全无须改变自己以迎合西方”，西方也没有必要改变自己来迎合中国，但是对中国这样有着不同文明和历史的“异邦”予以包容，而不是像亨廷顿那样简单用冲突论来总结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正途。

　　就此搁笔。

　　（本文发表于2013年12月13日出版的《南方教育时报》，见报时有删节。）

　　2013年9月9日作于竹林斋

　　《大汗之国》读后感(五)：观测者史景迁

　　张耐冬/文

　　据说钱钟书先生在回绝一位读了他的书之后想要登门拜访的读者时说：如果你吃了一只鸡蛋觉得味美，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鸡呢？对 于单独的个体来说，受其惠确实不必识其人，个人也有选择不被认识的自由。而且，在“是否应该被认识”之外，还有“是否能够被认识”的问题，司马迁就曾谈到 过自己对张良的想象破灭的例子：“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可见识人之难。

　　相对于个体的人，国家则一无选择是否 应该被外界认识的自由，二有是否能够被充分认识的难度，有关国家形象与特质的误读时常发生。中国就一直存在着这种被认识的困境，不但“中国”这一概念的所 指对象难以做几千年一贯的定义，就连中国的具体形象，在各国各界之人的眼中与笔下，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随处可见“中国制造”、中国公民遍布世界的当 下，中国似乎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被认识、被“准确”描述的需求，至少在我们的官方宣传里是如此。

　　谈到中国在域外的形象，我们很容易马上想到 影像中的那些样子：一个个拖着小辫子做苦役的“猪仔”，或是阴险狡诈、作恶多端的“傅满洲”博士，以及手执双节棍的李小龙。如果算上卡通形象，那我们还有 花木兰和功夫熊猫。这些被夸张处理或凭空想象出的形象一度代表了中国，而若仔细翻看欧美人士对中国的认识，我们会发现，他们印象中的中国形象远不止如此。

　　美国学者史景迁在《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一书中，对西方所认识的中国形象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他的考察范围上起1253年传教士威廉·鲁伯克出使和林 时所做的记录，下至20世纪下半期卡尔维诺创造的文本《看不见的城市》，共选择了四十八个对中国进行描述与研究的文本，每个文本都表现出其独特的个性，而 他则将这些个性化的认识展现出来，并略作解说。

　　有趣的是，史景迁并未在书中给我们描绘出一个明确或肯定性的中国形象，他旨在呈现种种文本的 产生机制及其特色，而不是简单地重绘一幅中国的图景。为此，他使用了“观测”一词，作为这些对中国的描述与研究的统称。在他看来，“观测”代表了观测者站 在自己的立场上，对其所认定的中国进行主体感受，因此本身就并非对中国的真实描述。但他并不认为这种非真实的描述就应被贴上错误的标签而打入另册，相反， 正因为观测者主体认识的存在，才让他们的描述文本极具个性，成为能够被他人接受的、对中国做出的一种解释。他提出，“观察者藉观看预期的目的地而发现自 己”，正是对这种观测行为的最好诠释。这种观点，与伽达默尔所说的“前见”有契合之处，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体系之中，前见必然存在，而基于前见所做的解释 并不应被视为误解而被抛弃，而应被置入时间之河接受洗礼。史景迁不动声色地将四十八个观测做时间性的排列，或许也是要将各类前见呈现于时间轴下。

　　在导论中，史景迁特别提出，“观测”一词本身也有着多重含义，既包括航海中的瞭望观察，也包括射击前的定位，还可理解为赌博中的出千行为，甚至可以作为叹气 的代名词。这一说明，也用词语释义的形式告诉我们对中国进行描述的行为本身含有多重性质，不能简单地视为理性的认识与客观的分析，而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 的目的下由不同具有前见的人有意为之的事情。通过这种暗喻式的解说，他几乎已经将他对这些观测文本的看法和盘托出——只有复原这些观测产生的背景，做出观 测的目的以及观测者自身的前见，对观测的评估以及再解释才成为可能。

