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思想一个高度读后感|思想人的读后感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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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人》是一本由李怀宇著作，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32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思想人》读后感(一)：一夕清谈一段历史

　　长时间枯坐于书斋的人，当然希望有朋友能够来访，一壶清茶，漫谈一夕。过去，读过李怀宇的《访问历史》，主要是对大陆一些名家的访问，这次出版的《思想人》也是类似的题材，不过采访对象不大相同。记得李是南方系的记者，所以对岭南文化格外偏爱，所以这次结集的采访稿，大多数是岭南文化名流，当然也点缀一些北京学者陈平原——似乎也是广东人，上海学者吴中杰，剩下的大多都与香江有缘了。

　　不过，这也很正常，毕竟岭南自从清季以来，就是思想文化的前沿，不用说康有为梁任公，就是后来的孙大炮也是广东人。所以，这本书开始就以余英时和金耀基谈辛亥革命开始，以梁文道周保松畅谈香港文化的前景为终，这样的布局，虽然是以访谈录为形式的书里，还是有章法可寻的。余英时先生谈的是晚清的改革，认为满清政府由于利益关系，所以不肯改革，所以革命才最终取得了主流。这是在谈论晚清，还是在讨论世事？想来，余英时先生是从陈寅恪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古典今典的写作方法，连访谈录中也会流露一二。

　　对于余先生的政治关怀，我读书的时候是知道一些的，这样的开篇预示着这本书的一些基本的基调。金耀基先生谈论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其实是上世纪百年来知识界共同思考的问题。但是，作为社会学家的金先生其实应该多读一些中国的历史，解读现代化的转型可能会有更好的材料。据李怀宇在自序中提到，余先生与金先生这两篇访谈录，是整本书的题旨所在。那么，改革与现代化真是这部书的主旨吗？

　　其后，香港的文化人媒体人的忧虑，大体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老一代的文化人看来，香港的文化在没落，无论是从《明报月刊》的衰败，还是香港文学的小众化，都在暗示着东方明珠已经不再璀璨。那么，李怀宇对于这些伤感的文字与主题之间是如何处理的呢？是通过回忆，对于金庸办《明报》的回忆，蔡澜对于倪匡黄霑的回忆，对于高锟牟宗三的回忆，构成了这部书的核心所在。在我看来，李怀宇期望通过这些回忆，帮助人们认识到香港作为开风气之先，自由文化之地的描述，充分显示出香港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迸发出来的活力与自由。

　　记得文章中，曾经提到过钱钟书先生对于回忆的评价，认为多是一些补充材料，而非具体的历史真相。据说，人到老年就非常喜欢回忆往昔，曾经的忧伤和不快早已消失，留下的都是美好的记忆。而李怀宇先生恰恰就充当了一回保留老人回忆留声机的工作。当然，这么说当然是不公平的，毕竟梁文道和周保松不仅有回忆，还有对于香港明天的展望，这就为明天留下了空间，使整部书不至于沦为保留昨天的回忆录。因此，私下说这部书不该叫《思想人》，而是应该叫做《留声机》可能更恰如其分一些。

　　《思想人》读后感(二)：学术、社会与思想的逻辑

　　对于人来说，思想总是以灵魂这样的精神层面的根本性出现的，因此一个能称得上“思想人”的人本身就是精神富足的典型。《思想人》一书正是在李怀宇先生的努力下，通过对当代一些足够称之为“思想人”的人的采访和对话，集结成的一部著作。在我看来这部著作非常恰逢其时，当前中国社会弥漫的一种气氛就是空虚到连空虚主义都没有的地步了，本属于这个社会的思想要想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就必须有这么一些具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

　　李怀宇先生整本书中共与二十位“思想人”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对话，在我看来虽然都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学术问题，但也都与学术、思想紧密结合。更巧妙的是每一位“思想人”都与之后对话的一位“思想人”有着一定的关系，逻辑上并没有因为是一部对话录而混乱。在读这本书时，我感慨良多，猛地竟发觉自己回到了大学那个自由学习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正是我的思想最活跃，内涵最丰富的时期。这使我意识到了思想的来源之一就是学术，有的人轻视学术就应该读一读《思想人》，这些“思想人”大多数都是大学学者或是曾经在大学从事教育的人，他们或多或少都仍在研究和思考相关的学术问题，实际上学术的过程本身就是学习的过程。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就是其主体人在不断的创新，而这种创新本身就是不断学习的必然结果。李怀宇先生找到了这些“思想人”，简单的归纳一下就能发现其中搞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偏多，这一点虽然让我不以为然，但也是可以理解的。文学本身对于社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不论是整个二十世纪还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整体发展轨迹都有着深深的文学印记，鲁迅的铮铮铁骨一度让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有了很多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前提，而金庸的武侠小说让中国人心中有自己的武侠梦，公平正义的思想内涵也在渗透进每个人的心里。这充分说明了文学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成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社会大众的接受能力是有限的，面对深刻的哲学思想、政治理念未必能够准确而全面的接受，但是以此为背景和内涵的文学作品却能够轻易的走进人们的心中。因此，李怀宇先生选择刘荒田、吴中杰等先生为对话对象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然而，对于我来讲我更习惯的是接受思想本身，而非通过文学作品再加以分析，这或许与个人的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像一些人喜欢喝葡萄酒来细细品味，而另一些人则喜欢喝浓烈劲大的白酒。这二十位“思想人”中余英时、周保松、李辉等三位先生更让我有了自己对思想的相关见解，余英时先生毫无疑问是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国学领军人物之一，他虽然没有在中国大陆任教，但却始终没有放弃推动中国文化史和新儒家思想的理念和目标。我了解余先生是通过他获得的克鲁格奖，这一奖项可以说是人文社科领域的诺贝尔奖，我就此深知余先生的学术能力，李怀宇先生在对话中引出的话题可以说也是在挖掘余先生的深刻思想并非单单是学术、学问。辛亥革命这个大的话题对于当代中国，甚至世界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话题，然而余先生有着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并非是主观的结果，而是无奈之举，面临诸多历史的变量只能顺水推舟。李先生在对话中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对中国社会有什么影响，这一点在我看来影响不是那么明显，帝制在中国的存在在当时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本身也就是个形式，关键在于这种帝王将相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妄图引进的西方革命思想也只是表面上覆盖于革命精英的心里，包括孙中山本人在革命的过程中也必须在民主自由问题上做出让步，自己的领导力在必须加强的要求下也要有独断专行的行事作风。这实际上就是革命进程太快导致的，凡事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相对的康梁当时进行的君主立宪努力倘若成功，或许能够恰逢其时并尊重传统的逐渐让国人适应皇帝只是象征的事实。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政治建构的过程也只是历史逻辑中的组成部分罢了，但是从对辛亥革命影响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些结论，那就是它并没有如同法国大革命那样将帝制的残存清除的干干净净，几千年的封建等级文化始终存留在人们的心中，时至今日仍有各种“特权”和“X二代”现象，也正是因此中央才下大力气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就这些问题来看，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且不说问题本身的根深蒂固，地方自身还有很多的应对策略，因此中央的政策要想真正不打折扣落实、不被扭曲执行就要在监督执行上下功夫。现今讨论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并非这时的历史和文化深厚，在我看来它就是再深厚能超得过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吗？然而它却有自己的独特性即中西文化碰撞最为猛烈的时候，也是相互间交融最为丰富的时候，诸人谈及这一时期的种种，无非还是需要一种自由、独立的环境，想要从中汲取一种精神来影响当代社会，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推崇的。李辉先生是《人民日报》的编辑，这一职务并没有影响他研究中国文化和相关的学术问题，李先生被人广为知晓可能是因为他对文怀沙老人的质疑。学者总是有着很多的问题等待解决，因此有质疑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然而这一事件竟成了社会媒体广泛关注的事情，同时也有人怀疑这是李先生的自我炒作，在这一点上我是不相信的。文怀沙老人是不是国学大师在我看来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带来了什么，他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弘扬和汉文化的传播，这一点是非常正面的，李先生提出的所谓年龄造假、当年入狱原因有假还有水平造假中只有最后一点符合一个文化学者应该提出的质疑，但是这一点现在似乎也在淡化。我认为就文怀沙老人本身来讲存在就是必要的，有这样的一个人始终在做对文化发展有益的事情，无论他能不能被称为大师都无关紧要。当然，我虽然不赞同他对文怀沙老人的一味的质疑，但我很清楚李辉先生的文化思考和学术研究都是很有造诣的，他一直以来就如同抢救性发掘一样，不断的采访老学者、老先生，尽力的把历史事实和学术精华保存下来，这一工作可谓是功德无量。周保松先生的思想和学术对我启发不可谓不大，他研究的领域和我的本行是相同的，都是研究政治学的，不过他更加专业和学术化，主要研究的是政治哲学。

