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_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经典读后感10篇

【www.cubkforchild.com--政治】

　　《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是一本由朱永嘉著作，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元，页数：50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读后感(一)：从顶层设计说开去（10）“立嫡立长”制的异常情况之一——“夺门之变”大结局

　　每一次重大事件都是一次洗牌的机会，而每一次洗牌的结果都意味着队伍站错与否。站错队伍的要出局，而站对队伍的可以继续留下。但有时，站队与站错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命运也在对与错的相互转化过程中跌宕起伏。

　　【配角的命运】 每一次站队都是一次生死抉择

　　从英宗到景泰帝，再到英宗，前后逾八年的时间，经历了三朝、两个皇帝。有三次重大事件左右着政局，这也意味着有三次洗牌的机会，如下图所示。“土木堡之变”结束了英宗第一次统治时期，也开启了景泰时期。此次事件中的两派命运各异。以于谦、石亨、兴安为代表的的主战派大都获得重用，成为围绕皇权的重要力量，而主张南迁的徐珵则被贬谪，甚至因为皇帝的厌恶而被迫改名为徐有贞，长期被排挤在朝廷之外。进入到景泰时期，皇太子的废立问题成为了这一时期的第一大政治争端。在此次事件中，支持另立太子的一派大都获得了景泰帝的进一步重用，虽然像于谦这样的绝对核心并未参与主导这一事件，但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的默许态度也已经非常明确。而以章纶、钟同为代表地反对派则受到残酷打压，钟同甚至被廷杖而死。“夺门之变”，结束了景泰时期，而开启了英宗二次执政的时期。以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为代表的政治投机派获得全面胜利，一时间封赏之滥到达明史之最；而景帝一派的重臣受到全面打压，与政治投机派存在过节的官员也一并受到排挤。

　　《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读后感(二)：从顶层设计说开去（12）朱元璋《皇明祖训》的复盘与案例分析（1）——论永乐之前的皇帝与君王的关系

　　成书于洪武六年的《皇明祖训》是朱元璋为大明王朝建章立制的“1号文件”。在这部《皇明祖训》中，朱元璋基于自己前半生的生活和政治斗争经验为子孙后代制定了相对系统而又完善的行为规范，既包含家规，也包含国家权力运行制度。从制度层面来看，这部《皇明祖训》涉及东宫制度、宦官制度、军事制度、司法制度等；从人这一层面来看，主要包括如何处理以下主要人际关系：皇帝与太子的关系、皇帝与藩王的关系、皇帝与后宫的关系、皇帝与臣下、宦官的关系。人际关系是因，制度是果，因此制度是皇帝在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总结出的方法论。这套方法论大体承袭了秦汉以来的帝国制度，并在元朝的基础上做了局部调整。但理想总是很丰满，现实却又很骨感。如果将大明王朝277年的历史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那么以洪武帝为开篇的前期，则是《皇明祖训》初始化的时间，由元朝切换到明朝的轨道上来；进入到以永乐为主体的中期，事情正在起变化，从建文帝开始提升身边阁臣的地位，到永乐帝重用宦官，再演化到英宗一朝将“票拟”和“批红”的权利下放到司礼监和内阁，朱元璋的子孙后代正在背离他的《皇明祖训》；最后，再到后期以嘉靖和万历为主体的明代后期，两位数十年不上朝的皇帝对《皇明祖训》表现得则更加无动于衷与心安理得。《皇明祖训》是一部理想书，但是大明王朝演化发展的277年所积累的各种矛盾又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它不会以某个人的意志而发生转移。制度设计，既不可能根据设计者的主观愿望来演化，也无法以祖制来限制事态的发展。如朱永嘉教授所说：“事情自有其在利害矛盾发展中的规律，制度只能是这个规律比较合乎理性的反应。”这便是《皇明祖训》的死穴，朱元璋本人无法控制后世子孙的思想和行为。

　　藩封制是被朱元璋子孙改弦更张最快的一个制度。“靖难之役”就是一个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具体体现。以靖难之役为分水岭，前后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藩王制度。因为建文一朝只有短短四年时间，而且完全处于内战状态，所以藩封制的分水岭也可以说是以永乐帝为界。本篇主要回顾永乐以前的藩封制，即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提出的处理君王与藩王关系的方法论。因为皇帝的儿子有很多，但是接班人只能有一个，东宫制度是对如何确定接班人以及接班人如何培养的方法论；而藩封制度则是对除太子以外的王子所实行的制度。总结起来，朱元璋对藩王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

