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是哪一天|《世界末日之战》经典读后感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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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末日之战》是一本由(秘)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574图书，本书定价：39.90元，页数：2011-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世界末日之战》读后感(一)：【大家来读书】名家笔下一块难啃的油骨头！！

　　《世界末日之战》，这部由秘鲁作家马里奥.略萨，在前辈巴西作家库尼亚的著作《腹地》的引领下，于20世纪80年代初完成的长篇小说，以53万汉字的容量来描写1896-1897年间发生在巴西腹地卡奴杜斯土地上的一场农民反抗运动，刻画了被称为“劝世者”的神职人员暨反抗者的精神领袖安东尼奥.马西埃尔、意欲点燃南美大陆革命的欧洲无政府主义者加尔，以及政府军指挥官费雷拉中尉、多名腹地男女居民众生相......被研究者视为略萨的三部贯彻其“文学是一团火”思想的长篇小说之一，以“新小说”技法结合写实风格完成的鸿篇巨制！

　　可惜，本人却无法进入此恢宏的巨著之中，无心境细读作者在史实基础上对人性的深刻把握与批判，也没有能够领略到小说家略萨苦心孤诣所构建的“时空颠倒和错位”的“立体感”效果！！自己也读了略萨的《酒吧长谈》、《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坏女孩的恶作剧》等小说，读时都兴致勃勃、欲罢不能，没有想到读《世界末日之战》却如此的难以入戏！或许是因为小说的故事背景与自己的阅历太过久远，也或许是自己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对各种风格、题材的小说都甘之如饴的程度！

　　但是，我在粗略翻阅《世界末日之战》过程里，就情节描写、人物刻画等而言，的确感到自己在读一本法国名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时的叙事意味，随着情节的推展，也时不时在脑海里产生了蒙太奇般的场景画面！！这正合略萨所言：“这部小说使用的是传统的叙事结构”，“从电影剧本（本书的胚胎，但从未拍摄）直到八年后写完本书”的说明！！

　　《世界末日之战》读后感(二)：沉闷，缺乏略萨一贯的幽默感

　　我一共有7本略萨的小说，勉强可算忠实粉丝了吧。

　　《世界末日之战》描写了1896年巴西农民起义的始末，将近600页的厚度足以说明了这是一本涵盖彼时社会方方面面的全景式小说，这是一本少见于这个时代的，与激流搏斗的巨著。

　　在译者的话里对《世界末日之战》的评价很高，认为是略萨十六本小说里最好，最有代表性的一本，略萨本人也凭借这本书拿到了2010的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我还是无法喜欢这本书，理由有：

　　1.我对于农民起义兴趣不大，大概因为这是我国特产，书中描写的起义者的愚昧和盲从，各方势力相互利用博弈，国货的剧情要刺激精彩的多了。。。只要你翻翻随便哪一朝代的历史书。。。

　　2.这本书是围绕着起义领袖“劝世者”安东尼奥来写的，大量关于宗教内容：改过自新的强盗，被偶像吸引追随的穷人，因末日预言触动祈求解脱的信众。。。你会感觉你在读宗教书籍。。

　　3.略萨本人的风格在这本书中荡然无存。不止是他以为独家特色的复杂精巧的结构在这本小说中没有体现，更重要的是趣味的失却。略萨以往的任何一本小说，都是一次愉快，轻松的体验。你会被里头荒诞又在情理之中的剧情逗乐，即使背后埋藏的主题沉重，描写的现实丑陋不堪。板起脸来的略萨失去了他最重要最吸引人的东西，起码对于我来说是如此。

　　《世界末日之战》也许是一本有厚度，重量级的作品，不过有人要说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我不能同意。我读了100页，也算对的起略萨。

　　《世界末日之战》读后感(三)：共和“神话”的另一面

　　建国“神话”不惟人类早期国家诞生之初的“君权神授”，近代国家自法国大革命以降，亦多以“民主与自由”粉饰自己，其中不乏纳粹之类独裁反动的邪恶政权。而各类新政权除对旧政权竭力铲除之外，大抵会于意识形态上在新旧之间划出一道黑白分明的界限，以彰显己身的进步与合法。它们对于历史或是当下事件的解读与评析，也无不匠心独运，因“事件是可以由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按照他们学说的演变和个人利益的需要而随意增减的。”《世界末日之战》即是一部撕裂“神话”假面而还原历史真相的揭露之书，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巴西“腹地”卡努杜斯农民起义为叙事主轴，在纪实和虚构的双重糅合中再现了这段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于官方国史中留下了殊为珍贵的知识分子的个人印记。

　　与中国的辛亥革命一样，巴西的共和之路也充满坎坷和跌宕。1822年巴西摆脱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实现独立，1888年废除奴隶制，1889年推翻帝制成立共和国。表面看来，巴西的改弦更张顺风顺水，从奴隶制到民主制近乎一步到位，然而政治上的“变天”并不意味着经济上的“换地”——土地制度依旧岿然不动。从土地上被“解放”的奴隶变成廉价劳动力，其所创造的财富经层层盘剥后被源源输入庄园资产阶级之手，再经由“腹地”（农村）输往首都和其他大城市，而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广大农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共和”的成果不仅不及于身，反而沦为新时代的难民。《世界末日之战》中巴西“腹地”的生存状态令人咂舌，这是“世界上的瘫痪者、不幸者、畸形者和受难者们聚集的地方”。卡努杜斯起义并非空穴来风，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以虚构形式书写如此复杂的真实事件，单线叙事显然会囿于顾此失彼的“一种视域”而失之偏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卡奴杜斯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棵故事之树”。因此，略萨运用多声部的叙事手法，以块状拼贴方式从全方位角度探讨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他所架设的诸多摄影镜头在末日之战的大舞台上来回扫视，在人物与人物之间，场景与场景之间自由切换。于是我们看到，从议会辩论到密室媾和，从炉边谈话到战争现场，遗老与新贵、资本家与穷人、宗教信徒与无政府主义者、记者与军官……不同身份与信仰的人你来我往，穿梭如云，其间各种思潮风起云涌、针锋相对，反映卡努杜斯事件在巴西社会各个阶层所激起的或大或小的波澜。

