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新城|《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读后感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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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是一本由[日] 西嶋定生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9.00元，页数：62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读后感(一)：西嶋定生的秦汉史：始皇帝、孔夫子与东亚世界

　　战后日本的中国史权威西嶋定生写给普通读者的秦汉史——《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深入浅出之作。最初，这部书作为讲谈社《中国历史》第二卷于1974年出版，后被列入讲谈社学术文库系列于1997年再版。1983年黄耀能将此书译成中文，由台湾的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白话秦汉史》。初版印行四十余年后，社科文献出版社将此书引进大陆，由顾姗姗担任翻译，晚是晚了一点，好在大家手笔魅力犹存，算是经历了时间的淘洗与考验。

　　正如黄耀能在译者序中所说，本书的一大特点在于“作者能抓住秦汉时代的重点来加以叙述发挥”。在我看来，首先作者牢牢把握住了秦汉帝国在中国历史上的两个意义，一个是“因统一国家的建立而形成的国家构造基本形态”，即皇帝制度以及与其并存的官僚制、郡县制；另一个是秦汉帝国的“精神文化基本形态”，即最终在汉代确立了国教地位的儒学。如果加以符号化，秦汉的国家构造基本形态的象征是秦始皇，精神文化基本形态的象征是孔夫子；而秦始皇加孔夫子确实是贯穿此后中国历史的重要特征。——阎步克曾指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历史就是秦始皇加孔夫子的历史，前者奠定了中国制度的基石，后者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当然也可以说好像卑之无甚高论，不过要把它融汇到全书的脉络中，成一家之言，就不那么容易了。

　　皇帝制

　　众所周知，“秦王扫六合”，一统宇内，建立了盖世功勋。秦王政从一国之王一跃而成普天之下的主宰——皇帝，由此形成一套绵延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关于皇帝制度，据笔者所见，学界有两篇大文章，一为雷海宗的《皇帝制度之成立》，一为邢义田的《中国皇帝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邢义田认为，皇帝制度的本质是“家天下”，进而勾画了皇帝制度从兴起到衰落的整个过程。与之相比，雷海宗则着重分析了皇帝制度的诞生，尤其强调皇帝的神化，由此造成皇帝与臣民的对立。有一处细节很值得注意，这两篇文章都提到战国时代齐国势力的强大（齐湣王与秦昭襄王分别称东帝、西帝），雷海宗说“对强秦最愤恨的是齐人，对帝秦极力破坏的也是齐人”，邢义田说“在战国末期，自以为最具资格统一天下的是齐国人”；而田余庆、陈苏镇、鲁西奇等强调秦与楚在文化、制度上的冲突（当然这里面还有差别，陈苏镇等侧重东西之别，鲁西奇更重视南北之异）。

　　雷海宗在论述皇帝的崇高时，格外关注西汉的郡国庙现象——从高祖到元帝时期，汉朝68个郡国共建了167座帝庙，他认为这种生前立庙、遍地立庙的政策是为了震慑人心、维系皇权。西嶋定生也很重视这个现象，并花了不少笔墨来铺陈和分析：“高祖以来，郡国庙是‘家族国家观念’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皇帝为人民之父，而汉帝国则是以皇帝为父的一个大家庭。汉朝廷认为，在郡国设立皇帝庙，并在地方官的管理下令人民去祭拜，是让皇权渗透地方的恰当手段。”与雷海宗不同的是，西嶋定生还讨论了郡国庙的废除问题，认为这个延续了160年的传统，却因《春秋》之义的儒家理念而改变，显示出儒家思想在西汉末年的权威。

　　值得注意的是，西嶋定生在本书《前言》中指出，皇帝制度在形成时期的秦帝国和其后的汉帝国就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面貌。比如，同样是称帝，刘邦和始皇帝都认为帝位比王位尊贵，但秦始皇称帝后取消了王位，而刘邦称帝，其前提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诸侯王的拥立。其结果是，秦朝消灭了封建制，汉朝则实行郡县与分封并行的郡国制。再如玉玺制度，西嶋氏认为，六玺制度是西汉末期才形成的，与谶纬的兴起有关。更重要的是，与皇帝三玺、天子三玺相对应，皇帝与天子的职能分工在西汉末年明确化，皇帝的称号是对内的，代表其政治性的一面（权力的至高无上），而天子的称号是对外的，代表其神性的一面（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由此构成中国古代君权的二重性。

　　郡县制

　　和前代的分封建国相比，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是一项巨大的“制度创新”。作者认为，郡县制是定义秦汉帝国性质的最基本的制度形态。引人注目的是，西嶋定生并不赞同顾炎武最早提出的春秋郡县说，他援引增渊龙夫的研究，认为春秋时期的“县”与诸侯封邑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强调不能单纯根据“郡”“县”的称谓来判断郡县制的产生。不过，有的学者仍然坚持传统的见解，似乎并不赞成西嶋氏的观点，比如邢义田认为秦始皇有两项决定影响深远，其一是采用战国以来流行的五德终始说，其二就是推行郡县制，而这是“秦统一天下以前的旧制”。

