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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度》是一本由Dava Sobel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74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2007-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经度》读后感(一)：头顶星空，地上功利（zz）
头顶星空，地上功利
作者：盛 洪
读书 2009年第8期
格林尼治皇家观象台是一个漂亮的去处。当我登上横跨本初子午线的山坡时,这里已是一片秋色。举目望去,比邻的海军学院建筑典雅,风景如画。如今,天文观测的功能已经移到别处,皇家观象台成了一个有关天文和航海的博物馆。
在博物馆里,有一个关于如何确定经度的展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几个被称为H-1,H-2,H-3和H-4的钟表。“H”代表了一个人,他叫约翰·哈里森。“H”即哈里森(Harrison)的第一个字母。这个人起初是一个普通的木匠,后来成为一个改变历史的重要人物。我端详着这几块钟表,从说明文字中辨认着历史的信息,但在匆匆的参观浏览中是无法全面了解的。幸好,我在博物馆的书架上发现了这本书,Longitude: The True Story of a Lone Genius Who Solved the Greatest Scientific Problem of His Time(《经度:一个解决了他的时代最重要的科学问题的孤独天才的真实故事》),作者是戴娃·索贝尔 (Dava Sobel)。我读着它,从伦敦回到了北京。
人类在陆地上活动了千万年,一般从甲地到乙地不需要依靠经纬度来认路。只要靠两地间的相对标志,如地貌、景观和建筑,就可以知道路如何走,还有多远等等。然而大海碧波万顷,一望无垠,没有任何凭借。虽然发明了指南针,知道航行的基本方向,却不知道航行了多远,以及在地球上的绝对位置。不过人们可以根据与太阳或北极星(在北半球)之间的斜角,知道自己究竟与赤道之间的夹角有多大,也就知道自己的纬度是多少。然而经度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无论人们处于什么样的经度上,太阳也是从东方升起,到西边落下,不会给人们辨别经度的任何凭借。
所以在早期,航海是一件极端冒险的事情。有经验的船长依靠对风速、洋流、航行的大约时间、太阳和星月的位置,以及附近的岛屿和大陆的参照,来判断航行的经度位置。但这与其说是“判断”,不如说是“猜测”。按照术语,这叫做dead reckoning。其中“dead”是由“deduced”演变而成,意为“推测”,该词可译为“航位推测法”;但“dead”又含有“死亡”之意,这一推测又与生死攸关,我们又可以将这个词译为“死算”。它类似一种赌博,即按经验来判断船的位置与母港之间在东面或西面的距离。算对了,则平安无事,且大获成功;算错了,可能要遭灭顶之灾。一七○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大雾迷漫的夜里,一支英国舰队在距英格兰西南端二十英里左右的洋面上全部触礁沉没,两千多名水兵葬身海底。这只是因为在此之前乌云密布,舰队失去了判断经度的最后一点依凭,舰队指挥官做出了最错误的“死算”。
在此之前,有记载的 “死算”失误不下数百起。只是这次海难发生的地点距英格兰本土如此之近,损失如此惨重,令英国朝野上下非常震惊。一七一四年,在大量海员和商人的请愿下, 英国议会通过了“经度法案”,悬赏两万英镑给解决经度定位问题的人。按一八二一年一英镑兑换七点三克黄金计算,当时的这两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四百八十万美元。重赏之下,激起了各路人马的竞争。
其中有两路人马最有希望。一路人马是身居皇家科学院高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其中包括牛顿和哈雷。他们企图通过月亮和星星的相对位置的变化来确定地上经度,这种方法最早是由十六世纪的德国天文学家沃纳提出来的,称为“月距法”(moon distance method)。为此他们花了大量时间观测天体,确定了月亮运行的轨道,并记录下了数千颗星星的位置。他们设想,只要将这些天体位置和轨道画在一套航海图上,海员就可以依据图上月亮与特定星星的相对距离来判断经度。在几代皇家天文学家的努力下,这一思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一个叫马耶尔的德国人创造了一套 “月表”,其中标明月亮在十二小时内的不同位置,及其与星星和太阳的相对位置。使用这套“月表”会在理论上使经度的定位误差不超过半度。这种方式受到了当时英国的皇家天文学家伯莱德雷的赞赏,后来马耶尔的遗孀获得了英国经度委员会奖励的三千英镑。然而在实践中,由于船在海中颠簸,海员的观察误差,使得这种方法使用起来相当复杂,以致并不能解决实战问题。这条路似乎走不通。
另一条思路就是利用时间定位。比起“月距法”,这种思路简单多了。绕地球一周是三百六十度,地球自转一圈要二十四小时。在地球东西向的不同位置上,都有着自己的“本地时间”,并且可以简单地确定,即将正午太阳当头时确定为中午十二点。不同的本地时间之间构成时差。一定的时差对应着一定的距离。一小时的时差相当于十五度;一度相当于四分钟时差,在赤道上大约是一百一十一公里。假设船上有一只走得很准的钟,这只钟按港口当地时间对好。在航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在正午时再看一下这只钟,如果这时的时间是下午二点,说明这时船处于港口东面时差为两小时即三十度的地方;如果是下午一点三十八分四十五秒,也可以计算出两地相差二十四点六八七五度。这种方法,可以在海上的任何地点确定经度。
思路虽然简单,但在当时造出这样一只钟来很不容易。由于不同的海域有着不同的温度、湿度和地心引力,会使钟摆的长度发生变化,或直接使其摆动周期的时间发生变化,以至于不能准确计时。而按照英国的经度法案,只有在任何一次航行中经度误差不超过半度才能获得全部两万英镑的奖金。这意味着时间误差不能超过两分钟,若按四十天一个航行周期来算,二十四小时的误差不能超过三秒钟。这路人马也遭受了不少挫折。早在十七世纪,就有人采用了螺旋平衡发条,改进了用来在海上确定经度的钟。来自荷兰的克莱斯坦·惠更斯和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都声称自己拥有发明权,但最终都因谁也没有制造出真正实用的钟表而作罢。
由于两路人马的挫折,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确定经度”与创造出“永动机”和“灵丹妙药”一样不可能实现。但在这时,出了一个约翰·哈里森。由于他的家乡约克郡与英格兰第三大港口胡尔相距只有五英里,所以他可能很早就知道经度问题。最开始他利用自己精湛的木匠手艺做过两个木制钟, 后来就成为专门的钟表工匠。当他知道经度奖金的事情后,就决心制造出一只能够在海上准确定位的时钟。他于一七三○年移居伦敦,花了五年时间造出了第一只航海钟,他在上面刻上“H-1”。在验证准确度的试航中,H-1大获成功。但哈里森没有接受经度奖金,因为他认为还需要完善。不想此后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以及各种曲折,直到一七六四年,哈里森制造的H-4被确认具有比经度法案的要求还高三倍的精确度,即确定经度误差不超过十英里后,才被经度委员会同意有条件地获得两万英镑奖金的一半; 而他拿到另一半,则又拖到了一七七三年,那时他造出了“H-5”,并得到国王和议会的支持。