　　其一，“外卫边陲，内资夹辅”的要求。封建王朝的历史上，只有2位开国皇帝以一介布衣起家，刘邦和朱元璋。作为从封建时代最底层一路打拼过来的朱元璋来说，他深知“刀枪里面出政权”的硬道理。因此，当他获得最高权力后，他需要将军事权力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开国功臣的大清洗，如“胡蓝大案”等，以消除异性人对朱氏家族的威胁；其次，他进一步将这些军事大权扩散到其他藩王手中。洪武三年，朱元璋预封诸子为秦王、晋王、燕王、吴王、楚王、齐王等，待其壮而就藩。当然，藩王绝对不仅仅是拥有封地那么简单，他们允许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如此一来，藩王的武装既可以抵抗外敌，形成对京师部队有效的补充；而当朝中出现奸臣时，藩王的武装则可以集中起来保证朱氏皇权的延续。朱元璋将藩王的军事力量作为对内、对外军事斗争的重要组成。据史料记载，朱元璋主要是参考了宋元两朝王室孤立无援的历史教训，因此决定采用分封制。但有人也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洪武九年，叶伯巨上书对分封藩王制度提出异议。他的主要观点就是从长远来看，分封制弊大于利，当藩王的权利发展到尾大不掉之时，必起争端，其论据则是汉时的吴楚七国之乱和西晋的八王之乱。可以说这些说法在朱元璋去世后便立即得到应验，“靖难之役”是分封制下的一个惨痛教训。但彼时的朱元璋则认为叶伯巨是在离间朱氏家族，叶最终下狱而死。

　　其二，“安分守己”的要求。个人认为，朱元璋基于宋室的考虑只是对历史的有选择性借鉴，并不全面。但朱元璋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异性人对于皇权的觊觎是主要矛盾，需要重点防范；而对于朱氏家族来说，只要他这个掌舵人在，朱氏内部矛盾不会成为主要矛盾，所以他没有过多地顾忌分封制的负面效应，只是简单地提出了一些训诫。一方面，他在《皇明祖训》中说：“凡自古亲王居国，其乐甚于天子。”就是告诉藩王，其实当皇帝可比藩王的日子苦多了，所以没必要觊觎皇位。另一方面，他又说道：“凡古王侯，妄窥大位者，无不自取灭亡，或连及朝廷俱废。”告诫诸王，不要有非分之想，否则只能是自取灭亡。说到底，藩王是否能安分守己，全凭自觉自愿，从这一点来看，藩王的潜在风险远比外敌和内奸要大得多。

　　其实藩王的弊端，早在洪武末年便已暴露出来，诸王多骄纵。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以秦王朱樉“多过失，召还京师，令太子巡关陕。”后来，在太子朱标的求情下，朱樉得以回到封地。同样是在洪武二十四年，晋王朱棡被人告发有谋逆的阴谋而被朱元璋召到京师，仍是在太子的调停下，朱棡得以回到封地。难怪朱允炆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 ”

　　朱允炆上台后，主要面对的是被朱元璋分封在西北边境及长江中部的9个藩王国。在前几篇曾经提到，当时有“硬削藩”和“软削藩”两种意见，最终朱允炆采纳了以齐泰、黄子澄为代表的“硬削藩”意见。其削番策略是由弱及强，也就是先清理比较弱小的藩王。一年之内，包括周王朱橚、代王朱桂、湘王朱柏、齐王朱博、岷王朱楩等在内的五位藩王相继被废。对于燕王的处理确实是最棘手的，需要慎重考虑，但是由弱及强的削番顺序却给了燕王充分的准备时间。朱允炆及其决策集团最后为自己的各种书生之见付出了代价。可以说，藩王问题是朱元璋留给后世子孙的一颗定时炸弹，只是没想到爆发的如此之快。

　　朱允炆没有解决好削藩问题，最终被燕王取代。而当燕王上台后，也同样面临削藩的问题，那么朱棣又是如何解决的呢？请听下回分解。

　　《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读后感(三)：从顶层设计说开去（9）“立嫡立长”制的异常情况之一——皇帝无子嗣情况下的兄终弟及（下）

　　上一篇谈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向了远在湖广安陆州（今湖北钟祥）朱厚熜的头上，那么朱厚熜又是如何接住这个“馅饼”的呢？

　　与期待相反的是，朱厚熜等来的不是做皇帝的风光无限，而是前朝大臣的咄咄逼人，他经历了两场遭遇战——“进城礼仪”之争与“大礼仪”之争，后者更是称为嘉靖朝第一大争端，这也为嘉靖一朝此后数十年的君臣关系紧张埋下了伏笔，也自此开启了外朝以“语言暴力”为政治手段的“党争”。

　　《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读后感(四)：从顶层设计说开去（10）“立嫡立长”制的异常情况之一——皇帝有子嗣情况下的兄终弟及（上）

　　之前提到过，有明一代，在“立嫡立长”制的情况下曾经出现过了三次兄终弟及。前三篇中谈到了其中一次的兄终弟及，即正德皇帝朱厚照与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皇权交接。而本篇将要谈到的这次兄终弟及则有些特殊，因为皇权交接并非由前任皇帝生命终止而触发，而是在前任皇帝被外敌俘虏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朝代更替的，这就是明英宗朱祁镇与景泰帝朱祁钰之间的权利交接。

