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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决战》全集】《决战》读后感10篇

来源:大学课件 时间:2020-02-27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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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读后感10篇

  《决战》是一本由金冲及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决战》读后感(一):摘抄与点评

  11月30日

  《决战》的笔记写了两天了,越写越不满意,因为感觉自己也是被动应付,肚子墨水不多,对具体情况不太了解。读书不多,就是这样。看来,还是直接摘抄,然后偶尔加点点评好。只有把握了,熟悉了,才有思路上的清晰。读书,要读透。这才重要。不然,自以为读过了,实际上,忘掉的,却是大半。真要你来说,根本说不出个因为所以来。如此读书,不读也罢。反正我是业余者,反正我读书只为自己的兴趣。甚至可以说,为我未来的孩子而读。那么,我无须要火急火燎,大可以从容,将书先读厚,然后再将书读薄。做到了然于胸,远比一知半解,更符合读书之道。

  第一章:两种战略指导方针的对立

  一、蒋介石的方针

  ■蒋介石从来是迷信武力的。他认为自己有力量在短期内依靠武力消灭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当时,国军正规军两百万。加上其他军事力量,四百三十万。共军,六十一万,加上地方部队,军事机关人员,一百二十七万。兵力三点四比一。武器装备,约有四分之一成为美械或半美械军队,受降中接收日军一百多万人的武器,控制几乎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控制几乎全部现代工业。

  ■蒋介石认为,共军没大城市作根据地,只能到处流窜,算流寇,自己以城市为依托,控制交通线,共军就没法流动,只能在分割状态下被国军分区清剿,最终归于消灭。按照这个方针,蒋在内战初期,依仗优势兵力,夺取了许多重要城市,打通交通线,控制了大片解放区土地。共军先后撤出苏皖边区首府淮阴,山东根据地首府临沂,47年三月十九日撤出延安,这给共军带来不少困难:根据地缩小或被分割,使部队打运动战的回旋余地减少,如果不慎,还可能因孤立缺援而被各个击破;后方供应基地遭到破坏,部队的弹药和粮食的补给常会遇到困难;一些重要城市的放弃,士气和民众心理受到影响,干部官兵大多本地人,看到家乡受到蹂躏,难免会出现某些思想混乱以致埋怨情绪。

  ■苏中作战,李默庵损失五个旅,四万人。不少官兵被俘后,加入了共军,同时损失了不少武器装备。最终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保障了浦口至南京的铁路以及长江下游的交通,解除了共军对南京政府的威胁。

  ■共军并不以重要城市为根据地,并不把它看做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农村才是他的根据地。它的指挥员和战士大多是来自经过土地改革后翻身农民的子弟兵,内部团结,士气高涨,能够不怕疲劳地连续作战,能够隐蔽地发动突然袭击,或者迅速地秘密转移,跳出国军精心策划的包围圈。它得到当地农民的全力支持,能够严密封锁消息,能够就地取得必要的人力和食品支援。就是国民党军队一时占领的地盘,也无法实行有效的统治。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本来有限的用于野战的军队,随着占领解放区的一些城市和交通线,不可避免地要以很多部队改任守备。占地愈多,兵力愈分散,背上的包袱愈重,加上在作战中不断被歼,它的野战兵力越打越少。而分散守备的兵力,正便于解放军选择弱点,各个击破,一步一步地消灭国军的有生力量。

  漫长的交通线,不能处处强固设防。解放军随时可以从薄弱环节突破它的防线自由出入。国军不习惯夜战,晚间宿营时,共军经常可以轻易穿越那些封锁线。郝柏村写道:“共军轻装,夜间机动能力特别强,尤其是在长期控制区内,共军虽退而地方政权仍在;国军在新占领区,无法建立有效持久之地方政权,故共军无论大部队或小部队,均有赚隙机动之能力。”

  ■ 蒋介石那套“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的战略思想,讲起来仿佛头头是道,其实完全脱离实际,不仅最终全归落空,而且使他那点本钱不断削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一步一步发生变化,种下国民党军队兵力越来越不足、捉襟见肘、无力应付的严重后果。

  ■初期的华东作战,国军检讨:“当时徐州绥署之战略观念(构想),系以扩大占领地域为目的(渐及于规复苏北、打通必要交通线),故平均使用兵力,同时向多方面发展。因此,既无歼灭匪军之意图,亦无捕歼匪军之方案及部署。此为在战略构想上最大之错误。”“先求控制地域,致兵力渐形分散孤立,予匪军实施运动战(机动作战)逐次击灭之好机,匪且趁势发展壮大,致使双方战力,匪长我消。”