一旦证明哈里森的钟表准确得可以确定经度,英国就大批量地生产,并迅速装备了英国商船和海军。到一七八○年,一只天文钟(chronometer)的价格下降到六十五到八十英镑。英国东印度公司要求每只船装备一到两只天文钟。英国海军在朴次茅斯港的海军学院设立了一个天文钟的储备室,每个出港的军舰舰长都可以要求配备一只天文钟。后来经度委员会于一八二八年解散,海军立即接替了它的职责,监督测试和配备天文钟。到一八六○年,英国海军拥有两百多艘舰船,六百多只天文钟。
“H-3”与其兄长一样,还是个较大的方盒子;“H-4”的体积就变得很小了,它比一块怀表略大,握在手里,就可以确定经度。与蒸汽机相比,“H-4”就更显得微乎其微。也许历史学家们也对体积敏感。在近代史的教科书中,工业革命和英国称霸的历史里,蒸汽机占尽风头。蒸汽机提供了替代人的体力的动力,无论是在煤矿抽水,还是带动纺织机;无论是驱动火车,还是让军舰远航。但信息至少与动力同样重要,尤其是有关空间和时间的信息。工业化依赖大规模需求,就要开拓世界市场,商船就要准确地找到海上航线和港口;帝国就要在海上称雄,就要将海军迅速投放到海上任何一个地点。只靠蒸汽机的动力,一只船是到不了指定的海上位置的。因此,小小航海钟表的历史作用,一点也不亚于蒸汽机。格林尼治博物馆的解说词中说,是哈里森及其制造的天文钟成就了英国近代以来的经济繁荣和帝国霸权。此言不虚。
其实不只是英国意识到了确定经度的重要性。当时的海洋大国,如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政府很早就意识到确定经度的重要性。在十六世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为经度定位技术悬赏一千金克朗;荷兰政府的赏金则为十万弗罗林(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8页)。在十七世纪下半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批准建立巴黎观象台,以解决经度问题。格林尼治观象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可以说,在当时的欧洲,有着一场抢先发现确定经度方法的竞争。各国的奖金都不仅适用于本国人。法国人曾经出价五百英镑,想私下看一看H-4,但被哈里森拒绝了。
由于哈里森的技艺和爱国心,英国是这场竞争的优胜者。这不仅仅是一个荣誉,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实力。这又反映在本初子午线的确定上。地球绕南北向的轴心从西向东转动,赤道和南北回归线都是自然法则决定的。但东西向却没有这样的特殊的线。本初子午线,即经度为零度的线划在哪儿都行。在较早的地图版本中,本初子午线曾被画在罗马、巴黎、哥本哈根、耶路撒冷、彼得堡和费城等地。最终落在格林尼治,不仅是因为英国人最早解决了经度定位问题,而且是因此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成为一个“日不落”帝国。正如本书作者戴娃·索贝尔所说:“本初子午线的定位纯粹是一个政治决定。”
当培根说,“Knowledge is power”时,power 一词有着多种含义。一是指“力量”,一是指“暴力”,一是指“权力”,一是指“国际霸权”。中国人往往善意地理解为“力量”,但从培根本人的帝国主义想来看,他至少是一语多关。反过来,这也反映了知识乃至科学的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色彩。我们不否认不少科学家怀着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去探究“科学真理”,但经度的故事告诉我们,至少在这一段历史中对天文的探究,最大的推动力来自对地上利益的追逐。
有趣的是,虽然在与哈里森的竞争中,坚持“月距法” 的一派失败了,但他们却获得了比哈里森更辉煌的科学成就,即使天文学甚至相关的数学方法向前大跨步地迈进了。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那些在科学史中赫赫有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如伽利略、牛顿、哈雷和欧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探索经度定位做出过努力和贡献。伽利略观察和研究天体运动,用数学去描述这些运动,并实际地将天体运动现象用于对经度的测定; 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可以更好地理解和预测月亮的运行;欧拉则推导出了太阳、地球和月亮的运行方程;哈雷作为准确预测彗星回归的人,不仅亲自到南大西洋观察星空,在身居皇家天文学家高位时,还直接支持了“月距法”路线。经过格林尼治观象台和其他类似的观象台及观测点无数个寂静夜晚的观测,人类对头顶星空有了进一步详细的了解。就如一个农夫临死前告诉几个儿子自家地下有黄金一样,儿子们虽然没有找到黄金,但因翻耕了土地,而使庄稼茂盛;对“月距法”的探索,即使没有直接形成天文学理论,也至少为这些天文学家提供了思考素材,启发了他们理论创新的灵感。
当然,这种通过观测天空而带来的“地上利益”也很特殊。如果一只商船能够准确定位经度,带来的只是它自己海外贸易成功率的提高。与蒸汽机相比,如何确定经度是一种公共知识,对它的探究不适用于专利法。经度和纬度一起,构成了对地球本身的度量单位。如同其他度量衡一样,这不仅是一种公共知识,还是一种标准制度。没有标准的度量衡,就没有繁荣的市场,因为交易双方都要以同一度量衡单位进行买卖;也就没有货币,因为货币很早就表现为标准重量的金属;也就没有政府,因为政府赖以维持的税收表现为一定量的货币或实物。同样,如果没有准确的经纬度定位,两国间的领土及领海就没有准确的分界,商业交易的交货时间和地点就会模糊,人类之间交往的各种活动就可能互相错过。有关经度定位的知识具有某种网络外部性,即知道经度定位技术的人越多,已经掌握这种技术的人越受益。当然,这种公共知识也可以首先在一个有限的政治范围内实现。这就是现代民族国家。因而,对经度定位探索的激励可以来自一个国家的政府,如英国政府。
用制度经济学研究历史的诺思教授很关注这段故事,把它当做用奖励制度激励科学技术发明的一个典范。当然,他假定经度定位技术是一种公共物品。他说这种发明能否出现,取决于“有没有所有权来保证发明者收入因节省了轮船(损失)和时间而增加”(8页)。然而,较细地辨析,哈里森的天文钟表也可以成为私人物品,只是英国政府支付了奖金,就相当于将专利权变成公共物品。此后不少人仿照哈里森钟表大批量地生产,只是当他们发明了新的结构和零件后才申请了相关专利权。这使得用于航海的天文钟因免去了专利费而相对便宜。又由于竞争,由于生产规模的增大,成本迅速下降。这为天文钟首先在英国迅速普及铺平了道路。反过来,英国政府因天文钟的普及而使英国在海上占有优势,早就回收了为此支付的奖金。
