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服饰]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读后感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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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是一本由[美]范发迪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8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读后感(一)：这本书被《南方都市报》10月31日的“新书快睇”专门推介了，希望能更多地激起我们对博物学的关注

　　这本书被《南方都市报》10月31日的“新书快睇”专门推介了，希望能更多地激起我们对博物学的关注。

　　爱博物学，实际上也是低碳生活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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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读后感(二)：英国博物学家眼中的科学与帝国

　　由美国科学史学者范发迪撰著、袁剑翻译的《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一书，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已于2011年7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中文版序、导言、正文二部分共五章、结语、附录、索引等组成，29.1万字。

　　以博物学的视角剖析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与碰撞，特别是文化遭遇下的知识传统和文化霸权的他者问题，较之大历史观，更耐人寻味，中国也缺少这方面的思考和思考的动力。

　　正如著者在《中文版序》中所说，19世纪下半叶，“西方人的田野博物学研究伸展到中国内陆。这个过程与英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密不可分，但同时也与中国人因应此一变局的方式有关”；博物学是“那个时期欧洲人在华最广泛的科学活动”。因此，对作为当时“欧洲人在华最广泛的科学活动”之重要组成部分的英国博物学进行研究，对“反思近代中国史也很重要”。

　　清朝建立之初，曾和世界各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而来，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范发迪的《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Fa-ti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我以前通过谷歌读书参考过，但查不到全文阅读，幸好有关汉斯博士的部分都能看到。最近从网上得知此书出了中译本，立即订购一本，一口气读完。译本经过原作者本人校对，翻译的准确性应该没得挑剔，原作者还专门写了中文版序。

　　范发迪原书篇幅不长，但深入细致，注释及参考资料异常丰富，是严谨的学术著作，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写作上简洁、清晰、流畅，是精心修改的作品，阅读起来是一种享受。

　　此书属于科学史著作，却不是史料的顺序堆积，处处显示了作者爬梳、整理史料的专业水准。书中一些观点比较公允，如说西方博物学家在中国的探险采集，并非他们单独能完成，而是有很多懂得动植物的中国人参与其中一同完成，当地人的知识也起了很大作用。

　　书中也揭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是填补空白的优秀著作。例如说西方很多有关中国的植物画，实际上是广州的中国画师画出来的，这些人掌握西方绘画技巧，按照植物采集者的要求，将选中的植物画在油画帆布上，这样的画供不应求，导致广州一带洋画坊群集，生意兴隆。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读后感(三)：令人惊异的科学故事

　　2011年11月13日上海《东方早报》文章

　　王洪波

　　提到“科学”二字，一般人首先想到的必定是物理、化学之类，“博物学”一词很难跳进脑海里。这准确反映了博物学已经衰落的现实。近年来一直有人为博物学鸣不平，刘华杰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最近，由他主编的《好的归博物》再次为博物学发出了鼓与呼。

　　在这本杂志书（Mook）中，分量最重的是“特稿”栏目中的三篇文章。在其中，刘华杰扼要阐述了他关于博物学编史纲领的主张，认为科学史写作应给予博物学应有的地位。他指出：“naturalist（博物学家）、scientist（科学家）两个词，前者至少在17世纪就存在了，而后者到19世纪才出现。”言外之意，相对数理科学，博物学是更为久远的知识传统。“人类的一切知识成就最终要从人与自然可持续生存的角度来衡量……比如，假如现在的科学史书中给玻尔一页的篇幅，给卡逊一小段的篇幅，那么按博物学编史的方案，情况可能要倒过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刘华杰提出重写科学史，显然是着眼于现实。现代科技高速发展，导致严重问题，尤其是造成了生态破坏，带了来了“致毁知识”（如核科学）的威胁，使得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所以，刘华杰的主张其实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希望科学发展放慢脚步，第二层是希望人们重拾博物学的传统，懂得欣赏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

　　平心而论，刘华杰的主张多少有些“异想天开”。科学发展有巨大的利益驱动，怎么可能自己放慢脚步呢？但大自然的魅力也是人们难以抗拒的，博物学也许无望复兴，博物情怀却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让这种情怀有发抒的空间，在我们寻回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的努力中，依然很有意义。另外，刘华杰主张的博物学编史纲领也并非一无凭依，正像美国科学史家范发迪在《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中指出的：“最近几年，博物学史俨然成为科学史里的显学。”该书正是这方面的一部杰作。

　　“如果我们要认真探索19世纪在华的欧洲科学活动，我们就应该看重博物学，因为从人员参与、活动层面、科学界的重视各方面而言，博物学都是那个时期欧洲人在华最广泛的科学活动。”范发迪说。在书中可以看到，从18世纪后半叶到1911年清朝覆亡为止的百多年间，英国人是如何孜孜矻矻、处心积虑地在华开展博物学活动，其中有许多精彩的故事。最开始英国人不被允许进入内地，广州的农贸市场和花市就成了他们最重要的田野工作场地。19世纪后半叶，他们开始深入到中国腹地最为偏僻艰险的地方开展动植物资源调查，英国领事机关职员、大清海关的英国雇员以及传教士、商人都参与其中，各种相关的中文书籍如本草、园艺图书、花谱、植物志乃至笔记、方志都被他们广泛利用来做研究。通过在华博物学家的渠道，达尔文获得了关于中国历史上驯养金鱼的材料，并把这些内容写入了自己的《人类的由来》和修订版《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等名著中。通过广征中文文献，法国人福威勒发现了动物的一个新种——中国鳄……英国人在华开展博物学活动的热情、广度、深度，实在让人惊异。

　　难能可贵的是，范发迪还对英国人在华活动背后的“帝国主义”性质做了批判性的分析，同时也讲述了中国人“抵抗”的故事。每每想到英国人从中国人那里买到种子没能发芽，因而怀疑中国人预先煮熟了种子，愤愤不平，破口大骂，便不禁莞尔。

　　与现代博物学一样，古人类学也是首先由西方人在中国开展起来的。美国科学家诺埃尔•T. 博阿兹、拉塞尔•L. 乔昆合著的《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详细讲述了发现北京人的故事。虽然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是由裴文中、贾兰坡等中国人完成的，但当时他们都不处于决策和领导层，对周口店发掘活动缺乏全面了解，所以后来的记述并不完整。本书两位作者则全面探访了全球范围内的相关史料，发掘出许多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的情况，包括各种人际的纷争，使该书读来引人入胜。

　　以往的教科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四五十万年前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白天，男人外出狩猎，妇女则在住地周边采集植物的种子和果实：太阳西下，男人肩挑背扛着猎物回家，妇女已点燃营火，准备烧烤食物……这幅图景充满了田园牧歌的色彩，但在本书作者看来，那不真实。最新的研究表明，北京人并没有使用火塘，用火可能只是作为生态武器，是为了吓跑动物。北京人的工具并不足以猎杀大型动物，他们可能是在大型食肉动物杀死猎物之后，从中分得一杯羹。北京人头骨上发现了石器切割的痕迹，表明北京人曾从死去的同伴身上割肉，因而，龙骨山极有可能存在食人之风。这些讲述，相信会让大多数中国读者大吃一惊的。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读后感(四)：转《东方早报》文章的评论

