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偶遇梁朝伟_日本论读后感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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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论》是一本由戴季陶著作，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1.00元，页数：20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日本论》读后感(一)：这其实是本人类学

　　如果你对大和民族身上奇特的矛盾双面性感兴趣的话，这将是本很值得一读的书。戴老写日本人，站在中国人的视角，他更明白我们的疑惑好奇在哪里，下笔也更知着重。除此之外，他表面上虽尽说东瀛，但实际上有好多话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其魅力恰恰在这里，戴老思想成铅的时间虽已久远，但对于当下的这个时代却受益匪浅，个中究竟还需自行探究。

　　《日本论》读后感(二)：了解日本第一书

　　最近写读后感太多了，有点儿累了，停下来写感想也会影响阅读速度。少写一点儿。本书10万字。

　　戴季陶，孙中山的秘书，接触过很多日本政要，客观评价日本历史，本书写于1927年，可供大家了解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明治维新的历史，桂太郎、田中义一当时对中国的政策等等。

　　一本书读完了，其实任务并没有结束，没读懂的地方还得靠读别人写得书评来解决。本书的附录，就像一个书评。对全书内容做了回顾。

　　本书对商人性格的形成阐释的非常透彻。

　　可以把它当成一本历史书来读。

　　《日本论》读后感(三)：换一个角度看中日关系

　　此书每篇文章简练而有力，看日本的角度详细而有新意。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谈桂太郎，中日关系一定是战，是敌人吗？我们都是亚洲国家，我们都是黄种人，我们文化习俗详尽，我们历史上有着理不清的关系，我们也有着真正的敌人，送另外一个角度看国际关系，也许就是柳暗花明，从远交近攻，到近联御远，我们也可以得到双赢。我们需要了解日本，它给我们警示，督促着我们前进，我们可以从它的轨迹预见我们未来面临的问题，也可以从我们的过去，反思避免未来的隐忧。真正有利的国际关系不是只对自己有利而已，而是设计出一条各国都能接受，重新平衡各方势力的路线图。

　　《日本论》读后感(四)：研究日本的确必读的一本

　　日本四书《菊与刀》、《武士道》、《日本论》及《日本人》。目前就把《菊与刀》和《日本论》读完了。

　　稍微进行一下对比。

　　《菊与刀》是美国的本尼迪克特所写，其实她并未去过日本，所以书中的材料大都从报道等角度而来。并且《菊与刀》只是当时二战时期为美国政府对日本所采取政策所提供的报道。虽然很多内容的确是非常符合日本民族性格，但实际看完，却觉得枯燥深奥。连我这个天天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人都觉得有些地方理解起来太晦涩。

　　而戴季陶有留学经验，并且曾经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随日翻译而前往日本，认识不少政坛的人。同时作为一名中国人，他更侧重于将日本与中国这两个爱恨情仇纠葛在一起数年的国家进行比较、对比。即便已经过去将近80多年，你仍然会觉得他的很多见解是值得认同的，不论你对日本这个国家是持有什么态度。

　　思想、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戴季陶都进行了描写。从古至今，讲述至明治时期，日本从一个落后于中国，学习于中国，变身为超越于中国。历史是中国的一半，但他却已超过两倍的速度赶上了中国并且超越了中国。这种可怕不仅是当时，直到战后，日本仍然飞速的从战败国的阴影中摆脱，振兴了经济，并且再一次挤入世界头名国家之中。

　　你可以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很可敬，也可以说他们很可怕。不论你对他们抱着什么态度，喜欢敬仰抑或是讨厌憎恶。你都不得不承认，要超越一个国家，要讨厌一个民族，你必须对他们进行全面了解，否则你又有什么资格和立场去表述你的观点。

　　其实戴季陶很多见解都是我所认同的，他用整个日本振兴来鼓舞中国人，并且鼓励大家抛弃见解去了解学习这个邻国。这个世界就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当你停滞不前，或者倒退的时候，你就必须做好被人吞噬的觉悟。就算一个人你有多讨厌，他的身上永远有你该值得学习的地方。只是常常主观的感情蒙蔽了双眼，让你无法从其它角度进行观察了解，并虚心学习。