戴娃·索贝尔这本关于经度的故事之所以引人入胜,就因为它将过去被主流历史观严重忽略的经度定位技术做了公正的重新评价。同样被低估的是现代民族国家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对科学的影响。默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提出,英国科学的动力之一来源于新教精神,科学探索是“赞颂上帝”的可贵努力。然而他也注意到,这些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们大都投入到民族国家的奋斗之中。“当时天文学家无疑被发现一种确定经度(尤其是在海上)的满意方法所能带来的实际利益完全吸引住了。”(该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253页)除此之外,这些人又直接关注民族国家的兴盛,以及直接相关的军事技术问题。
在上述关注经度的人中,伽利略也很关注射弹的理论,他与佛罗伦萨的兵工厂关系密切; 胡克通过研究子弹的下落发展了自由落体的理论,并在英国皇家学会中表演了多次;哈雷研究了炮弹的运动,也强调火药的经济学,他还像一个民族主义政治家那样宣称,英国“必须成为海洋的主人”(前引书,292页);牛顿第三定律,即作用与反作用原理,“不仅是力学中的一个基本定律,也是理解炮术中的反冲现象所必需”(前引书,294页)。
终于,我们看到了与科普书籍中诸如“苹果砸到牛顿脑袋”不同的故事,这些科学家还从国家利益和金钱中获得灵感。科学不仅不那么“纯洁”,而且是近代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努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是因为分工不同,以及实现了远距离杀人,科学家们才没有直接被他们发明出来的炮弹溅一身血。但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当然,在民族国家竞争的国际丛林中,科学家们只是制度中人,他们按照游戏规则玩,并不是他们的错。但作为静观历史的人,我们既要肯定一些用于战争的技术对人类发展也有积极作用,又不应该用美化的“神圣科学”去掩饰民族国家暴力竞争之丑恶。
经度问题的解决与瓦特改进蒸汽机的时间非常相近。我们可以想象,这两项重大的技术突破为当时的英国插上了一对翅膀。其后的世界天翻地覆。有增长,有奋进,有凯旋,有扩张,有流血,有罪恶。无论带来了什么后果,哈里森的钟表只是优雅而沉静地躺在格林尼治的博物馆里。
(Longitude: The True Story of a Lone Genius Who Solved the Greatest Scientific Problem of His Time,Dava Sobel(戴娃·索贝尔)。中译本:《经度:一个孤独的天才解决他所处时代的最大难题的真实故事》,肖明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七年版,20.00 元)
《经度》读后感(二)：哈里森一家
线就像是时间。
纬线是相互平行的，从赤道到两极，环绕地球长短不一，逐渐收缩。而所有经线都汇聚于地球两极，形成一个个大小相同的圆。哪一条都可以作为起始线。地球24小时可以旋转360度，于是每时差一小时，两地就相隔15度。如今，随便两块身居异地的手表，一个已知地的经度，我们身居地的经度可以轻易推算。然而，至少从公元前300年到18世纪，因为气温、风、海浪的晃动，没有这样的钟表可以在大海上精准地行走。因为推算错经度，海战中得胜的英雄却和他英勇的水手们成百上千地葬身大海，一次又一次。像我们如今面对癌症一筹莫展一样，最后人们设置了[一个国王赎金]的经度奖金，等待能够解决这个难题的人。
托勒密最先发现，为了了解地理，必须抬头去借读星空。伤狗法，怜悯药粉，一个一个匪夷所思的说法被提出后，天文成为了解决经度问题唯一被认可的正统途径。木星。月相。凌日的金星。一颗颗星成为天钟上不朽的指针。托勒密。伽利略。惠更斯。胡克。牛顿。哈雷。一个又一个处于长路上的名字。剩下的似乎只有等待，等待观测工具的完善，等待更全面的行星轨道信息被收集公布。漫长的夜。
然后在18世纪初。约翰·哈里森出现。一个老木工的长子。没有人清楚他的早年经历。少年时他别人专门为他求来剑桥大学自然哲学课程的讲义，至于别人从何得知这就是他想要的，如今没有人知道。这孩子的书架上没有莎士比亚的只言片语，却被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还有剑桥讲义占据全部空间。青年时期他成为钟表制作的大师。他可以用木材制作出那个时代走的最精准的钟——不用金属，因为金属会热胀冷缩会生锈。不用润滑油。需要使用润滑油的部件他会采用一种自己可以渗出油的热带坚木。他设计了全新的齿轮，容易磨损的部分他选用了快速生长的橡木，可以牺牲一些强度的地方，比如齿轮的中心，他使用生长较慢的橡木，掂起来很轻。没有人知道哈里森是通过怎样的经历拥有了对木材这样精准的认识，所有以上的结论，都是我们现在使用精密仪器对他已作出的选择做以测量的结果。他用比例恰当的合金还有两个精巧的发明成功解决了钟表走不准的难题。没有人知道哈里森是如何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钟表匠的，他如何摸索出那些齿轮复杂转动的原理？哈里森一家居住一带成名的钟表匠，除了自学成才的哈里森之外别无他人了。
同样没有人知道哈里森从何得知经度奖金。
1735年，哈里森带着他的H-1直奔伦敦的经度局而来。它的长相活像一个制作精巧的金属模型船。科学与艺术最高结合的典范。这台可以经受大海猛烈颠簸与热胀冷缩的航海钟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它完全达到经度奖金要求的精度，哈里森可以赢得一切了。
可他没有提出申请。事实上，唯一一个对H-1不满的也是他。这个人就像是那种天生为思考解决问题而生的一样，提出他的改造意见。经度局在提出自己条件后耐心地为他拨款。6年以后，他向经度局展示了在1937年完成的第二台航海钟。这次的H-2是一个长方形，就像一个烤架。又一次人们对它赞口不绝，而哈里森自己又一次嫌弃它了。他甚至不允许让H-2出海实验。钟表匠所报有的幻想或者梦想没有在H-2中实现。于是他再次提出改进申请。
H-3的制作花去哈里森整整19年。为何如此没有人知道。19年中他几乎没有为任何其它事分心，甚至几乎为之毁掉了自己的健康和家庭。H-3的长相与H-2相仿，其中许多其貌不扬的精巧发明被沿用至今。这台计时器伴随他子承父业的儿子度过了长大成人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然而哈里森父子从未诅咒或厌恶这台耗去他们金钱时间生命所有的机器，反而痴迷地说，要不是制造H-3，又怎么会知道世界上竟然有这样意义重大的事呢。
1759年，哈里森完成了最后为了赢得经度奖金的H-4。它的外形像一块精美的怀表。保存在银白色的金属中，表面上刻有繁复精美的花纹，叶与果实的形状，典雅而高贵。后视图所看到的表的背面被镂刻的金属圆片覆盖，更是精美到魔幻。这四台航海钟至今还被庄严陈列在国家海洋博物馆。如果说参观者见到走动着的H-1，H-2，H-3时会惊奇，甚至随着上面的器械轻轻摆动，那么当他们见到H-4，则完全瞠目结舌。它不像一个思考与努力的科学结晶，更像是圣迹，似乎一个粗重的呼吸也会破坏它的精妙绝伦。
然而时代已经改变。