　　这是具体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12/17/716734.shtml

　　“博物学”（natural history）在我们目前的知识框架中居于很边缘的地位，因为在当代科学中已经没有了它的正统位置。当然，在科学史研究领域中，博物学史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读完范发迪教授的《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袁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之后，我更深感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也必须重视对来华的西方博物学家的研究。诚如作者所言，来华的英国博物学家在从事研究考察时，时时都要与各种各样的中国人打交道，而过去研究中西关系的著作则很少注意到西方人与中国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接触问题；“因此，本书以中国人和英国博物学家之间的交往为切入点，深入探索中西关系中某些被忽略的层面……力图在全球背景下去理解中国历史的新开始”（导言）。在这里，“交往”应该被理解为多种层面的，既有在日常生活中个体的、偶然的交往，更有在制度安排下实现的文化、经济乃至政治层面的交往。因此，对这些丰富的交往层面的研究无疑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不应忽视的重要一环。

　　该书依据十八、十九世纪英国博物学家在华活动的几个显著阶段来分别论述，第一部分涵盖了十八世纪中叶到鸦片战争这一所谓“旧广州时期”，第二部分研究鸦片战争之后直至二十世纪初期博物学调查如何在内地发展的历史。其中第一部分“旧广州时期”的第二章“聚焦审视英国博物学者与从事出口洋画的广州画师如何合作绘制动植物图鉴，并解析文化交流在科学与视觉表现当中的作用”，有两个原因使我对这一部分特别感兴趣。一是二十年前我在撰写《广东美术史》的时候也有一小节专门谈广州外销画， 但完全不知道约翰·里夫斯在广州画家作坊中下的博物学绘画订单和那些精彩的动、植物绘画。作者告诉我们，广州画匠根据里夫斯的要求作画，技艺高超，足以充分地传达出博物学所要求的科学信息；而当绘制的对象是如梅和鹤这样的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常见的主题时，画匠就表现出深受传统的表现范式的影响。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博物学绘画成了文化遭遇的场所”，并以此作为本节的小标题，这的确是中西艺术交流研究中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有点可惜的是，该书的附图全是黑白的，难以领略书中对色彩技法的描写，想其英文原著或许会有彩图。另一个使我对这部分很感兴趣的原因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到英国访学的时候，曾受朋友委托为一本国际香草疗法科学刊物（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omatherapy）绘制一页中国的草药图鉴，并要求把这页图鉴放在刊物封面。当时我以工笔画的技法画完那株草药之后，以写意的笔法画了山涧竹篱茅屋作为背景。后来委托我作画的朋友说对方非常喜欢这幅画，就像该书作者所写的：“双方都是制造、传播混合文化产品的媒介。在里夫斯的画中，艺术、商贸和博物学汇集在一起。而且我们应该把这些画看作更广泛的文化接触的一个缩影，这些文化接触包括商品及货币的交换、爱好及思想的通融、人际关系的延伸以及帝国间的遭遇。即使其他方法不适用的时候，博物学的视觉表现传统也使在中国和欧洲的英国博物学家仍然可以进行科学信息的交流。然而，把这个过程变为可能的却是中国的画匠。”（第71页）

　　该书第二部分的三章分别研究了科学信息帝国的形成、汉学与博物学的共同发展以及内地考察与田野工作的活动等历史课题。在这些课题中涉及西方博物学家在华进行调查研究活动的更具实质性意义的论题：科学帝国主义借由“非正式帝国”的法律、政治和经济机制而获得扩张，关于汉学与博物学发生联系以至交融的发展过程，关于田野调查的模式及相关的文化遭遇，因此，“本书对博物学家观念及研究方式的探究，要求我们重绘十八与十九世纪博物学的历史图景。现今对博物学的史学论述总是忽略了某些潮流及研究领域，但这些潮流和研究领域在当时却是极为重要的”（第244页）。

　　关于博物学与绘画的关系，在罗伊·波特主编的《剑桥科学史》第四卷“十八世纪科学”（方在庆主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3月）中有“十八世纪的科学插图”、“科学、艺术及自然界的表征”两个专题研究章节进行了相关论述。其中也提到了东方的插图画家与西方恪守写实性的画家相比，其作品更能体现文化内涵，以及动物学与新写实主义的关系（第498页）。

　　假如把目光从博物学与近代史的关系再扩大到“全球史”这个史学中的学科概念，可以发现在全球化时代中的全球史研究要破除的不仅仅是西方中心主义或其他什么中心主义，而且还要破除学科中心主义。类似跨文化旅行考察、委托绘制插图这样的行为，过去往往难以成为学科研究的关注焦点，但是在“全球史”的视角下，历史研究的中心与边缘不再被固化，因此受到重视，成功的研究将由此而引起了对历史的重新书写。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读后感(五)：江晓原、刘兵：《英国博物学家眼中的科学与帝国 》（发表于《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10月12日）

　　□江晓原　■　刘　兵

　　□此书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开头提出的“科学帝国主义”（scientific　imperialism）观念。作者使用这个观念，指的是“科学与帝国殖民事业两者的共生关系，说明科学发展与帝国想象的扩张，在某些情况下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反馈回圈”。这种弯弯绕的“学术话语”，用大白话来说，大概就是：殖民者在殖民地区的科学活动，对于大英帝国的科学发展也是有贡献的。这种贡献，当然首先会体现在博物学上———帝国殖民地的物种，当然会和帝国本土的物种有很大的不同。而如果是一个化学实验室，那殖民地的实验室至多也就是和本土的一样而已（很可能条件设备会差一些），那就谈不上贡献了。

　　范发迪希望在这本书中，“透过探究历史行动者如何在文化接触时协调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彼此差异，来补充、修正上述对‘科学帝国主义’　这一概念的应用与演绎”。这个想法当然不错，不过他实际上能够做的，主要也就是对清代在华英国博物学家工作的描述。这种描述的“补充”作用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但能否“修正”与“科学帝国主义”相关的观念，那就很难说了。

　　■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新型的科学史研究的著作。作者范发迪与我们常见的某些科学史家确实有所不同。我与你首先关注的问题和兴奋点还是有所不同，我特别关注的是他对博物学这一特殊领域的注意。不过，你既然先提出了“科学帝国主义”的问题，那我们就先来谈谈这个问题也好。你怀疑他的研究能否修正与“科学帝国主义”相关的观念，我倒对此颇有相信之处。因为，这首先涉及他所说的原来的“科学帝国主义”的观念的一般所指。其实，在你曾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吴燕对徐家汇天文台历史的研究中，吴燕就已经用到了类似的相关概念，包括“世界实验室”等概念。你举出了化学实验室的例子（这倒与天文台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实际上，恰恰是其对于博物学这一特殊的并且以往被科学史家们忽视的领域的新的关注，带来了与像物理化学等学科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扩张的关系有所不同的新的“修正”。

