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捕四人帮|“四人帮”上海党羽人生浮沉录之四:陈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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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40岁左右的上海人还都听说过陈阿大这个名字。他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爬上了上海市主管工交工作的领导人的位置，还当上了九大和十大代表。但曾几何时，他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而销声匿迹，在政治舞台上失去了踪影。那么，陈阿大走过了怎样的人生之路呢?
　　
　　出生在船工之家
　　
　　陈阿大原籍并非上海，而在浙江省的绍兴县陶南乡。绍兴那个地方多产鱼，因此，当地靠打鱼为生的人很多，陈阿大的祖父陈阿澳、父亲陈七二都是当地的渔民。陈七二不仅打鱼，还用船运送货物，但家里日子过得仍然不好。后来，绍兴至上海通了快班船，需要船工。当船工，收入稍微多一些，但常年往来于绍兴至上海之间，生活不安定，也十分辛苦，没有多少人愿意长期干。陈七二为生活所迫，就去当了船工，而且一干就是十年。他每次出船，一去就是几天，回来后往往歇息不多久，就又要出船。他的妻子则留在绍兴家中操持家务。
　　1942年5月，陈七二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在绍兴，由于是第一个孩子，陈七二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叫陈阿大。由于陈阿大的祖父是渔民，父亲靠撑船生活，后来当上了绍兴至上海的船工，陈阿大就算是出生在船工之家了。陈阿大的这个家庭出身，使他十分骄傲。他曾经多次说自己是贫苦家庭出身，“根红苗正”，因此对共产党、毛主席十分忠心。他也靠这一条，在“文化大革命”中肆无忌惮地冲冲杀杀。当然，这是后话。
　　
　　绍兴乡下的童年
　　
　　陈阿大从小就很少见到父亲的面，因为他父亲常年在绍兴至上海之间跑船，对子女照顾不过来，就把陈阿大寄养在妻子乡下的娘家。陈七二当船工，脱不开身，一年中，到岳父母家中的次数有限，以至陈阿大到六七岁时，对父亲的印象仍然十分模糊。陈阿大是跟着他的外婆长大的。外婆家也很穷，经常有吃不饱的日子，但外婆对陈阿大很疼爱，宁可自己少吃，也要给陈阿大吃。这样，陈阿大虽然也经常有吃不饱的时候，总算没有挨多少饿，并且在外婆的呵护下逐渐长大。到了四五岁，能在外面跑了，陈阿大就和乡下的孩子们一起打鸟、摸鱼、爬树，到河里去游水。陈阿大到了上学的年龄，由于家里穷，没有钱供他念书，因此，陈阿大没有上学，他和绍兴乡下的穷人家的孩子一样，整天在乡间跑来跑去，尽情地游玩，倒也炼出了结实的身体。
　　在乡下的孩子中，陈阿大是胆子最大的一个。上比较高的树，他第一个敢上，下较深的水中游泳，他第一个跳下去。而在摸鱼方面，他更是高出伙伴们一手，每次和伙伴们出去摸鱼，他都是摸得最多的一个。
　　陈阿大在绍兴乡下的童年。虽然吃得很不好，穿得也很破烂，还经常见不到父亲的面，但他也是欢乐的，无忧无虑的，他整天和乡下的伙伴在一起玩，很开心。
　　
　　到上海读书
　　
　　陈阿大六七岁时，他的父亲陈七二考虑：这样常年跑船，十分辛苦，得到的收入也难以养家，心思便活动起来。他经常去上海，见在上海做零工很赚钱，就放弃了船工的工作，在上海干零工，主要是给人家干一些搬运货物的活计，晚上就临时住在工棚里。在上海打这种零工，收入多一点，但很不稳定。陈七二发现上海人很爱吃绍兴乡下的菜，就在活少的时候，跑回绍兴乡下低价收购一些萝卜干，用船运到上海来卖，每次能赚一些钱，使家里的穷日子能够过下去。
　　1949年，上海解放。人民政府对像陈七二这种干零工的工人也十分重视，认为他们是苦出身，在大城市做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对他们的工作给予重新安排。陈七二被人民政府安排到他经常搬运货物的上海一家造船厂(后称上海中华造船厂)，当上了一名正式的搬运工。中华造船厂对工人的生活问题十分重视，特别是对像陈七二这样从乡下来干零工的人，更是十分关心。他们是体力劳动者，因此，给他们定的伙食标准也高于其他工种，还逐步在上海给他们安排住房，以便他们能把家属接到上海来一起生活。1952年，厂方在上海南市聚奎街给陈七二安排了一处住房，虽然不大，但总算在上海安了家。陈七二便把老婆孩子接到上海来了。这一年，陈阿大十岁，是第一次来上海。一个从乡下刚到上海的孩子，自然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两只眼睛都不够用了。