　　有明一代，如果要论哪位皇帝故事最多、经历最传奇，朱祁镇应该至少可以排进TOP 3，虽然只活到37岁，但他的故事远比在位时间最长的万历帝朱翊钧、嘉靖帝朱厚熜丰富，而他的经历也不逊于洪武帝朱元璋、永乐帝朱棣。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明朝实行一帝一元号的制度，但他是有明一代唯一一位使用两个元号（年号）的皇帝。有明一代，不算南明史，共计有16个人当了17任皇帝，而那位使用了两个元号的皇帝正是朱祁镇，他所使用的两个年号分别是“正统”和“天顺”，而这两个年号也对应了明史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历史事件——“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在之前的篇幅中，我们通常使用某位皇帝的元号来称呼这位皇帝，但对于拥有两个元号的朱祁镇来说，我只能以其死后的庙号来称呼他——明英宗。待了解完他这传奇的一生之后，我们似乎会觉得“英”字颇具讽刺意味。

　　其二，他是有明一代第一位登基的少年天子。在他之前的前五任皇帝大都是在20岁以后才登基执政的，而明英宗登基时年仅9岁，大明王朝在建国后的第68年，迎来了这样一位少年天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司礼监具有了替皇帝“批红”的权利，因此也开创了司礼监与内阁对柄机要、皇帝垂拱而治的国家政治权利运行机制。这同时也是宦官快速积累权力资本的阶段，宦官擅权逐步达到了历史顶峰。

　　其三，他几乎开创了一个先例，历史上少有的被外敌在战场上俘虏且挟持的全国统一政权的皇帝，除了他之外，我能想到的北虏之君大抵也只有北宋的宋徽宗赵佶了。但赵佶是坐以待毙、束手就擒，而朱祁镇所处的形势则完全不一样，他享受着仁宣之治的政治红利，而且坐拥比瓦剌军多出近7倍的军事力量，不得不说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败家子”。

　　《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读后感(五)：从顶层设计说开去（1）-浅谈顶层设计中的制度框架

　　10年前，一位名叫张黎的导演拍摄了一部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 嘉靖与海瑞》，作为中国最成功的历史题材类导演，他的能力毋庸赘言，《走向共和》、《人间正道是沧桑》、《大清盐商》、《军人机密》、《少帅》等均出自他的手笔。上半年，我重新看了这部剧，虽然片名有些冗长，但却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封建王朝历史好剧， 由陈宝国、王庆祥、黄志忠、 倪大红等一众实力派演员担纲。原著由刘和平编写，虽为历史小说，但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了历史事实，并通过合理的想象和思考为观众呈现出了相对完整的嘉靖和海瑞，可以作为一部研习明史的著作。自从看完这部剧，心里就一直有点发痒，总想写点什么，但囿于所看过的明史书籍有限，故迟迟未动笔。十一长假，终有时间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决定以明代作为断代史研习样本，通过阅读各类明史书籍来进行学习和研究。复旦大学历史教授朱永嘉所写的《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朱永嘉）便是我研习的第一堂课。

　　为何选择研习明史？除了张黎那部《大明王朝》的启发外，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有明一代，奇葩的皇帝比较多。比如朱祁镇（正统/天顺，明英宗），罕见的两次即位的皇帝。与太监王振玩闹误国，“土木堡之变 ”使他从皇帝沦为阶下囚，一年塞北的俘虏生涯再加上七年的南宫幽禁生活后，经过“夺门之变”最终迎来二次登基，这传奇的经历甚至比《琅琊榜》中的林殊还要丰富精彩。再如朱厚照（正德，明武宗），带有浓烈的武夫色彩，但沉溺于豹房享乐，本是大展宏图之际，31岁便病死。再比如，朱厚熜（嘉靖，明世宗）和朱翊钧（万历，明神宗），爷爷在位45年，孙子比爷爷还多3年，爷孙两人基本上统治了中国的整个16世纪。一个因为暴行而差点被一群宫女谋杀，一个因为立太子问题而数十年不上朝，短暂的中兴过后，大明朝的颓势成为必然。

　　其二，明代是最后一个汉人封建王朝。从历史纵向发展来看，前朝为蒙古族建立的元代，后世为满族建立的清代。明代夹在两个少数民族封建王朝的中间，其推翻了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却又被另一个少数民族所覆灭，历史地位比较特殊，很值得去研究。

　　说完了why的问题，接下来就需要解决how的问题了，即如何去研究明史。谈到方法论，不得不提到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老先生的“大历史观”，这也是一位明史研究专家。所谓“大历史观”，大意是从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中分析因果关系和其合理性。不去分析历史应当如何展开，而是将重点放在历史何以如是展开。我虽读过一些黄老先生的著作，却因个人经历和水平有限，一直未得“大历史观”的要领。复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樊树志也曾说：欲研究历史，须先敬畏历史。如何敬畏历史，要小心翼翼地去触摸它，就好像我们去研究故宫一样，先从远处仔细观察它的整体结构，然后再由远及近，再观察其房间格局，最后再带上显微镜去观察它的一钉一卯……按照这种思路，《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这本介绍明代顶层制度设计的书自然成为了我的首选，后续还会再研习《中国的历史》（陈舜臣）、《中国大历史》（黄仁宇）、《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明史讲义》（孟森）等专著，并辅以《二十四史》、《纪事本末》等史料，希望以此来从宏观上把握明史的结构性变化和发展趋势。然后，通过《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大明王朝1566》（刘和平）、《晚明大变局》（樊树志）等著作从某一个剖面进行微观上的历史研习。