　　中国人的自负心理已经存在了太久，高姿态摆了太久。无法也不能低下头去向一个曾经深深伤害自己民族的国度学习。只是这种观点的确不可取。请抛开那些客观，好好看你的国人在数年前的剖析，一定会有所收获。并且你会感慨，原来只有充分客观的了解，你才会对他的未来更有预测性。

　　《日本论》读后感(五)：通过日本来阅读中国

　　《日本论》在学界的影响，无需赘述。它不是严谨的论文，只是感觉经验的缀合，但颇有洞察力。对西方人研究日本文化，日本人颇不以为然，认为是隔靴搔痒，也许是为了贬低那些人的工作吧，他们对这本书反而很推崇。

　　戴季陶的日语很好，在日本生活多年，作为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与日本高层有过很多接触，他一度受孙中山指派，赴日帮犬养毅竞选总理，他四处演讲，大受欢迎，差点助选取得成功。这些独特的经历，加深了他对日本的理解。

　　戴季陶认为，中日文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双方总按自己的思维习惯，觉得对方“应该”如此，当“应该”没出现时，敌意与误会便产生了。戴季陶认为日本是中国“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个精彩表述是我们认识日本的重要角度。

　　本书出版多次，但重新读来，仍有新意：戴季陶并不完全在谈日本，实际上也包含了他对中国未来的思考：中日曾同时站在现代化的门槛上，为什么日本却先拿到入场券了呢？

　　这有历史机缘的因素，有政治制度的因素，也有文化积淀的因素。戴季陶看到了日本传统文化中野蛮的一面，但在变动时代中，这却很有可能是优点，因为它没有人文精神的束缚，行为仅靠信仰来支撑，更容易转型。

　　毕竟，人文精神的磨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信仰转型可以通过权力的手段达成，通过大肆树立国家神道，日本在社会动员方面，走在了前面。相比之下，中国作为大陆文明，价值理性完全寄托在共同的历史解释、价值认同之上，当这些根本性的东西一旦受到西方文明冲击，必然造成精神上的恐慌，从而走向混乱。晚清之世，剪辫、易服、自由恋爱、妇女识字等都曾遭遇巨大阻力，而在日本，一旦国家神道提供新的解释，大家就完全服从，这决定了转型的效率。

　　戴季陶准确地概括出现代日本社会是“町人根性”的骨子外面，套上了武士道的外壳。人们用价值理性做假面，用工具理性做实质，这便与资本主义精神实现了整合。相比之下，沉浸在人文精神中的中国人却依然在用传统价值观，裁剪着自己的理性。

　　戴季陶带着当时中国人的焦虑去看日本，他同样希望找到现代化的解决方案，用徒弟的眼光看师傅，自然容易发现师傅优秀的地方，但也难免有所夸大，甚至将师傅错误的东西也学来。

　　戴季陶后来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国家神道的信仰，将孙中山先生的学说神圣化，走向了反动的“戴季陶主义”，从本书中亦可见端倪。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标准的悲剧模式：虽然睁眼看世界了，却总想走捷径，结果在强行超车中倾覆、出轨。这个教训，至今犹应警醒。

　　《日本论》读后感(六)：廉小天：为生存而竞争，为竞争而互助——《日本论》里的中日关系终极走向

　　日本人看中国，就像是看到了一面镜子。历史上，日本人曾拿着这面镜子，誓要把自己的文化发展到与镜子里的景象同样的高度，是以他们迎接鉴真东渡，让奈良的寺院保持大唐古风直到今日。而到了1840年之后，这面镜子里出现的就是另外一面了，戴季陶在《日本论》中说：“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战争两件大事，更把日本全国的武士的热血，沸腾起来。一面以亡国的危险，警告国民，一面也学习不少的国际情形。所以中国在十九世纪初中叶所受外国的压迫，也是日本维新的大兴奋剂。”

　　中国所遭遇的战争，让中国更趋沉沦，却启动了日本走向崛起之路，这是为什么？概而言之，中国人的“大国心理”是其症结所在。不仅认为不需要向日本这样历史上受中国文明影响的边陲小国学习，就是西方，也不过是小儿科的船坚炮利而已，殊不知当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乃至整个民族沉湎于先辈缔造的灿烂文化，以天朝上国自居，对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熟视无睹，那么这个国家就步入危亡的境地。日本人天天对着中国这面镜子，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