　　那时上海市十分注重劳动人民子女的教育问题，陈阿大已经十岁，还没有上过学，因此，他刚到上海，就得到政府的关心，让他进入小学读书，并且免去了他的很大一部分学杂费。
　　刚刚入小学的陈阿大，还是认真对待学习的。他每天认真听课，用功做作业，跟上了小学的课程。他从不识字开始起步，很快就达到了能够看简单的书信的程度。后来，他的学习成绩一直还算好。由于家里经济不宽裕，那时的陈阿大，穿的是用他父亲穿旧的工装改成的破衣服，鞋子是用乡下的土布做的，和其他同学比起来，是寒酸了一些。但陈阿大从不在乎这些，也不和别人攀比，而是一心读书。那个时候，他的交往圈子很小，他的绍兴乡下口音，曾经是同学们的取笑材料。感到有些孤独的他，说话不多，只知道用功学习。由于下了一些功夫，他不但只用了四年时间便学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很顺利地毕了业，还考上了初中。
　　
　　从搬运工到钳工
　　
　　正当陈阿大进入初中用功读书、和当时大多数学生一样做着将来当工程师或者科学家的梦时，他家里发生了一件改变了他的命运的事情――他的父亲被罚款了。
　　原来，他父亲当上上海中华造船厂的搬运工后，虽然收入不算少，但他的妻子章桂花没有工作，子女又多，家庭经济一直不宽余。为了使家庭收入更多一点，他又干起了他在旧社会就做的倒卖萝卜干的事情。每到休息日，他就从上海回到绍兴老家，买一些萝卜干，用船运到上海来卖给一些商铺，赚一些钱补贴家庭生活。陈七二搞来搞去，就想动点脑筋，多赚点钱。他的办法，就是在萝卜干中掺点水，增加重量，再卖出去。一次，他赚钱心切，一下子在萝卜干中多掺了水，结果被收买方发现了，再一检查仓库中从陈七二手中买来的萝卜干，发现许多都变了质。收买方大怒，向政府方面报告后，罚了陈七二的款且不说，原来的库存，也不给陈七二结款了。造船厂也警告陈七二，再也不允许他利用业余时间去干倒卖萝卜干的事情了。这样一来，陈七二业余赚钱的门路断了，还被罚了款，家庭经济情况一下子变得很糟糕。陈七二再也拿不出钱来让孩子读书了。他让正上初中一年级的陈阿大和正上小学的陈阿二双双退学回家。陈阿大不得不从自己的工程师的梦中醒来，中断了自己的学生生活，背着书包回了家。他的心中难免带有几分酸楚。
　　回到家中，陈阿大觉得自己再也不会读书了，因此，他不再摸书本，又没有什么可干的，在家里也呆不住，就和弟弟跑出去玩。时间一长，就和街道上的流氓、阿飞混在了一起。他们整天在街上闲逛，打打闹闹，自然也就沾染上了一些流氓习气。他父亲在厂里上班， 没有时间管他，他母亲管不住他，他成了自由自在的人。
　　有一次，陈阿大和陈阿二在外面和别人打了架，人家找上家门来，他父亲给人家赔了许多不是，来人才算是罢休。这件事使陈七二意识到：再也不能让陈阿大和陈阿二在街道上闲逛了，要让他们工作，一方面，在单位有个管束，另一方面，兄弟二人工作，也能有一些收入，改善家庭经济情况。但陈阿二年纪还小，只好让15岁的陈阿大去工作。1957年，陈七二托自己的老朋友在上海南码头给陈阿大找了一份临时工干。陈阿大很高兴。这个临时工，也是搞搬运的。陈阿大虽然只有15岁，但也要干一个成年劳动力的活，每天是够劳累的，但一想到能够挣钱给家里，陈阿大就坚持了下来。经过这段时间做搬运工的劳动锻炼，陈阿大的体格逐渐强壮起来。
　　但是，总做临时工也不是个事，在陈阿大做临时工的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陈七二就想把家庭的困难向自己的单位提出。那时，工人有事就找单位解决，单位也认真对待。陈七二便找到自己所在的造船厂，向组织上提出了让他两个儿子到厂里来工作的请求。造船厂早已经关注陈七二一家的情况，也在想办法帮助他一家。当时中国处于大跃进时期，厂里正缺少工人，造船厂方面经过仔细考虑后，就同意了。
　　1958年的一天，陈阿大和陈阿二在父亲的带领下，走进了中华造船厂的大门。组织上和兄弟二人谈了话，让他们好好干，向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学习，又给他们办好了入厂手续。当兄弟二人走出造船厂大门时，他们已经穿上了厂里的工作服装。
　　陈阿大进入造船厂后，因为没有什么技术，又在南码头做过搬运工，厂方就安排他当搬运工。陈阿大参加了工作，心里是十分高兴的，他对这份工作也很热爱，在工作中是积极努力的。虽然只有16岁，但陈阿大已经长成了壮小伙。体力上已经不比别人差了，加上他又舍得出力气，因此，他总是超额完成工作量。在和工人们的朝夕相处中，他也学到了一些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比如：陈阿大生活朴素。这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出身在贫穷人家，从小就艰苦惯了，更主要的是他生活在一群朴素的工人中间，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他平时就穿厂里发的工作服，在厂里吃食堂也是只吃最便宜的饭菜，平时用牙膏、香皂，都很注意节约。每月发的工资，他都全部交给家里。现在从档案看到的当年中华造船厂给陈阿大写的鉴定材料中有这样的话“阿大作风正派，生活朴素，吃穿节约。”这个鉴定材料说明，陈阿大那时表现还是好的。那时的陈阿大，心情是好的，他兄弟二人都参加了工作，都能挣钱了，他家里的经济情况很快就好转起来。他父亲和母亲也有了笑脸。他本人是一名工人，在社会上也有了一定的地位。从这一点，他感谢共产党，在工作中也十分努力。