　　无论何种朝代，其宏观上最重要的体现便在于顶层设计，而政治制度则是顶层设计中最核心的部分。《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以明代的政治制度为中心。流，指流变，即传统上的前后因缘承袭关系；源，指来源，即政治制度来源于当时实际生活的矛盾和斗争。朱元璋（洪武，明太祖）的顶层设计即是从这两个方面形成的。有明一代的政治制度，有得亦有失，得在何处，是在哪里，便是此书的精华所在。

　　《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读后感(六)：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从顶层设计说开去（11）“立嫡立长”制的异常情况之四——“靖难之役”（下）后“靖难”时代

　　之前在“大礼仪”一篇中曾经提到，后世对于“大礼议”事件的评价是“自是衣冠丧气”。其实史学界也有另一种说法，早在120多年前的靖难之役后便是“衣冠丧气”。无论是从《皇明祖训》还是道义上来看，都很难给靖难之役带上一顶合法的帽子。说到底，就连朱棣本人都不认为这是一次师出有名的战争，因而依靠此窃取到的胜利果实也自然是“名不正，则言不顺”。人往往是一种矛盾的高级动物，像朱棣这样有勇有谋的野心家，在表现出智慧的同时也展现出了愚蠢、阴暗的一面。历史岂非他一人所能书写，但朱棣仍冒天下之大不韪，极尽掩耳盗铃之能事 。其掩耳盗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对于前朝历史的歪曲、销毁

　　朱棣对于前朝历史的歪曲和销毁，就如同把书中不想让别人看到的那几页暴力地撕扯掉、甚至是把整本书都烧掉。他的核心思想就是，他本人是合法地继承父亲朱元璋的皇统，而非建文帝，只是由于朝中奸佞所害，才导致发生了洪武帝逝世后的一系列动荡。首先，上位伊始，他便取消了建文帝的帝号、年号等在内的一切有关皇权继承人的印记，将建文元年至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这一段历史时期，在史学界也被称为“革除时期”。 直到近200年以后的万历时期才恢复建文年号，又过了大约50多年，南明君主朱由崧定其庙号为“惠宗”，谥号为“让皇帝”，而到了清乾隆年间，乾隆帝封其为“恭愍皇帝”，至此朱允炆的帝位得以完全恢复。历史就是这么有趣，明代的皇帝却需要由清朝的皇帝来为其正名，这也再次说明朱棣掩耳盗铃式的所作所为在后世面前变得不堪一击。

　　其次，焚毁政治文字。朱棣让解缙等人遍阅建文时期的政事文字，凡涉及兵农钱谷者留之，其余尽焚毁。这里有一则轶事可以体现出朱棣对于焚毁一事的坚决与严酷。李贯和解缙都是建文时期的文臣，朱棣在问及四下是否还有需要焚毁的文字时，说：“尔等宜皆有之。”众大臣都默不作声，独李贯顿首曰：“臣实未尝有也。 ”朱棣说：“尔以为无为美耶？食其禄，任其事，当国家危机，官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李贯遂被下狱。由此也可见，朱棣对于前朝的文官是充满偏见和仇视的，一旦让他抓到把柄，这些文臣便大祸临头。

　　永乐时期朱棣及其党羽极尽歪曲、批判前朝之能事，以此证明靖难之役的合法性，而后世同情者亦写出了与之相反的谀词，甚至将建文帝奉为一名完美无缺的君主。两相比较，这些残缺不全、前后矛盾的史料已经无法还原出建文一朝的历史真相。这就如同英国人凡尔纳在上世纪从莫高窟拨揭盗走的壁画一样，建文朝成为了明史的一段空白。虽然是一段空白，但不代表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它甚至比那些有记载的历史时期更加波折，也更加残酷。

