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抗日怪杰”宣侠父被害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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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西安古城，一个潮湿闷热的盛夏之夜。凌晨1时许，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家的门开了，走出一个推自行车的高大男子。到一街口正欲拐弯，一辆小汽车拦在中间。骑车人刚下车，道弯里暗处立即蹿出几个黑影，始料不及的骑车人来不及挣扎，就被架上了汽车。
　　骑车人是谁？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即是曾任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政治部中将主任、时任中共第十八集团军少将高级参议、西安办事处主任的宣侠父。他是蒋介石亲自下令秘密杀害的中共最高级别的领导人！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害怕他而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
　　
　　黄埔最“牛”学生：唯一被蒋介石勒令退学的肄业生
　　
　　宣侠父，原名尧火，号剑魂，浙江诸暨人。他说起话来干脆儒雅，对人热诚，极有人缘，但要是认起死理来，十足的犟脾气。
　　1920年夏，宣侠父以总成绩第一名自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本科毕业，公费入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学习。1924年，受中共派遣，他报考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这一年他二十五岁。
　　宣侠父言语不多，但言必中肯。开学典礼上，校长蒋介石给学生训话，振振有词。会一散，宣侠父便对同学罗金五说：“蒋介石像个新军阀。”
　　不久，宣侠父就被蒋介石叫进了办公室。蒋介石一向有“伯乐相马”的习惯，许多同学都很羡慕宣侠父的“好运”。
　　宣侠父进得办公室，行礼后笔直地站在那里。
　　“你说我像个新军阀？你知道军阀是什么吗？”蒋介石冷冷地问。
　　“一切不问，要求下级绝对服从，就是变相的军阀。”宣侠父毫无惧色。
　　蒋介石不禁打量起这个诸暨小老乡：个子高高的，面孔黑黑的，有股子劲儿，是个人才。他把宣侠父“熊”了一顿，说了句“下不为例”，便让他走了。
　　1924年7月6日，军校开学仅二十天，便成立了特别党部，作为军校的最高领导机构。经过选举，蒋介石、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五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兼任监察委员。对于自己的当选，蒋介石当然是满意的。但不舒服的是，除了自己，其余四人全是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员，营垒阵线十分清晰。
　　蒋介石初任校长期间，立场忽左忽右。他一方面主张以苏联红军为榜样，赞同黄埔设立党代表，实行政治工作制度；另一方面又热衷中国古代帝王和军阀的治军方式，企图建立效忠于个人的军队。
　　接着要成立各区队的党小组和学生队分部并选举干部，蒋介石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投石问路。7月11日，他以校长、军校特别党部执委兼监委的名义，不经选举就直接指定各学生区队的党小组长，并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汇报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
