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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世界讲中国梦]我向世界讲中国故事30年

来源:研究生课件 时间:2021-06-17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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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希光教授自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开始,作为《中国日报》的自由撰稿人,后来到新华社对外部、《华盛顿邮报》当记者,再到哈佛做研究员,今天作为清华大学教授,年复一年,30年来,写了3000多篇英文新闻专稿、人物故事、专栏文章,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一、从自己的个人故事开始讲中国故事
  我也许是用英文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最多的、仍然在写的几个中国人之一。虽说是讲中国故事,但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也不是什么名家,只能讲自己人生经历的小故事。我在清华教书16年,课堂上也是教同学们怎么找故事,怎么写故事。
  什么是故事?我这么多年的总结,就是见微知著,用身边的小故事讲述中国的大故事,用个人亲历的瞬间、人生记忆的片段、家里的一张老照片或一个物件来讲述中国发展和变化的大故事。
  先讲一下我个人的故事。我出生自一个煤矿世家,从小被奶奶带着长大。奶奶一看就是东北姑娘,嘴里叼着大烟袋,如果现在活着要100多岁了。我父母都是煤矿工程师,我跟着他们在煤矿长大。父亲是煤矿的总工程师,母亲、伯父、叔叔、舅舅都是煤矿的高级工程师。我母亲是中国最早的女采煤工程师,后来国际劳工组织规定妇女不能下井,于是,她成为中国历史上五个采煤女工程师之一。
  小时候家里有部熊猫牌收音机,那时正赶上“文革”,没有什么课上,每天晚上主要是在听收音机里的英语新闻广播,听Radio Beijing、Radio Moscow、美国之音、NHK、自由中国之声,还有朝鲜中央广播电台、越南人民之声、香港的基督教台,能听到的我都听。同样的一件事我几个电台都听,为什么呢?广播让我发现,不同国家、不同立场的媒体报道同一件事,采用的事实、揭示的真相是不一样的。新闻的真相与科学上的真理完全不一样,新闻的真相是多元的。
  还有早已荒废的一家煤矿的读报栏。我每天放了学,在煤矿的工人食堂里花一毛钱买两个大肉包子,一边啃着肉包子一边看报纸。读报栏里每天更新的《参考消息》《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
  1976年高中毕业,我到煤矿当了工人,但心里还是想去读书。每天早上4点钟收听英语广播,然后把一天要背的50个英文单词抄写到胳膊和大腿上,在煤矿一边干活一边偷偷地记单词。到了1977年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时,我已经几乎把郑易里主编的《英汉袖珍词典》里的32000个英文单词都背了下来。通过听英语广播、学英语,我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对新闻更充满了兴趣。
  1978年我考上了南京大学外文系的英文专业,期间上过范纯忠、陈嘉和黄仲文等老师的课。范教授是第一个在哈佛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陈嘉是最早在耶鲁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黄仲文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出国留学的,他从多伦多大学回来后,把从他的老师麦克卢汉那里学到的大众传播学搬回了南大开设,这是中国最早开设传播学的课堂。我还偷听梁思存的课。梁教授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创办者、斯诺在燕大的同事,梁教授当时在南大讲英美报刊选读。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下,我向往大学毕业后当一名驻外记者,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向中国讲述世界的故事。但是那时大学毕业分配政审很严,1982年大学毕业时,由于我经常收听英语广播电台――北京广播电台、莫斯科电台、美国之音、BBC、NHK、越南人民之声等,甚至把每天收听到的英语电台广播的新闻手抄到外文系小楼里的墙上,编了一个英语新闻墙报,这可能使系里的政工人员认为我太关心国际新闻,对新闻过于敏感,不适宜做新闻工作。毕业时,系里把我分配到了一个他们认为与政治新闻隔绝的地方――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做研究实习员。一个学英美语言文学的学生到理论物理所做研究实习员,听起来有点荒唐。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位于中关村一小对面的两排木板房里。我拖着行李去所里报到,接待我的是副所长何祚庥先生。何先生说,我的工作是给他和所长彭桓武先生做外事秘书。不久,彭先生的学生周光召先生从核武器研究院调到理论所,接替彭当所长。这些人都是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先驱者。
  有一天印度驻华大使请中科院副院长、我们国家的两弹之父钱三强吃饭。钱先生是居里夫人的学生,英文和法文都非常好,远在我之上。但是那时外事纪律规定,外交场合的正式演讲,比如祝酒词,不能和外国人直接讲英文,于是他把我带去做他的翻译。那是我第一次当翻译,按照当时国家规定,翻译在正式的宴会场合不准喝酒。我陪着钱先生走进了印度大使官邸,大使夫人给我们每人上了一杯红酒,我没敢喝。看着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聊,气氛越来越放松,我以为没有正式致辞讲话了,也放松了警惕,端起来抿了一口红酒,觉得味道特别好,接着一口就干了。大使夫人一看小伙子这么能喝,又给我倒一杯,然后一杯接一杯,最后不知道喝了多少杯。这个时候印度大使突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说:“今天我非常荣幸中国三名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何祚庥教授来到我家。下面我要发表祝酒词欢迎你们的光临。”我头重脚轻,硬撑着从沙发上站起来。大使这时开口说:“Standing humbly in front of Prof. Qian, I feel that I know nothing about everything, but Qian knows everything about nothing.”大家都看着我,等着我翻译。这两句话有啥区别呢,这不是在说“我一无所知,钱先生也一无所知”吗? 我脑子停止运转了,哑口无言了,特别难堪。这段经历后,我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三年之后,我考上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
  在这三年里,向中国老一辈的科学家学到了很多今天知识精英们很少具备的一些优秀品质。我最早通过我的笔和文章向世界讲的中国人的故事,多半是自己熟悉的这些老科学家的故事。《中国日报》就曾刊登了我写的长篇人物通讯《中国核武器的开拓者周光召》和《中国核武器的领导者钱三强》。
  二、用英文讲述中国故事的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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