  ■刘汝明在回忆录亦有感叹,“我们是备多力分,处处守,处处薄弱。共匪是打仗的专集中打仗。”又要维护铁路交通。兵力四处一分,动弹不得,没有活动力量。这样,共军完全主动,自己完全被动。共军有选择作战时间、地点、目标的行动自由,自己则被动摆在那里挨打。因此共军在盘据区内,就用不着防守兵力,我分为十,共合为一,以大吃小。结果积小胜为大胜,渐渐庞大。国军累积顿挫就渐渐削弱。损伤消耗的兵员、武器、器材,也缺乏相对平衡的补充。兵力日减,次要地方也无力兼顾。以后,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行动,正是从刘汝明守备的这个“处处薄弱”的地区开始突破的。

  ■郝柏村后见之明道:“蒋公虽以歼灭共军有生力量为思想,但其所关注者则是地的得失,故在日记中以攻占某城某地,且亦指示某城某地必须坚守。是以自剿共以来,无论关内关外,国军占领了很多重要城镇,但党政不能在地生根,必须国军保护,故占领城镇越多,包袱越大,部队不能机动集中,致被各个击灭。”——我认为,党政不能在地生根,必须国军保护,这点才是致命伤。民团力量不够强大,强大也无用,因为中共过去抗日时期,之所以能够建立根据地,依靠的就是打民团,获取民团的武器、人员、粮食,一步步壮大起来的。

  二、毛泽东的方针

  ■毛泽东确定的战略指导方针,和蒋介石恰恰相反(可见是有针对性的):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认为双方有生力量对比的消长,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全面内战大爆发后的三个月间,共军放弃几十个中小城市,歼灭国军正规军二十五个旅,还使他们差不多半数的兵力改任守备。这种趋势还在发展。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蒋依仗还占优势的兵力,重点进攻,看重的仍是夺取地盘,特别是重要城市。毛则坚持既定的战略指导方针,断然放弃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上的重要城市。

  山东战场。二月二十五日。陈毅华东野战军,以一部分伪装为主力进行几天抵抗后,放弃临沂。蒋判断他们形成流窜。事实上,华野主力趁国军主力集中南线进攻临沂的机会,避开在不利条件下同国军决战,悄悄隐蔽北上,集中优势兵力,在莱芜一举包围从胶济铁路孤军南下的北线李仙州部。三天内,共歼灭国军第二绥靖区前进指挥部、两个军和所辖的六个师,还有一个师的大部,共计六万多人。乘胜控制胶济铁路二百五十多公里,解放县城十三座。整个战役(包括南线和胶济铁路沿线作战)共歼灭国军七万多人,是以往同国军作战中从未取过的大胜利,对华东战局带来巨大影响。——实际上,莱芜战役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胜利,是周恩来对整编四十六师师长韩炼成的策反工作做得到家。他不仅在战役行动中向中共方面提供了准确地自己部队行动的情报,而且在中共策划下,在2月23日凌晨,奉命突围的情况下,将四十六师集结待命,然后只身出走,造成了全军指挥系统陷于瘫痪,从而为中共军队消灭整编四十六师和第七十三军,创造了重要条件。不然,凭当时中共的实际战斗力,不可能在三天内如此干脆消灭掉这五万多人。正是因为中共屡屡策反到家,导致此后每逢重大战役,可以轻易地在国军的防御链上打开一个大的缺口,使对方在部署和心理上都陷入异常慌乱的地步,然后轻易取得战局的胜利。金冲及在这点上,是有意掩饰,这是不能不提的。当然,综论部分,隐晦提及周恩来的贡献,实际就是指这一点。只是,这种胜利,赢得不是太过光明正大罢了。

  ■攻占延安,蒋更加兴高采烈。毛则道,“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池得失,而放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攻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共军由于吧胡宗南集团这支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预备队牢牢地牵制在陕北,然后按照“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一步步给与打击和歼灭。一年后,胡宗南部在接连遭受多次重大损失后不得不被迫退出延安。

  ■解放军放弃延安和临沂,在蒋看来,都是巨大胜利,一再在很多场合夸耀这种胜利,在毛看来,付出这些代价,必将换得战略上的主动,一步一步地改变敌我形势,为下一步取得更大的胜利创造条件。