　　因之，小说没有任何人堪称中心人物，而群像式的描写既可以通过各种声部传达一种强烈的个人主观印象，也可以通过彼此间不甚和谐的叙述消弭这种印象而造成一种平衡。略萨在以往小说中惯以某个人物充当传声筒发表一己之见，此时亦躲在各种声音的聒噪背后作壁上观，以一种不加干预之姿，任其笔下的人物观察和表达“自己所相信和感受到的，也就是他周围的人所相信和感受到的”。于是，不同势力根据自身利益或是偏见折射下的卡奴杜斯起义，在同一个时空下可以幻化成各种判然有别的印象：在信徒是通往天国的“圣战”，在无政府主义者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资本家则是“反对私有制的叛乱”……手中操控舆论机器的国家还可以捏造谎言、改写历史，其制造的假象甚至“比历史事实还要真实”。一次由饥饿、贫困和暴力引发的农民起义，终于被宣传为“一次旨在恢复帝制并让英国奴役巴西的叛乱”——这不仅再次坐实大历史的书写从来就是成王败寇的经典论证，也表明新创设国家在求新求变中遭遇挫折后竭力维护自身“神话”的阿Q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略萨对卡努杜斯起义不乏同情之心，但他并没有单纯地出自“政治正确”站在受压迫的民众一方。卡努杜斯起义与大多旧式农民起义一样，有着明确的对土地分配的要求，和模糊的政治改革期望，但它以迷信来反对迷信、以愚昧来抗击愚昧的斗争策略，只能把起义引向狂热与恐怖的死胡同。如果说农民反对新政府的人口调查、户口登记、十进位公制、征税等等，盖出于“几个世纪累积”的对国家的天然不信任，那么人性中的黑暗就不能用迷信和愚昧来解释了。《世界末日之战》以大量篇幅描写四次政府围剿起义的战争场面，其残忍与暴烈不惟官军，亦有义民血淋淋的双手所铸成，战争终究沦为一场无分善恶的人道灾难。

　　略萨以秘鲁作家身份，书写发生在另一国度的一次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农民起义，其意恐怕未必要为之翻案，而是站在新世纪的高度予以重新诠释：“卡奴杜斯的悲剧就是拉丁美洲国家现实的总结”。拉美国家语言文化各有不同，政治传统却惊人相似，《世界末日之战》结尾，我们已经能够嗅到政变与独裁的味道了——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政变与独裁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国家便会以卡奴杜斯这样的“国中国”形式分裂和瓦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起义成功或失败，都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它是旧貌换新颜的国家不得不力图遮掩的伤疤，“神话”的光环终有阴暗的一面。

　　《世界末日之战》读后感(四)：“人世不过是一场无可挽回的误会”

　　当发现人与人之间是无法真正交流与理解时，我感到很蛋疼。所谓“无往不在的枷锁”，不是别的，正是观念，你可以称之为“世界观”、“信仰”、“ 判断”、“意识形态”——甚至 “理性”。当世界对主体呈现为现象时，作为表象的观念，成为必然的形式。套用经院哲学的术语，“个体化原理”决定了每个人所执迷的表现截然不同，正是这些不同的表象，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交流和理解的不可能。观念的永恒冲突不可避免地带有古典悲剧色彩，巴别塔的隐喻在千年前就证实了这一点，而如今人们只能创造出“交往理性”一类的东西，聊以自慰。

　　略萨在辛辣苍茫的巨著《世界末日之战》中再次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理解可能与否的问题。那些为著作写简介的人可以去死了，因为一个伟大作家绝不会仅仅为了描写“农民阶级对抗统治阶级的镇压”、“一个国家从君主制向共和制过渡”这些题材而花如此浩繁的篇章，与描述外在世界的规则和变幻相比，伟大作家关注的永远是个人内心秩序高塔的建构。

　　因而，我也更原因相信，托尔斯泰关注的，是一个个体在死亡袭来之时，内心隐微的怕与爱，而不是那些大写的农奴生存状况和战争正义；福克纳关注的，是一个个体在存在的黑洞与时间的深渊中丈量自身，像溺水的人那样边咳边挣扎，而不是红尘暮霭中南方庄园的衰朽；陀氏关注的，是一个个体深陷在日常生活的烂泥中时，凝望着某个“神秘世界”时的情欲、困厄、冲动和绝望，而不是“复调”冲突、底层小人物的心理全态。

　　至于《世界末日之战》，它是一场无血的观念大戮。

　　略萨以卓绝的激情全方位描写了这场大戮，在异常艰苦和漫长的鏖战之上，在血肉蛆虫共屎尿屁肠齐飞的酷烈场景之上，在每个个体带着各异的传奇经历最后殊途同归的命运之上，略萨始终高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观念的冲突与理解的无望。