对经度局有决定性左右意见的，已经不再是哈雷，而是年轻的皇家天文官马斯基林。科学贵族一样的出身，清教徒式的严谨，自认为是天文学的忠实信徒，对于别的科学漠不关心并毫无尊重。但若有人与其意见相左，便会倾尽全力打压，甚至——为此而分心将他原本应该最擅长的天文观测搞砸。
几乎与H-3同时，多少代人的努力之后，根据天体之钟推算经度的[月距法]终于成熟。六分仪的原型被发明而出。一个可以熟练使用仪器的水手，根据天文台每年出版修正的月球图，用4个小时就可以测量出其所在的经度。这才是皇家天文官与经度局们长期期盼着的努力着的[正统]结果。天体不才是属于所有人的吗？至于哈里森与他的魔盒，虽然任何人都能用它更快更好地得到经度——可谁知道它里面是怎样运转的？
之后的事情发展为哈里森的噩梦。他的计时器被反复测验却不被信任或使用。他“对经度局的不敬态度”被指名道姓指责。加上H-1，前后三位耿直的船长带着哈里森的计时器或其仿制航行，包括著名的库克船长，这些心胸宽广的水手对计时器的精准印象深刻，忠诚地作出明证，然而这些在经度局和天文官的态度面前于事无补。哈里森被迫将自己的设计图纸公布、作出明确的解释。被迫上交那4台计时器，包括他视若珍宝的H-4。这些精妙绝伦的航海钟被毫不在乎地搬运、颠簸甚至摔在地上，经度局却仅仅在对它下了不公正的结论后在仓库里一扔了之。哈里森被要求在没有原型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复制自己的H-4，同时必须由另一个工匠根据他的图纸也能够同样制作出H-4的仿制。然而所有这一切侮辱与屈服，都没有为老人换来经度局和正统科学界的承认。
可以设想，年事已高，被痛风和经度局折磨着，哈里森是以怎样的心境被迫重复自己曾经那么痴迷那么喜欢的工作。H-4的复制品H-5在1770年完成，老人又花去两年为它调试。它的内部复杂一点也不逊于H-4，外表却简朴得多。简洁的钟面只有中心有一朵铜质的花，可以在不进灰尘的前提下调整表针。那星状的花让人想起另一个古老的测量仪器，罗盘，以及它上面不朽的风向玫瑰。
这时，它的制作者已经79岁，更睿智，也更加伤心。经度局的下一个测试可能还要花去10年，而他已经等不到那个时间。最后哈里森鼓起勇气，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国王。乔治三世。被他的子民亲切地称为“庄稼汉乔治”。少年时他就写过论阿尔弗雷德王的文章，并决心做一个好国王。他赢得了子民的热爱，却没有得到议员的尊重。他经历了伤心的美国独立战争，又在精神失常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然而在乔治力所能及之处，没有任何事妨碍他的公正之心。听说哈里森的遭遇后，国王喃喃自语，这些人受到了虐待啊。随后国王亲自设计安排了H-4的测验。哈里森与他的计时器始终在科学家们的敌意中孤身奋战，如今终于得到承认。老人最珍爱的H-4也终于回到他身边。
哈里森在83岁时去世。在钟表制造业享有烈士般的地位。
现在不需要星星了，熄灭它们。
包扎起月亮并把太阳也摘下。
然而故事没有结束。
H-1。H-2。H-3。这些精妙绝伦、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被马斯基林以不光彩的方式抢夺走后，再也没给它们上过发条，还在被孤零零地扔在潮湿的储藏间里生锈。1920年，当另一个伤心者古尔德少校找到它们时，它们已经是满身铜锈、灰尘，零件腐烂，丢失了大半。好像被打捞出的海底沉船。
皇家海军少校古尔德，一战中几乎失去一切的伤心者，与这些过时的航海钟们一起度过了12年。他不仅要让它们被清洗，而是要让它们重新走动起来。古尔德工作期间，写满了18本说明记录。其中有彩色墨水的精美插图以及明晰的文字说明。一开始仅仅指针的拆卸就用去他3天时间。当H-1最后一个被修复，重新开始滴滴嗒嗒地运转计时——整整过去了165年。
故事没有结束。
Dava Sobel，一位从小热爱天文的女士。她像许多孩子一样着迷着科学的美与奇观，也与他们其中的大部分一样不具有科学工作者的研究素质。为此她曾苦恼地5次转换专业。最终终于以天文史“科普作家”的职业维生。在丈夫离开她与两个孩子之后，这位伤心的女士开始了哈里森故事的写作。1995，《经度》在受到女儿质疑、出版商多次拒绝后终于问世——这本被Sobel女士原认为只有她的母亲才会读的书，奇迹般地大获成功。
十年之后，《经度》获得重出纪念版的机会。一位中国的大学教授肖明波也因此得以与Sobel女士建立联系，重新将它翻译在中国出版。他不是专业的翻译者，天文甚至不是他的专业。稿费低廉，但这位教授仍以可敬的态度，在与Sobel女士合作的过程下将这本小书成功译出。我只是不想看到这样一本好看的书被翻译糟蹋了，他这样说。
故事没有结束。
如今，3台默默行走的航海钟，1只静止的航海表和它的复制品一起，仍陈列在博物馆中，被照顾它们的馆员亲切地称为[哈里森一家子]。多少游客专门为此赶来。多少孩子在它们面前驻足。一个金发的小姑娘，一遍又一遍观看着H-1的演示片不愿离开。在争得她父亲的同意后，Sobel女士曾问小姑娘，为什么这么喜欢？
她说，我不知道，就是喜欢它。
这就是哈里森一家子的故事。一个超越其时代的天才的故事。伤心者的故事。Sobel女士喜欢它，所以在出版社纷纷拒绝后还去坚持讲述。我也喜欢它。喜欢那精美的魔盒一样的计时器。喜欢那十八本用彩色墨水精心记录下的图示。喜欢Sobel女士的经历。喜欢我们国家那位可爱的教授还有他翻译的理由。
经线就像是时间。它们所有都汇聚于地球两极，形成一个个大小相同的圆。哪一条都可以作为起始线。六分仪依旧是水手熟悉的器械。钟表更加是普通得所有人都习以为常。然而展览厅里，依旧有金发的小女孩，着迷地守在演示片前等待着观看着一遍又一遍。这本小书也漂洋过全球，三十个国家里，随便哪个房间里，总都有年纪或大或小的孩子们捧着哈里森一家子的故事，一页页翻过。
现在不需要星星了，熄灭它们。
包扎起月亮并把太阳也摘下。
《经度》读后感(三)：时间的疗愈
1737年，八位经度局委员将对哈里森的航海钟H-1作出评价，委员中哈雷等人是哈里森之前就拜访过的并且还支持他的发明，眼看众委员都满意H-1,哈里森也即将获得经度局为准确测量经度者设立的巨额奖金时，有个人指出了H-1的一些不足之处。
这个人是哈里森自己。
初看到这里时我大为不解，因为之前就在《罗辑思维》里听罗振宇说过这个故事，知道了哈里森花了近30年时间制造航海钟，期间生活一切所需都靠着经度局每次500镑的拨款，后来航海钟改进到足以满足20000英镑奖金的条件时却命途多舛，哈里森一个老人孤独地和经度局不断交涉，过程令人心酸不已。当时我以为是哈里森的航海钟不够精细到让委员们足够信服，因为在当时，“月距法”才被认作是经度测量的科学方法，虽然“月距法”受天气限制且不成熟。
所以当我看到哈里森的H-1广受委员赞赏时，心里纳闷，这不就成了吗，可以获得认可拿到奖金了啊，怎么后来又出了那么多事呢？再往后看，我才知道，原来那个一开始不让哈里森拿奖金的人居然是哈里森自己。这一精益求精就求了20多年，在这些日子里，哈里森全部的生活就是改进航海钟。
《经度》这样一个传奇，不是主人公怎样艰难地与恶人斗争最终名利双至的故事，《经度》里面的有反派角色意味的马斯基林，正如作者达娃索贝尔所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坏人。马斯基林的一些“坏”行为只是在自以为正确、坚持科学的信念下的所为。在我看来，《经度》真正好看的地方根本就和马斯基林、巨额奖金无关，他们只是背景般的存在，起到渲染环境烘托氛围的作用，《经度》最好看的其实是哈里森本人，准确来说，是他近30年埋首的背影。