  三、对战争局势变化的不同判断

  ■从全面内战爆发后的46年七月算起,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共军已歼灭国军五十六个旅,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地方保安部队还没计算在内;到这年六月,已歼灭国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保安部队等杂牌军三十四万人,共一百一十二万人。国军到处感到兵力不足,难以应付面对的局势了。

  ■正是在这年六月底,刘邓挺进大别山,痛陈粟、陈谢两支野战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型阵势,互为犄角,牵制吸引了国军南线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的兵力回援,把主要在解放区进行的内线作战转变成主要在国统区进行的外线作战,使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共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蒋对当时国内军事局势,不愿意认识到战争已达到一个转折点,没有耶不愿意承认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优势属于哪一方已开始改变。他考虑问题的思路和战略指导方针依然固执着那套老看法,没有根本改变。

  蒋在1948年的“上星期反省录”和“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写道:“东北战局至上月底我军已集中完毕向沈阳外围出击以后,三十一日匪乃开始溃退至辽河以北岸,而华北我军亦向北平外围扫荡获胜,则北方战局一时乃可稳定。”“飞武汉召集军事会议,检讨大别山进剿得失与今后剿匪要旨之指示。未知能收效否?”“应以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带为生命地带。”“保障漳浦路与肃清大别山区为急务。”“确定围剿刘伯承与陈毅两股共匪主力之计划。”

  可见,蒋介石实在缺乏宏观的战略目光,不能对战争局势进行全局性的准确分析,更谈不上能洞见它未来发展的趋势,只是忙于应付一个一个地区的战况,认为东北和华北战局“一时乃可稳定”,还想集中力量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对刘伯承和陈毅两部进行围剿。这从他以后在辽沈和淮海战役中还多次想同共军决战中也表现出来。他的思考,同实际竟相距如此之远!

  ■(1948年)一月十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十六时到沈阳。十八时到行辕会议,听取报告。对于敌情及其行动,行辕全不明了,殊为忧虑。与宜生(傅作义)谈增援东北事,彼反要求增加华北兵力为言,殊出意外。”其实,对共军的情况和动向“全不明了”的,蒋何尝不如此?但他从来只是责怪别人,不检讨自己。傅作义要求增加兵力,实际上也反映出经过一年多双方有生力量消长发生变化后所处的窘境。其实,国军在各个战场都深感兵力不足,自顾不暇,谁都不愿再抽调支援其他地区,这已是显然的事实。蒋却“深感意外”,这只能说明他对实际情况惘然缺乏了解。——利用蒋的日记,来说明他在决策上毫无主意,被动应付,就显得客观很多。

  ■这年三月,共军已有五十个纵队,一百三十二万二千余人,还有非正规军一百一十六万八千余人,战斗力也大为增加。国军有一百零四个师,一百八十一万人,还有非正规军等一百八十四万人,士气和战斗力大多低落,除大别山和淮河以北地区外,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时蒋不好好想想在这种局势下如何自保,想的还是要对解放军如何清剿,这只能说明他头脑实在太不清醒了。

  ■当时,国军战斗力较强的部队集中在华东和东北。毛想得很远,已考虑打打歼灭战了。

  在南线,国军精锐主力是第五军和第十八军。五月二十日,他起草电报:“夏季作战的重心是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五军。只要五军被歼灭,便取得了集中最大力量歼灭十八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灭,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

  在北线,致电东北,“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如何千方百计地将国军在北线的主力抑留在东北,不令南移,以便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加以歼灭,成为毛此时费心最多的地方。——所以说,卫立煌有没有帮忙,还是一个很难说得清的问题。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发动战略决战这个全新的问题,此时已开始在毛和中共中央军委的考虑中了。当然,它从开始酝酿到考虑成熟需要有一个过程,有些问题还要在实行的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逐渐弄清楚。

  蒋面对这种形势却缺乏清醒的认识。更谈不上根据急剧变化着的实际情况重新调整自己原有的部署。他依然抱着自己根深蒂固的老观念,把大城市看得很重,迟迟下不了决心断然放弃,以便集中兵力转入防御,常常举棋不定,遇到一些阻力就罢手。在已显然不利的情况下,仍多次想指挥部队同共军决战。这同毛在47年上半年过段决定放弃延安、临沂等地,绝不在不利条件下决战,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在相当程度上预决了他在三大战略决战中失败的命运。