　　从苏格兰流亡者加尔的身上，我才慢慢领悟到这一点。他是巴枯宁和蒲鲁东的信徒，向往卡奴杜斯发生的暴乱，觉得这场起义正引证着无政府主义的学说。卷入巴西内战后，他在一次恐惧和情欲的驱使下，强奸了一个前贵族侍女。这个女人的经历，与很多乱世时期的女人一样不幸。当其丈夫鲁菲诺出外当导游谋生时，一系列的麻烦接踵而至，先是加尔强奸了她，她只有随着加尔到处流浪，寻找卡奴杜斯根据地。一路上，她又遭遇了兵痞的强奸，加尔与鲁菲诺为她大打出手（像卡纳布拉沃男爵评论的那样：她引起的麻烦总是“无意识”的）引发的混战……令加尔困惑的是，遭到自己强暴的胡莱玛始终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的神态。他试着向她解释起义、暗杀、运送武器之类的事，但发觉她对所有解释都不感兴趣，“她既不点头赞成，也不提任何问题，只是时时用眼睛（夜色逐渐在模糊她的面孔）同他对视一下，这让他感到很愚蠢。”此后，加尔一再努力向胡莱玛解释自己作为无政府者的光荣与义务，也试图让胡莱玛解释为什么不趁着睡觉之类的时机杀了自己这强奸犯，她往往漠然以对。这让加尔觉得自己的话如同风吹在了一块巨石上，最终，他承认：“你不理解我，如同我不理解你一样。”

　　而为胡莱玛大打出手的两个男人，同样处于相互不理解的状态。加尔早已心知肚明：“鲁菲诺未能理解我，其实我并不想侮辱他”。在漫长的流浪与追寻之后，两人见面触发搏斗，仍然是由于观念的错位。鲁菲诺满心是为自己换回尊严，想杀死加尔后再手刃“淫妇”胡莱玛，加尔却始终在大谈男女之事小于民族大义，还有数以千计的卡奴杜斯平民等待解放。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人的争执扭打中，略萨两次写道苏格兰人加尔不小心说出了英语，这如同一个隐喻，泛着巴别塔的冷光，由语言的不通喻指向理解的断裂。

　　实际上，略萨拿无政府主义者兼理想主义者加尔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这位一路上喋喋不休向所有人解释巴枯宁、蒲鲁东的信条与卡奴杜斯理念相似之处的人，最终却为卡奴杜斯人拒之门外：他们不理解他。当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卡奴杜斯人，加尔脸上露出幸福的表情，高声叫道：“我是你们的朋友！我要和你们同甘苦，共命运！”但是，他发现这群甲贡索人“互相交换着狡黠的颜色，露出会意的表情，并龇着牙齿向他送来同情的微笑时，他气馁了。”加尔一生致力于颅像学，试图通过触摸每一颗脑袋而理解人们的生命状态，但最终，他恰恰死于不被理解。

　　这种不被理解的状态如同一颗烟雾弹，爆炸后的雾气很快弥漫在整个世界末日之战的参与者之间。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最终应该归结于“一切人不理解一切人”。一切人都在努力阐释着战争的本质，一切人又都觉得“别人无法表述自己，别人必须被表述”，恶性循环的结果是：每一种阐释和表述都坚如磐石，也都只能等待着硬碰硬那石火光飞溅的一刻。

　　差别心无穷无尽。卡奴杜斯本地聚集的甲贡索人来说，这场战争是上帝与魔鬼间之神圣战，敌人全是为敌基督者效力的奴仆，而“劝世者”好耶稣才是真正伟大的，无辜者将得到天使的抚爱；对于外国的流亡者来说，卡奴杜斯的动乱是无政府主义的现实化，是贫苦农民为了自身权益奋起反抗的诗歌；对卡纳布拉沃男爵和共和党人来说，卡奴杜斯是蒙昧和暴力结合的产物，杀人越货的大盗、男盗女娼的神父全都躲在一个神棍庇护下为所欲为，这一场战争的目的就是保卫共和国。差别心却不止于此，每一种大的观念都如同拧得很紧的绳索，但这些绳索内部，个体差异的观念却如同根根细线，并不与大绳保持一致，而是头绪万千。在共和党的军队中，年轻的医生观察到爱国主义普遍衰退，黑市交易与厌战情绪弥漫；在“好基督”劝世者身边，尽管有强大的精神性力量普照整个腹地，神父的出卖，男女间情欲的涌动依然汹涌；那些零星闪入闪出的人物更是如同一根根拉不直的线、跟不上节奏的音符，将观念之海倒腾的永不平息。

　　略萨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一味地铺陈不理解造成的世界末日之战，他留出一个空白，让这个空白更深刻地道出“理解的不可达成”。《世界末日之战》本以恢弘的规模和结构展开全篇，上到男爵党魁，下到义民废人，略萨都一一照顾到，每个人的所思所想在草灰蛇线、伏笔千里的架构中的展现，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时空模式。但是，唯独对一个人，略萨写尽千言，又可以说一笔没写，他就是好基督劝世者。

　　以一种客观冷静，甚至带些《圣经》色彩的笔调，略萨追踪着好基督劝世者的足迹，但从未有一句话描写过他的内心世界。这种笔调与《圣经》中关于上帝的描写如出一辙，充满神秘感，只可会意，不可理解，只能敬畏，不可直视。然而，就是这一形象，也许道出了略萨深深的悲哀：人与人之间是不可理解的，而人与彼岸的神秘世界之间就更是遥隔汗漫。