　　在我看来任何专业和学术的最高层次还是精神层面的，政治也不能例外，纵观世界政治发展史就能得出一个结论，凡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高度发展的时候，政治环境也就高度清明。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人如何作为是将政治做到腐败透顶，还是实现崇高的政治理想，关键在于人的思想。很多人说问题在于制度的构建，决定一切的在于制度，但他们恰恰忘记了制度还是靠人来构建，而基础正是人的思想。周保松教授在对话中提及到了罗尔斯和《正义论》，这其实就是他的思想的具体反映，《正义论》谈及的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罗尔斯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他又不同于一般的自由主义者，因此他写了这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政治哲学经典，这里存在一个问题自由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划分上属于右翼，而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倾向于底层民众利益却属于左翼主张。罗尔斯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到一种契合点，融合两种政治哲学的优点，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伦理。 当然这一政治伦理指导下的政治实践似乎在北欧的一些国家中实现，福利主义经济学似乎就是这一思想、实践的具体理论基础，然而我却认为这种简单的认定是值得再推敲的。福利国家出现之初，确实让很多人眼前为之一亮，但是随着这些国家高昂的税收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已经让一部分民众出现了怨言和生产积极性的挫伤，当然目前看来在这些国家的运行中福利主义仍旧富有生命力，这也是这些国家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倘若在更加复杂的国家和社会中实施福利主义必然会出现诸多问题，在我看来罗尔斯的新政治伦理中还是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很多理想主义的东西。李怀宇先生谈及到了南方朔关于中国人对所谓“左”和右的区分含混不清批判时，周保松先生是不以为然的，他的立足点在于罗尔斯的《正义论》也就是“左”和右本身并不是水火不容，中国人择优而取是一种明智的做法，被意识形态禁锢反倒限制了人的智慧。不过在我看来周先生所言也不全对，而南方朔所言我并非全错，在政治意识形态发展的过程中“左”和右始终是此消彼长的，从未出现过两者有其一的灭绝。政治运行体制的建构实际上依靠的就是对“左”、右两种政策倾向的合理配置，而不是彻底的融合或是完全的割裂。

　　《思想人》中的二十位“思想人”都是值得敬佩的人，他们始终操持着自己的学术、深入关心着社会、不断探寻着属于自己的思想。这样看来学术衍生思想，思想作用社会，那么学术也就在影响着社会了，这三者本就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关系，它已经有效的回击了世俗中那些轻视学术的观点。

　　《思想人》读后感(三)：“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尽管思想在这个时代早已沦为最无目的和最不被需要的东西，但是依旧有那么一些人还是对思想拯救人的品行抱有不尽的希望，总是期望关于思想的光耀能够一如既往地照耀我们温暖我们。

　　是的，如李怀宇一样的那些人对于思想的求索确实从未停止过。

　　而唯一能够证明其求索真实存在以及价值和意义的唯有他们沉甸甸的作品。《思想人》便是其中一部。李怀宇是对文化、思想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的人，作为媒体人，工作之余他更多地将自己的触须伸到文化思想领域，在他看来，那是能够使他获得新知的天堂世界，当他与思想者一起论及文化、思想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思潮的时候，才是他更接近于活力涌动的时候，他知道他获得了能完全使他的思想他的思考重塑的滋养以及推动力。

　　其实思想者生活中浓重的各种味道常常给我们以假象，使我们根本无法判断思想者已然具有的逻辑性和真理性，我们陷于现实的迷局而惟独忽略了一切存在，比如现在，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一心想把它们统统据为己有，但事实是它们统统被塞进我的大脑之后，我却混沌不知其真实面目。