　　由于陈阿大在厂里表现好，工作积极上进，组织上就注意对他的培养。当时厂里缺少技术工人，考虑到陈阿大的情况，在他入厂一年半后，就决定让他跟着一个钳工学技术。陈阿大学钳工，很注意钻研，也很虚心，很快就学会了钳工技术，并且能够自己独立工作了。这样，他在造船厂就从搬运工变成了钳工。
　　
　　在部队干过三样工作
　　
　　1961年夏季，部队在上海征兵，造船厂也号召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参军。陈阿大也想去参军，回去和父母商量，父母觉得家里经济情况也可以了，就同意了。7月，陈阿大在造船厂报了名，当月体检，陈阿大各项指标都合格，8月，就收到了入伍通知书。陈阿大脱下了造船厂的工装，高高兴兴地换上了军装，告别了父母和工友，和一同参军的同伴们迈进了军营，成为解放军六四一四部队的一名战士。这一年，陈阿大19岁。
　　和当时大多数入伍青年一样，陈阿大也想在部队穿着军装，拿着枪，有一副十分威武的样子。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入伍后，部队上却分配他去教导营当一名饲养员，任务就是养猪。这让他心里很不高兴。但是，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那个时代，是人人争先恐后、追求进步的时代，他自然也受时代风气影响，干一行爱一行，安心在饲养员的岗位上干，而且干得很好。那时部队养猪，很大的难题是找猪饲料。三年困难时期，猪饲料也很缺乏，他就到野外去打猪草来喂猪。他负责养的猪，膘肥体壮，为连队发展副业生产和改善伙食，做出了一定贡献。
　　部队上鉴于他表现好，又让他去当连队的炊事员。在这个岗位上，陈阿大也很努力，他经常当最早起的班，为上百人做好饭，最后自己才吃饭。他还想方设法为连队改善伙食，受到过连长的表扬。他当饲养员半年，当炊事员半年，总的表现是不错的。入伍一年后，部队给他升为上等兵，又让他当高炮指挥仪测手。他学习这方面技能，也很用心，很快就成为一名合格的测手。在训练中，他一直表现得很积极。在军事演习中，他们一组士兵曾经取得较好成绩。在他退役之前，部队将他升为上士军衔。现在能够看到的陈阿大过去部队上给他写的鉴定材料中，有这样的话“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组织纪律性强”，“‘三八’作风扎实，尊重领导，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就干啥”。
　　
　　进入海良工阀门厂
　　
　　1965年春，陈阿大从军队复员回到上海。按当年的政策，从上海正式工人当兵回来的复员军人，组织上要统一安排。考虑到陈阿大在部队表现很好，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上海良工阀门厂工作，还是当工人。他又操起了钳工旧业。良工阀门厂对陈阿大还是十分重视的，原来车间里的保卫干事和民兵排长调到其他车间去了，组织上就让他在车间里兼任这两个职务。陈阿大做这两项兼职也很负责，每天干完活，下班之前，他都要检查一遍车间安全情况。他当民兵排长，和车间里的年轻人也混得很熟。工余时间，和这些年轻人一起打球、下棋，锻炼身体。
　　陈阿大复员不久，正赶上中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年的社教，是很讲阶级性的。陈阿大出生在贫苦家庭，本人是工人出身，当过兵。虽然文化水平低一些，也不是党员，但他仍然受到了重视。“四清”一开始，工作队就让他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厂里的“四清”工作。他也参加了一些查账目等工作。但他毕竟文化程度不高，更核心的工作、更细致的事情，他做不来。在“四清”中，他能起到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征求群众意见后向上反映。陈阿大为人大大咧咧，和年轻人交往密切，有一定的人缘，他利用这个条件，了解到群众反映的问题后，向工作队汇报，能使工作队对群众思想情绪有一些了解。由于他到厂后表现较好，1966年1月，厂里团组织发展他入了团，此时，他还不到24岁，组织上准备进一步培养他。
　　
　　造反头目
　　