　　对“观测”的词义解析还带有一重含义，那就是对风行一时的“东方主义” 学说的回应。自爱德华·萨义德提出这一概念，东方主义经常被作为分析之利器，自中东以东的地区，凡是在来自欧美区域的描述中有与其真实状况（或自认为正确 的状况）不符之处，特别是关涉其自身利益者，就祭起东方主义这一法宝，认为这全出自“西方”的建构。东方主义者在认定东方的形象是由西方所建构的同时，自 己也建构起了一个看似整体而强大，实际上并不一定真实存在的作为建构者的西方。很多人在回应东方主义学说的时候都采用了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告诉他们并不 存在一个整体性的“西方”建构者，所谓西方对东方的建构，也只是在某种情境、某种目的下的观测而已。值得玩味的是，史景迁本人对“西方”是否存在持比较谨 慎的态度，他认为，“也许有人会说——确实很多人这么说——根本就没有西方这种东西。也许吧。然而我们在本书中检视的那些制作观测的人却觉得他们分享了一 些共同传统。”可能在他的眼中，简单地否认西方的存在就和东方主义那种否定东方的立场一样不可取，作为所谓东方建构者的西方并非完全凭空捏造，就如东方主 义所认为的被西方建构出来的东方并非本不存在一样。

　　他所选出的四十八个观测文本，按照不同的分类方式，可以分为若干种类：如果按照文本作者 与中国产生联系的方式，可以分为亲见者、耳闻者、传闻收集者与想象者几种；如果按照文本产生的具体形式，可以分为见闻记录、个人想象与理性分析几类；若按 照文本出现的目的来看，则可分为反省自身的借鉴、政策制定的依据、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安排与戏剧性设定、对神秘性的追求等等。

　　之所以要按照各 种标准为这些文本分类，目的在于呈现出各种分类方法下各类文本的不同之处，若有足够多的分类方式，那么各种分类法下不同类别的特色将充分呈现，这就可以让 我们对文本的形成及其对中国进行理解时的诸种要素多一些认识。史景迁自己没有做具体的分类，只是就每个时段内文本之间大体存在的共性做一个概括，以突出其 强调的时间轴的线索作用。

　　书中为我们展现了西方人在认识中国时惯常使用的两种做法：与其母国文化进行比较，或从中国的现实中归纳某一时期中 国的特色。前一种做法是葡萄牙人派瑞在16世纪所写的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中开始使用的，当时他使用比较的方法来说明中国法律的弹性特色；后一种方式则从马 可·波罗时代就已开始使用，讲述的多是西方未有的“中国特色”。两种做法的区别仅在于表现形式，因为第二种方式虽然未有明确的比较法，但还是将西方的现实 作为默认的参照系。直接比较法的运用是在双方皆有但大相径庭的情况下存在，而直接讲述中国特色则在西方未有的基础上进行描述即可。这种比较的意识，以及他 们用来做比较的参照物，就是所有描述中国的西方论者共同的前见。

　　面对异质文明时，特别是这种文明不易直接用自己所熟悉的逻辑来解释时，用比 较来凸显差异，由差异来确定这种异质文明的特色，是一种自然的做法。这种描述方式，并非只应用于西方人看待中国时。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容闳等人回乡时，对 家乡人讲述自己在外修习之学业，就概括地以考秀才、考举人来解说。曾经有论者认为留学生们的这种表述方式是他们对自己留洋经历的不认同，其实不然，在一个 文化圈之内，只有用其所熟悉的概念和表述方式才能让对话者理解自己的行为，为了实现顺畅交流，只能以曲解为代价。

　　通过比较，每一种文化都能认识到他者的存在，而他者之所以被感知，就在于其特异之处。因此，《大汗之国》所列举的所有关于中国的文本，都是对作为他者的中国的一次追寻。

　　当比较成为一种通例，我们只能从比较的出发点去判定比较的用意所在。猎奇、反思自身的文明、为着现实的政策或利益、文学性的考虑、论证某一理论的证据所在， 都可以作为比较的目的，将这些文本中的目的性揭示出来，也是《大汗之国》要解决的一个任务。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这些可能的目的性在某个文本中并非互斥，相 反，它们可能同时出现，这正体现了各类文本的复杂性。仅从启蒙时代而言，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赫尔德等人对中国的论说，就往往兼有反思自身文明和 论证自己提出的理论等几种目的，他们所建构出的中国形象也因此显得较为立体且引人入胜。