  郝柏村读蒋介石日记,感想:“当不能消灭敌人时,一切军事考虑,以不被敌人消灭为第一要义。“”面对共军机动歼灭,以大吃小的战略,如仍斤斤计较于重要城市之固守,大军决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因大军的补给线被切断,其生存持续便指日可数,会不战而败。”“军事战略不调整,后果必严重。”

  他在读了蒋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日记后写道:“蒋公此际仍信心满满,而提示皆为战术问题,但今日关键在战略。用兵不外全军与破敌。今破敌不可能,而应求全军。而全军之道,在缩短战线,节约兵力,并以集中兵力、保存战力为主旨,是军事战略问题。”他在读了二月二十一日日记的“本星期工作预定”后写道:“此为日记中第一次提及总体战与面的战术,惜为时已晚,应立即缩短战线,放弃若干都市与区域,确保长江以南,从事总体战的准备与战争面的经营。”

  双方统帅战略眼光和指导能力的高下,在这类支配全局的关键性问题上,确实表现得格外清楚。

  《决战》读后感(二):决战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国共双方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次会战。这三次会战,无论是双方投入的兵力、激烈程度,还是战争中局势的变化莫测、对双方命运的决定性作用,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是当之无愧的决战。决战的结果我们都已耳熟能详:在短短4个多月里,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军队154万人。此后,蒋介石集团回天乏力,最终败退台湾。

  后人读史至此,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何在决战中,兵多将广的蒋介石会败得那么惨?抛开那些人心向背的说辞,仅从双方军事统帅的角度而言,我们会发现一些什么有趣的东西呢?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独辟蹊径,在新著《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中,将焦点紧紧地聚焦在了决战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身上,深入比较了两人在决战中的战略谋划,决策部署。

  比较的结果是颇为有趣的。毛泽东的胜利,不仅胜在远见,也胜在具体授权。远在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发动内战之时,毛泽东即已胸怀全局,意识到与蒋介石决战时机的到来。在战略部署上,辽沈、淮海、平津,紧密配合,反复推敲之余,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狮子搏兔 倾尽全力。在具体战役之中,尤其是在大决策已定,但情况紧急时,他又能给予前方将领极大的机动权,要求“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而反观于蒋介石呢呢?他却几乎犯下了所有一个军事统帅不应有的大忌。决战之初,他对解放军仍心存藐视,没有意识到经过八年抗战,解放军的兵员、战斗力早已经脱胎换骨,今非昔比。在战略部署上,他又太过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劣势时优柔寡断,当断不断。在具体的战役中,又常常朝令夕改、越级指挥,令部下莫所适从。

  当然,一场战争的胜负,决不能仅从军事的角度来考察。而应综合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在许多国民党军事将领的回忆里,他们都会抱怨蒋介石的刚愎自用,越级指挥。李宗仁就曾经毫不客气地说蒋“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但倘若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蒋介石,也许会多一层“同情与理解”。蒋的军队看起来很多,但派系林立,麾下拥兵自重、阳奉阴违、见死不救者甚多。当初蒋收服李宗仁、阎锡山,大多靠的是政治分会和金钱收买,并没有完整有效的整合。更何况,作为名义上的合法领袖,蒋还要考虑政治、经济、外交等等因素。这些,都可算是蒋的“软肋”吧。

  而蒋介石的对手毛泽东呢?经过八年抗战,中共早已实力大增。仅从政治上来说,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已是上下一心,党政军高度统一。毛泽东指挥起各大部队,真的是“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

  当然,我们后人读史,切忌用一种粗鄙的态度,以成败论英雄。即使是对败军之将的蒋介石,实事求是的说,虽然他不是一个高明的统帅,在个性上有着太多缺点。但研读他的日记,我们还是能发现,他仍有太多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他的使命感、心理素质和意识力极强,即使在决战中屡战屡败,但直到最后一刻,他都固守着那种屡仆屡起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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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战》读后感(三):系统化的比较

  比较是认识事物的基础,是人类认识、区别和确定事物异同关系的最常用的思维方法。而本书的研究方法就是比较。

  三大战役,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走向,决定了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仅仅从领袖战争指挥艺术来比较,未免不全面,而本书承认这一点得局限性。三大战役为何会产生当时的结局?阅读下来,最大的感受是中共充分利用了天时地利人和,把每一个机会都充分运用,确保歼灭对方有生力量,努力实现实力对比的变化,非常的务实。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背负一个大的烂摊子,国统区经济的困境分散了领袖的精力,内部军事派系掣肘和协作不畅,领袖即使是神仙也打不赢战争。而蒋委员长本人在不能决战的前提下还是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好失败。