　　作者认为，郡县制的成立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郡县长官由中央任命，而不是由世袭的贵族担任，即郡县制是用来加强皇权、摧毁贵族制的；二是郡县制与封建制的统治方式不同，后者以氏族集团为单位接受国家统治，前者则是以个人为单位，建立国家对个人的支配关系。在作者看来，应当从氏族制的解体、君主权的产生、农耕地的开拓、新军队的建立等一系列的社会变革现象来考察和判明秦汉的郡县制。

　　就郡县制的内容与特征而言，似以杜正胜《编户齐民》的论述最为详尽透彻。他说，“从封建制到郡县制，聚落景观大概没有大变化，发生变化的是地方行政系统的建立。”他认为，不能仅仅根据文献出现的“县”字来论断县制的起源，而要考察有没有制度化；另一方面，他主张从封建城邦的地理和历史因素去查考县制的渊源，“以地理景观而言，小农村和大国都都是具体聚落，前者转为秦汉的里，后者转为秦汉的县，构成地方制度的基本骨干；不像郡县，只是行政区域而已”。接着，他考察战国时期的郡，认为列国如果有郡，也是设在边城的军事特区，性质与统一帝国的郡不同；秦汉的郡县制倒有可能源自齐国的“都县制”。

　　另外，杜正胜十分强调户籍制度的意义，认为它的作用在于彻底控制人力，以保证“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的国家结构稳固完善。鲁西奇则在《何草不黄：<汉书>断章解义》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户籍制度是专制主义集权制国家的基石，它比任何官僚制度、军事制度和经济、文化制度，都具有更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等爵制

　　我们都知道，西嶋定生的代表作之一《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对二十等爵制做出了开创性的、成体系的研究。所谓“牵牛要牵牛鼻子”，西嶋氏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二十等爵制这一秦汉特有的政制。封建制下的爵位是贵族独享的，二十等爵制则是为全民而设的。其中“文帝即位与民爵制度”一节对短短十八字的赐爵诏文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出人意表，却又在情理之中，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原来朝廷赐爵，允许聚众饮酒，不仅有敦睦邻里、增进情感的作用，更巧妙也更重要的是达到了重新确认个人身份、规范社会秩序的目的。想来作者对此是颇为得意的，因为从中可以“窥探到当时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秘密”。

　　阎步克在《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一书中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优先’的社会，政治体制在塑造社会形态上是一个巨大权重。”并对战国秦汉的政治转型作了高度的概括：

　　从“制度”上说，就是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的创立；从“势力”上说可以看到军功阶层、文吏、士人三种新兴力量的崛起。秦之政治法律制度，系法家与文吏之功；儒生群体则是王莽改制的主要推手。从皇权中衍生出了宗王、外戚、宦官等势力，不但参与政治角逐，也以不同方式影响到了政治制度与政治形态。东汉二百年间的政治制度相当稳定，然其初年与后期的政治势力格局却变化甚大；东汉后期，清议名士以其巨大影响力影响社会生活、参与政治斗争，以及士族的崛起。

　　与之相较，《秦汉帝国》对官僚制的把握未免显得逊色，或者说淹没在具体史事的叙述中，缺乏提炼。不过，话说回来，一本书也不可能在每个方面都做到十全十美。

　　儒学国教化

　　本书对秦汉时代的精神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国教化问题，提出了耐人寻思的独到之见。在我看来，“儒家思想与谶纬说”一节是全书又一个引人入胜之处。作者开门见山：自汉元帝时期开始，儒家官僚在政坛上日益活跃，并提出了国家祭祀礼制改革的问题，预示着儒学一步步走向国教化。可是，儒家思想长期以来是以王道思想作为其政治理念的。所谓“王道”，其核心就是“德教”，主张以伦理道德作为建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基本原则，其典范就是“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政制。而王道思想与皇帝制度之间显然颇有罅隙与隔阂，儒生作为一个群体在秦和汉初未能跻身政坛，恐怕与此有莫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儒家思想中没有解释“皇帝”这一君主概念的理论。儒学要国教化，要得到皇权的重用，在帝国上下沁入肌髓，“其前提条件是儒家思想必须成为一种肯定皇帝存在的思想”。

　　在作者眼中，以阴阳五行来预言未来的谶纬说适逢其时，成为儒学国教化的黏合剂与助推器。所谓黏合剂，是指儒家采用了谶纬学说中的神秘主义，使经书与纬书互补、和谐共存，以谶纬来肯定皇帝的权威。所谓助推器，即利用神秘主义，在现实政治中煽风点火，造成沛然莫御之势——孔夫子与秦始皇终于在西汉末期实现了有机的嫁接，儒教从此一统江湖，历千秋万代而不衰。