　　□不，化学实验室恰好和天文台是两种类型———天文观测倒更有类似于博物学之处。因为在殖民地区设立的天文台，其观测资料有着帝国本土天文台观测资料无法取代的价值。至今全球各天文台仍然经常共享各自的观测资源（仪器观测时间、所得数据等等），原因就在于此。而博物学的观察和采集，也有同样性质。所以实际上，你也许可以指望，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和在华的法国天文学家的工作，共同被用来修正“科学帝国主义”。

　　这本书尽管篇幅并不很大（中译本计入大量参考文献也才29万字），但涉及的方面却相当广泛。除了你上面提到的那些方面，还涉及西方的汉学传统、中西文化的交融和比较等等，是一本相当“耐读”的书，值得读者慢慢细品———不过今天还有多少读者愿意如此，我就不敢乐观了。

　　■你说天文台与化学实验室不同，天文观测才更类似于博物学，这在原则上讲倒也似乎说得通，不过，看看当下，当博物学在当代科学中几乎已无立足之地时，天文学却依然还是作为“硬”学科而挺立，这就很说明问题了。

　　说到这段博物学史被用来修正“科学帝国主义”，你一直在提出异议，其实，如果仔细读读此书，要发现各种“修正”还是很容易的———当然，这又取决于如何看待原始版本的“科学帝国主义”，以及如何理解“修正”的标准。正如作者所说，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知识类型问题。博物学这类知识，正因为其特殊性，以及获得它们的不同方式，才会“丰富了”“科学帝国主义”的概念。而这也正是博物学史研究，以及对于其他一些因不在当代的主流框架中因而长期被忽视了的学科的历史的研究，所具有的特殊的重要意义。

　　□但是应该注意到，当年在殖民地的天文台———比如在上海的徐家汇观象台———所作的天文、地磁、地震、气象等观测，和在中国的博物学家所作的采集和观察一样，可以进一步丰富帝国的科学知识。如果认为发掘一些这样的历史，可以丰富或修正“科学帝国主义”的概念，我并不打算反对（“丰富”也可以视为是一种“修正”），但这就不是博物学所能专美的了。

　　谈到这里，我感到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启发———当我们试图重新振兴博物学传统时，我们为什么不强调指出天文学这样的“硬”学科中也蕴含着明显的博物学色彩，并让这一点来为我们的论证服务呢？事实上，这一点也完全可以被范发迪所借用，来丰富他的论证，只是他囿于学科的视野，没有想到或注意到这一点而已。

　　■看来你实在是偏爱你的天文学啊！你要说，像天文学这样的“硬”学科中也蕴含着明显的博物学色彩，我确实不反对，但那是在另一种扩展意义上的博物学的意义了。范发迪这里研究的博物学，还是原始意义上的博物学，与天文观测相比，其特殊性，更在于其探索的过程中，涉及诸多非“科学界”人士的不可或缺的参与，而且涉及资源问题，涉及经济，涉及海关，涉及殖民，涉及许多许多硬科学涉及相对偏少或不大涉及的东西。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丰富”还是“修正”了“科学帝国主义”概念，其实意思也确实是相近的。

　　也许我们在这里被“科学帝国主义”概念及相关问题吸引了太多的注意力，但既然我们仅从这一个小点上就可以引伸出如此丰富的争论和某些共识，那么，更多地探索博物学的历史，从这个以往被忽略而现在正在逐渐越来越被关注的领域的研究，同时更全面地思考其价值，肯定会更加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和重要性。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读后感(六)：袁剑：文化遭遇与知识网络：了解中国博物学的新路径及其限度——范发迪《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译后赘言

　　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tuijianyuedu/tuijianyueduliebiao/2011-12-03/13600.html

　　文化遭遇与知识网络：了解中国博物学的新路径及其限度

　　——范发迪《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译后赘言

　　袁 剑

　　本文发表于《读书》2011年第11期

　　还记得之前关于熊猫是“熊”还是“猫”的争论么？驰名中外的扬子鳄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如今我们大家所习以为常的植物学（Botany）、动物学（Zoology）等学科的分类，在清朝中期之前的中国语境当中是不存在的，它们传入中国并取代中国原有的分类方法，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角力过程。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伴随着中、西方人员、机构甚至观念的彼此冲撞，发生了一连串精彩而又新奇的故事。

　　从文化接受的角度来看，受众的不同必然会要求写作者视角的转变，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中国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的历史发展当中。博物学在科学史发展过程当中曾经占据过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在当代学科分类法定型之前的“大科学”（big science），成为当时西方科学界、政府部门、对外贸易公司甚至官员们所关注的一个中心学科。近些年来，博物学史开始成为国际视野下科学史研究中的显学之一，国内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比如说程美宝的《晚清国学大潮中的博物学知识——论<国粹学报>中的博物图画》（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等。但总体而言，从文化遭遇和知识网络的关系角度对中国科技史加以探讨的著作在国内却还无迹可寻，在我们在习惯了以自身主体视角看待中国近代博物学的发展之后，换种思路，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博物学的发展的话，会提出怎样的问题，又该如何进行回答呢？范发迪的这本《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就力图为我们展示这方面的新内容。

　　这本书是作者多年学术求索之路的结晶，而博物学的研究取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者自身学术背景的最好展现。作者最初的学术经历是在台湾完成的，当时所学习的是自然科学，到美国之后，本打算学电影，但不久之后就发现了历史的魅力，遂乐在其中，在从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远赴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在那里进一步完善了他对博物学的思考。正如作者在该书中文版序中所说的，这本书主要是为西方读者而写的，所以其中一些关照的议题，中国的读者不一定熟悉，但是这些论题对于反思近代中国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一些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史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了人的具体活动在科学研究当中的重要意义，而其中最突出的则是“科学实作”（scientific practice）。作者正是通过对这种科学实作的深入探究，既避免了对既定的科学史题材的重复研究，又可以将视线转移到主要科学人物与机构之外的地方，而在这种转变的过程当中，科学行动者本身在知识生产、判定、传播过程当中的复杂互动就得以展现，而与此同时，又将对博物学研究的视野拓展到了原先未曾涉及到的区域，进而在中心-边缘之间的互动竞争当中去理解博物学的发展轨迹。如作者所言，“一旦我们超越以帝国中心为主的史学框架，就可以较灵活地去追溯各地人员与机构在科学事业的功能，探讨他们如何制造与审定科学知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科学知识体系怎样影响他们在帝国系统与世界各地的立场与行为”。可以说，有意识地避开之前的中心本位研究倾向，转而从更为边缘的传教士、海关机构甚至对华贸易公司的角度去追寻中国博物学的奥秘，并特别关注了当时的下层中国民众在西方在华博物学研究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些都使这本书变得新颖而值得一读。