　　卡纳布拉沃男爵在一次因观念冲突，劝阻加尔而未果的场景中，无奈地想到：“人世不过是一场无可挽回的误会”。也许，理解的不可能正是这一误会的永恒动因。

　　《世界末日之战》读后感(五)：底层为何反抗“先进”？（刊于财新《中国改革》2012年第5期）

　　19世纪末的巴西腹地是一片水深火热的灾难之地，干旱和洪水接踵而至，随时将整个村庄吞噬得一干二净，侥幸活下来的不是变成孤儿和残疾，就是沦为强盗和土匪。随着“劝世者”的到来，孤儿成为最虔诚的信徒，被凌辱的女人化身为世人景仰的圣母，强盗和土匪愿做圣地的守卫者，还有源源不断的人潮从四面八方涌来皈依。他们守在一个叫卡奴杜斯的地方，日日念叨福音，期盼世界末日的降临。彼时，传说中的圣塞巴斯蒂安国王会手执权杖莅临人间，活人和死人统统要接受审判，而他们将跟随“劝世者”的脚步荣登天堂。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著作《世界末日之战》并非旨在讲述一个猎奇的传说。其实，小说对应的历史背景，可谓政治上一段突飞猛进的“进步”时期。1822年，巴西宣布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帝国；1855年，帝国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奴隶买卖；1889年，帝国政府被推翻，巴西联邦共和国成立。可惜，小说中那些“进步”的政治势力各怀鬼胎，他们力图把卡奴杜斯事件描述成背叛国家的罪行，一次次出兵割除这颗历史倒退的毒瘤。随着各种人群深入腹地，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些农民并不像官方宣扬的那样十恶不赦，狼心狗肺；相反，政府军占领腹地后烧杀抢掠，以致陈尸遍野，血流成河，才真正可谓惨绝人寰。

　　究竟什么是进步？什么是落后？略萨抛出了一个属于拉丁美洲世界的永恒疑问。

　　压迫者：名义上的“先进”

　　从纯理念的角度出发，“民主”“共和”无疑是先进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些意识形态在当时的巴西无法引起底层人民的价值认同，相反，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特权阶级打着这些旗号实现赤裸裸的利益瓜分。在小说中，当时的巴西有三股势力，一是军事独裁，二是封建大庄园主，三是两股势力中间的骑墙派，时刻期待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巴西最初的共和成果也是通过军事政变争取而来的，因此，成立于1889年的巴西联邦共和国实际上是军事独裁的产物。小说中最强力的政治势力来自里约热内卢派来的政府军统帅西塞上校。

　　西塞上校信仰后殖民时期军事独裁的合理性，“巴西再也不像几个世纪以来那样是任人宰割的属地。军队就是干这个的。维护民族的团结、进步，促进人民之间平等相处，使国家进一步强盛、更加现代化，这些便是联邦军的宗旨。”他的外号是“杀人魔王”。作为第三次政府讨伐军的指挥官，他一进村庄就大开杀戒，砍刀对准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农民。原因是他认定村庄里一定有人私底下在物质上支援卡奴杜斯的起义者们，即使不能完全证明是这两个农民所为，也完全有理由“杀鸡吓猴”。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为赢得战争而不择手段在军政府眼中也理所应当。面对敌人，政府军竭尽各种酷刑之能事。捉到卡奴杜斯的人就鞭笞，严刑拷打，甚至挖眼、阉割。“壮丁”不足，西塞上校从监狱里找来各种重刑犯充军，并不在乎这些囚犯一有机会便奸淫妇女，屠杀平民。只要上战场杀敌，军队也纵容军官报私仇。

　　中央有强势的军事独裁，地方的封建保守势力并未就此退场，这也是过渡时期拉美世界的常态。大庄园主与军政府沆瀣一气，共同压迫剥削贫苦大众。小说描述了卡纳布拉沃男爵这样的旧贵族，他是巴西帝制时期的宠臣，也是卡奴杜斯地区的实际掌控者，在共和制度成立以后依然如鱼得水，担任州议员。虽然奴隶在共和制度下获得了名义上的自由，事实上仍然是他庄园里的廉价劳动力。

　　政府军进入卡奴杜斯，本身就是地方新旧政治势力的一场利益瓜分。卡奴杜斯本来是一片平静的乌托邦，四方来此朝圣的百姓不过是在这儿安居乐业，享受相互尊重人人平等的生活。但是，另一个地方政客，担任《消息日报》主编的进步共和党人埃巴米农达，将“劝世者”的布道描述为英国人在背后支持的有预谋的反共和分裂运动，要求中央政府出兵镇压，希望以此铲除政敌卡纳布拉沃男爵，因为后者当过驻英大使。男爵也看清了他的意图：“西塞定会把埃巴米农达捧上台，让埃巴米农达当巴伊亚州的州长，随后西塞及其同伙就会来对付我们。”

　　略萨万花筒似的描述，让读者对从帝制向共和过渡期的巴西政治丑态一览无余。不要说从西方舶来的“民主”“共和”等政治理念本身已经令百姓费解，更何况，所有的旧势力都可以换上“民主”“共和”的新招牌，换汤不换药，如何让夹缝中求生存的百姓相信这群挂羊头卖狗肉的嗜利者？

　　正是这些无耻政客间的利益纠纷，把无辜的“劝世者”及其信众逼上梁山，卷入战争，数以万计的平民和军人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根据历史记载，从卡奴杜斯起义中幸存下来的平民不足400人，那些牺牲品到死都不明白自己究竟死于何种政治势力的屠刀之下。