  战争是一门残酷的斗争艺术,而根本则是力量的对比,但如何使用力量却是取胜的关键——这包括领袖的智慧、团队的协作程度、外部力量的支持、后勤补给的稳定性等等。所以委员长的领袖智慧只是失败因素之一。

  《决战》读后感(四):战略

  11月28日

  金冲及的书我看过《转折年代——中国1947》。但对这本书印象并不是很好。这次看《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印象却大为改观。

  何故?这里我想引用作者在《决战》综论中曾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一段话:“我们看李瀚章做的《曾文正公年谱,实在不能满足我们这种欲望。因为他只叙谱主本身的命令举动,只叙清廷指挥擢黜谕旨,其它一切只有带叙,从不专提,使得我们看了,好像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不知他们为什么有胜有负!虽然篇幅有十二卷之多,实际上还不够用。倘然有人高兴改做,倒是很好的事情;但千万别忘记旧谱的短处,最要详尽的搜辑太平天国的一切大事,同时要【把】人的相互关系,把当时的背景写个明白,才了解曾国藩的全体如何。”于我看,作者引这段长话,实际上是夫子自道。

  老实说,《转折年代》便是让读者产生“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不知他们为什么有胜有负”的一本书。因为作者过分强调了中共的胜利源于人心向背。在我看来,这是不确的。中共的胜利,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战场上的胜利。而战场上的胜利,原因又复杂得多。另外,我最不满意的一点,乃是作者所引用的材料,大多数来自于中共这边,就算引用国民党方面的资料,或者当时的报刊杂志,也只是摘章寻句,甚至断章取义,而不是全部抄录,这样就导致了片面性和偏向性。如果从作者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身份来说,似乎情有可原,毕竟是食君之禄。然而,作为一本历史著作,虽然的确资料翔实,但倾向性太强,终究不算求真求实的著作。

  从《转折年代》到《决战》,十年过去了。恰恰在这十年,关于中国现代史研究,虽然仍有人固守僵化,但不得不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蒋介石研究方面。不再是脸谱化,或一味抹黑,而是逐渐还其本来面目。作为在这个领域中浸淫多年的先驱者,金冲及老先生没有吃老本,反而老骥伏枥,利用新发现的第一手史料,尤其是国民党方面的资料(比如蒋介石日记,及郝柏村读蒋介石日记,郭汝槐日记等),结合自己的本身优势(调阅中共中央电报档案),写出了这本客观评价国共双方的统帅在三大战役中的战略视野和全局判断的历史著作。在此书中,作者详细考察了“双方统帅如何统筹全局、作出判断、布局下子,如何处理战争进程中那些异常复杂而有关键意义的问题,他们的领导能力究竟怎样,后果又是如何……”,叙述事件简单扼要却条理明晰,人物形象饱满真实,两相对照,触类旁通,实事求是,虽是薄薄一本,分量却重。真让人有 “读史可以益人神智”(书中引梁启超之言)之感。

  作者表明,此书的重点,只放在双方统帅全局性的作战指导方面。我认为这个角度很好。面面俱到,固然很好,但是,只有战场上的结果,才最终真正扭转了双方的局势。正如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过的这样一段话:“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亡国,也就是亡了军队。”(《杨尚昆日记》,转引邓野《联合政府和一党专政》493页)因此,如本书引言所道,“战略决战对战争全局起着决定性作用,是战争的真正中心所在,双方的军事统帅不能不全力以赴地为争取真正的胜利而投入这场斗争。”“对军事统帅来说,战略决战是检验他的战略目光、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以及决心和意志力的最好试金石。”

  蒋介石有记日记的习惯。毛泽东虽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他留下了大量和前方将领关于战略战术战局上的探讨、指导的电报。这些双方统帅所留下的第一手资料,让我们得以窥见他们对战争局势是如何判断、决策和应对。也因为有了这双方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蒋介石日记作为参照,作者的立论也就变得更客观,更真实,也颇具说服力。