　　这就是现代人对思想之所以视而不见的主要原因。

　　像笃信了“诗歌是一种祈祷，为一切人所接受和理解，并不让人疲倦，也不让人反感，为一切人所需要”的吉皮乌斯一样，李怀宇也是笃信了“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的，在《思想人》中他将那些可能仅是瞬间呈现的理性与感性的复合体，也可能仅是突然出现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感觉，但是经过了时间以及岁月的检验，经过了记忆以及文字的留存……的思想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通过谈他们的身世，谈他们的生活，解析他们的思想。让我们看到思想人平易近人的一面，公园里散步，影剧院里观影，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也是具有着熠熠风采的思想者。

　　虽然这本书仅收录了具备了一定代表性如李欧梵、陈平原、何莫邪和余英时、金耀基的当代文化二十家，但是我相信它应该是一个时代闪耀思想铸就的思想者群雕。

　　另外关于本书列举二十家的思想的不同考证李怀宇也是有他自己的真实感受的，因为他们都曾经是他的访谈对象，也是他的良师益友，彼时他们都曾以各自的方式热烈地表达过和探讨过，与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无关，而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思考。再有有板有眼地阐述，以便让阅读者更清晰明了，更加容易阅读和领会也是《思想人》的价值所在，尽管通过阅读影响自己的思考，这对于现代人来说具备了一定的难度，但是看见一点希望我还是惊喜满怀。

　　《思想人》读后感(四)：文化杂谈录

　　名家访谈类我读的很少，总感觉的名家文化思想论述的书，以访谈形式出现是很不严肃的。《思想人》却是我令我一见倾心的名家文化访谈录。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归结为李怀宇老师本身的人文素质。作为一名记者，他践行了记者为杂家的理念。在和文化名家的对话中，你可以阅读到他的人文功底和思想深度，只有这样，采访者和被采访者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才可能有思想火花的碰撞，也只有此，思想文化访谈才言之有物。或许之前太多次，我们读到的只是一问一答生硬的采访，而在这本书里，能看到文化名家交流的快感。

　　很汗颜，大多数的名家我或许读过他们的少许文章，但是却大部分都没有听说过、在校期间应该是我读书最密集的时候，但是却也很少涉猎当代文化名家的文学和思想。在这本书里，很多文化大家也一再谈到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年代，出一个“大家”是很难的。学术氛围浮躁，即便是一个文化圈外的学生也能感觉到，我们很难安下心来去学什么做什么，当经济和速度成为一个国家的普遍的精神诉求的时候，慢下来大隐隐于市已经成为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可能也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很多人连这样的一本访谈录都没有耐心看完，大环境如此，学者也好文化人也好，也只能空留一生嗟叹。与以往的文化名家不同的是，当代的文化人接受也包容这样的现状，这也让那些安安静静的做研究的人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我小的时候读不懂鲁迅，觉得这世界上就在没有第二个人写的文章这么怪这么别扭，但是他却还有那么高的赞誉，甚为不解。二十大几岁读了研究生在读鲁迅才发现文章内外别有洞天。读了《思想人》之后，我开始关注同时期被忽略的胡适先生，也许有些人的思想有些书有些文字，真的到了一定的年龄才可以去读才可以读的懂才会对精神有裨益。我想我们小时候吃的还是细粮，到了一定的年龄粗粮有益健康。

　　很多人提到了建筑问题。建筑问题亦是文化问题，在伤感的背后，我们还是必须面对今天的文化环境。我时常想，如果我们生在那个西南联大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们写的文章我们读的书，至少会比现在更为自由奔放吧。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看很多书写很多文字，却灵动难寻。一个自由的氛围自由的心灵自由的头脑，是多么可遇不可求啊。

　　读《思想人》，看到一种坚持，看到一种信念。

　　《思想人》读后感(五)：当代中华文化圈掠影

　　认识李怀宇和他的访谈，是从《知识人》开始。时隔一年，他的这本《思想人》出炉，依旧是一本访谈集。因为读前作觉得颇合口味，对这本书自然也就有了兴趣。

　　《知识人》中，李怀宇访谈的是台湾文化人群体，而本书的范围则已不局限在台湾或是大陆，而是更为宽泛——访谈对象中有港台的，有大陆，也有旅美华人，甚至还有精通中国文化的“老外”。可以说，将“中华文化”的大圈子都进行了囊括。这些对象里，学者、作家居多，但也有诗人、艺术家、媒体人；有声名在外的余英时、李欧梵、蔡澜、陶杰，也有先前我不曾听闻的刘荒田等人，不一而足。他们的不同视角，已经为本书奠定了“多元”的特色。

　　面对这众多的受访者，李怀宇与他们谈些什么呢？从辛亥革命的近代风云，到鲁迅文学研究；从《时代》周刊上的封面人物，到丰子恺的漫画；从传统的山水国画，到香港的武侠电影……话题随着对象的身份与所在领域而时时变化，可谓丰富多彩。不过，这可不意味这本书是毫无主题的“杂烩”。在各种不同的话题中，在受访者俯仰高低各不相同的观察角度下，其实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其所围绕的同一场景：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及其对中华文化的种种塑造。这文化，可以是建筑之类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可以是国人集体意识中的文化传统；可以是绘画与诗歌，也可以是文学与写作；可以是“纯文学”，也可以是武侠之类的“通俗文学”；可以是被学者研究的古典或近代文学，也可以是依旧生机勃勃，被不断创作出来的新作品。但是有一点，它们都打着深深的“中华文化”的烙印，因此也就成为反映中国社会百年变迁的一面面镜子。历史并不仅仅是过去的往事，而是与现在相连接，文化也一样，即使曾被人试图割裂。从清末传统文化的崩塌，到民国的西学东渐，群星璀璨，再到山河破碎的非常时期，又至万马齐喑的悲哀时代……文化始终见证着历史的演进。如果不了解这些，自然很难从今日文化的纷繁现状中理出头绪，更可能对我们为何走上这条文化道路而莫名不已。