　　本来，陈阿大进入良工阀门厂后，对厂领导还是很尊重的，厂里也注意培养他，让他参加“四清”工作，吸收他入了团。但陈阿大在参加“四清”工作中，了解到厂里群众对领导的意见比较 多，也对厂里领导有了看法。他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厂领导有些事情不让他做，他感到领导没有把他当作骨干。这使他对厂领导产生了不满情绪。这也是他后来造厂领导的反的一个重要原因。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良工阀门厂也陷入动荡之中。在全国政治风潮影响下，工人们开始对厂领导提各种各样的意见，但大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一开始，陈阿大也给领导提些鸡毛蒜皮的意见，后来，他觉得这些意见解决不了问题，就把厂领导的问题往路线问题上拉，并且率先在厂里贴出了攻击厂领导有路线问题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在厂内影响很大。加上陈阿大在辩论中是个大嗓门，经常从一个工人的角度，用工人的语言批驳所谓“保皇派”，这使他的演讲很有煽动力。陈阿大敢做敢闯，了解到的厂领导的“问题”多，敢于揭发，也使一些造反的人愿意跟着他跑。不久，他的身边就聚集了一些造反者。他成为这些造反者的核心人物。不久，由他倡议，这些造反者共同成立了良工阀门厂革命造反兵团(简称“良工革命造反兵团”)，陈阿大出任“司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造反兵团人数不断增多。陈阿大也就成了良工阀门厂响当当的造反派头目。
　　
　　紧跟王洪文
　　
　　1966年11月，上海跨行业的工厂、企业造反组织――“工总司”成立。陈阿大和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叶昌明等人，是这个造反组织的发起者。当这个组织建立核心机构――常委会时，陈阿大被推举为“工总司”的常委。从那时起，他和王洪文结识，并建立了“小兄弟”的密切关系。
　　陈阿大对王洪文佩服得五体投地。他非常佩服王洪文胆量大，敢冒险，非常佩服王洪文有政治眼光，能抓住政治动向，做出决策，也非常佩服王洪文有组织能力，会拢络人心。而他本人，实际上就是被王洪文拢络的一个。陈阿大曾经对他手下的人说：“我们要紧跟王洪文，谁反对王洪文，我们就叫他尝尝味道!”正因为陈阿大对王洪文忠心耿耿，王洪文对陈阿大也十分信任，把他当作自己手下一员虎将，后来，王洪文做了高官后，还不断提拔陈阿大，让陈阿大也做上了高官。这是后话。
　　
　　“武斗猛将”
　　
　　由于陈阿大紧跟王洪文，王洪文指挥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陈阿大就扮演着为王洪文冲锋陷阵的角色，并以“武斗猛将”著称。
　　在1966年11月上旬，王洪文制造了安亭事件，指挥造反派卧轨拦车，说是要去北京告状。在这次事件中，陈阿大是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他率领他手下的几名造反骨干，爬上了他们拦住的第一趟列车，高呼口号，一路向北京进发，无论是谁，也劝阻不住。直到南京，列车不往前开了，他们才下车。
　　1966年11月底，王洪文一手制造《解放日报》事件。当时，“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大造反组织在《解放日报》社严重对立，一场大的武斗一触即发。这时，陈阿大打了一个电话，一下子调来了几十辆大卡车，拉着几千名造反队员，把《解放日报》社中的“赤卫队”队员团团包围起来，并迫使《解放日报》领导让步，迫使上海市委承认他们开列的条件，并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字。在这件事中，王洪文对陈阿大赞赏有加，多次说，陈阿大在《解放日报》这件事情上有大功。
　　1966年12月底，王洪文指挥“工总司”十万多人，把“赤卫队”三万多人围在康平路。12月30日，“工总司”向“赤卫队”发起总攻。陈阿大手拿木棍，高呼口号，带头冲向“赤卫队”，见人就打，几个人抓一个。只用了几个小时，就把“赤卫队”的主力歼灭。陈阿大指挥着手下的造反队员，押着“俘虏”，在马路上集中，陈阿大洋洋得意地训话，还要“赤卫队”队员们把袖标摘下来，集中了六大堆，然后，由陈阿大下令烧毁。陈阿大还把缴获的“赤卫队”的几百箱饼干，如数上交，以表现自己的“清廉”。陈阿大在这次事件中，冲锋在前，又一次为王洪文立了“大功”。
　　1967年8月初，王洪文指挥二十四万名“工总司”队员，把上海柴油机厂的造反组织――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包围起来，并于8月4日下令总攻。陈阿大率领手下的亲信骨干冲在前边。他亲自架云梯，向上海柴油机厂楼内的“联司”进攻。又调来灭火用的高压水枪，向“联司”喷射。他还第一个冲上楼顶，调动手下队员上下夹击。又是他，亲自把“联司”的头目杨仲池活捉。
　　
　　掌权有术
　　