　　在笔者对此书中译的过程当中，曾与作者就一些名词的翻译范围有过深入的交流。以本书的英文名称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当中的encounter为例，当初笔者曾试图将之译为“冲突”，但在与作者沟通之后，最后确定译为“遭遇”。作者对此曾特别强调，“文化遭遇”与“文化冲突”两种观念的内涵是很不相同的，文化冲突预设了两个或多个文化，这些文化之间壁垒分明，在彼此相遇时，往往会产生冲撞；而文化遭遇则没有这种含义，它所凸显出的是文化的多元性与适应性，在文化遭遇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多种可能的后果，冲突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完全可能会出现混杂、调适甚至融合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文化遭遇”的理论基础之上，作者一步步将产生这种文化遭遇的地点（place）——对外贸易港口的科学实作的具体内涵清晰地展现了出来。作者不仅将之看成是田野工作的场所，这些港口同时还是讯息交换的枢纽、进行文化互动的接触区域（contact zone）。这些港口为博物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社会与物质空间，而在这样的空间当中，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们建立起了他们进行研究的知识网络与话语权力。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伴随着西方力量的侵入，英国人的博物学研究也得以拓展到内地，而这种拓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大英帝国的势力扩张同步进行的。与大英帝国的政治军事机构等正式组织相比，英国的“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依据诸如传教士、外交机构成员甚至商务人士而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的另一种认识，在这种认识当中，就包括了对于博物学的体认。而在另一方面，通过汉学考证与博物学传统的互补融合，并经由具体的田野工作，越来越多的英国博物学家开始确立起他们在中国知识社会当中的优势地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这种话语优势地位的确立并不全然以其一己之力达成，而是在诸多中国人的帮助下实现的，其中不仅有诸如画师、猎手等下层民众，甚至还包括了当时著名的行商。正是在这些人的鼎力帮助之下，这些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们才真正获得了重要的在地知识（situated knowledge）。

　　以这种“在地知识”为中心，中国自身的知识系统与西方科学体系成为位列两端的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而通过对这种在地知识的分析，研究者就将中国博物学中的自身知识与西方话语贯通了起来，并且使汉学传统从单纯的语文学考证转向更为宏观的社会历史研究，从而使博物学的视野大为拓展。正是基于此，作者认为：“我们将更能打破中、西科学史的隔阂，有效地把十八、九世纪中国科学史置入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脉络中，而不再使其沦为西方科学的‘他者’，也不再重复将晚清科学史等同于引进西方科学的陈年故事”。

　　可以说，作者在书中花了巨大的心力去实践这种宏愿，在很多方面，试图从作为西方人在华博物学研究的重要一环的中国人的协助那里去挖掘新的信息，但问题是如何将之从一种想法贯彻到实践之中，实际上，这里的问题就像当初重写中国思想史一样，对于底层的信息存量作了过高的估测。从下层的中国民众那里能够发掘出多少有效的信息，而这种新的信息的可靠性如何，这些都是有疑问的，这就决定了作者新解释路径的某种限度。而正是由于这种信息的不确定性，作者在文中的诸多想法还需要后续研究的验证，但毫无疑问的是，从文化的遭遇及知识网络的背景去探寻在华英国博物学家的生活与研究，这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未曾走过的门径，或许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读后感(七)：評介Fa-ti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新史學十六卷三期

　　二○○五年九月

　　評介Fa-ti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xi+238pp.

　　祝平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范發迪(Fa-ti Fan)的近著探討十九世紀英國博物學者(natural history，或譯為自然史)如何在中國進行研究，創造關於中國的博物學知識。博物學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當十九世紀歐洲帝國主義入侵其他地域之際，博物學研究者亦緊跟其後，發掘異域中的動、植、礦物，提供帝國理解異域的新資訊和視野。因而此書不止是英國博物學的歷史片段，亦是中國人反抗外來支配的故事。

　　弱勢且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與生長於斯的人、物和知識系統，如何抗衡挾著堅船利砲之威而來的英國博物學的窺視﹖要敘說反抗的故事，先要擺脫「何以中國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的情結。因為這樣的問題意識已預設西方近代科學便是真理，中國人只有膜拜和迎頭趕上的份。范發迪既不談西方的知識系統單向地從殖民中心往殖民地邊陲傳播；也不是中心負責生產「真理」，而邊陲僅僅提供材料的歷史。他的故事遠為複雜而有趣。他認為殖民科學知識的生產，並非完全由殖民中心操控，更有賴於被殖民者的「合作」。一旦被殖民者(被研究的對象)不受威脅利誘，不被說服，拒絕合作，殖民科學的生產體系便難以為繼。他打破中心與邊陲的二元對立，使支配與反抗的角力有著力點；使被宰制者的知識能成為「真理」的一部分。

　　本書分為兩大部，共五章。第一部份兩章，討論舊廣東時期(1757-1842)，英國人在廣東的博物學研究。第二部份三章，檢視鴉片戰爭之後，英國人在中國進行的博物學研究。鴉片戰爭使中國開放通商口岸、內河航行權，並且賦予歐、美各國自由傳教的權利。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不再侷限於廣州，全面進入中國內地，使得博物學研究益形複雜，處處牽動著知識和權力的網絡。

　　鴉片戰爭以前，外國人的行動尚侷限於廣東。英國博物學研究者亦不例外，以廣東為其收集標本的基地。英國的科學機構，不論是博物館或是皇家植物園(Kew Garden)，希望透過當時在廣東的博物學研究者取得中國的標本、園藝知識和各種商業作物。當時在中國的博物學研究者多為業餘人士，或為增廣知識、或為獲取聲望、或為培養紳士品味，而勤於研究。此一過程使得英國人的領土擴張、商業利益與博物學的知識生產，相互糾結。

　　當時的博物學研究者主要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商館(Canton Factory)的成員，還有來自英國的園丁。前者的正職雖然是貿易，但其中如Staunton, Morrison, Reeves 等人，卻因本身的興趣，或是受英國科學機構之委託，在中國研究博物學。至於英國園丁，大多是短期的派遣人員，社會地位較低，若無本國駐中的贊助者支持，很難完成任務。這些業餘從事博物學研究的貿易商與專業園丁，角色不同，任務不一，卻同時穿梭於廣東的市場與花園，進行田野工作。博物學研究仰賴田野採集，而身處異域，人生地不熟，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必須仰賴在地行商的社會網絡。行商的花園，乃成為收集與交換園藝知識的重要場域。

　　雖然運送採集標本回國不易，標本存活至目的地者不多，但是長時期的積累之後，殖民母國優越的中心位置還是成形。殖民科學的特色之一便是以母國為中心，由世界各地源源不絕地向中心輸送物資和情報，不斷擴張中心的知識系統。英國博物學的發展亦不例外。1830年時，廣東市場上所見的標本、種子，已經無法滿足博物學研究者的需求。而鴉片戰爭的爆發開啟新契機，促使英國博物學研究者深入中國內陸。