　　2、对于前朝文官集团的大屠杀

　　改朝换代之时，侍奉前朝的官员往往不能善终，对于建文一朝的官员来说更不会例外，甚至对他们来说是灾难性的。朱棣上位后，他对前朝的文臣和武将采取了有区别的处理措施。对于武将，大多采取了宽宥的态度，像耿炳文、李景隆等南北战争中的将领大都赦免，这大概与朱棣前半生的戎马生涯有很大关系，在他看来，武将都是听命于文官，因而错在文官而不在武将；对于文官，特别是士大夫阶层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值得注意，永乐初期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屠杀与洪武中后期对于武将的大清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父子二人都实施了残酷的杀戮，只不过实施的对象不同，洪武帝清洗武将队伍是为了未来，稳定未来的朱氏皇权，相反，永乐帝则是为了过去，报复在靖难之役中与其作对的文官集团。朱棣对于文官集团骨干成员的毁灭式打击被后世称为“瓜蔓抄”，其血腥程度堪称人类历史之最，也是人类文明史当中极其不堪的一页。这当中犹以方孝孺的“灭十族”最为骇人听闻。当北方军攻破金陵的当日，方孝孺即被执下狱。朱棣从北平出发前往南京之时，道衍就曾告诉过他：“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彼时，就连北方阵营都将方孝孺视为天下读书人的典范，是知识分子阶层的领袖级人物。道衍的言外之意即是若杀方孝孺，则是与全天下的知识分子为敌。永乐帝起初听从了道衍的劝告，并且欲重用方孝孺为己所用。当他令方孝孺草拟登基文书时，后者严词拒绝，且哭且骂，朱棣一气之下将其肢解，并灭其十族，这一重刑也堪称封建王朝之最，以往历代最高至九族，即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朱棣在此基础上将其下的朋友门生列为第十族。对于为何采取这样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刑罚，史书有不同版本的记载。如《纪事本末》，文皇大声曰：“汝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就是这一段话，方孝孺的家人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干人等遭受了灭顶之灾，在十族范围内被诛杀者相传873人，除此之外的亲族尽数抄没，发配充军者也有近千余人。像这样所谓的“瓜蔓抄”，远不止方孝孺一案。知识分子阶层，特别是士大夫集团在永乐初期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说明代的“衣冠丧气”是自永乐始，不为过。为君者如此残暴，自然会涌现出投机的为臣者，如陈瑛、纪纲之流如同历史舞台上的小丑，终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对于建文帝的最终结局，众说纷纭，甚至被神化，这可能终将成为一段历史悬案。但关于建文帝结局的讨论却始终未曾停歇过，这似乎成为了士大夫阶层乃至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发泄对永乐帝不满的一个出口，对于最终结局的演绎也转变成了人们追念建文帝，甚至是对正义、公平的呼吁。

　　《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读后感(七)：从顶层设计说开去（12）朱元璋《皇明祖训》的复盘与案例分析（2）——论永乐以后的皇帝与君王的关系

　　如果将洪武、建文、永乐、宣德这四代君主对于藩王的处理方法串联起来（因宣德帝只在位9个月，所以暂且忽略），可以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从“亲亲”到“抑亲”。作为开国君主，朱元璋为了防止异姓人篡夺政权，在中后期对武将进行了大清洗，而对藩王采取了“亲亲”的政策，给予他们组建独立武装的权利。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朝廷与藩王的军事力量对比失衡，而在主观上，朱元璋又让燕王、秦王等几个儿子参加边境的局部战争，使他们的军事斗争经验逐步提升。对于朱氏家族内部各方力量来说，在朱元璋和太子朱标的维持下，尚能平衡。朱元璋在各路藩王面前唱黑脸，而让太子朱标唱红脸，以提高太子在诸王心中的地位。但朱标在洪武二十五年的去世打乱了朱元璋的权力交接部署进程。根据“嫡长制”的原则，朱标的二儿子朱允炆继承太子位。而朱允炆与各藩王叔叔之间的力量失衡为之后形势发展埋下了隐患。

　　朱元璋于洪武三十一年去世，叔侄之间的权利斗争又暗变明，失去了朱元璋这个掌舵人，皇权的归属就只能靠军事实力说话了。进入到建文时期，藩王的军事实力已经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削藩成为了建文朝的头等要事。面对“硬削藩”和“软削藩”的决策，朱允炆错误地选择了“硬削藩”，而在“擒贼先擒王”和“捡软柿子捏”的两种不同的“硬削藩”策略中，朱允炆又错误地选择了后者，导致燕王朱棣获得了足够的时间进行军事准备以应对“削藩”。四年的靖难之役，以叔叔的胜利而告终。