　　陈阿大紧跟王洪文，王洪文也不亏待陈阿大。1967年1月他们建立所谓“上海人民公社”时，经王洪文推荐、张春桥同意，陈阿大成为“公社委员”。当年2月，“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是经王洪文推荐，张春桥同意，陈阿大当上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分管工交战线工作。从此，陈阿大进入了上海市领导人的行列。
　　但是，陈阿大文化水平低，写个简单的条子，也避免不了错别字，怎么办?陈阿大有办法。他挑选一些文化水平高的人给他当秘书。让这些人给他写讲话稿，当什么会议需要他讲话时，他就让秘书代劳，写好稿子，抄清后，由他在会上照着念。有的稿子，他干脆让秘书和主办会议的单位商量，由主办单位先拿出稿子来，由他的秘书修改，抄清后，他在会上念。他并不掩饰自己的这种做法，他还主观地说：中央领导人也是这样的。
　　当他下去检查工作时，就让秘书把一些文件中规定的条文先记下来，等对方汇报时，提出哪些事情要解决，他就把秘书写好的条文要过来，按条文内容，说些原则性的话。他的这种做法，在一段时间里还真唬住了一些人，有的人认为，陈阿大“政策水平高”，“办事有原则”。
　　陈阿大到各单位检查工作后，总要作指示。他的指示，就是几条，他怕话说多了，出漏洞。发表这些指示后，他要求他的秘书记下来，也要求下边的单位记下来。回去后，过几天，他就让秘书打电话问落实情况。如果基层单位忘记了他的指示，或者没有完全按他的指示办。他就会直接打电话，找那个单位领导人，先让他背诵自己去检查工作时的指示，然后再训那个单位的领导人。如果连他的指示都背不下来，他就让这位领导人“靠边站”。
　　陈阿大自认为有察言观色的本领，因此，他下去检查、听汇报时，有一个习惯，就是盯着汇报人看，如果对方说假话，他看出来后，立即打断汇报，派手下的人去另外调查了解情况。开汇报会时，汇报的人不止一个，每个人发言，他就把头转向这个人，两只眼睛死死盯着这个人。当桌子上有热水瓶挡住了自己的视线时，他会让秘书把热水瓶拿开。陈阿大眼睛盯着汇报人，往往使汇报人不知所措。此时，陈阿大就会突然问一些尖刻的问题，把对方问住，他用这种方法，树立自己的“权威”。
　　陈阿大当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一级领导人后，并未放弃对他原来的单位――上海良工阀门厂的控制。他仍然兼任良工阀门厂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且 安排他手下的亲信，掌握着这个厂的大权。他的兼职，可不是虚的，这个厂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要向他汇报。都要听他的指示。厂里的领导干部，甚至包括车间主任一级的干部，都要经过他同意才能任命。厂里的要害部门，如政工、财务、保卫等，连一般干部也要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当。陈阿大利用他主管全市工交战线的条件，在工交战线安插了他的许多亲信当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他的这些亲信都对他惟命是从。这样，他就控制了工交战线的大权，一旦有事，也可以一呼百应。
　　在“文革”初期，也有一些反对陈阿大的组织和个人。陈阿大对付的办法就是一个字――“打”，而且手段有时十分残忍。陈阿大为了对付反对自己的人，在他的老窝――良工阀门厂专门组织他手下的亲信，成立了一个“良工阀门厂专政队”。他们打着的旗号是维护治安，打击流氓，但实际上是专门对反对陈阿大的人实施打击的组织。凡是反对陈阿大的人，都要被这个组织抓起来，关在一问小黑屋子里，施以酷刑。在陈阿大的指挥下，他们对抓起来的人施行许多刑罚，什么“倒着爬”、“打大板”、“吃耳光”、“挨皮鞭”等等，名目繁多。他们还硬拖着被关押的人在煤渣路上翻跟头，让他们光着脚在煤渣路上跑，用膝盖在煤渣路上爬。不爬，就用皮鞭抽打。他们边用皮鞭抽打，边让被打者数数。如果数错了，就要重新抽打。他们还让被关押的人互相对打，谁如果打轻了，就要对这个人施以酷刑。陈阿大自己不动手打，他也不到现场，但他遥控着这些。为了了解现场真实情况，陈阿大还让手下把打人的情况用录音机录下来，放给他听，陈阿大觉得听着这些被打者的惨叫声，是一种享受。为了让被打者的家属也受到刺激，陈阿大还让手下的人把这些录音放给他们家属听，逼着家属做被打者工作，让他们“老实交待罪行”。
　　
　　突击入党
　　