　　反抗者：分不清现实和幻想

　　与先进的“民主”“共和”理念相对，“劝世者”口中的“世界末日”本是一种愚昧落后的旗号，吊诡的是，在这愚昧落后的旗号背后却隐含着底层百姓的正义呼声。略萨用情最深、下笔最细的无疑是“劝世者”安东尼奥和他身边那群虔诚的追随者，颇有耶稣与十二门徒的意味。这群孤儿、残疾人、强盗、土匪各有各的凄惨身世，但几乎都与巴西腹地的天灾人祸有关。无论是孤儿还是瘫子，强盗还是杀人犯，淫乱的神父还是被多次奸污的妇女，都可以在“劝世者”的末日审判教义处找到安慰。

　　底层百姓反对奴隶制，却看不懂国家政体的改弦更张，他们以为帝国是因为废除奴隶制而垮台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新兴的共和国必将恢复奴隶制。

　　对帝国张冠李戴的留恋就此产生。“劝世者”挂在嘴边的那位末日审判者圣塞巴斯蒂安，是16世纪葡萄牙的传奇国王，信众们起义使用的旗帜也印有伊莎贝尔的头像，因为“劝世者”说废除奴隶制的正是伊莎贝尔公主。他们看上去是要复辟帝制，实际上只是为表达他们的切实需求，因为每次变革的结果不过是另一个贪婪政客的上台与随之而来的更深重的压迫，“动物的本能、共同的感受和几个世纪积累的经验”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抵触随着共和制带来的所有政策。“共和国为什么要调查人们的种族和肤色呢？还不就是为了将黑人再变成奴隶吗？调查宗教还不是为了先查清信徒然后进行屠杀吗？”他们不承认共和国的税收，因为“权力属于上帝”。

　　在“劝世者”的领导下，卡杜奴斯的信众团体生活实现了底层民众的理想。

　　人人平等，对今世的凄苦感到绝望还可以期盼来世的幸福，今世无奈步入歧途的“恶人”还可以得到进入天堂的门票。虽然底层百姓的思想意识和动员方式貌似愚蠢落伍之极，但却是他们在新的政治制度下的最后的精神寄托。正如他们对“民主”“共和”这类舶来品一窍不通，他们也不懂得如何运用“权利”的语言谋求自己的利益和尊严：纳税可以是一种监管，选举可以是一种表态，人口调查可以是更好的国情掌舵，宗教调查可以预示着信仰自由……

　　从另一个角度看，造成悲剧的原因也在于先进的“权利”语言变成了服务于特权阶级的“权力”话语，将特权阶级篡夺利益的争斗合理化了，关闭了底层百姓通过伸张“权利”表达诉求的渠道。正如略萨2011年中国之行提及此书时所说：“当时的巴西已经断裂成两个世界，完全不同了，不能互相理解，就只能通过屠杀来解决。”

　　起义者的结局可想而知，荒诞不经的单向性思维，令他们死守卡奴杜斯，幻想救世主的出现，实际上他们等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更为装备精良、更为规模空前的政府军部队。

　　革命者：尚显天真

　　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卡奴杜斯起义并非一无是处，“不管它是以什么名义进行的，哪怕是以抽象真空的名义，这对于世界上的劳苦大众是一件勇敢而宝贵的壮举，是解放全人类的开端。”“劝世者”确实把十恶不赦的撒旦变成了温顺的绵羊，他们忘记私仇，宽恕彼此的罪过。在这个意义上，略萨肯定卡奴杜斯起义的意义。与此同时，他更警惕极端冒进的左倾主义与自以为是的书生救国。

　　略萨特意虚构了加利雷奥·加里这样一个革命者形象。他参加过巴黎公社，蹲过欧洲的很多监狱，四处流亡。他根本不了解第三世界被迫现代化的复杂现实，他来到《消息日报》希望刊登一则召开群众大会声援卡奴杜斯理想主义者的告示。一方面，他以西方式标杆来衡量巴西媒体的喉舌作用，称呼《消息日报》是“巴伊亚州惟一真正的共和派报纸”，认不清主编埃巴米农达的伪共和面目，以致轻易成为后者政治报复的工具；另一方面，他忽略了起义者荒诞的思想意识，也忽略了他们过时的组织形式，将其误认为理想的无政府主义社会。这个左倾冒进的革命者虽然能够熟练运用现代的政治观念，但对底层百姓的基本诉求毫不知情，而且盲目认同注定失败的革命方式，注定要被历史遗忘。

　　还有一个人物值得注意，那就是原《消息日报》的近视记者。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起初写的都是些“不偏不倚”的文章，自以为做到了新闻的客观真实，深入腹地才知晓自己的单纯与懦弱，被战争的硝烟与炮火吓得“哆嗦得像树叶一样”，直至九死一生才得到精神上的脱胎换骨。他要写下卡奴杜斯起义的历史，以求将真相和教训留给后人。这也反映略萨本人对于作家使命的理解：“文学是一团火，文学意味着不妥协和反抗，作家存在的理由就是要抗议，要唱反调，要批评……而一旦社会接纳了文学，社会就得接受一股咄咄逼人、冷嘲热讽、源源不断的洪流，它会冲击社会的表层和本质、暂时现象和长期痼疾、社会的上层和基础。”然而，这位记者为了发表卡杜奴斯起义的历史，又求助于卡纳布拉沃男爵这样的权贵阶层，这当然绝无成功的可能。