　　从建文到永乐，朱棣一直在无视和违反父亲朱元璋的《皇明祖训》。《皇明祖训》说“若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可训兵待命”，朱棣打着靖难的旗号实则是篡夺弑杀天子；《皇明祖训》还规定藩王在清除奸臣后应“收兵于营，王朝天子而还”，而朱棣则是直接夺去了皇位，这不仅违反了《皇明祖训》中对于藩王的政策，更违反了东宫的基本国策。根据嫡长制原则，即便朱允炆去世，也应由其子继承皇位；即便朱允炆的子嗣都因靖难之役死亡或失踪，按序也应该由朱元璋的嫡子晋王朱棡的后代继承。总之，无论是家规还是国法，朱棣的皇位都毫无合法性可言。也正是如此，除了一部分投机分子外，知识分子阶层，特别是士大夫阶层，都不认可朱棣的所作所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就像当年朱元璋清洗武将那样，朱棣对反对他的文臣展开了大屠杀。如方孝孺者，多被处以灭族的极刑，史称“壬午殉难”。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方孝孺之党，坐死者八百七十人；邹瑾之案，诛戮者四百四十人；练子宁之狱，弃市者一百五十人；陈迪之党，杖戍者一百八十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士大夫阶层的节气，另一方面，历史也见证了朱棣残暴无度，故有“自是衣冠丧气”的说法。其影响不仅在于社会阶层的深度，还在于时间的广度。即便到了永乐晚期，在全国的郡县一级，仍时常有因建文事而被株连者，民众的生活因此也长期受到严重的影响。为了防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朱棣采取了比朱允炆更加严厉的“削藩”策略。总体来说，就是由之前的“散养”变为“圈养”，藩王的一切活动被限制在藩王府中，且藩王之间未经皇帝允许不得私自相见，就连出城省墓也需要得到批准方可行动。以靖难之役为转折点，虽然朱元璋的《皇明祖训》还在那里，但是对于藩王的管理方法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效法西汉、西晋的诸王分封制，到效法唐代的“圈养”方式， 从“亲亲”到“抑亲”，其本质在于当权者对于藩王的态度转变，藩王由朱氏皇权的捍卫者变成了个人实现皇权独裁道路上的绊脚石。

　　尽管朱棣采取了如此限制藩王的措施，但“靖难之役”既然开了藩王起兵谋反的先河，就必定有狼子野心的后人效法。历史的情节似乎又在重复，只是舞台上的主角不同罢。朱棣有3个嫡子，分别为太子朱高炽、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而朱高炽与朱高煦此时的形势关系，就如同彼时太子朱标与燕王朱棣的形势关系，太子始终处于较为弱势的一方，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朱元璋所设定的东宫培养制度还是存在着明显缺陷的。据史书记载，朱棣在立太子时就有所犹豫。皇帝秘密召见解缙询问此事，缙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当然，这有可能是仁宣两帝后来为了使诛杀汉王变得更加名正言顺而对历史做了修改，但也同时反映出，朱棣评价太子的标准可能不是太子本身而是他的皇孙。自此，东宫与汉王之间的暗斗便持续不断，最大的争端莫过于解缙之死。永乐八年，解缙入京奏事，但赶上朱棣正在北部边境率兵打仗，因此只拜谒了太子而还。汉王便因此上书朱棣，责备解缙私觐太子，有谋逆之意。朱棣以“无人臣礼”之由将解缙下狱，并将其活埋在雪堆中冻死，有明一代第一才子竟以这种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东宫与汉王之间依然纷争不断，太子伴读“三杨”之一的杨溥只因迎驾稍缓而入狱十年之久。由此可见，由东宫有关联的一干人在皇位的权利较量过程中也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甚至有付出生命的代价。

　　从朱棣到朱高炽，再到朱瞻基，皇权的交接看似平稳过渡，藩王也没有对皇权产生实际的威胁，但实则暗流汹涌。进入到宣德时期，原来东宫与藩王的矛盾演变成了君主与藩王的矛盾，从朱高炽与朱高煦的兄弟之争到朱瞻基与朱高煦的叔侄之争，二十五年前朱棣与朱允炆叔侄之争的历史情节似乎又要重演。只不过，前者是以为叔者的胜利而告终，而后者是以为侄者的胜利而告终。宣德元年，汉王朱高煦起兵谋反，终失败。这一次兵变，受牵连而被诛的人多达六百四十余人，坐死戍边者一千五百余人。

　　虽然叔侄战争的结果不同，但朱氏家族之间的相互残杀则在重复上演。朱高煦最终被侄子朱瞻基活活烧死在铜缸之内，而汉王的子嗣全部被诛。

　　经历了一大一小两次君主与藩王的战争，叔与侄之间的战争，此后明代的藩王基本上被养成了废物，再无建树。

　　《明史.诸王传》的篇末对明代藩王制做了总结：“ 有明诸藩，分封而不锡（通“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盖矫枉鉴覆，所以杜汉、晋末大之祸，意固善矣。然徒拥虚名，坐縻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对于藩王的要求变成了纯粹的理想，而实际则事与愿违。如朱永嘉教授所说：“财产尚能分割，国家的权利无法分割。”故藩王拥兵，必然引起皇权的动荡。

　　《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读后感(八)：从顶层设计说开去（6）相权背后的组织形态及关键少数的职业发展路径

　　洪武13年，朱元璋因胡蓝大案而被彻底激怒，自此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等分理天下庶务，相权实际由皇帝一人独揽。如篇2和篇5所说，名义上的相权被取消，但实质上其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因政务繁重、精力有限，皇帝总不可能一人独自决断，因而在取消丞相后身边还是围绕着一套秘书班子，作为顾问，称为殿阁大学士。洪武、永乐之后，经过明代中期直到英宗少年即位时，相权的地位经过重新洗牌后再次确立，票拟的权利已经全权由内阁承接，负责处理六部、五府、都察院的奏章，而首辅作为内阁中的第一号人物又统揽内阁，因而虽无丞相之名，但已具丞相之实。故到了明后期，嘉靖、万历时期的首辅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都是权倾一时的丞相。