　　陈阿大在“文革”前只是共青团员，没有入党，也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文革”起来，他忙于造反，也没有想到入党的事。九大召开之前，张春桥有一个“名言”：要让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派”入党，成为党的新鲜血液，“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做官”。陈阿大自然也被张春桥看中，作为突击入党的对象之一，甚至在陈阿大还不是党员时，就“内定”为九大代表。为了让陈阿大快点入党，张春桥安排自己的秘书和陈阿大谈话，暗示他写入党申请书，可陈阿大竟然没有听明白。张春桥和姚文元急了，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去，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动员陈阿大入党。可是，又不好明说让陈阿大写入党申请书。陈阿大却以为，自己早就是党的人了，根本没有想到写入党申请书的事，他也不知道入党还需要写申请书。这使张春桥、姚文元内心十分焦急。他们急忙找一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专门找陈阿大聊一聊。不料这位常委找陈阿大聊时，无论怎么“启发”，陈阿大也不懂入党要先写申请书这个事情，只是瞪着眼睛嚷道：我早就是党的人了，你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了吧。最后，这位常委没有办法，干脆点明：你现在要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陈阿大这才恍然大悟，急忙表示：马上写，马上写。陈阿大回去后立即动笔，可是，他不会写，写个草稿也有不少错字，只好让秘书代笔修改后，他自己重新抄清楚，交了上去。我们现在从档案中看到的陈阿大入党申请书，标明的日期是1968年10月10日。张春桥、姚文元立即调阅了陈阿大这份入党申请书，并且指示：尽快发展陈阿大入党。
　　张、姚有这个指示，下面马上落实。10月19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王秀珍、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黄涛，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去落实陈阿大入党问题。当天，该厂的金工车间就召开党支部大会，讨论发展陈阿大入党问题。会上，陈阿大的入党介绍人程箴坤、蒋阿青先后发言，介绍了陈阿大怎么出身贫苦，怎么从小当工人，怎么当过兵，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等等。接着，由党员发言评论。事先，王秀珍向陈阿大在良工阀门厂的亲信做好了工作，安排一些人在会上发言，对陈阿大歌功颂德，所以，会议一开始，就有人发言，歌颂陈阿大的功劳。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发展陈阿大入党的会议发言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为陈阿大评功摆好，达到了肉麻的程度。这个说：陈阿大进厂后一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那个说：陈阿大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先锋、当闯将，担任“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市工交组负责人后，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承担最困难最艰险的任务。还有人说：陈阿大保持了工人阶级的本色，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典型。在这些人发言之后，王秀珍也不顾自己的身份，在会上也发言，把陈阿大吹捧了一番。她说：我和陈阿大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陈阿大阶级斗争觉悟高，勇挑革命重担，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黄涛接在王秀珍之后发言，称赞陈阿大有水平，觉悟高。他还一连说了陈阿大十个好。会上决定，发展陈阿大入党。按当时规定，通过之日，陈阿大就是正式党员。陈阿大从写入党申请书，到正式发展入党，还不到十天时间。说他是突击入党，一点也不过分。
　　陈阿大入党还不到两个月，就被张春桥确定为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这也创造了一个记录。从陈阿大入党到当上九大代表，速度太快了，以至他们连让陈阿大填写入党志愿书这件事都忘记了，陈阿大是在已经当上了九大代表之后，才由别人代笔，补填的入党志愿书，事后，又由陈阿大抄清了两份。
　　
　　策划武装叛乱的先锋
　　