　　事实上，略萨描述的“世界末日之战”绝不仅仅发生在19世纪的巴西。几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中的受压迫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曾经历类似的阶段。革命者和知识分子都无法代表他们，他们难以表达自己的诉求。于是，诸如“劝世者”的末日审判教义可以在不少国家和地区的过渡时段找到对应物，或是打着宗教旗号的恐怖主义运动如伊斯兰圣战组织，或是以拯救世人为名的邪教组织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这背后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值得深思。

　　《世界末日之战》读后感(六)：在现实的蹦床上

　　1981年，秘鲁小说家略萨发表第四部长篇小说《世界末日之战》(La guerra del fin del mundo)。与库尼亚相比，略萨放弃了理论的设定，而纯粹只是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叙述。

　　此书是略历史小说的第一次尝试。其中的fin既可以指时间也可以指空间，因此有“末日”与“尽头”双重含义。略萨把这本小说献给库尼亚，而且库尼亚是略萨《世界末日之战》中记者角色的原型，因此这本书也成为互文性写作和元小说的典范。略萨以已有史料和库尼亚的《腹地》为材料，全面扩充了《腹地》中卡奴杜斯战役的故事结构。因此《世界末日之战》比《腹地》表现了更多的情节性。我们甚至可以把它作为一本冒险小说来读，这跟略萨本人的小说观很一致，他说：“在我看来，一本小说的技术存在于达到一种效果，即去减少——如果有可能的话，去废除——故事和阅读者之间的距离。它将会被消除。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十九世纪的作家。小说对我而言仍然是冒险的小说……”

　　在《腹地》的固有情节之外，略萨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卡奴杜斯附近的饥民、逃犯和盗匪也前来投靠的场景，其中还增加了女性角色，于是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爱情。对于劝世者身边是如何聚集了一大堆追随者的，库尼亚写得相当概括：“他不再是单独流浪了，他的第一批信徒在他那漫无目标的旅途上追随着他。他没有号召他们；他们是自动前来的，因为允许同他一起过着艰苦贫困的生活而心满意足。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属于下层社会的人，因为厌恶艰苦的劳动，常常受到轻视和怀疑；简单地说，他们是各式各样没有成就的人，惯于游手好闲，专靠取巧为生。”而在《世界末日之战》中则出现了略萨式的人物群像，主要人物像《水浒传》中一样呈簇状收拢，腹地成为所有这些千头万绪的缠结点。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雨果《悲惨世界》那种把世界的繁复驳杂的、微观与宏观的不同维度呈现在一个文本中的魄力，从而折射出在日常经验中难以穿透的侧面。略萨曾谈到对小说这种体裁的理解，认为它本质上倾向于过度和繁复：“这个文类有一种无节制的禀赋。小说倾向于增殖，故事情节像癌细胞那样扩散。如果作家抓住了小说的所有线索，那作品就会变成真正的大森林。因为小说是在时间里进行的，而时间是无限的。所以我认为，在小说的雄心里有这种要包罗万象的思想。”这和略萨的“总体小说”（total novel）观是一致的，而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小说就是《世界末日之战》。这方面略萨承认受到雨果《悲惨世界》的影响，因为“雨果把全部生活的体验都糅进《悲惨世界》中去了；同时他又把我认为是所有小说家共有的雄心、梦想给人格化了，即：建造一个几乎与真正的现实同样的完整和多样的现实。”

　　略萨还补充了卡奴杜斯的政治平衡被打破之后不同利益集团战略关系的调整，尤其是对地方政府与巴西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了动态描述。略萨获奖词中所说的“对权力结构制图学般精确的描摹”在《世界末日之战》中也有体现。政府军进入卡奴杜斯，本身就是地方新旧政治势力的一场利益瓜分。卡奴杜斯战役之所以被宣传为对帝制派的镇压，只是《消息日报》主编进行权力运作的副作用，他希望通过中央政府的介入铲除政敌。

　　像许多其他拉丁美洲知识分子一样，略萨最初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政府的支持者。他大学时接触了马克思学说，并为古巴革命所鼓舞。但渐渐地，他发现古巴的社会主义育他的自由观是不相容的。他与古巴政府的政策之间的官方破裂发生在“帕迪亚事件”中，卡斯特罗政权在1971年囚禁了诗人赫伯托·帕迪拉一个月。略萨当时参与了抗议活动，自那时起，他就确定了自由主义立场，而不是极端的左翼政治意识形态。这本书也和略萨写作时的政治态度是有关的，甚至被视为批评社会主义。他在书中描绘了“一群起义者建立了一个废除婚姻、货币，用集体所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社会”，但他对其中的非理性成分和弥赛亚主义的狂热进行了冷静的反讽，这种反讽尤其体现在他的“对等的盲视”概念上。

