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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至刚过去的2008年,已整40年。 40年。17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命,已经步入夕阳。
走在上海街头,丁惠民并不引人注目。1978年12月,这位老者带着数十位云南知青,从西双版纳一路北上进京请愿,打出“我们要回家”的标语,并最终撕开了知识青年返城的一个豁口。千万知青返城的大潮,由此启动。
今天,曾经的知青领袖丁惠民将他的人生坐标,再度调整到“知青”这一刻度上。当年的北上请愿团核心成员,如今或在重庆,或在上海。一切却已不似当初。
靠近
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样,是带着“建设边疆”的决心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
他们走进莽莽大山,住在草棚里,半夜里蛇会从房梁上“嘭”的一声掉下来,吃饭时,丛林里的猴子在远远地观望。头几年,是拼了命地干。砍掉原始森林,种上橡胶树。但几年努力,仍改变不了农场的样子。丁惠民说:“一年不如一年,知青绝望了。”
重庆知青李长寿,如今寓居在上海七宝,他的记忆被饥饿充斥,“猪瘟年年闹,一闹死一片;没办法就去河里找鱼吃,我有段时间当文书管炸药,就拿去炸鱼……”
吊打、侮辱、强奸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一群半大孩子和一些军人,在远山僻岭的对撞,演绎出一幕幕的惨烈。被枪毙的军官贾小山,当年开着一辆吉普车横行农场,看到漂亮的女知青就往车上拉。
知青们想尽办法走后门调动回城,一旦成功就什么都不要了。
与丁惠民不同,李长寿从来是个叛逆者。在农场,他不是好惹的,“打架根本不需要理由。”
李长寿后来写了一首歌,其中有这样一段:“花样的年华生命的春季,享受阳光接受教育。斗殴演出武打的好戏,偷鸡摸狗自有道理。啊!连长,我不是坏青年,写份检查交给你。”
1978年12月以前,他们并不相识,更想象不到:彼此的相逢,会演绎出改写历史的一笔。
就在那个冬季,火星出现了。
相逢
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上世纪70年代中,已显疲态。
“今冬明春好回家”的说法始在云南知青中悄然流传。丁惠民在其他农场做了情况调查,意识到知青的问题已是一堆干柴,只要一颗火星就能点燃。
他贴出了公开信,陈述知青现状,提出回家的愿望,在农场引起轩然大波。在礼堂大会上,有人说:“什么也不要怕,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回家乡去!”纷乱中,丁惠民的理智和判断,使他成为毋庸置疑的总指挥。他与李长寿就在那一天相识。李长寿被任命为纠察队长,另一位重庆知青邹盛永专司宣传,再加上副总指挥刘先国和胡建国。整个行动的指挥和协调核心形成了。
其后的部署兵分两路:一方面,农场在有序领导下罢工;另一方面,1978年12月,请愿代表分两批赴京,高唱自己写的请愿团团歌,“北上!北上!坚决北上!”
队伍最终在天安门广场上列队,在“我们要回家”的横幅后面站成一排。
当时分管农垦系统的国务院一位领导接见了他们,虽然态度慈祥,但话语严厉:“都这样闹,国家能富强?”这让他们感到委屈。当晚,丁惠民、刘先国、李长寿、邹盛永四个人,在西单的一家小饭馆里碰头商议,决定立即回云南,请愿团宣告终结。
而正是那天,一份内部电话记录从版纳农场悄悄地飞出,成了知青的报喜鸟:不愿留的通通走……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从北京开会返回后,作出的表态。
次年2月至6月间,5万人像潮水一般退去。
后来他们知道:北上请愿的行动,给北京正在谋求解决知青问题的高层讨论中,增加了一个现实筹码。
当年罢工请愿的几位核心成员,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都为年轻的自己在全过程中的谋略而自豪。刘先国说:“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同心协力,就为一个目标――回家。”
各自
1979年丁惠民、刘先国、邹盛永、李长寿,先后回到家乡――武汉、重庆和上海。
1985年,丁惠民从武汉调动来到重庆,与妻子团圆。和北上请愿时的“三驾马车”之一刘先国经常见面。1987年,刘先国去了上海。
后来的20年,丁惠民也曾做过生意,这个当年的知青领袖,能够在1990年代就借到近百万的本钱。他从缅甸贩进木材,拉到上海去卖,却不料刚拉进对方仓库,对方却因债务纠纷而被法院冻结资产。
刘先国逐渐成为生活的赢家。这些年里,他在图书公司工作,木工、保卫科长、物业中心经理、计算机广场项目负责人,入党、提干、买房。