　　那么，如今的现状是否是我们曾经的期望？书名《思想人》，代表受访者自然都是这个问题的思索者。从他们的回答来看，虽然方式、角度各不相同，但对当代文化状况，确是消极看法为主。文化刚刚从政治的胁迫中挣扎而出，却陷入了后工业商品时代的异化大潮中。表观建筑形式的“水泥化”；大学教育的功利化；文学研究的“工匠化”；文学作品本身的日渐凋零，这些都令人难掩失望之情。文化对现实的关怀，对人性的反思，对独立人格的塑造，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似乎都还做得不够。也难怪近来“民国风度”成为人们追忆的热点，对往昔的缅怀，其实体现的正是对现实的不满。“大师不再”、“文学已死”之类的叹息，我们也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不过，固然现状难令人满意，但悲观之中也不是没有希望。身处中华文明最大转型期，弯路和挫折有时在所难免。但只要不忘初衷，那么即使是黑暗中的摸索，前方未必没有光明。毕竟“自由”这一文明之魂，并没有完全丢失。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将目光放得长远些，正如书中一位受访者所说，大师之类，是后世的眼光，而当世之人的标准和判断，有时反而会“当局者迷”。

　　通过本书，能一览诸位名家的思想脉络，值得一阅。只是一本书介绍如此多人，自然难免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将其当做作者李怀宇为你打开的一扇窗也许更好。至于窗后的风景具体如何，有兴趣的读者自然会去探究了。

　　《思想人》读后感(六)：思想者群像

　　作者李怀宇是一位记者，这本书算是一本访谈录，访谈的对象基本上都是香港和台湾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一共二十位。除了北京的陈平原、武汉的吴中杰等五六个外，多数基本上都属于港台文化圈，尤其以香港最多。

　　中国大陆虽然和台湾已经实现了三通，香港也早就回归了祖国，可是在文化的交流上还是存在很大的障碍。这也是多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问题，随着沟通接触得越来越频繁，也会一点一点的淡化。最容易交流的是娱乐界，电影电视明星们早就没有了界限，让我们耳熟能详，甚至分不清那位是台湾那位是香港还是大陆的了。但是至少现在我们还是不太熟悉港台的学术界，文化界。

　　记得十年前，在沈阳的北方图书城看到了一批来自香港三联的书，打特价，大约十元钱一本，要是不打折真买不起，十元虽然在当时真不算贵，于是就买了十几本，回家后感觉不过瘾，又专门去了一次沈阳买了一批回来。可是等我开始看的时候才发现，香港的书纸张印刷都非常漂亮，质量没的说，可是内容并没有想象的精彩，没什么原创，没什么太深刻的东西，印象最深的是谭子豪的诗集，剩下的后来几乎都陆续让我送人了。只留下一套近代文学家的选集在书架上。那是我第一次和香港的书接触，后来香港台湾的作家纷纷在大陆出版，也就不稀奇了，要说作家还是能分清是不是港台的，不要说金庸、倪匡、三毛、柏杨、李敖、罗兰，就是席慕容啊，白先勇啊，林清玄啊，许地山啊，琦君啊，痖弦啊，地域特色还是很鲜明的，可是在学术界就很模糊了，甚至不去百度一下，也不太能分得清到底是不是港台的作家。

　　比如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二十位名人中，香港的梁文道的书读得最多，董启章和陶杰的书也看过，也知道是香港人，但读过余英时和李欧梵的书，却真没留意他们是不是香港人。

　　看了这本书，感觉对香港的这些文化人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不那么陌生了，也不那么神秘了，不过看了对他们的介绍，就想要去看他们的书，读完了这本书，也在当当的收藏夹中添加了二十多本，以后慢慢消化。

　　《思想人》读后感(七)：探寻当代文化人思想

　　初读这本书，很惭愧，作者采访的二十名当代文化名人，仅仅知道四五个，对于他们的作品更是陌生。继续读这本书，又激起了相当兴趣和阅读快感，这些文化名人，他们的艺术造诣、他们的文化修养、他们的思想深度让我折服。

　　我也出生七十年代，中国社会这三十多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物质生活蒸蒸日上，作者提出他的问题，我们的思想是否同步前行，对于当前的各现现象，怎么思考的，有鉴于此，作者采访了这二十名文化名人，对话中他们对当前的国运民生提出了他们不同角度的真知灼见，为我们呈现出一道丰富多彩的精神大餐。

　　这本书看起来较为轻松，每天看两三个名人的访谈，一周基本就可阅读完。在每个访谈前有每位名人的作品、简历、趣事及研究方向。访谈的话题是作者精心准备过的，针对每个学者不同的学术方向不同的人生轨迹，抛出各种不同的问题，内容包括历史文化，哲学宗教、学术研究等等。

　　这些访谈充满了知识性、洞察力和独一无二的思想，引领着我们走进他们的灵魂深处，让人印象深刻。余英时先生对于革命的思想观点和刘荒田的观点异曲同工，革命不是少数人出风头，不是一群人表现雄才大略，不是彼可取而代之，不是杀人放火，不是这个阶级消灭那个阶级，它是全面社会的重建，整个文明的改造，和普遍福利的增进。良性的修理胜于推倒重来。刘绪贻谈当前教育，引用苏格拉底的话，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认为官本位体制的大学必须取消，应借鉴西南大学的办学精神和方法，等等。这些学者，始终带着一颗火热探索的心保持对当下的关注。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醒来的人们只有一个共同的世界，但是入睡之后，每个人就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对于中国这么悠久的历史文化，即使是同一事件同一个人，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我喜欢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又学贯中西学者的观点，因为他们可以不局限于民族、国家，他们会融汇贯通，同时在多个角度给出分析，这是真正的大格局大视野，让人耳目一新。

　　感谢李怀宇老师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位具有思想深度及学术成就的文化人，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社会生活解惑问道新的窗户。

　　《思想人》读后感(八)：上下求索，莫失啄木鸟的“心”

　　这本书在我的桌子上放了太久了，尘土落了一层，用手一抹，恍惚间，我怎么感觉自己跟唐僧扫经塔一样，在抹去的更多的是自己心里的尘埃吧。

　　写这样的书评，我本想正襟危坐，放浓茶一杯在侧，目光深邃，在余烟袅袅中寻求一种历史的感觉。

　　但是在这个浮躁的如同大蒸汽炉的社会，我们都无法做到精心，静思和静学了。一本名叫《思想人》的书更多的还是引发了我对如今学者知识分子更多的思考。当然更多的是对自己的思考。

　　思想人，顾名思义，我们更多的是凝神关注思想二字，其实整个历史的进程中思想者似乎是主导，他们操控着历史文化的进程，操控着舆论的导向，并且寻觅着真理的存在，一切都那么高深遥远但是又清淡朴实。这才是一片净土的代表。但是如今的社会，即使像作者李怀宇这样将一批人集结到一起去讨论一些东西，更多的如同四射的炮弹，没有目标，乱打一气，不是他们不能够谈拢，实在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聚焦点，过去的都不能回归，我们只能哀叹。