　　除了採集實物，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亦收集圖像資料，以補不足。像魚類這類難以運送的標本，繪圖更是保存標本的唯一手段；此外，英國人還常以圖像與當地僱工溝通，找尋標本。圖像因此在博物學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書第二章便探討此一主題。

　　由於長期對外貿易，廣東培養了一批畫師，專門畫外銷品。他們成了Reeves 收集圖像資料時最好的幫手。Reeves 必須先讓這些畫師理解他的要求，盡量配合科學寫實主義的繪圖準則，才能讓這些畫師獨立工作。雖然如此製成的影像多是常態化的樣本；但在無法取得實際標本的情況下，他們的作品仍然得到英國方面的高度評價。

　　第三章討論「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和科學網絡、知識政治經濟學之間的關係。「非正式帝國」意謂以貿易等經濟手段遂行帝國主義統治之實，正符合中國並非殖民地卻又受制於他國的情況。英國人在中國設置的種種機構──從海關、領事館、傳教團體和香港植物園等，形成一個「非正式帝國」的網絡，傳遞科學訊息。雖然上述機構，並非專業的科學組織，其成員各有日常事務待理，因此其研究乃基於個人興趣或科學以外的目的，未必能配合母國科學機構的要求。但是這些機構仍是當時收集與流傳中國資訊最主要的網絡。不過，中國人不見得願意提供完整的資訊，特別是具有商業價值的訊息。因此有時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不得不以協商的方式，取得所需的科學資料。他們甚至竊取機密，卻反控中國人不尊重事實，無法精煉其既有的知識，來合理化自己的竊盜行為。

　　第四章接著討論漢學與博物學的關係。十九世紀的博物學研究仍然相當依賴文本知識，不論確定或分類新的品種，都必須查考書籍。在華的英國博物學研究者利用了中、西文著作，以進行研究。他們盡力理解中國動、植物的生長環境，亦致力發掘中國藥物和商業作物的資料、植物地理分佈與栽培作物的歷史。《植物名實圖考》和《本草綱目》就是當時最受重視的中文參考資料。但因中文材料的分類系統與西方不同，加上中國亦無統一的分類詞彙，因此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只得披沙瀝金，只挑那些合於「經驗事實」，足以辨認個別動、植物的材料。雖然他們通常認為中國材料瑣碎與落後的博物學描述，但對於是一些不須仔細觀察的較大動物或植物，中文材料仍能提供相當的助益，英國人從中國文獻中「發現」中國鱷(Alligator　sinensis)便是一例。

　　第五章分析英國博物學研究者在中國內地的旅行和田野經驗。不論是受皇家植物園派遣、狩獵運動、或是自行調查，這些英國博物學研究者一旦進入中國內地，便須仰賴在地人的協助。他們通常無法定點長期停留，亦很少長距離遠征，因此僱用當地農民或獵戶，在某些地區進行系統性採集，通常是最有效的方式。雖然他們對中國採集人的評價不一，但這些在地人構成了英國博物學知識網絡的一環。不過，他們和在地人的關係也未必一帆風順，尤其在反洋較烈的地區，摩擦更大。因此他們也會藉助各種文化展演，來表現自身的優越。

　　田野經驗與民俗知識有助於英國博物學研究者理解生物分類、遷移與地理分佈。不過為了維持科學知識的一致性，他們仍對民俗知識存疑，以當時的科學知識不斷測試其可信度。一旦民俗知識與既有的科學知識不符，即常被視為錯誤。但是英國博物學研究者與中國採集者的合作關係，模糊了博物學與民俗知識之間的界線，使博物學成為混雜的(hybrid)知識體系。

　　讀范發迪的書，令人敬佩他淵博的知識。本書運用了大量有關殖民科學、科技與社會(STS)、旅行研究、圖像研究、乃至底層人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成果，撐起本書的架構與視野，將無數零碎的資料，化為生動有趣的故事。其中蘊含許多精彩的細節，以及發人省思的課題。例如漢學和博物學之間的關係(文本和自然間的關係)、以收集圖像代替採集自然標本、非正式帝國的網路如何為科學知識服務、旅行者的凝視和在地協商，都寫得非常精采而有創意。

　　以下討論范書中「支配與抵抗」和「知識的混雜性」兩個議題。范發迪此書前半認為應重視行動者賦予文化接觸的意義，以此理解英國博物學在中國的景況。當時的中國人不見得將英國視為殖民者，因此以後殖民主義「賭爛」式的反抗(weapons of the weak)，如拒絕提供正確的資訊或開小差等，來理解這段文化遭遇史太過死板，亦不適用於中國這個非(半)殖民地。(p. 86)但隨著英國人逐漸進入內陸，書中支配與反抗的聲調卻越來越強。范發迪寫道：「中國不是一片空白、不是博物館、不是一片待刻的石板。」(p. 153)這雖與英國入侵略中國日亟有關，但即使在十九世紀末，書中所描述的種種反抗，大體是「賭爛」式的，更何況反抗還是由西人的書寫再現。因此，筆者認為，也許不當一下子將被支配者的動能提得過高，反而應當注意被支配者看待文化接觸和支配者的態度；以及支配者如何透過種種方式遂行其目的。以范發迪的謹慎和修為，他當然注意到了這些問題。只是書末最後一節的力道，仍讓我覺得過重。

　　范發迪已清楚論證博物學知識的「混雜性」，不過其程度似乎有待商榷。且讓我從一個小論點進入這個問題。Thomas T. Meadows認為中國的資料不適合統計分析。(p. 88)范發迪認為這並不是一個公允的批評，只是顯示了帝國主義者對於在地知識的輕蔑，以一種東方主義的(Orientalism)視野看待中國的材料。范發迪以方志為例，說明了中國有著長久記錄各種博物學的在地材料。但我覺得方志的例子正印證Meadows 的看法。雖然Meadows 的說法乃是立於西方特定的知識立場而發，現代研究者大概也會承認方志中的數字資料並不好用，更別說是用來做統計分析。

　　Meadows 的例子還有另一層次的問題，亦即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如何使用在地材料。其實不論是圖像、數字、文本或是民俗知識，都必須先被過濾後才能使用，這在范發迪的書中已舉證歷歷。因此，重點不在於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是不是利用了在地知識，而在於在地知識如何被馴化才能納入西方的知識系統。既然在地知識已先被過濾，中心知識系統被玷污的程度是否像范發迪在書末所言那樣，不無疑義。雖然為歷史上的弱勢者發聲，歷史學者責無旁貸，但是要如何將弱勢者的發聲擺在合適的位置與估量其力道，仍得值得細細思量。筆者以為范發迪的書無疑豐富了Latour 的Center of calculation 的說法(p. 230, n. 160)，呈現了中心與邊陲遭遇時的細節和網路中各節點(node)不同的知識生產方式。但在各節點的在地知識送往中心的過程中，對於在地知識的監控和過濾，在相當程度上防禦了當時科學知識的界線。