哈里森枯坐斗室近30年，每日的生活就只剩下航海钟，我实在无法去体会是什么让他能安定平和地埋进这一切琐碎的研究中去的。巨额奖金和他人的反对的确能促使哈里森专注改进自己的作品，但在30年面前，这些动力也就显得牵强起来，更何况哈里森的H-1面世时的优秀已经获得一致赞赏（那时候马斯基林还不知道在哪）可以获到奖金。哈里森究竟靠什么平和了30年，靠什么坚持了30年？要知道，在当时，所有权威人士都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月距法”上，因为经度测量被看做是天文问题，机械钟表的路子不在考虑之内。而乡下木匠哈里森造航海钟的坚持就像缘木求鱼般可笑。所以，愈将自己置于哈里森当时的环境中，我就愈被哈里森专注的背影给吸引，好像默默看着那埋首的背影，默默看他堆积着的稿纸，心中就涌上无尽的热流，不会难过地想哭，但内心会突然柔软下来，然后发出轻轻地叹息，再也说不出什么来。
这就是《经度》最感染我的地方，看到后面我惊喜地发现，原来还有其他人也这样被打动过。
1920年，哈里森的一家子（H-1、H-2、H3、H4）已经残缺不堪且腐蚀严重，皇家海军上校鲁伯特·T·古尔德对这些计时器发生了兴趣，之后他花了12年时间自费清理维修它们。古尔德没有受过钟表维修的专业训练，但他不仅想清理它们更想让它们重新精确计时。古尔德做了18本笔记，里面包括彩色墨水绘制的图形以及详细生动的文字描述（相比之下，哈里森的文字冗长啰嗦，一个句子能长达25页且一个标点都不带），并最终在1933年一个狂风暴雨的傍晚，完成了所有的修复工作。
事实上，古尔德自愿承担困难的修复工作的直接原因是他的精神崩溃和不幸婚姻，在和哈里森一家子呆在一起的日子里，他修复着钟表，钟表也疗愈着他残破的心。更让人感动的是，本书作者达娃索贝尔也得到了哈里森一家子的疗愈——索贝尔在一次访谈中说：“这对我来说是一次美好的逃离，如果我仍然维持着婚姻，我想我也不会动笔写这本书了。”
其实像古尔德、索贝尔这类的疗伤方式并不少见，《罗热类语辞典》的编者彼得·罗热就是用编写词典来为自己疗伤，“沉浸于语言的细微差别能让他精神抖擞，也能让他免于焦虑” 【1】
索贝尔在写《经度》时表示哈里森的资料很难找，生平中许多都只有寥寥几笔的记叙，哈里森自己也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基本上空白居多。在这些空白里，我们是否可以猜想，埋首制造航海钟对于哈里森来说也是一种“疗伤”方式呢？
这是一个经度测量的故事，这也是一个时间测量的故事。我们常道，时间会抚平一切伤痛，这样讲来，和时间厮磨久了的人也最易被疗愈吧。
【1】 《编词典疗伤》贝小戎
《经度》读后感(四)：天才钟表匠及其与时间的游戏
大师卓别林曾经说过：“时间是伟大的作者，她能写出未来的结局。”这似乎暗示了时间的力量，更令人想入非非地以为，谁掌握了时间谁就可以掌握未来。然而对于18世纪最伟大的钟表匠约翰·哈里森来说却并非如此，他擒住了时间，将它装进他的时钟，但是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却已然为自己开启了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这不能不说是时间和他开的玩笑，尽管这个故事本身并不像玩笑一般轻松。
这是《经度》，一本很精彩的书，讲的是“一个孤独的天才解决他所处时代最大难题的真实故事”。很巧的是，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在阅读并思考着有关于经度测量的问题。我为这个问题已经花了几个月时间，并因此而越发深信经度问题的解决实在是天才之举。
久居都市的人也许很难想像“丢失”了经度的海上航行，但那正是18世纪的航海者及其前辈们所面临的最现实的困境。航行在无边无际的海上，却无法知晓自己是否已经偏离了方向，因此而付出的代价不仅是超出预计的行期，还有疾病与死亡。但是这并不会阻止人们走向海洋的脚步，反而催生了英国国会著名的1714 年“经度法案”：设立一笔巨额奖金，以征求一种“切实可用的”经度测定方法。
经度即时间，这决定了人们在解决经度问题时的两条主要线索：读准天上的钟，这是天文学家们的希望所系；拨准地上的钟，这来自钟表匠的灵感。那时的上帝刚刚被人类推上了史上最牛钟表匠的宝座，天上的星星就是上帝他老人家设计制造的走时精准的完美时钟，人们渴望漫天星斗能够透露关于经度的信息，于是便有了巴黎天文台与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相继创建。当天文学家们与天上的星星玩着捉迷藏的游戏，钟表匠们则给出了最充满魅力的梦幻方案——“船长只需简单地比对一下自己的怀表和另一台指示始发港正确时间的恒定时钟，就可以在舒服的船舱内测定经度了。”虽然要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它要求时钟必须有很高的精度并且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时走时不能出偏差，但他们并不会因此而轻易放弃。
哈里森就是这些自信的钟表匠中的一员，当然，他拥有的不只是自信，还有才华。他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是他对弄懂事情来龙去脉的浓厚兴趣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钟表匠。1727年，34岁的哈里森“将精力转向克服航海钟里存在的特殊困难”，他并不否认促使他这样做的正是“获得经度奖金的愿景”，不过，当他真的制造出一台符合获奖条件的时计之后，精益求精的哈里森脑袋里想的却是怎样改善他的时计从而使它更加完美。于是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他一直醉心于他的航海钟的改进，终于在1759年完成了他的不朽杰作——第四台时计H-4。“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这块表简直就是优雅和精确的化身”，但是哈里森并没能得到他应得的那份奖金，并且因为负责颁发经度奖金的委员们更相信天文学的解决方案而给哈里森的获奖设置了种种阻碍，他不得不“独身一人对抗着科学根底深厚的航海特权阶级”。国王乔治三世的直接干预使哈里森终于在1773年得到他应得的奖金，此时的哈里森已经是一位80岁的老人。
无情流逝的时间从不肯为谁停留，即使这个人曾经完美地将时间收进他的“宝盒”。不过，经度的故事并不止印证了时间的无情。科学、天才、野心、阴谋……，所有这一切皆随经线的延伸而纠缠在一起，尽管那只是一些假想的线，但那些故事却曾经真实地发生过，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远未到结束的时候。
《经度：一个孤独的天才解决他所处时代最大难题的真实故事》，（美）达娃·索贝尔著， 肖明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定价：20元。
2007年9月18日·上海闵行
《经度》读后感(五)：那些为地球标刻度的人
【读品】罗豫/文
现代人每天精打细算分割着的时间和空间，实在是文化历史的产物。倘使生活在数千年前的中国，世界地图将是方形而非现在的球形投影，我们所处的位置也将在正中间而非右上角。正是近代欧洲的大变革，尤其是英国在海上的扩张，将整个地球纳入了以格林尼治为原点的时空坐标中。这一度量衡上的革命，也为英国海上霸权的确立添加了一块关键的砝码。