　　中国现代文明，现代文化，历史人物都是如何变迁转折的在我这样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人眼里那都是无聊至极的东西，我不想操心这些，我只是想寻觅如何解救如今已经毫无纯洁和正义可言的当代文化，如何净化这些冲动着狂野着的文化人们，你们有办法么，你们到底有没有办法，有就说，没有别在那瞎嚷嚷过去。

　　从书中我们看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面，他们有的沉湎过去，有的在寻求出路，也在痛苦挣扎，在激愤之余我也明白，这个社会太大，一个人的力量太渺小，我们能做的也只是星星之火罢了。

　　我是学中文的，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虔诚无比的心，想要提升自己的境界，所以一直在找恰当的时间去看，但是似乎这样的时间一直都没有，直到我上了迟交的名单，我才明白自己想要的太多了，一本书给你的只是一片树叶的面积，给你的只是一个缝隙的光亮，或者也只是想要搅和一下你本已经乱了的心让她更乱罢了。如今的学术界真的有可以稳扎稳打的东西么，至少一本书根本没这力量。

　　这不能怪人家作者，人家至少在寻找，我这个被寻找者没资格埋怨。

　　最近有调查，有超过半数的人对如今的文化人表示强烈不满，文化人对这个社会的影响的正能量几乎没有了，至少在大众眼中根本没有，白岩松说要做一个啄木鸟，至少肯去刨开书皮寻找大树的虫子，而不要站在远处光凭嘴皮子在那嚷嚷。行动永远大于言语。

　　这本书是我说废话说的最的一本，不过也是最痛快淋漓的一本，也是我最想说的一本，这能算是好书的标准么？大家自己可以拿来看看再做评论。

　　《思想人》读后感(九)：思之源 思之的 思之态

　　自问看的书不算太多，但也看过一些访谈类的合集，或一些学者的专访类的书，相较而言，这本《思想人》还是比较优秀的。

　　我虽然对作者了解不多，但从每一篇访谈前的作者的精心组织的对被访者的介绍，就可以看出作者是用了心的。有了这部分的铺垫，读者能够很快地进入到访谈的氛围之中，这一点要比那些对被访者只做四五十字的简要介绍的访谈来说要好得多——起码会令读者感到亲切一些。

　　这本书中的集中看点在于“思想”二字，这也是作者的着力所在。有时，人们在看到“思想”二字时，总是期望看到令人惊奇的结论。但如果您抱着这种想法来看访谈类的书籍，恐怕就会失望了。而失望的原因在于访谈录中是很难看到确切的系统的“结论”的，因为某一种确定的思想的成熟都是要经过很长时间酝酿，经过长时间的修改而形成的，这种成熟的思想不可能在一两个小时的访谈中得以完全的展现。

　　那么如何来看待“思想人”？我们不妨在脑海里回忆一下法国雕塑家罗单那个著名的雕塑《思想者》，这个雕塑所程现的是一个沉思者的形态，而至于他在想什么却并不重要，因为用笛卡尔的说法是“我思故我在”。如果我们明白了如何看待《思想者》我们也就会很容易明白如何去看《思想人》了。

　　我们不能期望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成熟的结论，我们要学会从他们的谈话中看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他们如何通过学习培养自己的思想，他们如何以属于自己的姿态践行着自己的思想。

　　古人有言，“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有几层不同的意思：其一，是强调学习的对象是有经验的“前人”；其二，是说明“识”的目的是“蓄德”；其三，是连“君子”这样的人依然要依靠“多识”这样的行为慢慢地“蓄其德”，可见思想和人格上的培养并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事情。但古人并未讲到如何具体去“观”前人，也没有讲到观前人的哪些方面——这并不一定是古人的缺点，反而是我们需要自己努力去体会的内容了。

　　这本《思想人》的被访者中有耄耋的老者，也有知天命的长者，也有年近不惑的少壮者，虽然他们的职业各有不同，但他们都在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塑造着自己的存在方法，他们行走于各自的领域，践行着自己的思想，表达着对时代的关注。

　　思想人，这个题目如何理解？在我看来既可以理解为“有思想的人”，也可以理解为“思想着的人”，但不能理解为“发表思想的人”，因为前两个内容注重的是现实存在的状态（正在思考中），而最后一个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分类。也就是说，我们看“前言往行”要从细微之处见精神。而对“思想人”我们要看“思”的源头、对象和方法。

　　最后，分享一下，我在观看本书过程中，所摘录的一些“前人往行”。因时间关系，暂未整理，有心人不妨仿照余世存的《常言道》一书的体例进行一番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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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时：

　　本来中国就是天高皇帝远，皇帝势力到县一级就为止，下边的老百姓靠些地方绅士、宗族制度来维持秩序。组织是很松散的，就是靠儒家一级佛教、道教的一些观念。大家不敢胡来，但不是靠武力。中国农村也没有警察，多半靠宗族制度……靠宗族的力量来维持，还有是非感。……靠读书明理的人起作用的……。

　　金耀基：

　　孙中山恐怕是两岸一个政治共同语言。孙中山一生的目标是建立中国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同时，他对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是推崇的，在他心中，民主共和国是现代国家的本质，他也推崇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王道精神，那是中国在构建世界秩序上的重要资源。他是一个有历史与世界眼光的人，他的百年前的思想，在今日全球化的时代，对中国两岸仍有重要意义。

　　李欧梵：

　　我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章都看完了之后很困惑，我的思想开始有点左倾，越来越崇拜鲁迅。鲁迅的伟大，不在于他们所说的那些。我跟夏济安先生通信，夏先生认为鲁迅的文学技巧很好，可是不喜欢鲁迅的和政治观点。而我是把文学技巧、文化修养、心理煎熬和政治合在一起，我认为鲁迅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想走在时代的前面，我觉得任何一个大师在转变的时候，一定有悲剧，有文学煎熬、心理煎熬。……看来看去还是鲁迅，虽然他没有写长篇小说，可是从他的散文、杂文、小说，甚至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他对文学史充满了煎熬、矛盾的看法，跟别人的看法不一样。