　　稍显遗憾的是，西嶋氏对孔子本尊的祭祀缺乏叙述，好在黄进兴近些年对孔庙祭祀有不少研究。譬如，他曾指出：“汉代的统治者为什么要祭拜孔庙？这与孔子在先秦时代留下来的影响有关系。汉代讲究谶纬，纬书开始把孔子塑造成为一个汉代政权的保护神。”倘若把这个维度纳入进来，我们对儒学国教化当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值得留意的是，作者对儒学确立国教地位的时间问题颇为关注。他在《再刊之际》特地作了说明：“旧著写作时，学界将儒学国教化的时期定在了西汉武帝时期，笔者批判了这一观点，主张儒学的国教化完成于王莽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然而，最近刊行的学者板野长八的遗著（《儒教成立史研究》，岩波书店，1995）通过对各派儒家思想的细致分析，得出了儒学国教化完成于东汉光武帝时期的结论。板野氏的这一观点，很难说已被人们充分理解（例如载于《东洋史研究》第55期之一的关于这一著作的书评，就未能充分理解板野氏的观点），因而理解其观点并反省敝人拙论的观点便是笔者今后的学术课题。”这也提醒我们，读书并不是记住书中的结论，甚至认为权威学者的观点颠扑不破，将之奉若真理，而应成为进一步探讨的基础。同时，这段话也体现了一代大家虚怀若谷、严谨求实的作风。

　　东亚世界

　　作为一位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对“东亚世界”的念念不忘，也构成本书迥异于中国学者秦汉史著述的一大特色。中国学者虽然也讨论秦汉的对外关系，但那是一对一的，如汉与匈奴的关系，而不像日本学者那样把“东亚”当作一个单元来整体对待。这大概是研治本国史与外国史的一个重要区别。换言之，本书包涵了作者对日本的殷切关怀：理解中国的历史，最终是为了理解本国的历史。其实，作者在《前言》里就建议读者思考秦汉时代在世界史上的意义，用当前流行的学术话语，就是在全球史的视野下考察秦汉帝国。不过，他认为在秦汉时期全球尚未一体化，基本上还是分处几个世界，而在近代以前中国是东亚世界这一完整独立的世界的中心，这样东亚世界的形成问题就成了全书的一条主线。

　　通常所说的东亚世界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鲜、日本、越南地区。在讨论汉与朝鲜的关系时，作者自问自答：为何秦帝国没有出现外藩政策而汉帝国却出现了呢？答案就在秦的郡县制与汉的郡国制的差异之中。这其实涉及到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作者的问答应该还有商榷的余地。邢义田在《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一文最后总结说，中国人的天下观源远流长，一直都在“严夷夏之防”和“天下一家”这两端徘徊，历朝历代往哪个方向倾斜，其实跟国家实力大有关系。

　　作者还指出，汉朝设置外藩时有两个条件，一是外臣必须固守边境，不得使周边蛮夷入侵中国；二是周边蛮夷首领要谒见中国天子时，不得阻碍。这两个条件分别反映了中原皇朝处理与周边民族国家关系时的两大思想原则——华夷思想与王化思想。这样，就把郡县制（郡国制）、儒家思想、对外关系结合在一起考量了，显示出问题的复杂性和作者高超的驾驭能力。

　　有意思的是，作者认为，西汉通过将秦帝国的一元郡县制改变为二元郡国制，才真正与朝鲜、越南等国建立了君臣关系，并由此确立了册封制度。但是到了武帝时期，又转变为郡县制，如此一来，东亚国际政治秩序体系就瓦解了。那么，此后中原皇朝与周边国家是怎样的交往秩序呢？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公元三、四世纪以后的东亚形势这个结果倒推历史，进而得出：东汉正处于新国际秩序诞生前一刻的胎动时期。

　　细节之魅

　　除了上述荦荦大端，书中不少细节也值得玩味，兹举数例，以引起读者的注意。譬如，本书用三十多页的篇幅叙述王莽政权的兴衰，详细梳理了王莽的内政改革与对外政策。对王莽的重视，也可算作日本学者治秦汉史的一个特点。此前阅读李零的论著，见他特别“抬举”王莽，把王莽与秦始皇、汉武帝相提并论，印象极深。此外，秦朝收缴民间兵器铸造钟鐻和金人，作者判定那些兵器并非铁制兵器，而是青铜兵器。再如，对《史记》关于始皇帝驾崩后秦二世胡亥伪造诏书阴谋篡位的叙述，作者以为：“也许是由于秦二世时代秦朝急速衰落，街头巷尾的人们将它与长子扶苏、将军蒙恬的冤死联系了起来，渐渐形成了胡亥伪诏登基之说。”而邢义田认为，赵高、李斯等人的合谋在秦代大概是一件公开的秘密。两位学者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解读不尽相同，却都体现出史家的智慧。

　　再举一个我读此书时的收获。全书配了很多图片（稍感遗憾的是有些图版模糊不清），尤其是考古出土的文物（足见作者对中国考古成果的重视）。其间，我注意到“丞相之印章”、“御史大夫章”（109页）、“滇王之印”（209页）、“乐浪太守章”（212页），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叫“印”，有的叫“章”，有的又叫“印章”？背后可有讲究？说来也巧，马孟龙《秦汉史》里就涉及这一问题，正可解疑：“太初元年，武帝对官印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这次官印改革主要针对两千石以上的官员，改革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印章称呼。秦代的官印一律称为‘印’，太初新官印制度更二千石官员印章名称为‘章’或‘印章’。二是印章字数。秦代官印皆为四字，而太初新官印制度规定二千石官员印章字数为五字。例如原来丞相和御史大夫所佩官印印文为‘丞相之印’、‘御史大夫’，改革后变更为‘丞相之印章’、‘御史大夫章’。千石以下官员的官印不改，仍然沿用原来的制度。”倘要再加追究，则应查阅玺印方面的专著了。