　　对他者的观测永远不是单方面的，只有将所有观测过程 都呈现出来，才能将观测的意义完全说明。西方人进入中国，对中国的特色自会有所感知；亲历者往往震惊于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之处，便从现象入手进行描摹，未 曾有过亲身经历的论者则在已有的现象描述基础上进行归纳阐发，或是单纯寻找母国文明的反面，将若干反面因素进行拼接，造出一个理念中的中国。这些相对独立 的观测有一个成立的基础，就是西方人作为外来者去感知中国。一旦中国人进入西方世界，新的问题便产生了：如何观测那些作为外来者的中国人？如何通过这些个 体或共居的某些群体去观测中国的文化？再进一步：当观测者作为本地居民，被观测者成为外来者，观测的出发点、观测体验与结论是否会和作为外来者的观测行为 大致相同？《大汗之国》专门以一章的篇幅讨论这一问题，将马克·吐温等人对赴美华工生活的若干作品作为考察对象，让我们看到，当中国人进入西方，对他们的 观测夹杂了傲慢与偏见的情绪，丑化的手法和因陌生而产生的恐惧感。这样的态度与当时美国对华工的普遍态度极为接近，这样的群体意识，以及出自现实的利益考 量，促成了排华法案的出台，后来又愈演愈烈，塑造出了超级恶魔“傅满洲”的形象。也许，保持距离感是尽量减少观测中的偏见必备的要素，当中国人出现在西方 普通居民的面前，他们可能是产生了文明的自卫心理吧。

　　对西方而言，中国是一个魅力与危险并存的神秘国度，至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种 意识普遍存在。中国受到西方的关注度极高，这和它的历史、文明特色与区域地位关系密切。然而，中国也并非是惟一受到注意并被反复观测的国度，西方对中国的 观测结果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并非不会出现，甚至中国人的自我认识也会出现众说纷纭的情况。中国学者葛兆光近年来所做的“从周边看中国”的工作，以及梳理“中 国”这一国家认同观念的著作《宅兹中国》，可视为《大汗之国》的同类作品，它们分别从西方世界、东亚世界和中国内部来观测、审视中国，若将三者做横向的比 较，我们看到的中国会更加立体。

　　史景迁在概括《大汗之国》的立意时说：“这不只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更是一本关于文化刺激与回应的书。”对 他而言，中国是观测的对象，也是文化刺激与回应的案例；对我们来说，中国却不只是观测者建构的文化形象和学术研究的个案，还是我们所在文明的渊源，宅兹中国，信哉斯言。

　　《大汗之国》读后感(六)：决定故事的不是说故事的声音，是听故事的耳朵

　　史景迁这部大部头巨著，从西方人的角度看宋元以降的中国，比较有趣，可能看法一厢情愿。正所谓“一切历史皆为当代史”，史景迁在概括《大汗之国》的立意时说：“这不只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更是一本关于文化刺激与回应的书。”史景迁从马可波罗的世界，一直谈到近现代西方文学大师戏笔的中国，这样的言说本身就是按照他自己的史识所建构的框架所筛选的，虽然他尽量不发表自己的洞见，仅仅是将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如马可波罗和表述如马戛尔尼忠实的编纂，却也非常真实的记录了帝王集权统治下的中国人生活百态。

　　读后感到，基因的力量如此强大，包括文化和思想上的遗传，部分的传统其实是一直在传承。中医的传承看来到现在没什么太大变化；相比同时期的欧洲，卫生系统如收集排泄物已然体系化；鸡奸就不说了；山寨能力一直很强大；从明代时候，就有人给鸡鸭填沙子、给猪灌水；笛福刻薄的话语中还是看穿了帝国运作的基石。。。