　　西方的自由主义是有两面的，一面是自由、权力；另外一面是法制，或者广义的说是“消极的自由”。

　　西方式的都市建筑，对中国两千年的美学是很大的罪过。

　　科技不发达，所以人的想象力非常丰富，才会出现神仙鬼怪的小说故事，科技发达之后，人的想象力反而没有以前丰富了。

　　《十面埋伏》开始非常精彩，唐朝的鼓，暗杀的那一段，那是很花功夫的，后面一塌糊涂，根本就是胡闹。因为没有大导演很严肃地位了振兴中华，拍出一台套又可叫座，又有娱乐性，又值得人们重喜欢中国传统的影片。

　　陈平原：

　　凡事不会太得意，也不会太自满，会不断第反省自己，有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冲动，内心深处常常翻江倒海，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

　　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毕技术手段更重的，是品味与心情。我指的是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对于古人的体贴，还有想象力、艺术感觉、表达方式等。

　　对学者来说，师长是很重要的，同道也很重要。同道之间，无拘无束第“坐而论道”，是很理想的状态。

　　最近20年，我们的好处是日渐专业化，我们的缺憾则是过于专业化，很难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状态中轻松担忧认真地讨论问题。不断地碰撞、对话、质疑、补充，互相理解但又携手而行，无论朋友还是论敌，都缺乏这种状态。……（现在）没有办法回到那种紧张思考、精力充沛、无所顾忌、互相挑战的状态。而且，过分专业化的聚会，导致我们只跟专家对话，只跟自己的学生对话，或者只跟学界同行对话，而不太习惯于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跟非本专业人士对话。……人文学者完全可以孤军奋战，就一个人，在一种鼓励无援的状态下，特立独行，与天地对话，与千古文人为伍，沉浸在自己营造的世界里，超越具体时代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沉思”，近乎诗歌，也近乎哲学，但也是很好的学问。如今，这种伏尔泰式的散步与沉思，基本上绝迹，这对人文学发展非常不利。

　　人文学最不适合于量化管理。……“人文学”的“工程化”。其结果是：按图施工，有成效，能检验，但缺乏奇思妙想，创新性严重不足。我甚至断言，再过几十年回头看，第一流的人文学著作，都不是政府支持的“重大项目”。

　　一个学者有多大的贡献，有时候是时代造成的，不完全取决于个人努力。

　　何莫邪：

　　文化的灵敏比所有其他的东西都重要，我觉得汉语的目标就是发展一种思想灵敏，这种灵敏是完全纯洁、抽象的。

　　何莫邪到北京拜访吕叔湘。吕叔湘热情地请他在家里吃饭，随便看书，聊天。“吕叔湘先生对年轻的、无聊的、没有什么地位的人都很关心的。住在他家里的中国贫穷的学生不少。吕叔湘真的很关心的。住在他家里的中国贫穷的学生不少。吕叔湘真的很关心年轻人，完全不管你的地位，什么都支持。可以说，他真是我的恩人。”

　　读丰子恺的画，是一种修身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审美的方法。他不那么美，有一些很美，但大部分不是美的问题，有意境，有神韵，我觉得是养生的方法。

　　我崇拜杨宪益先生，因为他率真，很有学术修养，很幽默，会自嘲。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处处有钱，把什么都水泥化。……那么丰富的国家，把全国都水泥化，把所有保存的有趣味的建筑都已经拆光了，但是新盖的更糟糕，越来越糟糕，没有一点意思。……把中国这样一个丰富的国家，弄成水泥化的没看头的地儿，对我们来说事一个悲剧。

　　中国的前途特别好。第一，人民的效率那么好。第二，中国人客观的聪明，明显是超过欧洲人，学习方法比我们强多了。

　　刘荒田：

　　我写的都是自己的经历与思考，即表现想我这一辈新移民在美国的人生。

　　我从王鼎钧著作中，学习他的博采众长，表达的干净利落，作品蕴涵鲜活意象，还有，是他对人生圆融的观照。

　　吴中杰：

　　朱东润先生常说：“人不可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没有傲骨。”

　　蒋天枢先生一再要学生扎扎实实地做学问。

　　吴文褀使吴中杰不迷信权威，敢于根据事实独立思考问题。鲍正鹄先生讲课喜欢跑野马，古今中外，思路非常开阔，教学了吴中杰普遍联系、不拘于一隅的治学方法。

　　王元化先生的反思比较深刻，比较系统化，富有理论色彩而已。

　　钱谷融先生带研究生的经验有两点可以借鉴：一是来料要选取得好，否则就不好加工，所谓朽木不雕也：二是进行启发式教学，因为这些研究生在读本科时，都已听过系统的课程，所以钱先生对他们不采取系统讲课的方式，而是用漫谈式教学，这样更便于启发他们的思考。

　　1953年，正是复旦名师荟萃之时。……这些老师，在治学上各有自己的特点，而学校里也还没有学术带头人的设置，没有搞集体项目的要求，各位老师都按自己的路子来治学和讲课，有重考证，有重义理、有的偏于宏观，有的偏于微观，有条分缕析，有天马行空，使我们感受到不同的讲课风格，学习到不同的治学方法，受益良多。

　　老师的学术风貌和立身原则，就是想给予后辈学人一种示范，希望学风上有所传承。

　　新闻必须以真实为生命，媒体要对社会和政府起监督作用，这就需要新闻工作者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李辉：

　　认真对待历史，真实地描述历史，是一个有历史兴趣的写作者的基本准则。

　　把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写，实际上发展到一种史书的架构。

　　历史应该是全面的，客观的，真实的，只有这样的历史才是对我们目前的中国、未来的中国负责的。我写了那么多年，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能跟风走，不能随着思潮走。作为一个历史的写作者来讲，首先要看事实、史料，观点是基于材料之上的。

　　所谓对历史负责，我想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负责。另一个层面，是对未来的历史负责。对过去的历史，对未来的历史都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

　　刘绪贻：

　　梅贻琦校长有个人所共知的特点：沉默寡言。他认为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是非常复杂而难以完全了解的，少发言可以少犯错误；即使不得不发言时，一般也不作断语。所以他在主持会议时作的结论，总能得到人们的信服和遵守。