　　事实上，日本人自古就有侵占中国的野心，戴季陶做了一针见血的阐述：“中国民族如不衰败，日本何敢起侵略中国的野心。蒙古灭宋，这是刺激丰臣秀吉的最大事实。满洲灭明，英法侵略中国，两次订盟城下，是引起西乡隆盛等的野心最大的事实。”

　　一提到日本人的战争，历史伤疤就在中国人面前隐隐作痛。但光有仇恨不足以解决任何现实问题。日本人对中国的战争，大抵是因为他们太了解中国这面镜子。自古以来，就由微入里，分析的透彻之极。然而中国人却从未拿日本当镜子，不仅如此，连拿镜子的习惯也没有。孙子兵法当中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人了解中国，而中国对日本并不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当代以来，中国在经济、军事诸方面都处下风的原因所在。

　　戴季陶对这一点可谓是心急如焚，他说“‘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刨台上解刨了几千次，装在实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因此他才写下了《日本论》，要将日本也放在解剖台上来解剖解剖。这一解剖赢得了日本学者的交口称赞。他的视角自然是中国人的，但可叹的是，在中国，人们所看的大多却不是他的《日本论》，而是美国人写的《菊与刀》。

　　今天，中国人到了该重新审视这一选择的时候了。戴季陶对日的了解，以及他所亲身经历的中日关系变迁，是无他人可以相提并论的。尽管他后来思想上走向反动，支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是在他那个年代能从苍白的反日口号中冷静下来，对日本的历史文化，和日本人的性格、信仰，以及军国主义进行深刻的分析，是一件弥足珍贵的事情，不能因人废言。

　　只要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有所期待，我们就决不能在一味推崇欧美而疏忽对日本的研究。戴季陶在书中说日本人的特点是“为生存而竞争，为竞争而互助”，总体上说，中日关系的走向也应该以此为终极目标。

　　《日本论》读后感(七)：当中国再次面对日本

　　y 张倩烨

　　今日之“购岛”风波所引发的种种对日争论；其实早在上世纪就已经开始了。今天的论调，一点都不新鲜。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先生，早在1928年写就的《日本论》一书里，就有了精辟论述。

　　“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几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几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一本写于84年前的书，今天再读仍不过时，真说不上是作者之幸，还是国民之不幸。

　　戴季陶的初衷是，希望中国能摆脱盲目排外的情绪，“知己知彼”，日本就在那里，无视与排斥并不能使中国变得更好。你闭上眼睛，不能说天就是黑的。在强调了研究日本的必要性之后，这本书从日本神权迷信与国体谈起，带过封建时代、武士精神、明治维新、军国主义，直到当时任内阁首相的田中义一，就连日本人的两性关系都没有放过。

　　1928年是个怎样的时点？距离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已逾33年，日本军国主义已露出獠牙，并且，当年还发生了震惊国民的“济南惨案”。几乎是个毁家纾难的年代，危机与愤慨已经占据着报纸大大小小的版面。那个年代的危难，远比和平年代里，一个岛屿的主权问题真实得多。而作者笔触的自然，思维的冷静，却非当下政论家可轻易达到的。

　　1905年，年仅14岁的戴季陶负笈东洋。这一年，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战火初歇；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刚刚在东京成立。这时候的日本，几乎是中国各色革命青年的小型圣地，鲁迅也在那里。

　　鲁迅写日本，往往从中映射出中国人身上的“劣”，看到围观同胞被日本人砍头的中国人，他痛心于麻木和冷漠。也许那是一个痛感尚未被完全唤醒的时代，中国的确需要鲁迅。

　　戴季陶不同，他明确意识到日本之于中国的营养。“日本维新的成功，的确是有色人种觉悟的起点，是东方民族复兴的起点。”

　　“维新这一个大事业的动机，完全在欧洲的势力压迫。对于世界的问题，那些志士们只是一味地排外，再也造不出新的道路来。只有板垣退助，他不仅是尊王攘夷，他是看见必定要造成新的生命然后旧的生命才可以继续其必定要能够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够在新世界中求生存。”