　　整个故事就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隐喻。共和党人在卡奴杜斯看到君主制复辟和英帝国主义干预的危险，而卡奴杜斯人参与战斗只是因为自己的生活没有因为“共和”而改善：“现在总统代替了皇帝，开始这给多灾多难的北方又带来了什么变化呢？农民不是仍然要为种出玉米、菜豆、马铃薯、红薯和饲养鸡、羊而同贫瘠的土地和缺水的现象斗争吗？村庄里不是仍然有许多人在闲荡吗？大路小道上不是仍然有强盗触摸而十分危险吗？东南西北，不是到处都有饥民和乞丐的大军吗？”而共和国进行人口调查、户口登记，并且确认人们的宗教信仰，我们现在看来是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的这些努力，在当时的腹地人看来，是为了恢复奴隶制和进行宗教迫害。再加上劝世者的宣传，共和国被简单地等同于奴隶制，而君主制则成为废除奴隶的象征。在被调动起来的宗教情绪里，他们像对待魔鬼一般豁出性命来对付共和国的兵力，“甲贡索人所进行的战争，只是表面上与尘世的战争相似，表面上是衣衫褴褛的穷人与穿制服的官军作战，表面上是腹地与沿海地区、传统的巴西与现代的巴西之战。每个甲贡索人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一场深刻的、不受时间限制的、永恒的战争中的兵丁，那是善与恶之战，自上帝创世以来就在进行着的。”这种宗教动员带来的巨大威力又加剧了外面的共和军对他们政治意图的误解。略萨称之为“狂热的现实视野产生的对等的盲视”。比如书中卡纳布拉沃男爵有这样一段独白：“他（加尔）唯一的要求不过是要像条狗似的死在那伙不理解他而他也不理解的人中。他以为自己会像个英雄那样死去，可到头来只能死得像个白痴——而这一点正是加尔所忧虑的。男爵此刻觉得人世不过是一场无可挽回的误会。”略萨在关于此书的访谈中也说，在他采访各种人为小说作准备的过程中，发现“这个故事几乎无法结构——或者是这一事件无法结构；因为有一种主观因素介入和歪曲着现实。每个人都从现实出发、从他自己的经历出发，要么为自己辩解，要么诽谤敌人的行为而修正记忆中的过去。于是，到最后，恰恰是这个因素变成了小说的主题，即：不同的看法，实则是互相抵触、矛盾的虚构，而确实又是事件的叙述者们而不是事件本身所表达的虚构。”因此，小说最后这个主题不同于略萨起初构思的主题。

　　略萨实际上意识到了卡奴杜斯这种乌托邦社会的巨大的号召力，他认为其关键之处在于“劝世者”通过把腹地所有物质上的弊端转化为一种道德力量，重塑了甲贡索人的理解力，这尤其体现在围绕他所形成的共同体上，极端贫困的人、土匪、残疾人都在这个共同体内恢复了尊严与人格，这个是在其他地方不可能满足的：“基于对他的爱戴，任何可能出现的分歧都消失了；只要一谈到劝世者，起初那百十号男女，现在是成千的男女老少立刻变成一个恭顺的整体，并且随时准备为他献出一切。他能够了解他们的精神空虚、物质贫乏和种种苦难，从而给他们带来希望，并使他们为自己的命运而自豪。”“重要的是他们所作的一切。他们废除了私有制，废除了宗教结婚仪式，废除了社会等级，否认教会和政府的权威，还消灭了一些政府军。他们是跟政权、金钱、军队和教会作斗争。”总之，略萨把那里描述成了一个人们在物质上极端贫穷，但是在精神上又极端幸福的世界。不过，在库尼亚的《腹地》中没有小丑，略萨则尽力在《世界末日之战》中刻画人物的卑微面，增添了马戏团小丑、妓女、政客等人的日常生活，因而跟小说情节的乌托邦走向形成了强烈反差。甚至有人指责略萨将“土著文化理解为一种‘原始的’障碍，充分推行他的西方现代主义模式”。略萨曾经认为“文学是一种反叛行为”，但他的审美观念发生了转变，在1982年，他写道：“文学比政治更重要，作家只应该在反对危险的政治阴谋的意义上干预政治，并把政治放在只属于它的位置上。”特别是他将自己的文学源头从萨特转向福楼拜和福克纳之后，他开始明确地在文学和政治之间进行划界，因此他在书中经常把政治家描述为独裁者或沽名钓誉之辈，并认为写作就是抵制他们刻板的语言。

　　对于远道而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加尔来说，那里正在进行“夺取地主的土地，实行自由恋爱”，而且这场战争一旦胜利，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这也是出于对腹地的盲视，我想略萨在加尔身上应该投下了切·格瓦拉的影子。

　　加利雷奥•加尔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普鲁东的信徒。他原是苏格兰医生，参加过巴黎公社，在西班牙组织过暴动，在法国、美国、土耳其、埃及等国宣传过无政府思想，几次被捕并判处死刑，都侥幸逃脱。1894年，他搭乘的货船在巴西海岸触礁，他在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上岸。但他的理想主义和欧洲背景使他根本不了解巴西的复杂现实。他忽略了起义者荒诞的思想意识，也忽略了他们过时的组织形式，将其误认为理想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他虽然能够熟练运用现代的政治理念，但对底层百姓的基本诉求毫不知情。他想在《消息日报》刊登一则声援卡奴杜斯的布告，称《消息日报》是“巴伊亚州惟一真正的共和派报纸”，但认不清《消息日报》主编埃巴米农达的伪善面目，以致轻易成为后者政治报复的工具。后来他还奸污了向导鲁菲诺的妻子，鲁菲诺的妻子胡莱玛是故事中一个穿针引线式的人物，她被加利雷奥•加尔奸污后又遭到了卡奴杜斯的溃兵的侮辱，后来受到了一位吉普赛侏儒的照顾，在腹地战火中遇到了近视眼的《消息日报》记者，也就是原型为库尼亚的那个人，最终胡莱玛与这位记者结婚。