　　在当时民主作风还十分浓厚的黄埔，这种军阀作风引起全校大哗。被指定为第三中队国民党区分部党小组长的宣侠父，代表全校师生给黄埔军校特别党部写了一份报告，“由校长指定党小组的小组长，不符合党的组织法”，“党部各级组织干部应民主选举，并进行监督……”
　　蒋介石铁青着脸，猛地把手上的茶杯砸在了地上，立即第二次在办公室里召见宣侠父。宣侠父走进办公室，规规矩矩地行了军礼。蒋介石坐在那里，阴沉着脸，用手指轻轻弹着桌上的报告：“这名单不是我个人决定，是有关人员共同斟酌决定的。你不是也在其中吗？”
　　
　　“对被指定的人选，我没有意见，但产生的方法违背了党的民主制度精神。”
　　“你这是存心挑剔。赶紧收回报告，我可以不加追究。”
　　“应不应提意见，责任在我；接受不接受，权在校长。”宣侠父笔直地站着，毫无惧色地再次陈述自己的观点，“暗中汇报是把党的基层组织变相地化作了私人手里的工具，成为强权下监视同志的特务机构。学生认为，这与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是相悖的…… ”
　　蒋介石终于忍不住了，他腾地站起来咆哮：“够了，我是校长和党部委员，用不着你来给我讲三民主义。作为学生，就要遵从师长。”蒋介石道理讲了一大篓子，要宣侠父认清形势，要知悔改，最后将宣侠父关进禁闭室，命令他三天之内写出悔过书。
　　两天之后，蒋介石让学生队长问他写好悔过书没，宣侠父依旧说：“这是革命的黄埔，根据党的组织法，学生可以批评校长。就是关我三年，我还是这个观点。”
　　蒋介石不再说什么，拿出一纸手令交给队长。手令上写：“该队学生宣侠父，目无师长，不守军纪，再三教育，坚拒不受，着即开除学籍，即令离校，以申校律、整校风。中正。”
　　队长不敢多言，准备回队。这时，抱着最后一丝“挽救”人才想法的蒋介石交代队长：“给他最后的机会。如在三天之内愿写悔过书，你连同手令一同交来。”
　　在这三天中，由总教官何应钦领衔的上尉以上的教职员，共同请求蒋介石从轻处理。蒋介石说：“学生与校长发生抵触，你们不站在学校立场上要求学生认错，却要求校长低头。简直闻所未闻！”
　　何应钦无言以对，只得打电话给在广州的校党代表廖仲恺，请他来学校调解。（造化弄人，一个月后，周恩来才来到黄埔军校。）
　　可没等廖仲恺开口，蒋介石先说：“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治军之道，我校长可以不做，但绝不能姑息纵容。”
　　廖仲恺只得找来宣侠父，劝他顾全大局，提出替他取回报告，当做撤销，就此结束此事。宣侠父寸步不让：“个人事业前途事小，建立民主革命风气，防止独断专行的独裁作风事大。”
　　第四天，宣侠父愤然离开了黄埔，临走时，给同学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宣侠父从此大名鼎鼎。虽然在黄埔军校只待了三个月，却成了黄埔史上最“牛”的人物：蒋介石对黄埔一期生爱护有加，轻易舍不得处罚，而宣侠父却是唯一被蒋介石开除的黄埔一期生。
　　
　　“一张嘴顶两百门大炮”：蒋介石眼中的“庆父”
　　
　　
　　1935年5月，日本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二省大部分主权，国民党营垒也在进行新一轮势力重组中，情况虽然复杂，但从总体来讲，“左派”力量稍占优势，上层统战工作此时显得尤其重要。
　　在香港担任中共华南工委书记的宣侠父决定“上门认师”，首先抓住威望最高的李济深，在抗日和反蒋这两点上，促进各党派联合，联合两广、西南、西北的地方势力，扩大抗日阵线。
　　李济深公馆宁静的书房里，当年的黄埔军校副校长，仔细打量着这个当年走得太急、他还来不及认识的肄业生：年龄不大，但反应敏捷，见识卓远。他第一眼就深深喜欢上了这个青年人。何况宣侠父身上还有个广为流传的民间传闻，李济深不会不知。据说当年，冯玉祥为了抢夺人才，硬是用两百门大炮，从孙殿英手上抢来了宣侠父。虽然这实属民间的“口头文学”，真实程度无法考证，但是生动且流传甚广，当时大半个中国都知道。