　　作为一部数十年前问世的通俗读物，本书不可能把近些年的研究成果一并融入进来，但读者自己不妨做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书中提到年号时有这样一段括注：“年号的设定始于武帝时期，建元为武帝第一个年号。不过，实际上年号最初制定于元鼎四年即公元前113年。元鼎这一年号，是当时在汾阴发现铜鼎时被命名的。而元鼎之前的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则是追加命名的年号。”而根据辛德勇的研究，不仅元狩及其之前的年号是后来补定的，连元鼎、元封也是事后追加的，换句话说，汉武帝是在第七纪元即太初元年真正开始采用年号纪年的。具体论述可参阅其《建元与改元》。

　　综观全书，叙述秦和西汉部分占400页，东汉部分仅100页，重西汉、轻东汉的态势至为明显，这大概也是秦汉史研究现状的反映。据我观察，以前学界研究宋史，重北宋、轻南宋，而近些年经过一批宋史学者的努力，这一状况大有改观；而在秦汉史学界，这一现象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本书对上层政治史、文化思想史不乏精要的述论，而在基层社会、财政经济方面颇显薄弱。当然，前面说过，我们不能要求一本书面面俱到，项项皆优，经过数十年的学术积累，或许到了推出一部新秦汉史的时候了。

　　（本文刊于《经观书评》2017年7月3日，欢迎关注本人微信公号：随读随写）

　　《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读后感(二)：秦汉帝国阅读勘误（部分）

　　一个月前读完本书，其实这本书算是日本学者给民众写的一个浓缩的大众史学读本。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算是囊括了西嶋定生秦汉史研究的精髓心得，特别是秦汉赐民爵、秦汉国家的构造体制、东亚世界的交流互动写的尤为出色。推荐本书可以作为了解日本学者对秦汉史研究的一个窗口。

　　本书存在不少的错误，仅就目力所见，更正如下，供读者参考，方家指正：

　　《秦汉帝国》勘误

　　1、 第一章《秦帝国的崛起》，21页第5行

　　案秦国当时吞并的是八、蜀、苴三国，当作秦国兼并了巴蜀两国土地，或简称为巴蜀国地。

　　2、 第一章，24页第6行

　　案当为一介商人，而非一届。

　　3、 第一章，24页倒数第2行

　　案，颠倒当作动荡不安。

　　4、 第一章，34页第9行

　　案当为御史大夫冯劫，官名不全。

　　5、 第一章，47页第3行

　　原文：东国东海，北过大夏（今陕西省太原市）

　　案，此处地名有误，当为山西省。

　　这个是常识问题了。卢生并不是献《录书图》，而是“奏录图书”（西岛也把《录图书》理解成了书名），所写的文字则是“亡秦者胡也”

　　6、 第二章《秦帝国的崩溃与汉帝国的崛起》，第86页第5行

　　案据《史记》当为司马卬，本赵国部将，因战功被项羽封为殷王，据有河内。

　　周勃实际上只是织席子，并不是养蚕啊，史记里的《周勃世家》：“勃以织薄曲为生。”原文意思其实是：“周勃是一位织席的工匠。”（養蚕道具の蓆を織る職人）并不是编织席子就要全部工序都一个人做呢。

　　7、第二章，第91页

　　案，据《史记.项羽本纪》，有五人得项羽尸体都被分为“列侯”，并非诸侯。如吕马童是中水侯、杨喜是赤泉侯。诸侯一般指代诸侯王国。

　　7、 第二章，第103页

　　案，赵王敖并非赵姓，乃张耳之子张敖，当更正为“张敖”，有误。

　　8、第三章《汉初的刘氏政权》，第149页

　　案，畔本为边缘之意，可去掉“边”字，全句通畅。

　　9、 第三章，第166页

　　案，攻城的将军根据《史记》为郦寄。

　　10、 第三章，177页

　　案，马邑在山西北部，当正为“山西省朔州市”

　　11、 第三章，178页

　　案，当为异姓诸侯王，卢绾是刘邦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同乡密友，均为男性，难不成能变性？

　　12、 第四章《武帝的外征与内敛》，192页

　　案，当正为“水深火热”，错字。

　　13、 第五章《霍氏政权的建立与崩溃》，299页

　　案，根据《盐铁论》百衲本等书影当为《本议第一》

　　14、 第五章，第320页

　　案，当为昌邑国，刘贺成为皇帝前是昌邑国诸侯王。

　　15、 第六章《东汉王朝的建立》第349页

　　案根据《汉书》，当为割据河西走廊的窦融。

　　《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读后感(三)：西嶋定生《秦汉帝国》小鉴

　　近期还读了西嶋定生的《秦汉帝国》。这是一本迟到的史学译著。原著已经出版半个世纪了，但到80年代才由台湾学者首次翻译成中文，如今市上难觅。大陆的新译本则直到今年（2017年）才由甲骨文刚刚推出，翻译流畅准确，但不能不说有些姗姗来迟了，巧合的是本书的译者名叫顾姗姗，有趣。