　　常听到中国对日外交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实未尝不可以日为鉴。日本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面镜子，从中照出中国百态。

　　戴季陶认为，与日本相比，近代以来中国失败的原因更多在于“打不过腐败堕落的社会，破不了打算的因袭”。日本人崇尚“物质的无常观”、“精神的常住观”，那么，善“打算”的中国人的信仰是怎样的呢？

　　一个黑夜挖洞贼，他祷告说：“神啊！请你保佑我不要犯案，我十五日买一双雄鸡来谢谢你。”隔壁正是被那贼偷了东西的失主，他祷告说：“神啊！请你保佑我，使我能够破获偷我东西的贼，使我被偷的东西能够回来，我买一个猪头来谢你！”

　　一个功利、交换、活在现世的民族被两句祷告举重若轻地勾勒出来。又以自杀一事为例，戴季陶看到，当时的中国人自杀时，一般采取吞鸦片的形式，消极等死，不需费力，或许还期待中途遇到救星。而日本人切腹自杀，是自杀者必须努力才达实现的，“生存中作他生存意义的主义是贯彻到底”。

　　从日本国民信仰中，戴季陶找到了他的中国正好缺少的力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的军队”。遗憾的是，在《日本论》成书后不久，日本开始了大规模侵华战争。而戴季陶本人也于1949年自杀。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黄福庆《论中国人的日本观》一文，戴季陶因对日本期望过殷，到了日本提出大陆政策时，已经显露出失望、幻灭感。

　　日本的军国主义国家行为最终酿成人类惨剧，战后，日本也开始了对那一段历史的自我唤醒。在一部讲述日本的作品《拥抱战败》（Embrac-ing　Defeat）中，作者约翰·W·道尔详述了“本土作战”、“一亿总玉碎”为日本人民带来的深重痛苦。

　　我时常设想，假如戴季陶活到今天，他是否会为自己当年赞赏过日本军国主义、为信仰而奉献生命的精神而感到一点点后悔？

　　今天的中国丝毫不缺少集体主义宣教，“国家”被神话为信仰，批评毛泽东竟被大学教授视为“汉奸”。一个个舍小家为大家的时代英雄模板般地被官方奉为道德楷模，无一不因其抹杀了自我、抹杀了生活，将个体的自由如螺丝钉般嵌入国家这一部加速运转的机器中，而支撑着这颗螺丝钉的信仰，正是“爱国”。这虽不是学术意义上的标准军国主义的国民信仰，却有一丝共性在其中。

　　美国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分析，美国只有在遭遇战争、恐怖袭击等特殊情况时，对国家的认同感与爱国情感才会上升。其实这同样适用于绝大多数国家，国家应是国民的守夜者。今天的中国显然处于和平时期，奇怪的是，二战过去那么久，日本却仿佛成了中国“爱国者[微博]”心中的一道伤疤，不仅不会随着时间愈合，还会被受伤者自己不断撕开向世人展示：看，它曾经侵略过我！历史上的失败不仅没有促成国民的集体反思，反而成了别有用心的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通过不断的自我悲情，刺痛国人“积贫积弱”的自卑神经，使国人在冲动的情绪中成为易受操控的乌合之众。

　　一个民族的自我悲情是愚蠢的，弱者与输家并不占有天然的道德与智力高地。如果不能滋养出一个更好的现在，历史将一无是处。从这个角度看，戴季陶的《日本论》是幸运的——它还来不及自我悲情；但它又并不那么成功——成书近一个世纪，中国人面对日本，还在打砸抢烧、抵制日货。