今天，我们很难厘清从格林尼治到鸦片战争之间的因果链环，然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涌向格林尼治，只为亲脚跨过分割东西两个半球的本初（零度）子午线。这个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裆下”景点，俨然已确乎是地球时间天经地义的起点。但在科学史上，经度问题好比竖起来切西瓜，第一刀下在哪儿成了政治问题。
地球是圆的，自西向东旋转；从赤道上看，大多数星体都差不多处在正上方——自然界自己给出了纬度的定义，却把经度问题留给了人类。美国科学专栏作家达娃·索贝尔在《经度》一书中带我们走进十八世纪的英国，讲述本初子午线背后的故事。
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远洋船只只能靠纬度导航。无法判断自己的确切位置不仅给航行带来很多困难，还使得大多数船只只能局限在几条确定的航线上。海盗、各国的商船、军舰在这些航线上相互抢劫，船长们也因为需长时间观察太阳猜测自己的位置而落下眼疾，成为我们在电影中所见的独眼龙模样。
为此，英国政府专门设立了一笔奖金，任何能将经度测量误差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人，将基于测量精度获得相应级别的奖金。大科学家牛顿、伽利略都尝试过解决这一问题，最激烈的角逐却落在了两派人身上：一边是众多学识渊博、有权有势的天文学家；另一边是从未受过教育的木匠约翰·哈里森和他的儿子威廉。
天文学家们相信，宇宙是上帝制造的精密钟表，只要用月亮位置的数据进行复杂转换，就可以计算出经度。约翰·哈里森则坚信更简单的思路，只要航海家带着足够准时的钟表，再通过太阳或星辰的位置确定海上的当地时间，就可以用时差来确定经度差。两方几乎同时展开自己的工作。哈里森每次刚制造出一个计时器就有了更高的目标，陆续制造四代航海钟表几乎耗尽了他的一辈子。而死对头皇家天文官内维尔·马斯基林，一面忙于简化“月距法”的计算方法，一面利用自己的权势和影响给哈里森父子制造障碍。这在身份上，是御用和草根的较量；态度上，是狭隘妒忌和精益求精的较量。这都使得那段历史在索贝尔笔下表现出极强的故事性，如小说般引人入胜。
然而这场较量中还有一个更具启示性的因素。哈里森花费数十年时间终于制造出体积小、走时精确的H-4计时器，但专门对谁该获得奖金进行评估的经度局却百般刁难，一会儿要求对计时器进行反复测量，一会儿让哈里森交出设计图，一会儿又让他不参考图纸和成品再制造两台。其后固然有马斯基林的推波助澜，但仍无法掩盖这项发明引发的利益问题：哈里森年事已高，而制造过程中的“秘密”只有他一人知晓。制造这样一个比怀表大不了多少的玩意儿又耗去哈里森数十年。若真将奖金授予哈里森，英国的航海状况未必会在短期内改善。即便会，也要以大笔金钱流入这个乡下木匠的口袋为代价。相形之下，马斯基林的方法虽然粗糙麻烦，却能编成表格印刷出版，任何一个水手都能买到并学会。
科学和手艺在此短兵相接。彼时并无知识产权的概念，马斯基林是皇家天文官，为国家航船编写表格当是义不容辞。靠手艺吃饭的哈里森却不得不在经度局的压力下交出图纸，而这些图纸很快落到马斯基林手中，被他印刷出版。哈里森一辈子制造钟表以外的时间都陷在和经度局的纠缠中，后来真正将他的作品简化、批量生产并大发其财的，也另有他人。
如果不是这本《经度》，我们这些离了手表就无法生存的现代人，恐怕一辈子也不会听到“哈里森”这样一个名字。好在两百多年后，不善言辞的哈里森留下的四个作品依然在博物馆里熠熠生辉，马斯基林却留下恶名。相信读过《经度》的读者，将来有机会去格林尼治，不会再热衷于拍“凌辱”本初子午线的照片了。
《经度》读后感(六)：藏在魔瓶里的时间
昨天是世界地球日，读完这本书恰恰是与地球紧密相关，今天是世界读书日，特地赶来写一下读后，想一想也颇有意义。
清明假期回家的火车上开始读这本书，坐在奔驰于夜色里的火车上的我，如果要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以及速度，只需要随便打开一个平常跑步用的app，各项数据就一目了然。闭上眼睛，拉高视野，俯瞰地球，火车也就是一只在大球上蠕动的小虫子，中学物理告诉我们，在研究地球上的车船运动时，它们可以看做一个质点，一个不起眼的点而已。在轻松的音乐中，在假期回家的期待里，我完全无法想象，三四百年前的人们为了弄清航船在茫茫大海上的经度，竟是那么的困难与无助，更加难以想象，为了猜透经度的密码，人们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可不可以这么说？大航海把世界一脚踹进了近代。其意义之重大，连接之广阔，力度之猛烈，速度之迅猛，除了互联网时代与其可以相比，其余无出其右。然而确定在茫茫大海上航船的位置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数因错定经纬度引发的海难令英帝国的统治者坐立不安，要知道在地球上，经纬度的毫厘之差，将在实际航向与位置上谬以千里，这也难怪彼时船长要无理由地将胆敢对经纬度与航向发表意见的任何船员直接处死。我们当然知道，纬度容易用北极星的角度计算，在地球上，有天然的赤道和北极作为参照，可经度的计算，即使在规定了本初子午线之后，依然无法确定在海上某艘船距离格林尼治时间的差值。其实人们容易想到，地球自转一周用24小时，转过360度，即每小时转过15度。那么如果说，以格林尼治的时间为标准时，在海上的船员们若知道所在地的时间与0度经线处的时间差，那么彼地经度的判断就能简化为一个简单的除法计算了——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
但是，当时陆地上的钟表未必都走得绝对准确，遑论狂风巨浪包裹中，烈日暴雨交替下的船上，又怎么能确保时间的精确呢？要知道，在赤道上，15度的跨距足有1000多英里，可想而知一天下来误差几秒钟，对于常年累月航行在大海上的船，这意味着什么。
用钟表来计时，是不是一种不靠谱的臆想？
帝国议会不去理会，给出一个价码——两万英镑，奖励给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无论什么办法。
天文学派认为，用月距法才是高逼格的做法。
有人想出，在每天正午捅带上船的伤狗一刀，然后再零度经线处朝狗用过的绷带撒药粉，船上的狗立马会叫来定时间，你听着都觉得匪夷所思。还有人准备做海上烽火台，用炮弹做狼烟，你看当时的人想象力多么牛逼。不要以为只有现在这个时代才是脑洞大开的时代，三百多年前的人们脑洞一点不比现在小。
约翰哈里森，一个普通的木匠，认为钟表法是最终的正途。他穷尽半生，死磕求解，一个人和整个时代里阻挡创新的力量死磕，最终做出了震惊世界的航海钟。
故事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了，失败和挫折，被否定和戏弄，被夺走和压迫，被看轻和驱逐，薄薄的一本小册子讲得精彩不已。
大航海时代，经度都不能完全搞清楚就敢杨帆出海，航海家就是冒险家，不得不佩服。可是从道德上做评判从来都没有理性分析原因来的扎实。没有非常利润诱惑，会有非常冒险之举动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然是真理，重赏之下还有智者，智者不要讳言对金钱的渴望，智慧从来有价，用智慧挣钱高贵无比。我们只是对死磕的精神，五体投地。
这是一个找到我们人类自己的位置故事，你可能想不到航海问题其实是经度问题，经度问题，最后跟做一块表相关。从一块表出发，征服航线，征服海洋，成就霸业，改变世界。