一、本书的主要内容

　　这本书并不是通史，但也不是研究著作，是在完成对秦汉主要史实的叙述的同时，专注于政治制度和儒家国教化两个因素，最后结论落在上述两个因素如何实现了“东亚世界的孕育”。换句话说，这本书从制度和儒教的角度来叙述秦汉历史，落脚在东亚世界的初步开端上，这是作者的叙述策略。

　　一些读者比较大的疑惑，比如东汉的篇幅太单薄，或是对外关系的部分比例太高，我认为都可以从这一叙述策略来解释。既然皇帝制度、郡县和郡国制度、民爵制度等的创立主要是在秦和西汉，而西嶋定生又认为王莽时期实现儒教国教化，所以，东汉部分确实没有太多内容可写了。既然本书的落脚点是东亚世界的初步开端，那么多花费笔墨在秦汉两朝代和周边民族及国家的关系上，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所以，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从世界史或东亚史的角度看，秦汉帝国通过国家构造的制度创新和儒家国教化的建立，逐步开启了构造古代中国版“全球化”的远大征程，不仅对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以及西域、北方草原等各个区域输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更重要的是输出了政治关系。

　　秦汉帝国向周边输出政治关系，这是西嶋定生在书中反复提及，并且确实比较深刻的一个观点，可以视为本书的重要结论。

二、关于制度的几个重要的话题

　　如果跳出作者的线性叙述，就会发现他还是侧重谈了几个重要的话题。当然，他没有进行很学术性的分析研究，而是用较为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些他已经得出的结论。

　　比如皇帝制度，西嶋定生对比了秦始皇创立皇帝的意义和刘邦沿袭这一称号所具有的不同意义，认为前者具有绝对的神权色彩，后者则是源于各诸侯王的拥戴，因此这种神权色彩就消失了，更像是一个复活的封建时代的共主。此外，他还区分了西汉中后期皇帝与天子的不同职能。

　　比如民爵制度，西嶋定生在中国最有名的著作就是关于二十等爵制的研究，要不有豆友会鲜明的指出，读过他的二十等爵制的书，《秦汉帝国》里这一大块内容就可以不必看了。确实，在这本书里，西嶋定生通俗的讲解了他对二十等爵制的研究成果、结论，认为民爵制度推动了大一统王朝的民间社会生活秩序的形成，起到了对百姓彼此身份、名位的确认作用，是一种在儒家尚未全面影响社会之前的重要的“礼制”。更重要的是，民爵制度是一种由皇帝亲自赐予老百姓爵位的制度，他人无权越俎代庖，因此这还使得皇权与人民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我不清楚西嶋定生在70年代写这本书时，是否受到当时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由最高领导人直接发动群众的现状的启发，从而得出这个结论。

　　比如盐铁制度，西嶋定生眼中的盐铁论这一“儒法斗争”的往事，是另外两种势力的斗争：反对盐铁制度的儒家，代表着能够从盐铁商业活动中获利的大工商业者利益；维护盐铁制度的法家，则代表着帝国的官僚垄断力量。不管是哪一种，都不是为当时的民众所着想。这倒颇令我想起当下，一些站在朝廷立场上抨击“资本”的“左派”与批评朝廷的“公知”们。

　　关于霍光掌权，西嶋定生虽然也谈到了内外朝的分裂这一重大的制度变革，但真正有趣的是他对一些权力斗争内幕的猜测。比如，他认为桑弘羊升任御史大夫，成为“正国级”官员，但政府没有委任大司农，这就意味着桑弘羊形成了一种事实上对大司农这一“财政部长”职位的实质性“兼任”。而霍光推动自己的下属杨敞担任大司农，是对桑弘羊财政大权的釜底抽薪；再比如汉昭帝期间上书要求汉帝退位的眭弘，我以前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书呆子，其意义在于证明了儒家今文经学的兴起，但西嶋定生猜测“眭弘在暗地里巧妙地阿谀霍光，建议他废帝自立”，颇有启发；再比如昌邑王被废之后，他的大臣除了王吉、龚遂外都被霍光杀了，特别是王吉，我以前读书时也会把他看做儒家今文经学的兴起的论据，津津乐道于“三百篇当谏书”，西嶋定生却猜测“王吉、龚遂，就有充当政变计划告密者的嫌疑。”总之，西嶋定生的这些猜测有些颇有道理，有些也没有直接根据，但确实看的很细。

三、关于儒教的国教化

　　这本书里最著名的观点，应该是西嶋定生把儒教的国教化确定在了王莽时期。他的主要理由，一个是汉代郊祀制度的定型以及明堂等儒家最重要的礼制建筑的建立，都是在王莽时期；另一个是王莽之所以能够上台并通过周公模式来代替汉朝，这本身就说明了儒家的意识形态化已经彻底完成。