李长寿离开工厂后,做过通讯器材生意,还办过研究所,小有成绩。他如今落脚上海,在知青战友的公司里就任核心管理岗位。他戴着青年人喜欢戴的宽边帽子,和古镇里云南菜馆的老板谈笑风生。就在这间小馆子里,他竟然偶遇到北上请愿团的秘书长朱一平,两人相拥大笑。当年那个叛逆的青年,在小桥流水、云南菜香中,与生活和解。
当年离开时,知青们一个个发誓“老子撒尿都不朝这方向”,如今却一次次梦回云南。
轮回
版纳农场的工人,大多来自湖南农村,数量少于知青。
每天同样上班,知青已经累得无力动弹,他们回去之后还要养鸡、养猪、上山砍山货,养活一家大小。知青们饿得凶了,就去偷他们的。
告状、随之让知青受罚的是他们,“看你端着白饭咸菜挥手叫你过去夹上一筷子油炒的菜”的也是他们;帮着连队干部管理知青的是他们,传授给知青农业技能的还是他们。30年前,知青们潮水般退去,农场的学校没有了老师,卫生所没有了医生,连开拖拉机的人员都成了问题,只有工人们收拾起农场的烂摊子。
而农场当年的管理人员,主要由退伍兵和现役军人构成。
有统计数字显示:50%以上的连队干部有过吊打、责罚知青的行为。丁惠民的第四腰椎骨被枪托打过,直到现在,阴雨天气都会有反应。
1984年,当年的一位营长到重庆出差,推销橡胶,设法联系到一些重庆知青。在他落脚的简陋招待所里,他对提着白酒来看他的知青说:“你们种的橡胶树,都开始割胶了。过去,我们对你们知青的很多做法不对,请你们原谅……”
李长寿感慨:“有这一句话,过去的事情就当全没有过,还提它干嘛?”
1995年,李长寿和近40名知青重返农场。离开时,车子无法开动。老连长、老营长、老工人们久久不愿松手,车上车下哭成一片。在李长寿的记忆中,只有当年离家奔赴云南的火车站上,有这样哭声震天、依依惜别的场面。
命运总是轮回,当年哭着去往的地方,今天哭着离开。
重聚
生命轨迹,再一次戏剧性地交集。
2008年冬,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往事》栏目,将丁惠民请进演播室,以三集的篇幅,再现了当年北上请愿的历史。镜头前,丁惠民特意穿了一件黄色的T恤衫,胸前印着“知青”两个大字。
他频频来到上海,出面帮知青解决工龄问题、社保问题、户口问题,等等。他回到云南,在那里立起一块大牌子:“知青有事,请找丁惠民。”下面留着手机号。30多年后,他第二次写了公开信,要求政府重视知青的晚景和待遇问题。
他办了版纳知青网,联系出版画册和书籍,知青有户口一类的问题,他希望登记填表、集中于他处,再通过他去上访、谋求解决。他积极筹划中国知青旅游文化节,希望借此机会重聚知青,扩大影响。他抵押了房子,换来的钱几乎尽数投入于此。朋友劝他“衣食住行要自己搞好”,他却说:“我丁惠民早就不属于我自己,我永远属于知青。”
丁惠民说:他要为知青争取权益,哪怕是一点点经济补偿、一点点政治待遇。他想呼吁国家层面对知青问题的重新表述。
老战友们的命运和心迹,在同心协力北上请愿30年后,画出相离的曲线。
1998年,当年的“三驾马车”在上海重聚。除了久别重逢的喜悦,其余的竟然是话不投机的尴尬。
丁惠民将他的生命重心,再次调回“知青”这个刻度上。他想找回当年的“三驾马车”,看到的是避谈往事的胡建国,和应酬繁忙的刘先国。
后来,刘先国曾经这样劝诫丁惠民:“跟那么多的海归、高知相比,我们已经落伍了。尽管你是当年的知青领袖,但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时代了,你要牵头这么做,就无异于陈胜吴广,最终成功的一定是刘邦项羽,而不是你。”
10年前,成都知青的聚会活动上,一条“青春无悔”的横幅被不同意见者扯下:“无悔?你们无悔你们就回去!”
“有悔”和“无悔”,成为知青群体中对那一段特殊经历的分歧意见。“有悔”者,痛感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他们感慨磨难、追抚伤痕,诅咒自己做出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无悔”者,深感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练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面对现实,前者发出呐喊和谴责,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现实诉求;后者选择接受现实并与之和解。
丁惠民,这个当年以公开信点燃回城火焰的知青领袖,不乏追随者。他们称呼他“丁总”,或者“司令”。这样的称呼,对丁惠民是一种动力源泉。
而当年最亲密的战友胡建国、刘先国、邹盛永、李长寿他们,选择了另一种姿态。
“他依然活在那个时代。”这是今天的丁惠民,留给战友们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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