　　内阁制就像一个连接内庭和外朝的接口一样，按照其独有的规则向上层传递信号并作出反馈。这个规则包括组织形态，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生态，如下图所示。就内阁本身而言，通常由数人组成，明前期的人员组成相对于六部独立，中后期则通常由六部的尚书兼任。内阁要帮助皇帝处理来自于六部、五府、都察院的奏折，并作出票拟。所谓六部，即主管行政的机构，包括吏、户、礼、兵、刑、工；五府，即主管军事的机构，包括前、后、左、右、中军都督府；都察院，即主管监察的机构，包括负责各省的十三道御史以及针对六部的六科给事中。总之，内阁总揽包括行政、军事、监察在内的一切中央权利。当然，内阁和这几个中央部门的关系态势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过明中期此消彼长的演化，最终定型于后期。在洪武、永乐的时期，所谓的内阁成员品秩均不高于正五品，而六部尚书则为正二品，而随着皇位更迭，皇权弱化，内阁持重，形成了内阁压制六部的格局，到了嘉靖朝，甚至大部分内阁成员皆出自六部尚书，如徐阶任礼部尚书，后举荐高拱接任，严嵩之子严世番任工部尚书，张居正任兵部尚书，而这些人又同为内阁成员。所以相权自身的矛盾关系由原来的内阁与各中央部门的相互牵制转换为内阁各成员所代表利益集团之间的角力。如果说内阁是相权的关键，那么首辅则是关键少数，他无疑是内阁中话语权最大的一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内阁从来就不是中央一级的正式机构，在朱元璋的顶层设计中从来也没有内阁的说法，它的特殊历史地位是在参政决策中长期演化而成的。

　　内阁的组织形态

　　《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读后感(九)：从顶层设计说开去（8）国之根本——东宫制度

　　1.何谓“东宫制度”？

　　自1368年朱元璋（明太祖，洪武）在应天府称帝起，至1644年朱由检（明思宗，崇祯）在北京景山自缢而亡，有明一代，历经277年，共16帝。在皇权交替更迭的历史进程背后，既有朱元璋顶层设计的共性，也有各种复杂的机缘巧合的个性，这些自觉与不自觉的因素纠缠在一起，展现了16位帝王权利交接的历史必然与偶然。这套复杂的运行机制，即接班人制度，也称为东宫制度。一个王朝要想延续下去，那么东宫制度便是顶层设计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古人把这件事视为国本问题，即国之根本，由太子废立而引发的纷争，便成为争国本的问题。明万历朝的争国本一事，便闹得沸沸扬扬，以致使朱翊钧（明神宗，万历）与外朝大臣形成长期对立的僵持局面，故数十年不上朝自此始，明代的国势也进一步滑落。

　　2.为何“东宫制度”？

　　历代很多君王迷恋长生不老之药，明世宗朱厚熜（明世宗，嘉靖）便是明代中最狂热的一位，尽管他即位45年，但最终也命丧于此。人的生老病死是客观规律，它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因此，汉初时，为了避免重蹈秦帝国二世而亡的覆辙，贾谊便专门就此写了一篇关于东宫制度的文章——《保傅》，认为这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至明代时，这依然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洪武元年，朱元璋即立长子朱标为太子。朱元璋认为元制不足法，因而令詹同研究历代东宫制度，以期在历代东宫制度演变的基础上做出完善的顶层设计。

　　3.如何“东宫制度”？

　　东宫制度核心问题

　　《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读后感(十)：浩瀚飞湮灭，又岂是朝朝暮暮

　　源流

　　朱先生个人的政治经历，我想他对明史肯定有着特殊的感情，既情揉于其中，便难以克制其述，开始读的时候，我特别想去寻觅这种个人情绪，因为这是最真实的表达，重复数次，关于“败者寇的解释”。读毕全文，朱老并未隐匿情绪，而是有畅所欲言的表达。很多人读历史，只读到帝王家史，只看得见王朝兴衰，看不见人。这样的态度，易难其心，因为不够温柔，便不能理解。钱穆先生总是对我们年轻人谆谆教诲：要对古人温柔待之，要着眼于当时的时代，从大背景去看人，去论事，去理解。朱老的这册书中，便能理解到他对古人的温柔，有宽容，亦有所理解。