　　宣侠父向着李济深行了一个军礼，恭恭敬敬地献上一杯茶――这是认师礼，才开口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同党失掉了关系。目前日军长驱直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我希望能在校长领导下，做一点抗日工作。将来我找到了党的关系，还是要回到党的队伍中去的。”
　　宣侠父的态度真诚恳切，李济深更加喜欢。
　　就这样，这个当年被蒋校长赶走的学生，今天又被李校长“认”了回来，而且当上了李济深的秘书。西安事变时，宣侠父正在李济深处，帮李济深草拟了对西安事变的通电，支持共产党对西安兵变的处理。乃至宣侠父牺牲后，李济深还在怀念着这个“很能干”的秘书。
　　7月，在抗日和反蒋的旗帜下，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成立。李济深是大同盟的灵魂，宣侠父则兼不管部部长。
　　1936年，李宗仁、白崇禧提出组织一个反蒋抗日的联合政府。大同盟派出以李济深为团长的五十多人代表团赴南京。南京各界联合政治代表团举行盛况空前的欢迎大会。李宗仁、白崇禧先后发言，中心是“收复失地，焦土抗战”，一个比一个调子高。
　　
　　正当群情激奋、抗日声浪一阵高过一阵时，一伙身份不明的人挤到主席台跟前。为首的刘庐隐和广西大学一名右派学生，一上台就高喊：“我们现在是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权是用血换来的，联合政府想取代国民党政府，必须用血来换取。”
　　宣侠父坐在主席台上，意识到这是一场双簧戏：李、白口头上喊反蒋抗日，又借右派之口发表反共言论，给蒋介石暗送秋波。
　　当夜，李、白举行宴会答谢南京各界人士。轮到宣侠父敬酒，他面朝各界嘉宾，即席讲话：“在今天，谁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坚持一党专政，谁就是反对抗日；谁坚持反共剿共，谁就是帮日本人的忙。反共口号，就是汉奸口号！”
　　气氛一下子凝固了，李宗仁、白崇禧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宴会散场后，有人问宣侠父：“在这样的场合讲这样的话，是否太厉害了？还是要给主人家一点面子呀！”
　　宣侠父微微一笑：“是个别人的面子重要，还是全体中国人的面子重要？是现在大家欢歌笑语重要，还是将来我们不当亡国奴重要？我没有更多的话，讲一句就要有一句的分量！”
　　第二天，南京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宣侠父的发言。蒋介石在他的官邸里忍不住回想一连串不快的往事：正是这个人，随西北军西征甘肃时，多管闲事，给自己惹来很大麻烦；正是这个人出力出钱又出人，襄助上海“左联”，那一篇篇文章比枪戳着他还厉害；正是在宣侠父等人的煽动下，自己的“义兄”冯玉祥，成立起什么抗日同盟军，幸好自己及时解决了；曾引起中日关系紧张的日本天皇特使北平遭枪击、一死一伤的事件，虽然是军统平绥头目马汉三带的头，而有关情报显示马汉三从西北军时起就同宣侠父接触密切；已被自己处决了的吉鸿昌，也是被此人鼓动而背弃自己、转投共党；逃脱军统通缉刺杀的宣侠父，化身记者进入特科活动，写出红军长征的真实报告，以确凿的事实戳穿了南京当局的种种谎言……
　　这些情形，总是让蒋介石头疼不已，一直维持形象的他气得直哼哼：“又是这个又臭又硬的宣侠父，走到哪里，都与我作对，拆我的台！”对于宣侠父，从黄埔到现在，蒋介石意识到“庆父不除，鲁难未已”，他脸色铁青，又砸碎了一个茶杯。
　　
　　“砸不烂、敲不碎的铜豌豆”：国民党西安行营最头痛的人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借机挤走东北军、西北军，西安军界成了蒋校长的黄埔系天下。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是黄埔一期的队长，带兵大将胡宗南、董钊等都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为了在黄埔系中开展活动，1937年2月下旬，周恩来、叶剑英特意招来宣侠父。