　　当中国再次面对日本，需要怎样的对日心态？从汉唐以来，中国看日本，先是天朝俯视小国，后经过几个无视的朝代，到近代开始仰视日本，却始终缺乏平视的角度与心态。我们的语文教科书已不再需要鲁迅，却需要更多的戴季陶。今天的中国，高调的民族主义裹挟着民粹，毫无政治风险的“爱国”口号淹没了公众理性。当“反日”成为一种草根嘉年华，当“抵制日货”演变成公共泄愤，当要求对日强硬派祭出“极左”的神主牌，任何一位静坐书斋、以冷峻又鲜活的笔触写写这个让我们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欲罢不能”的日本的学者，都是时代真正的勇士。这就是我推崇戴季陶《日本论》的原因所在：在群情激愤的年代里，不惧“汉奸”的污名、不受热血的蛊惑，冷眼向东洋，他让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与优秀公民身上最可贵的精神：勇气与理性。

　　当然，如果你对政治、历史毫无兴趣，只关照当下的平凡日子，那可以只翻翻此书的最后一节《尚武、平和与两性生活》。我知道我国的许多男士对日本爱情动作片很感兴趣，并且有人梦想着娶一位娴淑的日本妻子。这是个不错的主意，请在行动之间听听戴季陶先生对日本两性关系的总括吧：“女子对于男子绝对服从的对面，是男子对女子的绝对保护。”今天中国的爱国壮士们，若不能保卫国家领土，至少先看看84年前的日本，男人怎样保护自己的女人和家庭。毕竟，国家的存在，最终应是为了国民的最大自由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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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论》读后感(八)：杂感

　　日本、以色列、印度是我一直感兴趣的三大神奇国度，自然也要通过读书和旅游了解她们。凑着近期难得的休闲时光，拜读戴季陶的《日本论》，写成无逻辑、杂感一篇。

　　关于戴季陶

　　先附上作者的小简历：“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字季陶。国民党元老，蒋介石之子蒋纬国生父。早年留学日本，其后旅居日本多年，造就了一个真正的“日本通”，其日语之地道，到了“在隔壁房间里听不出是中国留学生”的程度，连日本人都甘拜下风。曾任孙中山的秘书，并多次陪同孙中山出访日本，和日本各阶层都有广泛深入的接触，熟谙日本文化，被喻为研究日本第一人。1949年，服毒自杀。”

　　大陆学生了解戴季陶的途径，是大陆历史课本中臭名昭著的“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_百度百科）。因其要求清走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反对劳动工人的阶级斗争，且作为蒋介石的反共理论写手，戴被我党称为国民党反动派中的右派。而大陆学生往往不知戴季陶的另一面，他是孙中山的亲信秘书、蒋介石在日本共过妻的心腹、私人关系直通日本军政高层的日本通，他是中华民国国歌的词作者、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是其副手，后来接任）、南京政府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中山大学校长。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后，戴季陶拒绝入台，希望留在老家四川，以于九泉下陪伴父母。2月，他对秘书说：“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随后自杀殉制。

　　《日本论》vs《菊与刀》

　　中国人所谓的日本四书是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戴季陶的《日本论》、蒋百里的《日本人》。四书读了三本，《日本论》和《菊与刀》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思考。

　　美国人Benedict从学术总结的角度反映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她接受美国政府命令，在没有到过日本的情况下，通过大量参阅书刊和电影，写成了《菊与刀》，为美国对日政策提供参考。而戴季陶在日本留学、工作、革命多年，是彻彻底底的日本通。

　　两人不同的背景也反映在两个著作中：《菊与刀》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不免学术和抽象，而《日本论》通过分析日本的社会真实现象、真实的对外关系事件进而上升高度；《菊与刀》更关注日本的“羞耻文化”与西方“原罪文化”的对比，而《日本论》关注日本从中国学习的各种理论如何在本土化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菊与刀》通过“各得其所”、“报恩于万一”、“洗刷污名”、“人情世界”、“道德困境”等章节，从宏观角度揭示了日本人的文化传统与社会交往性格，很多内容是传统的中国人易于理解、甚至已经习以为常的，而《日本论》从具体的神学理论、具体军政大佬的性格、具体的外交关系事件等微观着手分析日本。

　　所以，《日本论》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微观具体的亲身感受、作为国民党高层亲身了解的日本军队政府高层的决策过程。这都是《菊与刀》的作者无法做到的。这也是为何《日本论》前后被7位译者译成7个日文版，在日本国内出版过12次，折服了日本本国专家。而对于《菊与刀》，有些日本历史学者并不认同，认为Benedict把特定时代、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论上有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缺点。当然，仅凭paper work即写出《菊与刀》，通过分析在1944年得出正确的结论（日本政府会投降，但美国难以直接统治日本），也令人佩服。