　　这两个问题我读书时都思考过。但是我还是坚持儒学（并不同意儒教这个说法，因为并非宗教）真正成为帝国意识形态（既然不是宗教，也就谈不上国教化），应该从昭宣时期算起。我的理由也很简单，一是石渠奏议，二是汉宣帝所实行的“王霸之道杂之”本身就明说了，儒学是用来缘饰霸道的，我们并不能因为没有“纯用儒术”就认为儒学没有意识形态化。换言之，汉元帝及以后的成、哀、平等几个皇帝之所以完全受制于儒学对社会矛盾的解释和时局的推断，正是因为昭宣时期儒学已经荣登帝国意识形态的宝座。王莽的行为再剧烈，也只是其后果。

　　而且，西汉晚期郊祀制度的复杂变革，其理论依据都是今文经学。我当时考察过几次变革中主张其事的大臣所上的奏折中引用的儒经，基本上都是用今文经学来说经，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此时（元、成时期）儒学已经意识形态化了。

　　当然，西嶋定生对王莽的历史地位的判断是准确的。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历史叙述中，王莽就是一个篡权的代表者，而他曾经的儒者之风则被看作是典型的虚伪，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将王莽看作一个有限程度的改革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西嶋定生对王莽地位的拔高，特别是高度肯定王莽确定祭祀制度对整个中国帝制时期的影响，则有助于更加复杂精细的考察王莽改革的意义。

四、东亚的成立在于中国对政治关系的输出

　　西嶋定生最精辟的论断，就是指出了秦汉帝国孕育的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世界，其核心并不是具体哪个制度或哪种文化，而是政治关系。他指出：

　　“东亚世界作为中国文化圈成立，其前提是存在于这一体系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必须建立起一定形式的政治关系。”

　　将东亚全球化的核心定义在政治关系而非文化关系、经济关系，这是西嶋定生的创见。他的主要例证则是对秦汉与周边所有民族和国家关系的梳理，例如，关于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中国人往往会比较简单的称之为属国、朝贡国，或是认为中国文化传入了朝鲜，等等。但西嶋定生却说，朝鲜等国使用汉字，并不是汉字传入朝鲜，而是朝鲜因为要进入册封体制，就不得不使用汉字。这就把秦汉帝国与朝鲜的关系真正梳理清楚了，其道理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必须要在国内广泛推行英语教学，才能进入到西方社会为中心的全球化体系中类似。换言之，政治关系才决定着文化的输入与输出。

　　从这一角度来看西汉的郡国并行制，西嶋定生就不再简单的认为这是对郡县制的倒退，相反，他认为这反而是汉帝国向周边国家输出政治关系的必需品、大前提。西嶋定生认为，汉帝国的策略是：先通过郡国并行制，让南越、朝鲜等成为外藩，也就是半独立的附属王国；然后，通过一些契机，逐步将外藩转为内藩，就像汉帝国内部的刘姓诸侯国一样；最后，再寻找契机将内藩转为郡县。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原本和帝国没有直接关系的外国，就逐渐与帝国建立了政治关系，直至被郡县化，纳入倒帝国的领土之中。

　　西嶋定生也说了，一旦郡县化了，这种“中外关系”就不存在了，也就是否定了原有的政治关系，“其无限性反而造成了它的有限性，存在由单一体质的同化而引起的体制自身的局限性”。这是非常有趣的看法。

　　日本虽然没有经历上述郡县化的历程，但西嶋定生通过分析东汉时期赐予日本的“汉倭奴国王”金印，指出日本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就是进入到中华册封体制中。这与近代日本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是“黑船来访”是相似的：“中国文明不仅是单纯的传入了日本，文明传入的同时还伴随着日本与秦汉帝国之间政治关系的产生。”

　　总之，通过对制度和文化的分析，西嶋定生认为，秦汉时期东亚世界虽然还没有形成，但已经得到了初步孕育。用西嶋定生的话来说就是：“这一时代，正朝着东亚世界形成的方向稳步而有力的前进着！”

　　《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读后感(四)：中国确立，就在秦汉

　　近年来，对欧洲史的兴趣大增，中国史尤其是古代史看得很少，尤其是汉代，仿佛是一个不那么精彩的朝代而被忽略。然而日本人西嶋定生先生的书给了我一个全新的 认识。其实，中国的版图、势力范围、政治制度、文字、大部分风俗、宗教，思维来源于春秋战国秦，但真正确立，就是在汉代，之所以我们叫汉族，而不叫秦族、唐族，主要原因在此吧。秦汉时期确立了各种帝国的礼仪，与匈奴、西域、新罗、交趾的关系，民族命运自2000年交织至今。当年种下的树种，现在还在产果。王莽那段，元后的命运也令人唏嘘，为王氏带来兴盛的关键人物却在最后关头成为旧王朝的守护人，历史的吊诡，无法评论。王莽本人像是集中了袁世凯和王安石两个人物的悲剧性，貌似他是个超越时代的出现，可惜现在只是一个篡位者的笑话。