　　有了自由并不一定就能培养出人才。……仅仅有了自由，学生如不刻苦学习，不能抗拒引诱，或者治学为人不实事求是，西南联大也是不能再短期内培养出那么多人才的。

　　陈达对我的影响，是重视实证研究，从事著作时，要才来哦丰富，不事空谈，完全用事实说话。潘光旦对我的影响，一是他的博雅教育，要求学术视野宽阔，融汇古今中外，打通文理；二是他的“位育论”，所谓“位育”，就是强调作为生物个体及团体如何与环境相互协调，两者如何相位相育，安所遂生；三是他的健全社会观，即社会纪要重视人文环境，又要根据自然环境，在此基础上给予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机会，让每个成员都能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四是他的性心理学中反对对人的性欲的过度压抑的观点。吴文藻重视社会学中中国化和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费孝通，一是重视社区调查，二是服膺文化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

　　吴灏：

　　（作为临摹的传统）这是基础的，一个人几十年，又要创作、又要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办得到的。这个传统是徐悲鸿搞坏了，不爱书法，其实，他都写一下石溪的。我发现，中华书局有一卷石溪的画，其后的跋的字体，徐悲鸿完全学他的，但他又不教学生，叫学生不要学，他错在这里。应该学，学中国画应该有书法课，不是铺天盖地发对。

　　（临摹古画）要花很多时间精力，现在的时代是讲速度的，如果像这样临摹，讲句俗话就是不能混口饭吃，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现在有一种风气就是速成。

　　有风格当然好，他自己做出来的艺术，艺术，最怕做出来的风格。艺术要自然，自然生出来就可以，不是硬来的，硬来的不可以，要顺其自然。……风格是根据每个人的个性、性情，个性很重要，由他本人的个性影响他的作风。

　　学什么都要有师友，不是所谓“闭门造车”，要有师友。

　　学东西主要靠自己学的，老师拿着你的手，逐笔教你是不行的。

　　艺术最重要的是讲心，要感动别人。

　　人与人之间肯定有点争执，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

　　我现在不怨天、不尤人。总之，有饭吃，有画写，就觉得幸福了。不用中断我的写作，不计什么级别。我又怕应酬，炒作。现在风气跟以前不同，最重要的是钱，那些价钱未必都是真的，有很多

　　炒作的成分，很多假的成分。

　　艺术始终要讲究本心，应当表现你正当的爱心。

　　学校不可能教会你任何事情。

　　没文化做人都不行啦，更何况作画。中国画跟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好比两姐妹，于中国文化儒、释、道都离不开关系。这些因素非常重要，仅仅画东西是不行的。

　　“不求闻于诸侯”，逍遥自乐才是我的人生哲学，作画都是我自己玩玩的东西，快乐就好。我所得到的都是我在实践中获得的，理所当然属于我的东西，这样就够了，别的我不强求。

　　吴宏一：

　　现在去西方留学的人，没有旧学根底，有的根本连古文都不太懂，旧学的训练不够，所以回国以后，常常只能讲一些方法理论，对传统的东西其实是不懂得。……大陆一般人学古典文学，以旧诗词为例，不从传统小学入手，不讲究诗词的格律，很多人根本不懂或者没兴趣。如此而欲研究古典文学有所成就，恐怕是有问题的。所以，以前我很赞成读中文的人去西方接受训练再回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可是，我现在认为，只有原来对中国古代文学已经有一些根底的人，去接受西方的理论回来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才可能有成就。

　　学西方文学文艺的方法、理论，贵在能掌握要点，能运用。

　　新诗发展，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尝试方向的问题。有的新诗想猜谜语一样，给人一刹那的灵感，或者一刹那的美感，是蛮有意思的。不是不好，而是它不是唯一的一条发展道路。

　　我认为从传统中去学习，然后，能够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入乎传统但是又能走出传统是好的。……不论你学哪一种学问，必须先从人家的语言、文字、思想、情感各方面去吸收人家的长处，然后拜托他们，找到自己，这样才能成为大家。

　　潘耀明：

　　金庸给潘耀明的题字“看破，放下，自在，入我心，得失心，毁誉心，宠辱心，皆似过眼云烟，轻轻放下可也。”

　　曹聚人勉励后辈：从年轻开始树立自己的文学志向，确定一二个长远的研究课题，将来肯定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钱钟书说：“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得离奇惊人。这是心理功能和我们恶作剧，只有尽量不给它捉弄人的机会。”

　　早起白话文学运动城它们（汉赋唐诗）为死文学，事实证明是“革命文宣”。文学不死，只是某种题材风格推出“主流”。

　　文学不会死亡的，我们打个比方，流行音乐出来了，古典音乐还是有一定生存空间，不是在普罗大众当中，而是在特定的一个层次的受众，那个层次的人是不多的，却是优质的，还有空间的。……以前是“情世界”在主导，广义的灵魂文化在主导，现在是“器世界”在主导、“情世界”的空间会越来越小，但是我觉得不会死，因为文化是属于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一个人如果没有灵魂，人生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会觉得文学不会死亡。

　　蔡澜：

　　任何学问都是对写文章有用的。

　　你的思想自由开放，环境就不能够限制你的意思。

　　做人总要一个目标，那么你就往这个目标走。我从小就很羡慕那种比较自由自在，过的好一点的生活。那么，就往这方向去努力，把自己扭扭捏捏的个性扭回来，这个做得到的。

　　陶杰：

　　一个的价值观，包扩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是在年轻时塑造而成的。

　　现在年轻人一直在家里待着做“宅男”，是没有用的，钻进电脑世界，不会做人。

　　香港的教育制度，缺少对人文精神的培养，功利……香港教育非常狭隘，不能培养出文化多元、见识广阔的人才，所以接不上去，就变成今天思想贫瘠。……历史教我们有记忆，因为记忆是一种权利，人民要拥有记忆，不能让统治者去垄断记忆。

　　不仅仅是写作，做人要有自己的一套，要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看法要有很强的知识根认为的思考为基础。不能够是文盲，什么事情都发表一通高见，后面要有知识，要读书，要把人家的知识、人家的智慧融汇起来，跟你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才可能有自己的一套。