哈里森的钟表引发了钟表革命，在追赶时间的征途之上，人类不断走向极限。名牌手表还推出了经典纪念款，为了纪念哈里森。与其说是纪念一个人，不如说是纪念那些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难题的死磕精神。
1714年，英国国会通过《经度法案》，设立经度奖。你可知道整整300年后的2014年，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重启了这个奖，向世人征集解决抗生素耐药性的问题。300年前的那一幕仿佛突然来到眼前，好神奇。
在人类进步的历程上，从来不缺难题，也从来不缺奖金，也从来阻挠，或许缺的，就是死磕的精神和死磕的人。
这是读罗辑思维推荐的书里面第二本故事书，上一本是《费马大定理》。有意思的是，两本恰好都是关于一个解决困扰世人的大难题及它被解决的故事，它们还几乎都是被一个人独立解决的。怀尔斯、哈里森，都经历了死磕、成功、被怀疑和否定，继续死磕，最终震撼世界的历程。费马大定理这个数论猜想，困扰了世间的智者三百多年，最终以椭圆方程为突破口揭开谜底，经度的难题，最后转化为了一块精密的钟表宣告终结。时光变迁，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古早的难题自然会有更高级、更先进、更便捷的解决方法，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遇到的难题只会更多，不会更少，只会更难，不会更易，我们需要做的是反思一下，眼下对某些看似「毫无用处」和「不切实际」的死磕、空想以及死磕、空想的人们，多少年后，会不会给后人一个改变世界的重大惊喜？
标题来自此书第四章的标题，觉得特别好，用在这里。
《经度》读后感(七)：翻译比较用心
对《经度》这本书感兴趣，始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次，在电视里碰到BBC制作的一个系列片，讲的是寻找经度的故事，但只看到其中的一集。故事没看完，胃口却被吊了起来。在网上查了一下，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也在当当和卓越的书目中发现海南出版社曾经出过一个中文版，于是它在收藏夹/暂存架里面待了很久，但一直都显示缺货，直到最近出了个新版。
这个新的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肖明波翻译。我没有读过海南版，两者的翻译质量无从比较。但是，上海版有原书作者达娃·索贝尔为中文版写的序言，其中特别提到了翻译过程中译者向她的主动求教。这一点说起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放在今天翻译质量普遍下降的大背景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翻译者的工作态度。译者在后记中也简要记述了他的翻译过程和参考资料，他在书中添加的注释也给不熟悉背景资料的读者带来很大的方便。尽管如此，我还是发现了译本的两个硬伤。一个是第51页，在注释中把位于南大西洋的圣赫乐拿岛(St. Helena)发配到了南太平洋。另一个是在63页，把所有的日晷都误作了日冕。
书本身的内容就不多说了。讲一个波澜起伏的故事，介绍相关的科学知识，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我个人觉得不足的是，对于哈里森发明的航海钟内部原理的介绍还是薄弱了一些，大概是作者对钟表制作不够内行，同时也为了适合大多数读者的口味。
《经度》读后感(八)：测量经度的方法
至少在公元前300年时，人们的头脑中就已经有了纵横交织的经线和纬线的概念。公园150年，托勒密在它绘制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本世界地图册中，为27张地图绘制了经纬线。他将赤道标记为零度纬圈，选择的本初子午线穿过了邻近非洲西北海岸的幸运群岛。
航海中的水手们可以轻易地根据白昼长短、太阳或恒星的高度，相当精确的测算出所在地的纬度，但经度则不然，一个人要想确定海上的经度，就必须知道船上的时间以及另一个经度已知的地方在同一时刻的时间。地球每24小时自转一圈，每小时转1/24圈即15°，于是轮船与出发地之间的时差每相差一小时，经度则变化了15°。在海上航行时，每天太阳升至最高点的那一刻，领航员将船上的时钟拨至当地正午时分，再查看始发地时钟，比较后即可得出经度差。但是在摆钟时代，颠簸的船只会使摆钟快慢不定，沿途温度会使金属部件热胀冷缩，气压的升降和地球重力的变化都会对时钟产生影响。
鉴于精确测量经度的重要性，英国国会在1714年公布了著名的“经度法案”，悬赏了最高可达20000英镑的巨额奖金，以征求一种切实可用的经度测定方法。问题解决者——英国钟表匠约翰·哈里森开创了便携式精密计时科学，并为这项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
“航位推测法”：15-17世纪的船长都依靠“航位推测法”来估测距离始发港的路程。船长将一块木头扔下水，并观测船以多大速度远离木头。他会记下这个粗略的速度，根据星辰或罗盘得出航行方向，由沙漏或怀表得出在特定航线上的航行时间，再综合考虑洋流、风力和误差等因素，进而推断出经度。
“木星卫星蚀法”：人们相信通过天体间的相对位置或许可以解读出经度。只需要一个天文事件比如日食、月食等，以及该事件发生时其他地方的时间，就可以得出时差进而知道经度。但这种天文事件不会频繁出现。直到伽利略利用望远镜发现了木星卫星，它们每年会发生上千次卫星蚀，他认为其发生时间是可预测的，并绘制了一个预报表格。缺点是该方法只能在一年中的部分夜晚使用，且精确观测上有困难。虽然在海上无法使用，但该方法在陆地测绘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月距法”：天文学家不断尝试在一个18年的月球运行周期内预测月球与太阳和星辰的相对位置，并出版月球运行轨迹的数据表格，预先给出参考点月亮与某颗星星的交会时间。有了这个信息，领航员就可以将他观测到的月球靠近某颗星星的时间与表格上参考点同一事件的时间比较，就可得出时差。这种“月距法”的缺点在于人们不是很清楚群星的位置，月球的运动法则也没有被完全掌握，也缺少精确的仪器进行测量。
“怜悯药粉法”：在起航时将一条受伤的狗带上船，每到正午时分留在岸上的人讲包扎过狗的绷带浸入“怜悯药粉”的溶液中，这条狗必定会尖叫着作出反应，这就意味着“现在是伦敦的正午时分”。完全属于巫术。在发明后象限仪之前，每20个老船长中19会因为天天盯着太阳看来确定航向而失明，因此人们对此并不抵触。
“罗盘法”：如果领航员既能读出罗盘的指示，又能看到星星的方位，就可以通过测量磁北极和真实北极的距离来测定经度。但是罗盘的指针会有波动范围，很难进行精确测量，还会受到地磁异常现象的污染。
“信号船法”：在大西洋上一些已知的参考地点泊放足够多的信号船，让它们在某些时刻将信号弹发射到一英里多的高空，水手们可以记录看到火球后经过多久听到爆炸声来测量雷暴的距离。但是这个计划所需费用太高，操纵这些船的人也太凄惨，不具备可行性。
这些经度测量方法或多或少有缺陷，而约翰·哈里森制作了一系列天才的钟表，很好的解决了摩擦润滑、热胀冷缩、海上颠簸等不稳定因素。在这场天文学家与钟表匠的战争中，他饱受了经度局种种刁难和不公平对待，最终击败了天文学家们信奉的月距法，在1767年赢取了大奖。商人们利用了他的制作思想，通过流水线生产，将这种精密计时器走上来量产之路，统治了此后的航海计时模式。而哈里森的作品，H1—H4至今保留在伦敦的海洋博物馆中，接受着后人的景仰。