　　虽然史料大部分来自于史记、汉书等传统经典，但西嶋定生还是做了大量的考证，比某些国内史家照搬史书强。（蒙恬、扶苏的死因的辨析与我自己的分析竟然相似，让我窃喜）

　　《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读后感(五)：东亚视角下的秦汉帝国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前后相继的统一大国家时代通常会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比如最早的秦汉时代以及后来的隋唐时代。比较有趣的一点是，这两个时代的特点也近似，秦从最后灭齐到建立统一国家到灭亡，不过才短短的十四年；而其后的两汉合计四百余年。隋也不过短短的三十七年历史，而其后的唐则有二百八十九年的历史。强盛的汉帝国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华夏族留下了一个伟大的名号“汉”，而自信开放的唐帝国则在海内外留下了“唐人街”与“唐装”这两个概念。自己审视自己的历史，总是脱离不开固有的思路；而如果换一种角度审视历史，又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就这一点，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西嶋定生先生撰写《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站在东亚视角上来审视秦汉帝国的前前后后，或许有利于中国读者们了解“他人”眼中仿佛相同却又不那么一样的秦汉帝国。

　　在《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这本书里，西嶋定生将自己的目光定格在了中国最早形成统一国家的秦汉两大帝国的那一段历史时期——那时，日本尚处于弥生时代，距离形成统一的国家还很遥远，只有一些“零星的原始小国刚刚在各地诞生”。哲学上讲，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而西嶋定生亦认为，统一的秦帝国及其后的汉帝国，“无论对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抑或日本史都此有重大的意义”。其意义就在于，秦帝国第一次构建了中国历史上统一国家的构造基本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基本形态；而汉帝国则将统一国家的形态进一步丰富，在前代开创郡县制，统一度量衡、文字、货币基本上，还统一了国家的基本文化指导思想；而且，更大的意义还在于，秦汉这两个前后相继的统一帝国——特别是后者——深刻地影响了东亚政治、军事、文化形态，基本奠定了今日中国的基本轮廓。

　　但作者之所以研究秦汉时代，还有一些自己的研究成果值得重视。比如，西嶋定生认为，秦汉帝国的国家构造与此前历代王朝迥然不同之处，首先在于郡县制的全面实施——当然西汉前期有所倒退，是分封制与郡县制共存——这种制度有利于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实施。同时，不同于西周以分封诸侯的国家形态，从而导致了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实际情况；秦汉时代，即使是爆发了七国之乱，也很快就归于失败，这就证明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为强化。另一个方面，就对外关系来说，有秦一代，匈奴是频受打击的；而西汉在汉武帝时代反击开始取得成效，卫青、霍去病以及东汉的窦固、窦宪则沉重打击了匈奴势力，并使得汉帝国的势力挺进西域并站稳了脚跟。

　　西嶋定生的这本《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首次出版是在1973年，距今已经过去了四十五年。而这些年间已经出现了不少崭新的研究成果，有些与书中的观点存在差异，在阅读的过程有必要注意到这些。

　　《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读后感(六)：短评：大家手笔，迟到的翻译

　　相当精彩的秦汉史通俗读物，不愧大家手笔。为此专门读了好几种跟秦汉史有关的著作，写了一篇读后感。个人感觉本书对二十等爵制的分析、对儒学变成国教的考察，让人拍案，颇受启发。把秦汉史放在东亚世界来观察，是日本学者研治中国史的本国立场的体现，也是东洋史的一大特色。对大陆读者来说，这本书翻译得太迟了，现在也只能用later better than never来自我安慰了。

　　出于精益求精，提两个意见供出版方考虑：1.排版似乎还可优化，图片效果差强人意，如有办法解决，应改进；2.参考书目部分错误稍多（作者对参考书目是非常重视的），比如劳榦（误作劳干）、孙毓棠（误作孙毓堂）、徐苹芳（误作徐萍芳）等。

　　《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读后感(七)：秦汉

　　我本来不想拿这本书的，死厚死厚，结果就悲剧了。所有的内容都照搬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作者把文言翻译成日文，我们又翻译成中文出版，73年写的书17年居然又出版了，教科书级别的。我感觉被浪费了两个小时。

　　秦统一之势说起来从商鞅开始，孝公死后，商鞅就完蛋了，变法出现了反复，直到昭襄王又开始扩张，武安君白起打的韩魏赵痛不欲生。到他的孙子嬴政即位，灭国之战就开始了。在嬴政21岁之前，军政大权都在文信侯吕不韦手中，作为一个商人他极其成功，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却是失败的。

　　前230年，韩先被灭，228失去了李牧的赵灭国，燕国派出刺客失败，226年燕国挂，225年魏国灭，223年楚国完，221年齐国也没了。

　　不久陈胜农民起义就来了。我们的教科书为了褒奖农民起义，往往只说好的。不讲他们的腐化结局。陈胜起兵后，迅速堕落，六个月后吴广内乱被杀，陈胜被车夫杀死。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如此，我是农民，你是地主，我要推翻你，你变农民，我做地主，历朝历代，莫外如是。一个暴政去推翻另一个暴政而已。