  比如,在提到发动全面内战时,引用蒋的日记,“剿匪军事决不能用正式讨伐方式,只有用不宣而战、局部的逐渐解决。但每一战局必须求得一段落,并需准备充分。速战速决为要旨也。”由此可见蒋之轻敌。正因为太过轻敌,意欲速战速决,蒋在己方尚置绝对优势时,不善利用优势,不团结大多数,尤其是有名望、有声威、有实力的统帅型将领,既闲置何应钦卫立煌,又防范桂系的李、白,李、白虽然一个是北平行辕主任,一个是国防部长,却偏偏位尊实虚,李在北平并没有自己的部队,白更是饱受陈诚掣肘,后来白在四平首战后意欲留在东北指挥,蒋又不允。以致最终离心离德。如此,待到情况危急时,想到他们了,他们却又如何肯出大力。同时,在战场上只用自己信任的将领,所谓信任,就是听话。蒋在军事上往往固执己见,听不得不同意见,尤其是战场上的将领的不同意见。认为他们是在否定自己。因此更是要求一味服从。而服从者失败后,蒋又认为部下无能。但事关“剿匪”,又全无计划,虽然告诫自己要准备充分,实际上却不能做到。除此外,不宣而战的方式,固然是双方的共识,但作为执政者,师出无名,在道义上已然输了一截。另外,明知东北重要,却办法不多,让中共抢了先机,而自己动作缓慢,而中共进入了东北,势力大展,蒋便没了办法,只能希望苏联能够按照条约归还。一旦苏联不遵照条约办事,蒋便只能看着中共在东北做大,虽然在国内掀起反苏游行,实际上更增添苏联恶感,于事无补。

  除此之外,在整个内战时期,蒋和毛用来指导作战的战略方针根本不同。“蒋以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力图先夺取重要城市,进而控制交通线,分割解放区,再进行“分区清剿”消灭解放军,变解放区为国民党统治区。而毛却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只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在这点上,初期的苏北作战最为明显。因为只是希图规复苏北,打通交通要点,仅是正面上进攻进攻再进攻,平均使用兵力,以逼走共军为主要目的,结果没有消灭其有生力量,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消耗,虽达到目的,但中共随时可以卷土重来。若果当初有一定计划,让汤恩伯在陇海路同时向苏北进攻,两头对进,以寻求共军主力决战为目的,消耗其有生力量为主的话,必能收其大效。而以夺取重要城市为目的的战略方针,导致了蒋“占地愈多,兵力愈分散,背上的包袱愈重,加上在作战中不断被歼,他的野战兵力越打越少。而分散守备的兵力,正便于解放军选择弱点,各个击破”。

  国共难免一战。但蒋首先做的一件事却是整军,整军导致了派系众多的国军内部更是矛盾重重,高级军官怕整编被吞并,中低级军官士兵怕失业。这在士气上不能不受影响。而国民党在内战中的第一个策略是全面开花,这就导致了兵力上的不足,尤其是随着占地愈多,越多的野战兵力变成了守备兵力。而国军和共军相比较,虽然武器较为先进,但是,正如多年后林副帅所指出的那样,和武器相比,人的因素第一。国军在内战之后,内部矛盾重重,一直都面临士气不强的危险。共军则内部团结,士气高涨。同时,国军主要依托后方补给,一旦后方补给短缺,便束手无策。共军却可以就地取得必要的人力和食品支援。国军前进驻扎,都有明确规定,而共军毫不约束,能够长途奔袭,能够不怕疲劳持续作战,能够隐蔽地发动突然袭击,或者迅速地转移。国军是重装备兵团,对交通线依赖。但内战期间,铁路公路经常被共军破坏,而漫长的交通线不可能处处强固设防,解放军随时可以从薄弱环节处突破它的防线自由出入。另外,共军轻装,夜间机动能力强。

  《决战》读后感(五):眼光

  看完了《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一直想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讲书中内容。但在昨日写了一部分后,发现自己真是不自量力。金冲及老先生可以说是集几十年的精力,才写了如此薄薄的一本,关于国共内战,为什么中共会赢,国民党会输,书中可谓字字珠玑,没有废话。每一个事件,都写得简短明白。每一段结论,皆是高屋建瓴,发人深省。自己仅是粗略读了三两本历史书的人,除了敬佩外,那还能有其他感想?所以,最应该做的,莫过于下大工夫,逐段逐句摘抄之,以加固印象。在加固印象之后,方可以谈什么解读。但以我之精力,实在不太可能。反正也是自己做的读书笔记,可以随意为之,那就姑妄为之吧。