　　史景迁最终把作品定格在了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循环，他让读者又回到了开篇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其实是想告诉西方读者，对于什么是真实的中国，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关于中国的故事，随着新出现的材料和新的热诚，还会不断地延续。正如卡尔维诺借马可·波罗的口所言：“决定故事的不是说故事的声音，是听故事的耳朵。”

　　《大汗之国》读后感(七)：一个迷宫/神话的形成：西方眼中的中国

　　“一个人可以成为别人的仇敌，成为别人一个时期的仇敌，但不能成为一个地区、萤火虫、字句、花园、水流和风的仇敌。”

　　－－博尔赫斯 《小径分岔的花园》

　　史景迁的《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这本书，再一次刷新了我的知识疆界。原来从元朝起，就有那么多西方人，怀着那么丰富的目的，为了中国而写作。他们写了游记、写了历史、写了报告、写了戏剧，还写了小说。

　　在读完这本书之前，我一点也不了解图兰朵是中国公主，而伊达的黑发并不是由于她是西班牙人。正如麦克法兰所说，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的文化环境是与世隔绝而独一无二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世界是一个－－我根本想不到比博尔赫斯的用词更准确的说法了－－“一个由迷宫组成的迷宫，一个错综复杂、生生不息的迷宫，包罗过去和将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牵涉到别的星球”。这个世界，正如生态圈一样，彼此联系；文化的基因（谜米）并非与世隔绝地被遗传到下一代身上，而是要经历非常复杂的彼此融合、互相改造的过程，在不断的互动中慢慢成形。

　　比如赵氏孤儿。谁想得到这部中国戏剧在西方放了又放，甚至影响了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以及他们之后的以中国为题材的创作者？在史景迁笔下的画卷中，我们看得到前一个时代的文化谜米，如何被后一代继承；我们看得到17世纪安生对中国嘲笑戏谑的口吻如何在不到两百年之后，变为赤裸裸的轻视和异化；而中国，又是如何从14世纪马可波罗塑造的美梦形象，受到想要讽喻和反省西方社会的教士和学者的追捧，又如何－－从推崇转向负面感情的过程在孟德斯鸠身上体现得特别典型－－逐渐被西方人有些气恼地看成化外之民，进而嘲笑，进而轻蔑，进而侵犯之，再进而在19世纪时，刚刚新生的美国都觉得它对于扶持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责任。轻蔑再之后，是对废墟上站起来，开始越来越向威权和极权的道路开拔的中国的轻微畏惧，以及对从华工开始，越来越融入西方生活潮流的现代中国的排斥－－但是，对于中国的好奇，中国所抱持的神秘，对于西方来说，一直都在。

　　我无法形容这本书为我带来了怎样的冲击。

　　就像当初第一次读到三个维度下的义和团那本书一样，当我看到叙述的另一个角度，当看到那些对我们而言太过熟悉已经有点僵化的交流史的另一面貌时，我为自己有机会填补这种无知而深深高兴。诚然，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未必是真实的中国，但对他们而言，他们所见的是真实的，而与他们同文化的人，视这些自以为真实的内容为真实。于是“我们的”真实和“他们的”真实出现了断层，因为真实从来都需要阐释和解读。史景迁有个习惯很好，他串线索，但是他不替作者说话，也不为任何人代言；谈到某个作者时，他会直接引那个作者的文章；这样一来，读者能学到的东西和能感受到的东西，反而比干巴巴的复述好得多。论文固然是可以总结要点的，但诗歌、戏剧、小说，一总结内容就像蔬菜脱了水一样，干巴巴的了。

　　《大汗之国》读后感(八)：西方人眼里的中国

　　标题有趣。“在13世纪的马可波罗笔下，当时是可汗统治着这个传说中的国度。而在哥伦布的心中，可汗一直是中国的统治者。”所以标题“大汗之国”，一定程度上说明西方人眼里的神秘东方，仿佛还在大汗统治的年代。在马可•波罗时代，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基本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理解多有谬误甚至妖魔化。到启蒙时代，经过伏尔泰等人的标榜推崇，中国的形象开始伟岸高大，被视为道德之国的典范。20世纪以后，中国展现在西方面前的是一种革命和激进的形象，甚至和所谓“神秘权力”相连。在不同的时段，不同人的心中，中国的形象各式各样，有正见，有偏见，还有误解，这一点颇为耐人寻味。