　　起先，宣侠父担任周恩来的副手工作。但周恩来要将主要精力用于同西安、南京、杭州、庐山等各地国民党高层的谈判，党联系西安各阶层代表的工作，着实难以兼顾西安的统战工作。宣侠父自然被推到了统战一线。全面抗战开始后，林伯渠来到西安担任中共驻陕代表，周恩来亲自提名，宣侠父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旋即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宣侠父四处宣传统战：太原阎锡山，南京李宗仁、白崇禧，武汉冯玉祥，一大批国民党上层人物都领教了他的“铁嘴”。
　　对于共产党见缝插针式的抗日宣传，国民党当局感到恐慌，甚至对宣侠父也有点“谈虎色变”了，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也顾不得了。1937年冬，国民党西安当局接连两次查封《解放周刊》西安分销处。
　　宣侠父径直找到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蒋鼎文推说是下面人干的。宣侠父一字一顿地说：“外界传闻是蒋主任下的手令。我手上虽有几份东西，但我不相信蒋主任会做这种事。我想，一定是有什么误会。”蒋鼎文脸一红，勉强开口：“我一定让有关方面调查清楚，一定！”
　　不久，西安当局释放了分销处被捕的工作人员，归还了没收的七千多份杂志。分销处恢复了营业，还扩大了若干订户。《解放周刊》终于在西安站住了脚跟。
　　蒋鼎文是宣侠父的诸暨老乡，又是工作的第一对手，他深知宣侠父的厉害。宣侠父每天来为八路军讨要军需物资，那份韧劲和“执著”精神，弄得他焦头烂额。因为他不想给，但在抗日的旗帜下，嘴上又不能说不给。实在拗不过而批一点时，自己又要受上峰的责骂。他曾气鼓鼓地对人说：“真是个甩不脱的口香糖啊，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出乱子不可。”
　　80年代末，暗杀执行者透露当年细节
　　对于宣侠父的死，国民党高层一直严加保密，几十年来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直到1988年，原军统西北区长张严佛的回忆文章披露暗杀真相，事情才大白于天下。
　　1937年，宣侠父一到西安，就成为军统局西北区的重要关注对象。通过军统局，宣侠父的名字总是萦绕在蒋介石的耳边：宣侠父教唆杨虎城旧部反对中央，煽动学生去延安；宣侠父以黄埔同学关系与机关、部队军官拉关系，散播共产主义思想毒素；宣侠父“公开指摘中央，诽谤委员长”；宣侠父指挥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庆父”不能再留，蒋介石最后的手谕下达了：秘裁宣侠父！
　　蒋鼎文接到蒋介石密电，久久无语。尽管早在意料之中，实际上他对这个老乡还是十分欣赏的。但各为其主，他还是提笔签了给行动组长徐一觉的手令。
　　徐一觉回到四科办公室找李翰廷等人研究执行办法。为了确保秘密，他们决定于深夜在城内执行。李翰廷说，西安城内东南角城墙边下马陵（又叫虾陵），最为偏僻。附近没有老百姓住宅，有一口五六丈深的枯井。暗杀后，可以把尸体投下枯井掩埋，神不知鬼不觉。
　　7月31日，天异常闷热，是一场大雨的前兆，整个西安城灰蒙蒙的。
　　因为宣侠父的行动无法掌握，蒋鼎文伪称物资调拨之事一定要与宣侠父面谈，打电话约好当晚在自己后宅门公馆（距离八路军办事处约一公里）见面。暮色中，宣侠父如约去了蒋公馆，却被蒋鼎文拉去看球赛。看完球，又一同回到蒋公馆吃宴，直到次日凌晨1时才脱身离去。
　　凌晨1时，正是和徐一觉预先约定的时间，一张黑网收网了。一切按计划进行着：宣侠父骑车刚到军统的预谋地点，徐一觉等将他架上汽车，立刻用浸了麻药的棉花堵住他的口，李翰廷、徐一觉同时下手抓住他的咽喉，套上绳索，两边拉紧，立时毙命。
　　汽车鬼影一般开往下马陵枯井旁边，李翰廷等把宣侠父的尸体从汽车上抬下来。徐一觉无意中最后看了一眼搅得西安惶恐不安的宣侠父，只见他怒目圆睁。徐一觉哆嗦了一下，忙令人去抚宣侠父眼皮，但怎么也闭不上，只好罢休。
　　丢下井之前，徐一觉不忘最后揩一点油水，在宣侠父衣袋内搜出一块金质怀表和一条金表链，急忙揣在怀里，私吞了。宣侠父的尸体被投下枯井后，执行组员们匆匆忙忙地倒下四五筐土算是掩尸灭迹，还在上面种上树。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宣侠父就这样神秘失踪了。