　　1、明代的立国建制

　　朱老很看重制度，但同时他又不深信制度，他认为有制度方有法可依才有规矩，才成方圆。但是随着“流”，时间会改变制度，制度总是会暴露出弊病的。这当然是本质实事，发展的视野看待制度，制度需要修正，需要维护。但是由何人来创建制度？中国几千年来，所讨论的，依附的，是追求圣人创建制度，后人执行。朱元璋也是这个调子，所以他废除宰相，把权利抓到皇家手里来，管束后宫，把汉唐的后宫利弊严加管束；还有宦官制度，本身就有矛盾，不许宦官习文，不许宦官触朝政。但是以内制外，皇家的人唯有用宦官才能抗衡外庭，汉武帝把宰相的权利夺了之后，一直到明朝，中书省的权利分给六部，尚书管天下事，这种分权，由六部直接向皇帝报告，但这个皇帝如果不想听报告呢？期初的顾问，到后面形成的内阁文管制，其实复活了宰相。朱元璋企图建立一套一劳永逸的制度，他忙碌一世，把朱家守江山的问题全部解决掉，他想成为那个创建制度的圣人。比起刘邦，他有充足的时间以及经验去思考帝国制度的建立。

　　2、东宫制度

　　接班人问题，终明朝一代，除了造反的成祖外，其他的接班人按照朱元璋的制度设计，一群饭桶！朱元璋培养朱标，守皇陵，亲民苦，爱兄弟，这个成长模式本身是积极的。可朱元璋制作一个江山永固的制度来捍卫朱家的天下时，也局限了朱家人，朱厚照其实天真浪漫，可出生皇家，只能悲剧。

　　源流，东宫的制度朱元璋也思考了汉唐，像李世民这样的教训就必须要收回东宫的兵权。可到了明朝后期，内阁跟太监的博弈，决定谁当皇帝，英宗的复辟，这对朱元璋来说，无疑啪啪啪打脸。中国政治，一直讨论是封建好还是郡县好，前面也有例子。汉景帝想削藩，七王之乱；魏晋的八王之乱，封建是长弊病，随着时间的发展总是会出现尾大不掉的难题；比起这个难题，皇家孤立无援的教训逼近时代离得更近，因此朱元璋双管齐下，对朱家后代太自信了。汉代刘濞这样的人，朱家三代就开始出来了。朱老也很诚恳的对当局者，提出了自己的警示。

　　3、后宫制度

　　其实朱元璋晚年都疯了，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为了子孙能安稳，他把那一代对朱家天下有威胁的人都方法设防的除去了。这样的人肯定谈不上温柔，但是对家人，朱元璋却又真是极度温柔点，他叫朱重八。从小虽然家境贫寒，但是父母给予他的爱，让他特别重视家庭。所以在有人议论他的分封藩王制度时，他发飙了，那个儿敢离间我们父子关系，抓来射死。汉武帝传位之前，太子的母亲赐死，魏晋的时候，赐死太子的母亲似乎已成惯例。这违反人性，却又是皇家的悲哀命运。按说杀人如麻的朱元璋，哪里会在乎几个女人的生命呢。但对自家人，他呵护备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能江山永固，子孙永贵。后宫也争气，有明一朝，没什么掌权的太后来祸乱朝政，倒是像张居正等悍臣，颇依仗后宫的支持！

　　5、

　　朱元璋把诸王藩封于边境重镇和名城大都，希望诸子习兵事，预军务，以屏藩朝廷，但不希望他们干涉地方行政事物。他希望皇子皇孙能协调好朝廷与诸王之间的关系，以期长久。秦始皇统一六国行郡县制后，分封制的两次局部性反复，西汉与西晋，都是在汲取了前代秦与曹魏迅速亡国的教训之后，从军事的角度来局部恢复分封制的，但接结果并不好。唐代吸取前朝的教训，对宗藩则是采取集中养起来的办法，其效果也不见得好。

　　朱元璋总结汉唐以来藩封的历史教训，实际涉及几个方面的相互联系，即如何保持中央朝廷政权的连续性，皇位继承如果出现空缺时该怎么办？皇帝没有儿子，过早夭折时该怎么办？朱元璋在祖训中规定了一条“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守分勿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即斩奸臣。”这一条朱元璋的后继者是遵守的，如土木堡之变以后，明英宗被俘，皇位空缺，以制传位为景泰帝。

　　从秦汉到宋元，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都是在武力征伐的过程中形成的，战国时期郡、县最早的设置，到元代中书省的设置，几乎都是如此。它产生的过程不是自下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不代表地方利益，而是为了中央政府对新征服地区加强管理和控制这个目的而设置的。中央对地方行政机构设置的过程中，为了防止地方上尾大不掉，都采取行政、财赋、军事、监察诸权并立的办法，尽量避免在地方上出现个人独擅一切权利的现象。一旦军政与民政合一，就会出现方镇割据、方镇之间相互兼并争夺、战争连绵不断，甚至外部势力入侵的局面。统一和集权，反而成了社会稳定的保障。从人事管理上，历来不是自下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中央通过地方举荐和科举考试吸纳管理人才在本地做官，然后由中央人事部门委任到地方任职，而且往往回避本地人在本地做官，防止地方自行成利益集团。对各级系统的监察，也是自上而下派出相关人员，从巡视员开始，逐步划定地域，然后设置机构，最后演化成为新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这种情况反复出现。

本文来源：http://www.cubkforchild.com/shkx/523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