　　中vs日：同根文化的不同发展

　　日本从强大的古代中国承袭了儒家文化、佛学思想、贱商的传统文化，也学会了利用神学迷信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权威。这个民族不但善于学习，还从民族自尊的角度进行了发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

　　比如戴推崇的大儒[山鹿素行]，他学问上直承孔子，同样维护皇家封建统治，鼓吹君权神授。但戴季陶认为山鹿素行的民族自尊心让他创立了“日本古学派”，即只信孔孟，认为之下的曾子、朱子都不是真儒。山鹿素行的著作在方法上、理论上，没有一点不是从中国学问得来，没有一处不推崇孔子之道，但精神却特意两样。

　　又如，戴季陶认为武士道的最初本质并不是什么高远的理想，也不是特殊进步的制度，不过是特定封建制度下形成的。但日本大儒们将中国儒家的衣服巧妙穿在了武士道身上。这就是日本人学习之后的能力，于是“制度论的武士道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维新后，甚至把欧洲思想融入了武士道，形成了维新革命的精神。

　　再如，佛学思想，起初佛学只是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介质，后来也被日本人发展出一套自有体系。佛学而起的迷信，进一步影响日本的其他任何方面。“日本的尚武思想、军国思想并不是由于中国思想、印度思想，纯是由日本宗法深灰的神权迷信而来。”

　　除了前述不同的文化发展方向，中日也存在不同的革命发展道路。无论是国民党的北伐还是共产党的解放战争，都是发动工人和农民等底层民众，自然将封建皇权革的粉碎；而日本的变革由该国独特的武士阶层发动，随后演变成了君主立宪。

　　分析日本的地缘政治政策

　　二战前的日本的国际关系策略是由当政者结合国际形势和日本实力，提前做出的长远规划。日本的蝎形政策如下：【所谓“蝎形政策”，就是如同蝎子用两个螯和一个尾巴来对付对方一样。日本军部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已经占据了蝎尾的台湾，想以此窥伺华中、华南到东南亚。日俄战争以后，获得旅顺、大连，把辽东半岛成为它的蝎螯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取得青岛，将山东半岛成为另一蝎螯。日本使用这两螯控制渤海湾，由满蒙而华北，次第完成其“蝎形政策”的计划。日本采用蝎一样的剧毒及使人憎恨的姿态，北方自陆地，以北进论的两螯，南方则自海上，以南进论的一个尾巴来袭击中国。】

　　开放初期的日本，面临英国从南部海上的威胁，俄国从北面的进犯，闭国多年的日本不得不韬光养晦。幸运的是，日本拥有目光长远的政治家，制定了长远地缘政策和外交捭阖策略，先后与英国、德国结盟，获得维新、喘息、积攒国力的机会。力量充足后，日本与俄国大战一场，也立刻加入了侵略和瓜分中国的战争。所以，让我们像成年人一样思考：体会日本维新的艰辛不易；学习日本对外政策的长期和远见；理解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大战，日本也是拼着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来的”。戴季陶没有让多年旅居日本的感情影响自己的对日分析，我们也应从普遍的对日仇恨中抽身静思，将仇恨转化为国家实力，靠实力说话。

　　“自然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国体，便是民族；武力便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国体，便是国家”。

　　分析日本大佬特点

　　桂太郎（桂太郎_百度百科）是长洲藩陆军系代表人物，任职最长时间的首相。英日同盟、日本打赢日俄战争和完全吞并朝鲜三大侵略战争事件，都是发生在他首相任内的。戴季陶对桂太郎的钦佩之情也贯彻文章始终。