　　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三次直接发电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要人。蒋介石耍起了无赖，一概否认。
　　 10月，因徐一觉独占了杀害宣侠父奖金的一半，国民党西北行动股长直属组长王敏之要求军统“秉公处理”，无意中泄露了这个天大的秘密。
　　从西安警察局侦缉大队的内线，共产党方面得知宣侠父已被暗杀，立即强烈要求蒋介石答复并严惩。见事情无法再遮掩，蒋介石不得不坦白了：“宣侠父是我的学生，多次背叛我，是我下令杀掉的。”
　　“抗日怪杰”被害，
　　真正的谜底在胡宗南
　　张严佛等军统人员只知道是蒋介石下令秘裁宣侠父，却不知蒋介石下狠手的深层原因。这个内幕，共产党方面也长期未予披露。实情是――长期以来，中共围绕胡宗南做过许多文章！蒋介石秘裁宣侠父，主要是怕他策反胡宗南。
　　蒋介石对枪杆子向来把得很紧。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不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各师干部名单，非要由自己来任命，试图通过这种手段来拉拢八路军将领。对于自己的部队，蒋介石更是看得牢牢的。胡宗南在西北反共，却享有美国运来的打日本的装备。蒋介石在关爱之余，也不大意，布置秘密监视。
　　宣侠父虽是被蒋介石赶出黄埔的，但这种特殊的背景，有时竟也让其他人莫名地生出某种说不清的感情来，有慕名，有敬佩，有神往……宣侠父因此与蒋军内部很多高级军政人员，不仅混得个“脸儿熟”，甚至是“骨里热”。
　　1937年8月下旬，为推动胡宗南积极抗日，宣侠父由西安到达杭州，被待若上宾。面对胡宗南的抗日意愿，宣侠父阐述了对提高部队军事政治素质的见解，提出了游击战争的建议。
　　胡宗南觉得耳目一新，请宣侠父写一篇游击战专论。宣侠父对这个问题思虑已久，他虽然从没打过游击战，但平日里对毛泽东抗日游击战术很感兴趣。用了一个通宵，他就交出了《游击战争概述》一稿。胡宗南阅后，惊叹不已，当即批准印发部属阅读。随后，西安《救亡周刊》全文发表，引起了军事界的称道。
　　《游击战争概述》一文使胡宗南叹服了，想把宣侠父拉进自己中军帐，还许诺“职务任挑，至少是个中将”。
　　宣侠父微笑道：“早年在冯玉祥那儿，我就是个中将了。现在怎么也要升升吧！我久未领兵，无意当官，只想做点自己能做的事。倒是你，当官就应该像林则徐，领兵就应该像关天培，为的是民族，对得起百姓。”
　　淞沪抗战失败后，胡宗南在西安筹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又找到宣侠父一起再创黄埔辉煌。宣侠父拒绝了。胡宗南仍不死心，一次借同学聚会之机，表示可以向校长推荐他出任军队政治工作厅厅长。
　　宣侠父还是微微一笑：“就算蒋校长宽宏大量，我大概也没这个福分，要我当国民党的官，去做不利共产党的事，我可做不来。其实，只要不附任何条件，我干什么都乐意，当战士拿枪杆子上前方打仗都可以！”胡宗南碰了个软钉子，从此再不拉宣侠父到国民党去做官了。
　　胡宗南与宣侠父的交往，蒋介石都看在眼里，引起了他极大的不安。蒋介石向来视黄埔生为第一嫡系，本想争取宣侠父为己所用，反而被宣侠父趁机利用。胡、宣往来过密，蒋介石觉得有失去胡宗南的危险。
　　他宁冒破坏国共合作的风险，也决不容他人染指自己的枪杆子！留虎为患啊，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宣侠父就这样轰轰烈烈地走完了他年仅三十九岁的人生路。1945年，中共七大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他身前：健如奔马健如牛，奋斗廿年未得休。
　　牺牲后：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责任编辑/谭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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