　　略萨赋予了记者“近视”这一特征，本身就是一种对其“盲视”的善意嘲笑。这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起初写的都是些所谓“不偏不倚”的文章，自以为做到了新闻的客观真实，深入腹地才知晓自己的单纯与懦弱，自从丢了眼镜之后他看到的一切都亦真亦幻的，模糊起来，还被战争的硝烟与炮火吓得“哆嗦得像树叶一样”，他要写下卡奴杜斯起义的历史，为了发表作品，又不得不求助于卡纳布拉沃男爵这样的权贵。

　　尽管巴西目前对《世界末日之战》评价很高，但最初他们却受到不了这一点，因为外国人正在写关于巴西的主题。这也是略萨第一次大规模地处理外国题裁，他后来写的《山羊的节日》故事发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但他的早期小说背景都设置在秘鲁。略萨实际上是把卡奴杜斯当作一个微观的实验室，由此观察拉丁美洲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国别发生的分裂、内战、镇压和屠杀，以及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普遍的狂热和不宽容。他认同一种在流亡中的写作，认为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提供了虚构和怀旧的可能性，可以远离“现实的眩晕”，从而为重建现实留下足够的缝隙，使写作者“能够有足够的自由来改变现实，改变人，使他们的行为不同，或将个人元素引入到叙事中”。

　　《世界末日之战》中，略萨也是在现实和虚构之间的灰色地带和缓冲区进行写作。他在一次访谈中说：“这本书是我付出了最多劳力、把最多的自我投入进去的书。写了四年的时间。我不得不做大量的研究，大量阅读，克服巨大的困难，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写一个不同的国家，在一个不是我的时代，和一个不是用这本书的语言说话的人物交谈。但从来没有一个故事像《世界末日之战》那样让我产生激情。关于那部作品的一切都使我着迷……它的主题还让我写了我一直想写的那种小说，一部冒险小说，冒险是至关重要的——但不是一个纯粹想象的冒险，而是基于与历史和社会问题深刻的联系。这可能是为什么我认为《世界末日之战》是我最重要的一本书。当然，这些判断总是如此主观。作者无法客观地看待他的工作……这本小说成了我想要克服的一个可怕的挑战。一开始，我很担心。大量的研究材料让我感到头昏眼花。我的第一稿是巨大的，肯定是小说的两倍。我问自己我将如何协调整个场面，数以千计的小故事。在最初的两年里，我充满了焦虑。两年后，我去东北部旅行，那是个转折点。我已经做了一个大纲。我想先想想这个故事，在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再去旅行。这次旅行证实了一些事情，并为他人提供了新的见解。很多人也帮助了我……”

　　最初，略萨对卡奴杜斯战役一无所知，他参与了一部关于腹地的电影剧本的创作，阅读库尼亚的书唤醒了他对腹地的兴趣，他认为那是他阅读中少有的巅峰体验。后来电影计划流产，但他自己把被燃起的热情引向小说创作。他说：“我开始研究它，阅读它，我最早阅读的葡语作品之一就是库尼亚的《腹地》。作为一个读者，这是我生命中伟大的启示之一，类似于作为一个孩子的阅读《三个火枪手》，或者一个成年人阅读《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或《白鲸》。真是一本伟大的书，是一次根本性的体验。我完全震惊了；它是拉丁美洲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有很多理由称这是一本伟大的书，但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是‘拉丁美洲主义’的手册——你第一次发现拉丁美洲不是什么。它不是其进口产品的总和。它不是欧洲，非洲，或西班牙征服前的美洲，也不是土著社会，而是所有这些元素的共时的混合，它们以恶劣的、有时是暴力的方式共存。所有这一切一起制造了一个世界，很少有作品捕获到像《腹地》这样多的智慧和文学奇迹。换句话说，我真正为《世界末日之战》而感激的人是库尼亚。我想直到那时为止，我几乎读过了所有关于卡奴杜斯战役的出版物……”

　　略萨在收集了两年多的材料之后，到腹地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并且走乡串户，跟上百的居民攀谈，他们中很多都是卡奴杜斯战役中腹地战士的后裔。正是在这些调查中，他改变了对历史真实界限的反思，认为只存在一种相对的真实，因为“存在一种永远在操纵事实、甚至改造事实的阐释方法”。

　　略萨在访谈中提到自己的“现实主义狂热”（realism mania），希望能在幻想的世界与纪录片般的真实之间建立联系，但他也说道，当在创作一部小说时，完全的现实是不可能的，一种不真实的东西总是渗透到作品里，这超出了作者的意志。个人的故事在写作的迷狂状态下变成其他的故事，语言自身有改变现实的能力（ Language itself is capable of transforming reality）。

　　由这以上访谈我们可以看出，略萨绝非在小说中纯粹靠想象力制造空中楼阁，他的虚构（fabricate）都是从具体的现实出发，为此他在写作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材料收集，并且到故事的发生地进行实地调查，他有一个比喻，说想象只有在现实的蹦床（trampoline of reality）上才能弹跳。略萨认为小说是“谎言中的真实”，它首先是谎言，但又能遮遮掩掩、装出并非如此的样子道出真相。小说不是通过思想，而是通过颜色和情绪激发读者

　　我觉得，略萨在写作时，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对拉丁美洲的狂热和不宽容的历史的理解，这大概就是他的写作中的真实的部分。而虚构或谎言的地方在于，他从现实和已有的历史材料、一些观念性的东西出发，赋予小说独特的色彩和声调，通过悬念和情节诉诸读者具体的感知。

　　参考文献：

　　略萨：虚构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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