  过去我老是在想,中共去了东北,获得了苏联的支持,得到了日本关东军的诸多武器,才能迅速崛起。实际上,并不如此简单。因为当时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通过受降所得到的武器,似乎更多。更何况还有四分之一的师是美械武装起来的。所以,应该说,在武器上,国民党是占了绝大优势。老毛说,中共是靠小米加步枪,就打赢了国民党,固然夸张。但中共初期在武器上处于劣势,这是显然的。这正是老毛从井冈山时期就一直强调,要老大哥直接支援自己的原因所在。必须看出,武器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不然,就真的成了义和团。只有在武器上,和对方处于平衡状态时,甚至只有不大的差距时,强调士气,强调政治训练,强调战略思想的对头,才会产生作用。

  在内战初期,毛强调的还是寸土必争,所以吃了大亏。四平战役后,毛开始改变策略,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同时,依靠粟裕的发挥,毛总结出最为有效的、后来成为十大军事原则的第一个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使敌军被歼一团是一团,被歼一旅是一旅。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有用。全歼,方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这不但是我军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兵源的主要来源。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则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人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的持久的必要条件。”毛所开出来的方案,都是针对国民党的缺点而言的——缺乏二线兵力,兵力分散,军队内部矛盾重重,嫡系杂牌不能相容,因而,随着失败的增多,士气愈发不振,兵源紧缺,只能抓夫,结果离心离德,而新兵过多,又影响战斗能力。同时,军队中缺乏政治训练,不知为谁而战。而中共这边,在军队中强调政治训练,以为农民而战,为分土地而战为号召,大获军心,俘虏过来的国军,也很快转变,直接整编进军队,回过头来打国军。而国民党就算抓了俘虏,也不敢直接整编进军队,因为怕中共的策反。

  不得不承认,毛的确极有本事。比如,毛还指出,第一仗最为重要,“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地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怎样打好“第一个战斗”?毛归纳为:“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迎战。”“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决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该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发出冒险直冲的危险。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期的方针是绝不可少的。”所以,三大战役的第一个,他会选择在东北。

  正如叶剑英所说,“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是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到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了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傅作义、卫立煌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决战首先从局部的形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得更大优势。由于荀淑而顺利去的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关于三大战役,说毛了然于胸,并不是的。只是,随着战场的变化,他有了这样的初步打算。应该说,他当时下最大功夫的,念兹在兹的,还是收拾东北的国军。为此,他和前线的林彪有了很多次电报的往来。确定锦州为主攻方向。锦州的战略位置,一方面,沈阳、长春的空投,全部依靠锦州,另一方面,最为重要的,从军事角度上讲,打下来了,就可以关门打狗。但当时东北共军主力和后方根据地,都在北满,所以国民党根本没想到共军会采取奔袭的手法。就算想到了,也会想到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损失惨重。所以,在锦州所布置的军事力量并不强大。且指挥官和驻城部队,并无渊源,相反,反而有矛盾。当然,蒋有过建议,要卫立煌撤退到锦州,当时沈阳的军事力量最强,有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的全美械军队,但卫立煌不肯。他的理由是国际影响不好,同时又放弃了郑洞国的长春部队,置其于不顾,寒了军心。不得不说,卫也有道理。蒋于是也没有坚持。蒋看到了,但优柔寡断,错失战机。

  蒋总是被政治所束缚,因为他作为执政党,总是要考虑诸多问题。毛在这个方面,则没有负担。他就专事打仗。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人的每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时。所以,毛的功课做得多,蒋呢,看他当时日记,辽沈战役时,他心思尚全放在经济上,军事上用心不多,一旦共军采取行动,他就惊慌失措,被动应付,胡乱部署。如此统帅,焉能不败?