　　只運用理論觀點，不見得能寫好歷史；而沒有了好故事，則肯定難以寫出令人動容的歷史。范發迪能將理論和無數的細節融為一爐，令人讀之，興味無窮。每當我想起雄糾糾、氣昻昻，扛著獵槍的英國紳士Swinhoe 被在地人邀去扮演武松，害得他差點命喪異域；英雄氣概，萎靡難振，便不覺莞爾。(p. 142)文化接觸中的支配與反抗、展演與觀視、了解與誤解，除了在知識與權力的網絡中，還常在這種不可逆料而反諷兼具的情境下，脫軌演出。

　　原pdf版链接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5122593.html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读后感(八)：博物风尚与中国经验

　　“文化遭遇”的内在可能

　　1936年，周作人写作《螟蛉与萤火》，开首便说到中国人拙于观察自然，往往喜欢把自然和人事联系在一起，或使之儒教化，将自然的现象加以伦理的解说，如慈乌反哺，羊羔跪乳一类；或使之道教化，如桑虫化为果蠃，腐草化为萤虫。“自然科学在中国向不发达，我恐怕在‘广学会’来开始工作以前中国就不曾有过独立的植物学或动物学。这在从前只附属于别的东西，一是经部的《诗经》与《尔雅》，二是史部的地志，三是子部的农与医。地志与农学没有多少书，关于不是物产的草木禽虫更不大说及，结果只有《诗经》、《尔雅》的注笺以及《本草》可以算是记载动植物事情的书籍。”在现代文学史上，周氏兄弟对博物学（尤其是植物学）的兴趣众所周知，周作人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这段评价也颇为中肯。中国现代自然科学的成立与发展与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关系密切，当人们回顾起这一历程，其关注的重点多在西方自然科学对中国的影响，而较少注意到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中国，对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范发迪的《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袁剑译，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版，本文引文皆出自该中译本）在这点上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视角。这本书主要讲述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的种种研究活动，从18世纪中叶至鸦片战争之前的“旧广州时期”，到19世纪深入内地进行博物考察的阶段。其论述重点在于当时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主要是哪些人，他们所持有的博物学观念如何，以及他们是如何进行研究的。然而在论述这些西方博物学家研究的过程中，作者时时想描绘出一幅完整的“文化遭遇”（cultural encounter）图景：亦即西方逐渐形成的自然科学与中国传统草木鸟兽虫鱼之学两种不同的文化质素相遇时，他们如何显示出参差的不同、并试图相互协调，这种相遇又与西方博物学史、科学帝国主义（scientific imperialism）以及中西关系密切相连。这里所强调的，不仅仅是中国在近代西方科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积极输送作用，更多且在说明，即使在19世纪西方科学帝国主义扩张的背景下，在华的西方博物学家在研究、发现、总结自然科学知识方面，也没有占据想当然的单独支配地位，而与中国人的支持、合作密不可分，近代科学的发展多赖于这种相互合作。作者希望避免过于简单的中西二元的对立、冲突与反应，从而使这段历史具有更丰富的可能性。在书前导言中，作者解释了“文化遭遇”与“文化冲突”概念的不同：

　　“文化冲突预设了两个或多个文化，彼此界限分明，互不相容；当它们相遇时，即如石头或台球碰撞，铿锵对立。文化遭遇并没有这种含义。它凸显的是文化的多元性、活动力与弹性，注意文化相遇时的过程及其多种可能的结果。冲突当然是一种可能，但遭遇的结果也有可能是混杂、调适、融合或是其他形式。因此，要研究文化遭遇，就必须细心重构与分析其情境、过程与历史行动者的动机与行为，才能适当地解释其结果。”（p4）

　　若作一个譬喻，这里的“文化遭遇”便好比是一首《相逢行》，其发生又落实到具体的“地方”（place）上，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地理环境相连，作者称这种文化相遇的“地方”为“接触区”（contact zone）。书中详细论述大体按时间顺序分为两大部分，五个篇章。第一部分共两章，讲述18世纪中期到鸦片战争之前的“旧广州时期”，当时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其活动区域限于作为商贸港口的广州，研究方式主要为购买动植物标本与绘制图谱；第二部分共三章，说明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及外交、传教组织的建立，英国博物学家的足迹逐渐深入内地，其突出的成绩在于对中国传统博物学著作的研究和田野调查。

　　1757年，清廷指定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从这时起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几乎所有的商贸活动都必须由行商（经清政府特许与洋人做生意的商人）进行，洋人则居住在广州城外的西南角，局限于“广州洋行”一隅。当时在中国进行研究的英国博物学者，多兼有贸易者的身份，如英国远洋船长，他们因为职务方便，常常携带中国的动植物回国，但发挥更重要的角色的，是东印度公司广州洋行的职员。直到1834年，东印度公司都享有中英贸易的官方垄断权，广州洋行职员长期居留广州，因而更容易进行较系统、全面的动植物收集。他们对博物学的兴趣，也与18、19世纪英国国内博物学的风靡有关。

　　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收集以后，与其他货物一起运回英国。漫长的海上航行使它们的存活率变得很低。有时，因为标本数量很少，或无法在远洋航行中存活，博物学者不得不采用其他方法来收集、保存与传达博物信息。科学的术语并非人人可以熟练掌握运用，当时在华的博物学者更倾向通过生动的绘画来表现，他们雇用当地画家描绘标本，从而传递博物信息。这其中杰出的代表是约翰•里夫斯（John Reeves），他是东印度公司的茶叶督察员，为英国博物学元老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及园艺学会采集植物。里夫斯曾向英国输送过数以千计的植物，但他更大的贡献还是他请广州画工绘制的上千幅植物和动物图画。当时的广州形成一种行业，即由艺匠承包制作一些在洋人眼中充满东方情调的工艺品，洋画是其中一种。在洋行附近，有数十家洋画坊，这些作坊一般由家族经营，代代相传，有些甚至采用流水线式的生产过程。这些洋画的风格，是中国通俗画与西方写实主义的结合，不同于中国文人画的抽象，也不同于中国本草图书中粗朴的插图。花鸟等动植物图画本是洋画题材的一种，里夫斯的画匠们并不缺乏精描细画的基本功，他们所要注意的问题，实在是一种出于取悦意向的修饰主义：虽然精心描绘的细节看起来很逼真，实际上常常出于画家糅合现实的想象。里夫斯因此要求他的画师们遵守“科学式的精确”：必须描摹真正的标本，必须一人完成单幅画的创作。里夫斯的植物图鉴主要依据园艺画传统绘制而成，很少有背景，描绘完整美丽的花朵细节；动物画则注重动物的一般外貌，而缺少对解剖学细节的强调。这些科学图鉴与当时一般洋画很不相同，画师们调整自己的艺术理解及绘画习惯，以符合他的要求。然而在一些细节上，还是会透漏出中国洋画的画风，尤其当绘画题材在中国传统画中也很常见时，如梅和鹤，中国风格就表现得尤其明显。作者认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博物学绘画成为文化遭遇的场所，它显示了中国的和欧洲的，科学的和艺术的两种不同视觉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传入英国的动植物和绘画，对英国人研究中国博物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对外通商口岸的增加、一些地区外交和传教组织的成立，英国博物学家的研究逐渐深入内地，研究领域也逐渐由园艺植物转向野生植物，尤其是经济植物。这一时期，英人在华的种种活动与英国政府利用坚船利炮强迫清政府签下种种不平等条约切切相关，博物学研究亦复如是。参与研究的主要机构是在华领事机关、中国海关、新教传教士及香港植物园，其中尤以在华领事机关和中国海关的职员成绩为大，他们的职位提供了搜集科学材料的方式与机会，其身份和地位的权威也较易获得清政府的帮助。帝国势力的侵略使科学研究也染上了扩张的色彩，在华的博物学家彼此之间形成相互合作的网络，共同收集与传播关于中国动、植、矿物的“真实的”及“有用的”信息，这种“有用”，最终指向的乃是政治、经济上的意义。他们并且认为，中国人不了解客观认识自然的意义，无法充分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因此，他们的博物学研究是一种正当化的、不但对自己有利、对中国也有益处的行为。这是一种科学的帝国主义，它与帝国扩张的背景相联系，表现出文化认知上的侵略性扩张。