　　47L12“第二种”应为“第三种”，其他未发现印刷错误。

　　《大汗之国》读后感(九)：中国故事：骗子开启的旅途

　　这本书的确像有读者评论的那样，是个读书笔记。我写的也是读书笔记。不是评论。

　　1899年，埃德蒙·巴克斯来到北京。这一年，他25岁，刚刚大学毕业不久。因为沉溺酒色，挥霍无度，巴克斯已经欠下高达2.5万英镑的债务，最终不得不宣告破产。巴克斯的父亲是巴克莱银行的董事，其弟是英国海军元帅。在中国，他全靠家里的汇款度日。

　　巴克斯是一位腼腆的年轻人，语言天赋极高，会多种语言，通晓俄文、日文和中文。凭借着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德文郡伯爵和约瑟夫·张伯伦的推荐信，他成功地成为了英国《泰晤士报》驻远东头牌记者莫理循的中文翻译。后来，他又成为《泰晤士报》另外一名记者濮兰德的中文翻译，并于1910合作出版了《慈禧外传》，风靡一时。其中,收录了巴克斯提供的《景善日记》。这本书讲述的是晚清宫廷秘史，巴克斯提供素材，濮兰德执笔。1914年，他和濮兰德再度合作，出版了第二本书《北京宫廷史话》，出版之后，同样是轰动一时。

　　巴克斯凭借这些著作，成为了名噪一时的“汉学家”。很多学者都曾经引用其中的内容。在1944年死于北京之前，他写了两卷回忆录，力证其提供的素材的真实性。他以极其色情的笔调描述了他与当时许多大人物的同性恋生活，以及他为慈禧提供的性服务。据巴克斯估计，他为此而与慈禧太后见面约150次到200次。

　　直到1977年，休·特雷弗·罗珀的《北京的隐士：埃德蒙·巴克斯爵士的神秘生活》出版，人们才发现，不仅巴克斯提供的“秘闻”荒诞不经，而且他还伪造商业合约，假扮英国公使秘密代理人，是一个游荡在北京，利用信息不通畅，到处寻骗的的大骗子。

　　骗子如何成为“汉学家”？罗珀在解释巴克斯成功行骗的原因时指出，一部分源自他的个人魅力，另外一部分是由于其提供的素材“非同寻常的详尽”，并包括大量“仔细谨慎的细节”，很容易迷惑人。

　　1977年，费正清在为《北京的隐士》所写的书评中指出，巴克斯成功行骗的原因，除了这些个人原因之外，估计也与北京在1901年至1937年之间对外国人来说相对自由的环境有关。这是一段外国人在北京生活罕见的快乐时期，享有特权而无须担责，可以随心所欲深入到中国人的生活。这些外国人享受“治外法权”，有着属于自己的小圈子里，还能享受西方的赛马、信仰。在费正清看来，这段时间，堪比马可·波罗在北京的13世纪，以及汤若望在北京的17世纪。

　　我们常常批评近代中国人闭关锁国，对于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但是，反过来说，对于很多西方人而言，他们对于中国同样也是一知半解。我们没有兴趣了解外部的世界，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外部世界对我们缺乏准确的认识。巴克斯只是近代中国的众多“观察家”之一，他是一个极端的个例，他利用的正是人们对于中国的无知，以及对于神秘中国的幻想。

　　对异域世界的幻想、好奇，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尤其是以神秘、暧昧著称的中国，更是成为西方冒险家幻想中的乐园，它是西方小说家各种意象的源泉，是游记作者欺骗读者的素材来源，同时也是那些哲学家们理论阐释的根据。