《经度》读后感(九)：完全没有写清楚
对于经度的测量，以前从来没有了解过，这也是买这本书的原因，但是读过之后很失望，原来并没有什么复杂的知识，本质的问题，只不过是如何制造一块能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钟表而已。这真的能成为那个时代最困难的问题吗？最起码，化圆为方的问题要比这个更难吧。
作者并没有仔细的介绍如何制造一块精密的钟表，这是一个遗憾，不过更糟糕的地方在于，对于最重要的问题——如何通过精密的钟表而确定经度——作者仅仅在开篇一语带过，后面再也没有提及，这带来了很多疑问。
在第一章中，作者指出，测定经度的办法，就是在船上带两块钟表，一台始终指示陆地上的标准时间，另一台可以在当地日当正午时调至12点，那么，计算当地与陆地上标准时间之间的时差，即可算出当地经度。
道理很简单，看这里的时候很容易理解然后继续，然而接下来如果细心一点的话，就会产生疑问，如果想在正午之外的其它时刻计算经度，该怎么办？
书中描述了另一种流行的计算经度的方法——月距法，是通过测量太阳、月亮及其它恒星之间的距离，通过查表的方法算出在陆地参照点达到这一距离时的标准时间，再算出当地时间与这一标准时间之差，即可算出经度。
在书中，作者将这两种方法描述成了死对头，但是稍微想一下即可看出，本质上这两种方法是一致的，它们都需要观测某种天象，然后根据这种天象，建立陆地标准时间与本地时间之间的联系，通过时间差来算出经度。
在这两种方法中，一个精确的钟表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作者又完全没有介绍，这本书的主人公——钟表匠哈里森究竟是如何根据精确的时间来计算经度的，这真的是很遗憾的疏漏。如果仅仅依据对这本书的阅读，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完美测量经度的办法，就是月距法和一块精密钟表的结合。可是按照作者所写，这明明是一对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
按作者的说法，月距法的支持者并不否认这块精确的钟表对月距法的帮助，但他们一直在试图阻止钟表匠哈里森单独获得关于经度测量的大奖，另一方面，当哈里森的两块钟表远洋海外接受测试的时候，月距法还不成熟，没有足够精确的数据表以供计算，那么，到底哈里森是怎样在正午之外的时刻去测量经度的呢？作者留下了这样一个恼人的问题，愿知者教我。
《经度》读后感(十)：还是“关系”最要命
《经度》真是一本好看的书
以至于头天晚上我在饭馆弄丢了以后第二天清早又去书店再买一本
为什么好看？
故事曲折动人，翻译罕见用心
其实就是一本我们理想的入门级的“科普读物”
说的是科学、技术和历史
但没有专业背景一点都不妨碍阅读
有很明确的情节和人物
像看传奇小说一样过瘾
书里说的就是大航海时代以后欧洲人发现纬度很容易计算，但经度搞不定
搞不定的后果就是船乱开，一切乱套，白白折了好多人命和财富
于是最牛最有钱的英国就设了专门的机构经度局要攻坚这个科技难题
而且最高悬赏两万镑来征求实用合理的解决办法
——维基百科上说，彼时的两万镑相当于2007年的600万镑（也就是8000多万人民币）——英国真是有钱！
解决办法由二：一是靠天文，天上日月星辰都有其运行规则，参考地球自转就能计算海船所在方位和时间（亦即经度）
二，既然经度就是时区分隔线，计算甲地的基准时间再看乙地的当地时间，其差值就能算出经度
第二种办法用钟表来看就能一目了然
问题是那个时候的钟表制作水平还不够，温度湿度都会影响零件的性能，海船上的颠簸更是不得了
但一个英国乡下的木匠约翰·哈里森
就像星宿下凡一样让人想不通地是个宇宙无敌霹雳级的大天才
他本来跟他老子一样，应该踏踏实实做好木工
但喜欢读书和音乐，让他终归农转非，成了英国民族英雄
音乐上他一直有把刷子，会拉琴，会调音
读书方面倒不是走莎士比亚系统那条路，据说他写的最后一本书里的第一个句子一个标点没有，长达25页，总之文风一贯啰嗦之极（而且还说不明白）
但在机械方面，他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开派大宗师一样神奇了
20岁时这个小木匠就能自己无师自通地造一台全木制的摆钟，至今还能走
之后他就开始了自己毕生的“经度钟”的制作
他一共发明且制作了四台，每一台都相当完美，远超同时代的其他钟表，完全能够应付远洋需要
但这个完美主义者始终觉得还可以改进
于是四十年都在精益求精
吃了好多苦头最后才在临死前两三年拿到一等奖奖金（而且还不是很爽快的一笔发的，而是别别扭扭打了折扣）
问题就在于他没经营好“关系”
“上头的领导”都是干天文口的
信不过哈里森的奇技淫巧
而且他们自己也觊觎那多到吓死人的奖金
所以处处刁难下套
搞得老哈里森和他的助手儿子非常难受
其实纵观全书
“关系”是仅次于科技发明的要紧线索
科技明星哈里森跌宕起伏的一生跟“关系”这个玄而又玄可怖诡诈的东西紧密联系
少时玩音乐，给教堂设备调音
才有了启蒙恩师——一个牧师借他一套“带他走上了科学之路”的理科讲义
小有名气之后，又是拜访了当时最大牌的钟表匠才得到引荐，从而一跃成为经度局之红人
但和后来的领导（皇家天文台台长）关系处得不好
老了以后反倒受了好多委屈和特别不费厄泼赖的待遇
最后到了快80岁才拼死到国王那里告了御状
好在国王英明，向着老木匠
有了这层硬后台，最后事情算是有了好了结
——当然，比起来自古以来的我们的伟大祖国
哈里森已经有很多幸运了
总之，有了这个科学巨人的成果
经度问题终告解决
在那个“科技时代”，百年间伽利略牛顿哈雷这样的大师和一群群江湖术士都粉墨登场，提供了一个个或强或弱或有道理或无厘头的解决方案，每个方案的背后都包含了不同的好玩故事
可惜《经度》的作者索贝尔着墨不多，而且毕竟太多的历史湮灭了
比如说到后哈里森时代
经度计时器的量产化时代里
最成功的两位钟表匠阿诺德和厄恩肖，作者只有了三两页的篇幅介绍他们的竞争和敌对：前者善于经营个性嚣张，手艺精巧且花样百出，还娶了阔太太当贤内助一起培养独子做品牌传承者兼企业家；后者更近似于“技术天才生活白痴”类的发明家典型，生活困窘，一度潦倒到被债主扔进大牢，但在科研上更胜一筹。后来两人同时取得了一个关键性的技术突破，为了专利权争得鸡飞狗跳——作者推测的事实真相是厄恩肖独立完成了新发明，阿诺德在听说简单的思路后也研发出了同样的设备，并抢先一步到专利局备案，引发一连串的后续事件，甚至搞到英国钟表业和科技界为此分裂成两派攻讦和考证，直到今天
一两千字的行文背后足可以想象这段故事的离奇动人
拍成电影完全可以同时蕴含《美丽心灵》和《魔道争锋》的核心元素
书的信息量很大，但写得明白晓畅，个别地方会出现一些无伤大雅的重复（感觉可能是作者从不同的参考文献上看到了同一信息，然后都写进了书里）
哈里森的故事结束得也略微有点仓促（比如说可以简单总结回顾一下哈里森的一生，或许做个简单年表）——整本书要是有一个经度研究的纪年大事记可能也很好
然后就必须表扬译者肖明波了，据说并非专业译家
但翻译的水平颇高
尤其擅做考据和补注，对读者非常有帮助
还和包括作者在内的诸多专家学者交流，更保证了译文的“信”和“达”
这样的译者在曾经的中文翻译书里不难找
但在现在真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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