　　然而作者也着重指出，清朝并非英国真正的殖民地，在华的英国势力还是会受到实在的限制，尤其是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区。博物学家收集信息的过程中，往往依赖地方民众的帮助，并不总能占上风。特别是19世纪最后十年中，英国博物学者可以深入到中国西部及南部地区短途旅行，进行博物学采集和田野调查，时间的有限、语言的障碍和地方的陌生，使得博物学者十分需要中国人的帮助，当地人所具有的民间知识（Folk Knowledge）在田野工作及博物学研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乡下经验丰富的农夫、猎户和采药人，他们比任何博物学家都清楚那些本地植物的分布、用途、培植的方法与诀窍，以及动物的栖息地与习性。由于本职工作的限制，博物学家很少有时间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他们不能亲见四季中植物的不同，不知道一种动物在自然环境中的样子，甚至没有见过它活着时候的模样。没有当地人的帮助，他们也很难发现一些稀有或隐蔽的植物和动物。博物学家不仅需要他们帮助采集到动植物的标本，还想从他们那里获得那些与之相关的丰富知识。矛盾的是，他们对当地人提供的信息，又不能全然信赖。当时的西方博物学者认为中国人不重视客观的事实，不明白它的重要性，且不善于科学的观察。尽管如此，通常情况下，他们都认真地对待从中国人那里收集来的知识，并依靠自己的专业水平及经验作出判断，从中筛选可信的信息。有时候，一种信息中可能包含了某些科学的因素，博物学家们自己也无法做出确切的判断，也可能会在报告中标明这条信息的来源是民间知识。这样，博物学和民间知识中间就形成一个交接地带，中国的民间知识得以渗入英国博物学研究的领域。

　　中西博物学的互动实践

　　“文化遭遇”是贯穿范发迪整本著作的一条线索。“旧广州时期”花园与市场中的贸易，当地画师在博物学家要求下绘制的博物学图画，19世纪对中国传统博物学著作的研究，在中国内地进行的深入的田野调查，这些无一不是两种不同质素的文化接触、理解、碰撞、回馈所产生的结果。作者的这一视角颇为新颖，而其中里夫斯的博物学绘画，因其形式的鲜明与文献的完整，似乎尤其可以视作这种“文化遭遇”的象征。然而这主要还着重于在华的博物学家一面，中国画师更多只是接受，修改自己的艺术观念以符合“科学的绘画”。与里夫斯的绘画相似，却出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的学习的，或许我们可以注意到20世纪初年，在《国粹学报》上刊载的一组蔡哲夫的博物图画。

　　1905年初，由邓实、黄节发起，在上海成立革命派学术团体“国学保存会”，并发行《国粹学报》为会刊，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反清排满的目标已达成而停刊。当时参与撰写的作者有章太炎、刘师培、黄节、陈去病、马叙伦等，并非国粹派的著名学者也多有文章刊登，加之发行时间长，因此产生了很大影响。《国粹学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同时主张学习西方文化，认为其优秀者为我所吸收，亦可称之为“国粹”。其所倡扬者，在于一种民族主义精神，以期团结抗立于内外飘摇之世。早在1902年，邓实、黄节已创办《政艺通报》，其中设有“西政丛钞”、“西艺丛钞”，则他们对西学孜孜以求的态度可以想见。《国粹学报》虽较偏重传统的国学研究，从1907年起，也增设“博物篇”、“美术篇”、“地理篇”三种栏目，刊登有关博物学研究文章。蔡哲夫的博物图画即从1907年6月开始刊载，至1911年《国粹学报》最后一期，前后共刊128幅。黄节等国粹派同时提倡各地编撰乡土教科书，以介绍地方物产、地理、民俗，国粹派将这种学习西方科学的举措与中国传统“格物致知”的为学之道相联系，期望能够启发童蒙，使其能知本乡之可爱，进至于知国之可爱。1908年黄节编《广东乡土格致教科书》，其中插图也是由蔡哲夫绘画的。

　　蔡哲夫（1879-1941）为国学保存会会员，名有守，后更名守，字哲夫，号寒琼，广东顺德人。其人擅金石学，喜篆刻，善画，有名于当世。他的博物图画内容包括各种海、陆动物、植物和菌类，而又偏于岭南地区的物种。其画上注明 “博物图画”，然后标清次序与名称，画上除动、植物外，往往写有详细的介绍，常有数百字之繁，填得画面密密满满，不同于一般的文人画。《国粹学报》共刊登插图千幅左右，包括先圣前贤画像、书法、金石文物、文人画等，其中文人画不乏花鸟虫鱼题材，而以“博物图画”题名者，仅蔡氏一人而已。蔡氏自己的其他画作，如为《国粹学报》发行三周年所作的一幅，画上有水仙、佛手、石榴、蜡梅、牡丹诸种文房清供，因属一般文人画的范畴，亦不题“博物图画”。由此可见，“博物图画”是蔡氏与《国粹学报》有意为之的命名，是一个有计划、有追求的博物画系列。