　　现在的世界很奇怪，有自由，但是人追求物质；有思想，但是没有自由。

　　也斯：

　　对话，不是自说自话，而是明白别人的立场，但也有自己的立场，重要的是大家要怎么沟通，找的一个中间点，大家可以互相理解、交流。

　　写诗是一种平衡自己的力量。如果有时间静下来写诗，是帮你向内看，反省自己的生活。

　　比较文学有意思，就是因为他不只是讲传统。或者西化，而是看两者之间怎样协商，去找一条出路。

　　影响文化也是一种文化，它尝试说服你去买某一种产品，有一套语法，带出一套意识形态。

　　我们作为教书、写作、做研究的人，是想理解现实，而不是把现实渲染成自己想象的。

　　文学希望可以思考什么是我们的价值观念，怎样的素质是我们应该尊重的，这些东西是普通传媒不讲的。

　　夏伯嘉：

　　我希望大家能够注重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中国人精神、文化方面的培养。国家不能光是有钱、有权就行了，还要寻找文化的根。

　　以前读书是为了培养一个人的性格，在欧洲是这样，在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文人要读历史，也能够写诗，这是比较全面的人格训练，在当代社会，因为大家忙碌，这方面比较缺乏， 很可惜。

　　中国是还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好好保护文物，不要总是要向钱看，弄得都是为了旅游事业，为了赚钱，没有一些文化修养。

　　我们要尊重史实，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我们要尊重古人，为他们讲话，用他们的经验跟我们同时代的人对话。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向他们借鉴，他们做错的事我们要警惕。所以，不尊重事实，就没有可能真正的对话。

　　董启章：

　　我所考虑的是能了解我的读者。我自己就是自己的读者，就是假设有一个人，也有时候去假设更厉害的读者。所以，自己写的时候会反复对自己的写作方式产生过疑问，从批判角度来思考并根据这种方式进行自我对话，然后才去写小说。

　　杨锦麟：

　　我想每一位新闻从业人员，只有秉承着对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以及这个国家、民族未来发展前景的始终如一的关注，用积极的、善意的、有建设性的态度面对一切，才能够表扬批评有度，才能够始终如一坚持自己的风格。

　　我永远是乐观的，因为没有悲观的权利。如果我们悲观了，我们的前辈是怎么挺过来的。如果我们悲观了，我们怎么告诉我们后一辈，继续走他们应该走的路。虽然有些令人心伤，令人心灰意冷，但是，还是要继续前行。

　　梁文道：

　　我只能说，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太关心我能不能改变香港、改变中国、改变世界了，我只在乎我有没有尽到责任。史可法最后没有成功，文天祥也没有成功，重点在于你对不对得住自己。现在，对我而言，做这些事已经不是为了要有个什么实际的结果了，而是做对了没有。……重点永远是在于你有没有做到你该做的事情，

　　周保松：

　　无论什么文章，总要求自己一定要将话讲清楚说明白，语言不要含混，观点不要模棱两可。在许多人眼中，哲学总是艰深晦涩和充满似是而非的术语。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而应以明晰准确的语言讲道理说清楚。如果说不清楚，只表示你仍然未想清楚，而不表示你思想高深。

　　我写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表达思想。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没有成熟的学术语言，就很难产生出成熟的学术思想。

　　《思想人》读后感(十)：自惭的阅读

　　一本好书，在于能够引发我们感情的共鸣，在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认清自己、认清这个世界，在于能够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李怀宇的这本《思想人：当代文化二十家》是一本访谈录，记下了他对当代二十位文化学者的采访。作为一个受教育程度不高，但自以为还算喜欢读书、喜欢思考，并且想要有点深度的人，这本书所带给我的，在让我更清醒的看到自己的同时，带给我的是一次自惭的阅读之旅。

　　在他所采访的这二十人中，出生年代从1910年代到1970年代都有，跨度很大，但在当前学界都非常活跃，有学者，也有文学家，还有倾情于人文的媒体人。其中，我有所听闻的只有余英时、金耀基、李欧梵，杨锦麟和梁文道五位，但即使是在他们这五位中，除了读过余英时关于辛亥百年的一篇文章和李欧梵的《人文六讲》之外，其他三位也都只是通过传媒知道个名字而已。虽然这些学者多为港台一脉勉强算是一个借口，但自己的孤陋寡闻和眼界狭小也是很让人惭愧的。

　　没听说过名字，没读过他们的书，也就谈不上对他们的思想主张没什么了解，自然也就无法品评，以自己的浅陋甚至不敢置评。但李怀宇所记下的与他们的短短的对话中的确有不少思想的火花，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他们思想的窗口。因为是访谈，而不是严谨的学术论文，思想的呈现就显得浮光掠影，不系统但浅显易懂，很好理解。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或博、或深、或精、或偏，都有自己的方向，都有自己的贡献，而我呢？可能拿自己与他们相比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但思想上的浅陋比眼界上的孤陋更让我惭愧。

　　其实，最让我惭愧的是我自己的现状与书中访谈对象生活历程的比较。他们很早就明确了人生的方向并为之努力，象余英时先生，他23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专著《近代文明的新趋势》，而我23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呢？已经参加工作四年却仍沉湎于电脑游戏！再看与我年龄相仿的作者李怀宇，他作为一名媒体人，早已在业内成名，现已出版过《访问历史》、《知识人》等书了，我却还在浑浑噩噩的度日，别说是人生的方向选不定，就是读书的方向也还是杂乱无章。抛开那些外在的成就不谈，仅仅是从自我的完善和提高上，就足以使我惭愧不已。我在和很敬佩的书友留给历史聊天时曾经聊到过这个话题，很为自己没有能够早点确定方向，早点开始努力而懊悔，还相互勉励一起阅读一起进步呢。

　　说完了自己读书的感受，还是要谈一下这本书本身。这本书中最引我注意的是目录中每个人名字下面的那句话，那是每次访谈或者对他们思想的浓缩和精华，是对每个人的思想主张和研究方向极好的注解，堪称点睛之笔。比如李欧梵，从文学到戏剧、到建筑、到电影，凡与人文有关的都有所关注，“我扮演一个杂学的角色”确实恰如其分；又比如李辉，他的目标就是写一部中国的《光荣与梦想》，以“重现惊心动魄的历史”。说及此处，我又在佩服李怀宇的总结提炼能力的同时，感到自惭不如了……

　　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本书让我对二十位当代人文学者有了一个粗浅的了解，丰富了知识，但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它在让我感到惭愧的同时，对我的人生有所启发，有所激励——现在努力，尤未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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