　　书中描述，桂太郎在当时繁杂的国际环境中确实有长远的“舵手眼界”，他敏锐的提出俄英捭阖：【俄国这一个敌人，不是东方最大的敌人，而是最急的敌人。打败了俄国，急是救了，以后的东方，便会变成英国的独霸。英国的海军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敌，而英国的经济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望其项背。我在日俄未战之先，极力想法造成日英同盟。日俄战争的结果既已分明，而日英同盟的效用，完全终了。此后日本绝不能联英，而英国更不用联日。在太平洋上，英日两国，完全立于敌对地位。此后日本唯一之生路，东方民族唯一之生路，唯有极力遮断英俄的联结，而且尽力联德，以日德同盟继日英同盟之后，以对英作战，继对俄作战之后，必须打倒英国的霸权，而后东方乃得安枕，而后日本乃有生命。】如果没有一战二战的美国崛起，这个论断对日本应当是具有正确指导意义的，无怪于戴季陶的推崇。

　　桂太郎还积极运用手段，挑拨和利用袁孙之争。袁世凯和孙中山争夺中国统治权时，都是拉拢日本支持的，相比而言孙对日本的拉拢和（夺权后的）许诺更为卖国。而桂太郎几次面见孙中山，谈话是掏心掏肺、鼓励孙中山放开手干的，[现今世界中，足以抗英而倒之者，只有我与先生与德皇三人而已]，这点戴季陶作为亲历者对桂太郎充满感激；而同时，桂太郎也是在与袁世凯处好关系的，也通过相关条约从袁世凯政府处获得了很多利益，这点戴季陶当时似乎是没有认识到的。所以说来，桂太郎才是康熙诸子争嫡时的佟家，无论老四、老八谁上位，佟家不倒。

　　吹捧桂太郎之后，戴季陶专门用两篇文章的篇幅，批判当时的当权者田中义一。表面看对比桂太郎批评田中义一目光短浅，不如说戴季陶用手段激将田中，让他采取更为贴近孙中山的对外策略。作为陆军领袖和日本首相，田中应该有度量承受戴季陶“没有远见”、“化石脑袋”之类的评价。

　　分析日本民族性格

　　日本人是既尚武又抱团的。如同中国的东部沿海，日本人口稠密而资源稀少，“为生存而竞争，为竞争而互助”。互助又逐渐引申出道义、忠君、内斗、复仇的性格体系，因互助而衍生了多种民族性格产品，如语言里恭顺的敬语。

　　在这尚武和团结之外，日本人难能可贵的用信仰增加了人生的力量。如戴季陶在书中所说，“冷静的理智不化为热情的情感时，绝不生力量。”日本维新一代的大佬，多是从武士信仰获得人生力量，从西方先进文化获得技巧的人。

　　因此，从西乡隆盛，到山县有朋，他们身居高位，能够将荣誉和国家命运置于个人生死之上。举例来说，山县有朋远征北洋水师时，违抗东京命令贸然进攻，被困海城。东京决定罢免山县第一军司令官的职务，但是担心如果公开罢职，山县势必会为了保存武人颜面而剖腹自裁，于是明治天皇以“回国养病”名义亲自写了召回诏书骗山县回国。临行前，山县他给桂太郎等师团长写下了如下的诗句：[马革裹尸无所期，出师未半岂空回？无奈天子召何急，临别阵前泪满衣！]

　　现在这个崇尚金钱、充满背弃的时代应当很难想象，对这样手握重兵在外、大战决策失误的将军，明治天皇会因怕其自杀求仁，亲自手书为其寻找体面回国的理由。不禁对比联想起我党革命初期的领袖和现在的官僚。革命时期，领袖们虽身居高位，仍然有令敌人恐惧的信仰，这种信仰可以打破物、欲的诱惑。

　　结语：

　　《日本论》在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等多个章节，利用一切文章主题渗透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表达对总理的崇敬之情。戴季陶的一生也如三民主义思想的“功狗”。

　　“创造时代的领袖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做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不是轻易得来的，并且在很多政治改造的时期当中，这一种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做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后代人的瞻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

　　而写成这样的书评，既暴露了我的无逻辑性，也暴露了我对日本的某些佩服之情，倒也不在乎会被看客大骂。我对日本的感情，细想起来，是从自己传统家庭传承的、贯穿多年的仇恨。但大学以来，通过查询网络信息、接触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学习经典日本著作，似乎感情里腾出了一些仇恨的空间给佩服。想尽快亲身去日本看一看，带着我现在又恨又佩服的感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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