　　和里夫斯精确细致的博物图画相比，蔡氏博物图的精细度似有不及，但可以看出他朝这一方向的努力。尤其是动物图画，也竭力描绘动物的一般外貌，与里夫斯的图谱感觉最为相似的是一幅鲎鱼图，图中画有鲎鱼正、反两面形象，鱼之夹、足、壳、纹，乃至周身小刺，皆清晰历历，纤毫可见。蚌、海螺数种描绘亦精细。海产动物通常比陆生动物描绘得更为精确细致，大约因为如贝壳、鲎鱼一类海物方便写生，在绘画难度上也比陆生动物要小。蔡氏博物图中不少动植物是他亲眼所见并写生的，如“云南猫猿”为友人所赠，“豕莽”、“白狼”为打猎所得（范发迪在书中指出打猎是当时博物学研究的途径之一，在此也得到证明），“食蝇草”、“珠蚌”、“珠蟹”、“海螺十二种”为海边所得等等。除对传统中国博物学著作甚为熟悉之外，他对西方博物学也有一定的了解。在为图画所作介绍文字中，常常提到自己参考西方博物书或动物史，以查询动植物的名称。而这些介绍语中，很可以见出一种向西方博物学靠拢的学习，如“云南猫猿”：

　　“居深林中，足不履地，日匿夜出，行甚迟钝，身固笨重也。前爪拇指距四指甚远，次指甚短，后足稍长于前足，无尾，眼类猫，能无光而开敛（按猫类之目夜出者多如是，视光之大小而张敛随之。《事物原始》云‘子午一线卯酉正圆’等说妄甚）。手足毛短若无。耳甚短，与毛平。毛色不一，灰者为多。眼眶外有一圜黑毛。鼻白，耳黄。所食者，树叶、树牙、树实、虫、鸟卵。攫物时能立。平时不鸣，唯怒则鸣，声甚悲壮。”（《国粹学报》，广陵书社2006年复印本，第一册，215页）

　　对猫猿手足长短及毛色、食物等的介绍，便与中国古代博物学传统很不相类，而更趋向于西方式的“客观描述”。其描述中，又往往据西方的知识或目见的经验对中国古书中传说性的记载加以辩驳，如《狐》篇狐有八千岁八百岁三百岁之寿、狐能作祟的传说，《鸮》篇猫头鹰为不祥之鸟的迷信，《鹈鹕》篇谓鹈鹕为人窃肉入河所化，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出他与中国古代博物学的不同，而表现为一种杂糅了西方博物学与中国传统博物学之后，试图建立的一种“新博物学”。

　　蔡哲夫的植物图画所表现出的文人画的影响更深一些，与里夫斯的绘画其实并不太相同，仿佛里夫斯的画师遇到传统绘画题材，其风格便不自觉向传统倾斜一样。而蔡哲夫的倾斜更为明显，这不仅表现为笔触的柔美，还有构图的横斜得宜，疏落有致。其画多是折枝画法，画植物之一枝，因此难窥全貌，虽画法已较传统文人画更为写实，有果或花，却极少如里夫斯的画将花果同时画上，更没有剖面图，因此若本不熟悉，对识别植物真正的样式仍有困难。甚至如《木香》图，将木香画在一只样式别致的竹篮内，以求构图之精美。动物图画中的那种填满整个画面的介绍也变得简短，或放到图画之外，另行排印。我们若细读几则，便会发现它们与动物篇的介绍很不一样：

　　“木香花灌生丛条，有刺，如蔷薇。四月开花，花有三种，惟紫檀心白花者最香馥清润。高架万条，望若香雪。其青心白黄二种及白花细朵者，香皆不逮。俗说檀心者号酴醿，不知何所据也。《曲洧旧闻》云京师初无木香，始禁中有数架，花时民间或得之，相赠遗，号禁花。今则盛矣。”（《木香》）（《国粹学报》，广陵书社2006年复印本，第二册，596页）

　　又如《素馨》条之片断：

　　“番禺尤多有花田，云南汉刘鋹之姬葬此，其地名庄头。妇女率以昧爽往摘，以天未明，见花而不见叶。其未开者，覆以湿巾，不使见日，归穿成璎珞以卖与丽人饰髻。又以穿作灯，故杨用修云，粤中素馨灯天下之至艳者。屈大均诗曰，盛开宜酷暑，半吐在斜阳。绕髻人人艳，穿灯处处光。花田之民以此花求一年衣食而有赡，其多可想也。”（《国粹学报》，广陵书社2006年复印本，第二册，598页）

　　这些文字散发出一种熟悉而可亲的气味，即是明清时期本草、园艺著作中最常见、最通行的行文。我们若将它与清初陈淏子《花镜》和清末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比较，会发现它们的文字都不仅是对植物的记述，而更可以当作美好的散文来读，因它们在博物中且蕴含了一种贴近土风的文化情感和精神气质。号为“禁花”的木香，穿作璎珞与花灯的素馨，在这里它们不再只是蔷薇科的攀藤复瓣黄花，或木犀科花枝纤柔、花被五片的白色花，更与生民的日常发生联系，作者生长于这文化传统之中，便不能不受其浸淫。这一中国本土的博物学传统，从《山海经》、《尔雅》等先秦简单而混融的记载起始，其后有《诗经》的草木虫鱼注疏、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和张华的《博物志》及一系列仿作，至宋代大量药学、本草、动植物学著作出现，而成熟于元明清，出现如《天工开物》、《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等重要的著作。它的内涵日渐丰富复杂，包含了如历史、民俗、经济、宗教等诸多经验在其中，有荒诞不经的传说，也有细致确实、乃至充满美感的记载。

　　博物风尚的中国取向

　　范发迪在第四章中指出，多数西方博物学家在最初接触到中国传统博物著作时，常常要对其分类、排序、描述失望，认为它们粗糙而不科学，除了中国传统博物学的发展的确还远未到近代科学的标准之外，彼此文化的隔膜恐怕也是使他们不能欣赏的重要原因。蔡哲夫的博物图画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努力学习西方博物学的结果，我们可以设想，作为一个广东画家，当他有意识绘画西方类型的博物图画时，他可能受到了当时地方洋画的影响或启发。他的动物图画似更贴近一些，而这种主动向西方博物学的学习与靠拢，当题材变为在中国绘画传统中具有更大势力的草木画时，他终究留存一部分自己本土的特色不能更改。蔡氏的博物图画，因此或也可以看作另一种“文化遭遇”的表现，它一方面隐隐指向中国近代史上因为落后受辱而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痛感与急迫，另一方面却显示出在我们传统的博物学中，所蕴含的文化情感力量的强大。

　　时间流驶一百余年，无论在东西方，博物学都早已分为植物学、动物学和地质学，朝着各自科学的深处发展，这是我们普通人所不了解的。专业的科学主义自有专业人员研究，如我们普通人，有现代的科学常识加以辨别，或者也可以重拾自古而来的中国博物学传统，因我们毕竟是生长在本土的人，到底更容易感通流传于博物学著作中的自古而来的民俗与文化情感，而我们普通人的人生，到底也需要饮些不求解渴的茶，吃些不求饱肚的点心。范发迪的著作乃是研究18、19世纪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而《国粹学报》则是百年前国人力求维系“国粹”的体现，两相比证，我们可以从中窥得那时中西方博物文化相遇时纷如的情景与复杂的作用，一些细节的勾勒与再现，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发表于2012年第10期《中国图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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