　　史景迁在《大汗之国——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一书里，把这种吸引力说成是中国魅力的证据：“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他在这本书中一共汇聚了48位不同时代的作者对于中国的印象、幻想、描述和推理，他们是哲学家、小说家、传教士、外交官或者剧作家等，时间从1253年到1985年，跨度超过七百年之久。史景迁把这些作家们关于中国的文字，比喻为航海中前行时的“观测”：“我们必须想象着我们的领航员和海上探险家——或许还有我们的骗徒、以及那些伤心人——手里拿着相当简陋的仪器，便成就了自己的观测。”

　　史景迁从马可·波罗的《寰宇记》开始了这趟旅程。据传这是马可波罗1298年在监狱中向一名叫做鲁思梯谦的人口述而成。这本书主要着墨于马可·波罗在1275年到1292年之间为忽必烈工作的经历。其中，掺杂了有待证实的事实，信手拈来的资料、夸大的说法，甚至虚伪的言辞，以及不少的纯虚构。这本书激发了无数西方的仁人志士对于中国的向往，激发了人们人们无尽的遐想。其中，就包括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在书中仔细地做了注解，想从中找到商机。

　　但问题是，这本所谓的《寰宇记》所记载的东西到底有几分是真实的？甚至，这位叫做马可·波罗的家伙到底来没来过中国，现在都是一个迷。自中世纪以来，流传至今的手稿，就有八十多种。书中描述了蒙古人攻取襄阳城的故事。马可·波罗告诉读者，他的叔叔和父亲参与了帮助蒙古人攻打襄阳城，并发明了一种叫做“投石机”的武器，打败了南宋人。史书上的确有记载：忽必烈“自西方请来工程专家，建造出足以投掷一百五十磅重石头的机器。”但是，马可·波罗的记载依然颇为可疑，因为攻打襄阳城在1273年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而有确切的证据表明，马可·波罗不可能在1274年之前到达中国。

　　数百年来，历史学家们不断提出类似的质疑，《寰宇记》已经没有再被当成真实可信的历史，到像一本西方人用于消遣的幻想小说。人们猜测这本书的成书动机，不太可能是为了金钱的缘故，因为在当时写这样一本书赚不了钱，但有可能是为了打发监狱中的无聊生活。另外一种解释是，也可能是为讨好来往于威尼斯的使节，因为书中长篇大论无非是想证明马可波罗是个能干有经验，见多识广之人。另外，也有人认为，此书是为了婉转地批评西方社会，书中没有提中国妇女裹脚的陋习，却大谈中国妇女的贞洁。他把中国人描述为道德的典范，目的可能是为了批评当时威尼斯浪荡无忌的性生活。

　　但无论何种动机，都没有人再相信，这是一本想要告诉西方人一个真实中国的书籍。背后或有善意的动机又或者带着功利的目的，总之，它虚构了一个中国，欺骗了西方的读者。并且，很多人被书里奇幻的异域风情所吸引，并相信书中那些荒诞不经的记载。

　　在启蒙时代，中国成为了莱布尼茨笔下的道德典范；也成为了孟德斯鸠眼中静态专制社会的典型；德国的历史学家赫尔德更是把中国形容为“一具木乃伊，以丝布包着，外表画着象形文字”；而伏尔泰则认为，西方人应该学习中国人的宗教宽容。

　　如果说，启蒙时代之前，西方人还无法准确描述和想象中国，从而充满了幻想，启蒙时代的西方则对中国保留了几分客气，而越到近代，尤其在西方以船坚利炮撬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印象则是急转直下的。

　　19世纪60年代，马克·吐温所描述的中国人，已经是一个饱受歧视、遭人白眼的角色。他带着有色眼镜，以当时对于中国人普遍的刻板印象描述在美国的“中国城”：“为了省一些蜡烛，屋里幽暗一片，但是仍可见两三个面色蜡黄、拖着长辫子的无赖，蜷曲在矮床上，一动不动地抽着鸦片。”