　　陈阿大参加九大后，他的职务虽然没有变，还是市工交组负责人，但他的实际地位比以前要高多了。他已经是正式党员且不说，他又是出席九大的代表。这在当年是相当重要的“政治资本”。也正是因为有这一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才把陈阿大列入应该重点培养的接班人之列。此后，上海政坛上出现了一位“新星”――陈阿大。有什么重要会议，特别是工交战线的重要会议，都会有陈阿大出面参加。陈阿大也不客气，凡会必到，到会后必讲话。他在内心里，是十分珍惜抛头露面的机会的。
　　陈阿大在内心里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十分感激的。特别是对王洪文，他更是感激涕零。他知道，没有王洪文的赏识和提拔，就没有他的今天。他下决心要永远紧跟王洪文。王洪文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过去上海人都知道，陈阿大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是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之一。
　　1976年，周总理逝世，邓小平被打倒，毛泽东主席病重，“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甚至考虑到了用武力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方案，但他们苦于手中没有军队，就急于抓军事力量。在这段时间里，王洪文开始密谋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装。
　　陈阿大是王洪文建立第二武装的干将之一。那段时间，他经常到各工厂企业去，传达落实“王副主席指示”， 检查民兵工作，特别是给民兵发枪的工作。他还安排手下亲信，在各厂民兵中训练应急战术，一旦上海被围，就要打反击，还要进一步向北方进击。必要的时候，就打巷战。他还参与制订了代号为“反击”的三套民兵作战方案。陈阿大在向民兵讲话时，公然宣称：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中央斗争很复杂。陈阿大这样说，实际上是暗示：将来王洪文可能会登上中央主席的位置，他们要为王洪文而斗争。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虽然中央封锁消息，但在上海的“四人帮”死党们从各种迹象中猜测到他们的“四位首长”可能出了事，于是，他们开始策划武装叛乱。10月8日，“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召开了策划武装叛乱的会议，决定调动3500个民兵集中，31000个民兵待命。此时的陈阿大，跳得最欢。他又是跑到民兵指挥部去安排布置，又是向集中的民兵讲话、搞动员，又是布置突击发枪，又是检查电台安装情况。10月9日凌晨，应王秀珍之召，陈阿大和戴立清、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廖祖康、施尚英、钟定栋、冯国柱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第二号指挥点开会，他们认定：中央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上台了，这是右派政变，我们要和他们血战到底。我们上海民兵即使打两三天也好，枪声一响，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陈阿大站起来，握着拳头说：要大干，马上干!陈阿大拿出了他出身船工之家、熟悉水路的本事，提议：在吴淞口沉一条万吨轮，把航道堵住，让他们的军舰进不来上海。调几辆大卡车，把钢厂的钢锭拉到机场，甩在跑道上，把机场封住，不让他们的飞机降落在上海机场!
　　但是，历史潮流不可抗拒。陈阿大紧跟王洪文、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动乱，爬上高位，又在“四人帮”覆灭之际策划搞武装叛乱，最终避免不了历史的惩罚。“四人帮”被抓之后，华国锋稳住了上海，不久又改组了上海市委。陈阿大同“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一起，被中央隔离审查。后来陈阿大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大浪淘沙。陈阿大出身贫苦，青年时，算是个上进青年，也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王洪文，逆历史潮流而动，干了不少坏事，最终逃脱不了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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