　　与武则天代唐一样，吕雉一死，皇后一党全部扑街，区别是吕雉没有称帝而已。而且吕雉活的时间太短，刘的宗亲没有被杀绝，这也是后来汉的皇帝选择面比较多的原因。当代王刘恒被选上的时候，他还是不太敢去，他跟母亲薄夫人用龟甲占卜，得到了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的吉言，才放心的去了长安。

　　《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读后感(八)：秦汉：奠基中国

　　甲骨文系列中，中国断代史有两本，另一本是《明清全史》。

　　本书是日本学者1970年代的著作，1990年代修订。此后二十年的考古新材料，书中并未征引。全书写作，基于著名的《史记》《汉书》，以及流传下来的古籍和作者彼时掌握的最新考古资料。

　　花几小时一口气读完，并不觉疲惫，适合历史爱好者阅读。作者以政治史为主线，从秦王政灭六国一统天下说起，直到东汉中期。此外，对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外交等内容也都有较为客观的描述，叙事清晰，观点有据。

　　在作者看来，秦汉帝国奠定了中国两千年来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主流的基础。政治上，结束了殷周以来的分封制，逐步建立起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中央集权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政体的建立，始于秦，后在秦末农民起义、吴楚七国之乱后不断完善。治国就是治吏，吴楚七国之乱后，中央政府收回了地方官员的任命权，促进了中央集权政体的形成。社会经济层面，秦帝国统一度量衡，汉帝国改革税制，让帝国的国民生活上的差异缩小，对大帝国有了认同。文化思想上，汉帝国汲取秦国崇尚法家以暴力进行统治的教训，开始重视儒学，实行仁政，让国民在实际生活体验中对体制有了依赖，汉代的举孝廉，让基层治理以道德为标尺，让官员是道德的化身，开启了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新时代。民族外交上，通过与匈奴的两战两和扩大了汉代疆土，并客观上打通了汉代与中西亚国家的联系。我突然想起浙大郑强教授在某一次激动人心的报告会上所说，中国的版图是“老祖宗”打下来的，传下来的。

　　读完全书，很庆幸我们能生活在此时的世界。因为我们的血脉，就从那时来。感觉，当时的老百姓要不就被征兵了，要不就被拉过去修陵墓了，要不就在各种恐怖事件中丧命了。我们的老祖宗，能在那个年代活下来，真不容易。当然，也许我多虑了，那些纷争本来就在庙堂，也许江湖水没那么深。

　　扯远了，拉回来。作者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思考的观点，譬如对于《史记》对汉前人物的介绍和评点，作者提醒我们，要记住司马迁成长于汉，他的观点收到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读《史记》要记住，这是汉朝人在讲故事，不免留有当时的偏见。作者也有一些合理的想象，譬如在根据汉书叙述完昌邑王27天被废的故事后，作者提供了故事的另一种可能。前几年海昏侯墓考古，似乎对这种合理想象提供了一些证据。

　　不足之处：对东汉的政治描述过于简单，且对东汉末年宦官政治没有清晰的脉络，有虎头蛇尾之感。定价太高，大32开本，500多页，竟然定价89元。看来几大网商的定点打折，让国内图书市场定价虚高啊。（2017.8.24 听雨轩）

　　《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读后感(九)：封面好看还要找甲骨文

　　在刚刚收到3本由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出版的甲骨文图书后第四本《秦汉帝国》也在昨日到手，封面还是一如既往的华丽大气，多种色彩糅合到一起仿若彩虹一般，与以往我是2-3种色彩的封面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俗话说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现在上班各种加班每天晚上回家后累的躺在床上都不想动。再加上回家后刷微博上知乎逛豆瓣看b站的时间一占看书的时间更是所剩无几，虽说有自我反省但手机瘾总是屡犯不止。不过就连胡适也戒不了打麻将的瘾吾等凡人在意志力上的强韧程度自然不能高估了。 在买完这本《秦汉帝国》后甲骨文图书还有一大堆书要出再加上最近刚刚推出的九色鹿系列突然感觉自己的钱包估计再也鼓不起来了。

　　《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读后感(十)：东亚史中的秦汉帝国

　　作者着重将秦汉帝国这一时代放在世界史中来考察，叙述其对于中国史，世界史还有日本史的重要意义。其一，帝制的建立及儒学的国教化，“一同跨越并规范了其后中国两千年的漫漫历史。”其二，由于当时中国与欧洲之间还没建立联系，但开创了中亚通道，与周边朝鲜，越南等地区有密切联系。所以，秦汉帝国在世界史的意义，更多等同于在东亚世界中的意义。“它的意义在于，由于秦汉帝国的发展，东亚世界的雏形被孕育出来。”其三，对于日本史而言，“使日本由未开化社会迈向文明社会，同时还为日本加入东亚世界这一完整独立的政治文明世界创造了契机。” 甲骨文丛书有几本日本学者写的书，评分似乎都不太高，可能跟其都写得“浅”有关，但作为普及性著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至少比一些国内学者写的书还通俗易懂得多。比如这本《秦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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