　　1900年，年届五十的法国作家皮埃尔·绿蒂随着八国联军，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他随身带了一箱依云矿泉水，以减轻传染病的侵扰。来到中国，他住在了北海一处王府宫殿内，紧挨着紫禁城。他对于北京的印象并不妙，靠近古老的城墙，他觉得城墙带着“哭丧色彩”。此时的北京一篇萧条，到处都是死尸和硝烟的味道。“一个女人的下半身，塞在一个桶子里，两双腿则悬在空中。”基于这些经历，绿蒂写成了《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书籍出版之后大受欢迎。回到法国之后，他坦言，中国失去了魔力，“威严不再，神秘不再”。

　　近代中国，其命运就是这么悲惨，西方的观察家早已经没有了早年的幻想。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民族中具体的人，恶毒的作者，带着讽刺和嘲笑，善意的作家则是充满了悲情和同情。1931年，赛珍珠的《大地》出版，这本书专注于描述中国的农民和土地。在这位美国作家笔下，农民的形象忍耐、勤劳、狡诈、善变、纵欲。一个复杂的中国形象，逐渐代替了早期西方人印象中的刻板中国。这里的人民不再特殊，他们像任何一个民族的人一样，饱受岁月的侵蚀、历史的折磨，人性此时是普遍的，唯一特殊的，只是这个民族多难的现实。

　　战争开始了，中国被来自西方不同的意识形态所撕裂。两个对立的政党在争夺这个民族的统治权。1928年，同情左翼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1936年的夏天，斯诺接到了邀请，来到了延安，这里乐观的共产党，欢快、务实、艰苦的革命生活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印象。1937年，他把这些见闻、访问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其销售量在当年超过了之前所有关于中国的非虚构作品。在书中，他描述了自己第一次和红军部队行军的情形：“他们整天在路上不停唱歌，歌曲来源似乎无穷无尽。他们不是在指挥下唱的歌，完全是自发性的，而且唱得很好。”

　　斯诺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一个普通的家庭，他的父母是农民并从事印刷业。 年轻时候，当过一段时间的铁路工人。来到中国之后，他在上海访问了1927年对于中国实行肃清运动的国民党领导人。30年代，又见识了中国的大饥荒，以及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这些经历似乎注定了斯诺是中国左翼运动的同情者。

　　斯诺对于中国的报道，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有人指责他被共产党所迷惑了。1926年，魏特夫出版《觉醒中国》，还为中国由于列宁的理念，正从“历史的长眠”中觉醒。但到了1931年，由于其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挑战，而不被莫斯科所接收。1939年，当得知希特勒和斯大林结盟之后，魏特夫终于断绝了他与共产党的关系。随后，魏特夫专注于研究中国专制主义的源头以及延续。他在书中指出，中国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摆脱专制主义的基因，反而正在迈向“完全管控的社会”。他把新一代的中国统治者定位成绵延不绝的专制传统的最新例证。

　　70年代初，中国与美国的秘密建交，震撼了整个世界。一个更加复杂的而不是单一的中国，呈现在世人面前。1963年，赫伯特·胡佛告诫尼克松：我们不应同中国人来往，因为他们“嗜血成性”。但在《1999：不战而胜》里，尼克松在拜访了中国的领导人之后，早已摆脱了那种刻板的意识形态：“我们同中国之间的隔阂，从纯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不无道理，但它是一件我们双方都已负担不起的意识形态奢侈品。”

　　今天的中国，无论对于来访的政治领袖，还是研究者，都已经足够开放了。人们对于这个民族的认识，也越来越多元化。史景迁在《大汗之国》以“大师戏笔”作为最后一章，他描述、讨论了卡夫卡的《中国长城》、博尔赫斯的《曲径分岔的花园》和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三位都是现代最迷人的小说家。 三位作家，对于中国的复杂幻想，其实代表了西方人对于中国绵延不断的浓烈兴趣。

　　史景迁最终把作品定格在了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循环，他让读者又回到了开篇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马可·波罗开启的中国之旅，本身就可能是一次虚幻的旅途，一个骗子的旅程，一场虚构的对话。但是，对于那些喜欢听中国故事的人而言，对于什么是真实的中国，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关于中国的故事，随着新出现的材料和新的热诚，还会不断地延续。正如卡尔维诺借马可·波罗的口所言：“决定故事的不是说故事的声音，是听故事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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