  《决战》读后感(六):决战的思与想

  决战的副标题是 毛泽东和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

  1948年是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这一年的上半年,国民党掌握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城镇和交通线,蒋介石自信可以把共产党的部队切割在各个狭小的区域,最后各个歼灭。但是在下半年,没有优势兵力和装备的共产党却以摧枯拉朽的方式解放了几乎整个中国。国民党最终逃到台湾小岛才不至于全军覆没。这是怎样的一场决战?有多少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他和历史上的经典战役有着怎样的联系?不了解就得去看当时的故事才能了解他的基本原因。

  这其中,统帅个人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的学识的高深我们很难了解的分明。只能事后通过战争的得失和后来各种评论去了解。如果单看蒋介石的部署,也是没有什么懈怠的,抗战胜利后迅速占领军事要地,控制铁路线。把共产党分割在每一个解放区,形成分割包围。于是,当共产党想攻下自己的军事堡垒的时候,也是派兵全力营救。不使之丢失。经过了这么多的经历,其实蒋介石已经比较了解毛泽东了。但他不太了解自己,太相信自己了。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总不跟前线的将领讨论,而是写成日记,总结出经验和教训,让自己反省这个不当,那个欠妥。但是时局是在变化的,全面包围变成重点包围、全面防御转变成重点防御,收缩兵力变成了坐困孤城,维持现状成了坐以待毙。

  对于我来说,如果蒋介石胜利了,我们就会奉行他的主张,因为历史上按照这样的军事部署都是胜利的,蒋介石爱学习,也认真思考,更重要的一点是会总结自己的错误,分析接下来的部署。对于现在的我们各自的困难。很多人都在这样做,自认为我们没有做错。而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最后坐困孤城。

  而毛泽东这边,却一直在分析讨论,通过讨论了解其中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一味去选a还是选b。讨论后毛泽东做出部署。而当自己拿不定主意,怎样做能更好一点的时候,以个人的名义把军事部署发给前线,征求前线将领的意见。这是在干什么,我觉得这就是在寻找最正确的到底是什么。不是正确就好了,他要更好的方法。并全力实施。比如林彪对毛泽东说,将敌堵留并各个歼灭,并且如果能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全局,皆更有利。关于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毛泽东以个人名义致电前线,分析形式建议先打锦州毛泽东如果以军事作战指挥部名义下达命令,那作战方针是难更改的。而四月十八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联名致电毛泽东,提出先打长春。毛泽东思考再三,表示同意先打长春的意见,但保留自己南下锦州的想法。于是五月下旬,东北解放军以十三个师的兵力对长春进行了外围作战。但长春国民党军队有十万之多,在郑洞国指挥下相当有战斗力。长春又是坚固的大城市,解放军一时难以得手。于是七月二十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告中央认为仍以南下作战锦州为好。于是南下作战的方针才初步确定下来。

  蒋在国民党各派内战中,先后打败了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十九路军、陈济棠等,主要依靠的是政治分化和金钱收买,而没有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能力。 蒋介石在找错的地方是什么,还只是他一个人在找,看到一个漏洞就去堵一下。他也知道锦州的重要性,也曾考虑过将沈阳、长春的军队撤到锦州。但只是考虑而已,锦州在国民党那里被认为是一个后方,不至于受到重点打击。蒋介石认为只要沈阳粮煤可以自足,只要长春能固守不失,别的都不会出大问题。后来问题严重了就飞机来指挥一下,还没解决,家里又出事了,蒋经国打老虎打到了自己孔家的公司。于是又马上回去处理。以至于辽沈战役彻底失败。之后淮海战役,蒋介石更是一头雾水,国民党里的关系混乱,黄伯韬不是嫡系就不加重视,致使黄兵团全灭。蒋一筹莫展之后,杜聿明集团也被歼灭。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评论淮海战役说:敌人在战役上为保住一个军,结果丢掉一个兵团,以后又为保住一个兵团,结果丢掉五个兵团。到了平津战役,蒋介石连知都不知道北平就被和平解放了。蒋爱写日记,但他的日记只是自己写写,自己去认识原因。怎么比得上毛泽东的一封封战争电报。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一段话:‘我们看李瀚章做的《曾文正公年谱》,实在不能满足我们这种欲望。因为他只叙述了谱主本身的命令举动,只叙清廷指挥擢黜谕旨,其它一切只有带叙,从不专提,使得我们看了,好像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不知他们为什么有胜有负!虽然篇幅有十二卷之多,实际上还不够用。倘然有人高兴改做,倒是很好的事情;但千万别忘记旧谱的短处,最要详尽的搜辑太平天国的一切大事,同时要【把】人的相互关系,把当时的背景写个明白,才了解曾国藩的全体如何。’就如同看人下棋,一定要看双方的布局,才能看出端详。只盯着一方,往往不得要领。这本书不仅是在毛泽东的胜利,更是在讲蒋介石的失败,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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